在相亲角读爱情诗，无望的浪漫和明码标价的现实

他不怎么谈论自己现实中的爱情，妻子不读诗，他也没给妻子写过诗，生活总是琐碎叠加琐碎。作为艺术家的曹再飞在公开场合读爱情诗，作为个人的曹再飞，是否拥有他所吟唱的那般理想爱情呢？他说，“有的时候我们对爱情的歌颂里面带有一种哀怨，现实总是不完满的，也不需要去奢求完满，但是我们尽可能地给心灵留一些空间给爱情留一些空间。”

“相亲角是最没有爱情的地方。”曹再飞这样表达过很多次。

距离他闯入相亲角读爱情诗已经过去了四年。四年间，疫情开始，疫情缓解。人潮拥挤，人流稀少，人气再次复苏。和很多地方一样，上海人民公园拥有一种恒久的不变。为子女物色婚姻的父母，读爱情诗的曹再飞，在周末一个扇形的小广场相遇，他们彼此守着各自的边界，互不打扰，互不侵犯，然后在下一个周末再次相逢。

2月11日，曹再飞又来到这里，上海飘着细雨。这是新冠疫情放开后，他第二次回到相亲的“舞台”。为子女相亲的父母或者相亲中介，大都集中到两侧的棚子里，也有人打着伞举着征婚广告牌。

征婚广告牌上，标注着身高、年龄、年薪、房车、户口，甚至是身份证前几位数，以此判断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还是新上海人。在人被量化，被物化的相亲市场上，没有人谈论爱情。上海姑娘小糕是第一个加入曹再飞读诗阵营的90后，她约上三五好友，穿着黑色文化衫，抬着小板凳，拿着扩音器，在这里读了北岛的诗。

作为拥有沪籍的适婚女性，小糕不打算迎合市场标准，“老人们像在摆地摊，觉得很可怕，只想远离。”

四季更迭，一个角落是歌颂理想爱情的朗读者，读着余秀华的《我爱你》，“告诉你稻子和稗子的区别，告诉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胆的春天。”更多的角落是明码标价的优胜劣汰，“你家儿子年薪多少啊？”“买房了吗？”“身高不行啊！”

不同的声音在这里共存，寻求理解彼此的可能，广场上似乎回响着人类永久的追问：什么是爱情，婚姻需要爱情吗？

存在了20多年的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和已婚有娃的曹再飞原本没有什么交集。

直到2019年春天。四月，曹再飞走进人民公园，五号入口左手边，一个扇形小广场，地上铺满白色A4纸张，人们持着相同的市场准则漫步其间，户口、收入、不动产，逐一评估，再和自己手上的分数匹配，完成一轮“初筛”。

地上摆不下就挂在树上，塑料膜封着一张张简历，比如，“东北女87年1米61，全日制本科未婚，貌佳年薪60万元，杭州学区房一套，浦东酒店式公寓，二套房均无贷款。”六行字对称排列在A4纸上，下方是两行更小一些的字，“寻：男本科以上1米72以上37岁以下，年薪二十万左右，”结尾一句“事业公务员可放低要求”打上了下划线。最后留了女子父亲的电话号码。

人民公园是上海市地理意义上的中心，提起人民公园很多人联想到相亲角，每到周末犹如热闹集市，征婚广告摆在地上，摊在伞上，挂在树上，还有人拿在手上，挂在胸前。广告也分区，“国际区”（有海外留学背景）、“本地区”和“其它区”。

“当然，这些都和爱情无关。”置身拥挤的人群，旁观者曹再飞萌生出一丝荒谬感。如果自己的信息在这里展示，可能无人问津，或者是第一波就被淘汰的“残次品”。

作为艺术家，他有着天然的回应冲动，他想了几种“介入”这个空间的方法，在这写生素描？不合适，在这拍纪录片？会被排斥。最后他的做法是，在这里读诗。把自己的声音融入相亲角，“咱们同台演出”，发出他的真诚的不一样的声音。他觉得这样才是有温度的，同时也是这个时代需要的声音。

那时正值四月，他留着胡子，穿着黑色衬衫，牛仔裤，站在一条20厘米高的白色木板凳上，手捧艾略特的《荒原》，高声朗读。“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掺和在一起，又让春雨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

