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博士夫妇的5年“生育等待期”

澎湃新闻记者 李季 实习生 吴哨童

今年春节后，秦刚和徐丽去外地旅游了半个月，这是他们博士入学4年来的第一次长途旅行。

在一处景区，他们碰到一个小姑娘正在跟父母闹情绪，她边哭边喊，“我讨厌爸爸！”徐丽忍不住问秦刚，“如果是你，你怎么办？”一路上，这样的对话还发生在另一个景区——一遇到“熊孩子”，徐丽就禁不住要跟秦刚讨论，该怎么管。

“可能我是在下意识地在考验他。”徐丽30岁了，这个兔年春节，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认真地思考生孩子的事，可是一切千头万绪——实验还没做完，她无法远离有毒害的化学试剂；工作没定，他们读博每人每月只有3000元左右的补助；而且由于没有就业，徐丽生孩子是领不到生育津贴的——对一般女职工来说，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足以弥补产假期间的工资。

这跟徐丽最初的设想大相径庭。

2019年，他们赶在博士入学前领了结婚证，徐丽以为自己只要加紧学业，就有机会在读博后期怀孕生子，可现在，她连按时毕业都难以保证。就算按边写毕业论文、边怀孕的最理想模式，孩子出生也要到2024年。

这么算的话，他们将在婚后5年生头胎，这已经是他们能想到的、最环环相扣的模式。面对这份计划表，秦刚的压力也很大，“一个环节都不能有丝毫差错”。

这是两人在一起的第11年。大一那年，秦刚借举办学生集体活动的机会追到徐丽，两人再没分开过，“在一起”的信念始终没变。

大三那年，两人决定一起考研，报考同一所高校，可惜秦刚发挥不佳，最后被调剂录取，两人只能分别去了两个省份读书。

“那时候，我们把所有的钱都花在高铁、火车或者飞机票上，就为了见面。”徐丽回忆，异地恋的三年，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找假期去彼此的城市，或者约在中间的城市旅游，可就算这样，仍然是聚少离多。

徐丽觉得，那三年，“就像把一个人硬生生地从你的生活里扣了出去。”

但两人还是坚持了下来，并且一起设定了下一个目标——读博。起初，这是秦刚的提议，但徐丽也逐渐起劲，“那就一口气读到底吧！”这一次，两人终于顺利地被同一所“双一流”大学录取。

这让两个人，更让两家人最终下定了决心。

博一开学前，两家父母第一次见面，次月，秦刚和徐丽就领了证结婚。徐丽至今还能回忆起那天的快乐，“我们百度了一个吉日，就手拉手去领证了。”

那时，徐丽觉得，只要自己抓紧学业，也许能在读博后期怀孕生子——硕士期间顺利的学业让她对自己充满信心。哪怕刚开学时，导师的“旁敲侧击”她也没有很放在心上。

她记得博一刚入学时，导师就提过，要以学业为重，家庭的事可以缓一缓。

徐丽觉得，目前做实验，化学药品多，气味也不好，就算怀了也不敢要。可是等到以后不做实验的时候，调理下身体，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现在想想，当时太单纯了。”徐丽说。

徐丽的实验室要求每天早上签到，在摄像头的监督下，同门都不敢迟到，更不敢代签。

“有一次，有个女生因为突然肚子疼，抽空回寝室休息