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朗读，曹再飞有些紧张，因为没有带麦克风，他的声音在众声喧哗中很容易被淹没。加上周围人的奇怪眼神，他朗诵了半小时就“跑了”。半个小时，他读完了近三十页的《荒原》，汗滴打湿了书页。

这半小时里，有人说他是不是精神上受了刺激，是不是脑子有问题，有不少人问他是否用读诗的方式来相亲，他回答不是，“只是读诗”。有个路过的三十岁左右男士说：人们只听你说房子、票子，谁听你读诗啊。这半个小时，曹再飞有一种“被精神病”的感觉。

再后来，他带上了小蜜蜂扩音器，打印了50多首经典爱情诗并做好塑封，和征婚广告制作标准很像。这些诗歌围着白色小木凳，摆了一地，大概七八平方米。

一个人面前这么多的“广告”，引来了围观。几个市容管理人员过来，打算把地上的诗收走，曹再飞问，为什么征婚广告可以放？爱情诗却不可以？

后来，和相亲的人们一样，他的脚下只放着一张个人简历：“艺术家曹再飞于2019年4月5日起每周末节假日在此朗读经典爱情诗。”其余50多份爱情诗，摞在一起堆在旁边，供人翻阅。

有人投诉他扰民，引来了公园的管理人员。曹再飞解释说，读诗是件美好的文化公益，对方说：那你声音稍小点。也有相亲中介嫌弃他，“他们觉得，我们在这儿谈物质，你跟我玩高雅？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羞辱，至少是冒犯。”

为什么要在这里朗诵爱情诗，“其实大家都懂，说了就显得太装”。曹再飞觉得读爱情诗的方式同样是简单、直接和粗暴的，“不排除还有那么一点温情”。一开始，他的计划是持续一年。

有没有人在认真听，曹再飞是一点都不介意的。

相亲角自发存在了20多年，有自己稳定的生态。因为没有那么高的成功率，来的父母往往成了“熟客”，有的老人甚至从2019年到2023年都在为子女征婚。

相亲角顺理成章拥有了另一个功能——成为这些老人的社交场所。曹再飞和他们一样，大家怀揣不同的目的，在每周末“出摊”。度过了最初的尴尬、嘲讽期后，相亲和爱情诗在这里迎来了和平的共存。

三四个月之后，酷暑结束，秋天来临，一些叔叔阿姨主动站上了小板凳，读起他们喜欢的诗。

曹再飞记得，在他“摊位”面前三四米的地方。有一位邻居姓陈，每个周末都会提着小板凳，带上茶杯，在这里为女儿相亲。每每碰面的时候，他们会互相点头致意。

这位穿着白色裤子、条纹POLO衫、身材高挑、干净整齐的陈叔叔是第一位打破“结界”的人，在摊位前没人了解女儿信息的时候，他主动提出要读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读完，他走下板凳，拥抱了一下曹再飞。那些诗句仿佛装着陈先生的青春回忆，他还推荐曹再飞去上海的一个读书会。

另外一位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性格热情的王阿姨。她好像是一名退休的中学语文老师，在相亲角给儿子相亲了2年。她披着一块印花披肩，一头精心打理过的褐色短发利索干净，动情地读了一首《再别康桥》。曹再飞回忆，“读得比我好。”

王阿姨第二次读的是戴望舒的《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情绪饱满，充满深情。读完之后，她说自己心情特别好。也许过去两年的时间她都在为儿子操心，但这三五分钟的时间里，她只属于自己。

曹再飞忍不住想象，这些有知识的叔叔阿姨，年轻时也曾是个文学青年，看着佝偻的背影，拿着老花镜读诗，他的内心也曾涌动出别样感动。

那些没有站上板凳的叔叔阿姨，用别的方式在表达情感。有位戴着眼镜，穿着红色外衣的阿姨，看到自己喜欢的诗歌，认真地拿出纸笔在膝盖上抄写，她摘录的是汪国真的《只要彼此爱过一次》，弥尔顿的《夏娃的爱情》。蓝色圆珠笔在一张灰色纸板的背面，留下颤巍巍的字迹。“跟你谈心，我把时光全忘了；忘了季节，和季节的变化；一切欢乐也想不起了。”

还有位阿姨把一个写着“福”字的吉祥物放在顾城《远和近》的诗稿上。红色的吉祥物，挡住了诗行“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

这些熟识的邻居也好，一面之缘的路人也罢，曹再飞不和对方添加微信，也不严肃地讨论爱情，他怕审视的目光和评判会引起双方的不愉快。读一次诗，摘录一次诗句，就是他们唯一的连接和全部的交流，剩下的时间，他们不会聊起征婚的细节和过往。

后来，很多人，曹再飞没有再遇见过。

曹再飞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安徽宿州人，读书求学的过程没有什么“传奇”故事，从小镇青年一路成长为美术生，再到读研，最后加入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当一名讲师，拥有了上海户口，成为新上海人。但身份证号依然是安徽的，“在相亲角这就是减分的。”

从2006年来到上海到现在，17年过去了，他依然是一名讲师。他不愿去迎合世俗的成功标准，期待就是当个老师，好好讲课，在上海简简单单成家立业。

他确实也这么做了。工作几年后，他在郊区买了一个位置不好价格也不高的房子。妻子从事艺术培训，互相之间有共同语言，都对物质没有过高的欲望。他拿着大学讲师的正常工资，同时有一个工作室，一个属于自己的创作空间。曹再飞觉得，作为艺术家本身就是一种精神表达，投入很多的精力，收获不多的财富，“这本身就是不划算的”。

工作室同样在远离闹市的郊区，物流园里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除了上课、带孩子，剩下的时间他都把自己泡在工作室，勤奋地创作。一年卖上几幅画，用来贴补生活。

他形容自己的创作有点“土味”，“一半是咖啡一半是大蒜的那种感觉”。

去年上海疫情，居家隔离期间，他每天除了做核酸、做抗原，剩下的时间就是琢磨着“吃”，“从来没有像这样每天亲近厨具”，画框用完了，他就在锅碗瓢勺上画。

于是，在他的家里，砧板上长了大树，平底锅里装了蓝天，刀面上描摹着一片五花肉，汤勺、锅铲都飘着一朵云。

曹再飞说，生活在上海的艺术家，大都比较国际化，作品偏干净、洋气。他虽然在上海生活了十几年，但还是带着小镇青年城乡接合部的趣味，有种憨厚和可爱。

生活中他是个简单随和的人，常常会迁就、妥协，甚至与世无争，但在艺术上总是死磕，甚至不在意他人的眼光。这次，他打算用漫长的时间来完成相亲角读诗这个作品。

在相亲角，青年男女往往是缺席的，年轻人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呢？

曹再飞把自己读诗的行为发到朋友圈，不少学生被吸引。

上海姑娘小糕是最早加入的。小糕1992年出生，艺术生毕业后在一家文化机构上班。多年前她曾来逛过人民公园，路过相亲角，这次，她也想体验一下这个一成不变的相亲角，在读诗人的作用下会产生什么反应。于是，在一个周末，她邀约了四个好友，包括自己的男朋友，拿着各自钟爱的诗集，来到相亲角。

她也有些慌张。但是站上小板凳，沉浸在读诗的纯粹中，也就忽视了周围的环境。路边没有人在意他们在做什么，念久了会有小孩过来围观。小孩蹲在小板凳旁边，一边抬头看诗的封面，一边吃着香蕉。

她期待老人们能给出一些反应，“是以我为敌呢，还是把我当做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去看？”结果是没反应。期待中的深度交流没有出现，一个多小时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好奇和友好，然后互相保持距离。

第二个星期的周末，她又去了，带着木心的诗，依然没有发生任何特别的事。

收拾东西离开的时候，他们从相亲摊主身边穿梭过去，看了摊位上的广告，依然没有人跟他们说话。

对照广告牌上的征婚条件，作为沪籍女性，小糕觉得“好像没有那么难达到。但对男性的要求我觉得是挺难的。”小糕的父母住在上海郊区，不便于通勤，小糕和众多沪飘一样在市区租房生活，工资的一半用在房租上，另一半刚好维持日常开销，她说，生活的压力并不分是不是上海户口。

她的男朋友也是美术生，两人收入差不多，拥有相似的三观，精神同频，信任对方，平时也会分享喜欢的诗。按照相亲角上的征婚标准，小糕的男友可能只有学历、身高、体重可以粘贴在A4纸上。他没有户口，年薪不高，也没有房车，可能是一个“三无产品”。

男友不符合相亲角的市场标准，小糕的父母也没有提出过这些要求。“就算他们有，我也会跟他们说这个事情我觉得有点过了，我并不喜欢这样子。”小糕说。

当然，他们也会面对精神和物质的矛盾。去年开始，房车这些话题的讨论比以前更加高频。她的理解是，婚姻需要共同经营，即便这些量化的条件，男友目前无法达到，未来通过双方努力终会获得。“上海房价本地人都觉得很高，怎么能要求外地人马上有房，而且如果是真爱，怎么可能因为没有这些条件就直接分开，用不着这样。”

小糕之后，另外一名学生吴湘也加入了读诗行列。她出生于1998年，她从文学作品里感知到的爱情是真诚的浪漫的，但长大后在现实中她感到有一些疑惑，“感情到底是什么样的，到底是不是一桩交易？”她希望能去相亲角传播美好的情感，唤起“叔叔阿姨们对于爱情的理解，对自己的孩子不要给那么强的压力。”

她选择了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诗里有一些大胆的描写，吴湘有些犹豫是否适合在公共场合大声朗读。她问老师，这是真的可以读的吗？曹再飞鼓励她，每个诗人对爱情的理解不一样，但仍然不失为一种纯洁的感情表达。在她读诗的那个周末下午，先后有三位中年男性过来读诗。读诗就是读诗，没有深入交流。

吴湘还在学校里读研究生，她觉得有没有恋爱无所谓，结不结婚也无所谓，和好朋友们一起互相陪伴也挺好的。对于相亲角那些物质要求，她和小糕一样觉得，“好好工作也不至于过得太差，总会有的。就是会觉得可惜吧，可惜爱情变成了交易。”

这样的朗读能改变什么？曹再飞说什么也改变不了。

他不去干扰别人，也不去说理，他不抱有宏大的信念，只想读爱情诗，他不期待所有人都认同理想主义的爱情，也能理解时代在上一代人身上留下的印记，那种对于稳定的必要的物质的渴求，但他不接受那种纯物化的交换。他的准则是，做一个无害的人，不冒犯，但“尽量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能麻痹自己。”

他说，艺术家所做的，也许只是一场无望的浪漫。

他不怎么谈论自己现实中的爱情，妻子不读诗，他也没给妻子写过诗，生活总是琐碎叠加琐碎。作为艺术家的曹再飞在公开场合读爱情诗，作为个人的曹再飞，是否拥有他所吟唱的那般理想爱情呢？他说，“有的时候我们对爱情的歌颂里面带有一种哀怨，现实总是不完满的，也不需要去奢求完满，但是我们尽可能地给心灵留一些空间给爱情留一些空间。”

自从去年十月被采访被报道之后，曹再飞火了。不过线上唤起的理想主义并不影响线下相亲市场的持续火热，物质化的标准仍然牢不可破。

除了因疫情停滞的时期，其他的周末里，曹再飞从家里坐一个多小时的地铁如约出现在扇形小广场，风雨无阻。他把这项活动当成一个功课来做。

2月11日，曹再飞带了四本爱情诗集。在细雨中，他撑着伞，花了一个半小时，读了十几首诗。茨维塔耶娃的《我想和你一起生活》，“在某个小镇，共享无尽的黄昏，和绵绵不绝的钟声。”斯托尔尼的《我就是那朵花》，“你的生命是一条大河，滔滔地奔流；在你的岸边，我美好地生长，不为人所见。”叶芝的《当你老了》，“爱情是怎样逝去，又怎样步上群山，怎样在繁星之间藏住了脸。”

有个路过的叔叔过来看了看他的广告牌，听了一会儿，在一首诗和下一首诗的间隙，问“你一直在这里读的啊？”曹再飞简短地回答了“是”，对方点点头，并竖起了大拇指。

遇到一些熟悉的“老邻居”，曹再飞还是和之前一样，互相点个头，且不搭话。

他好像已经成为了相亲角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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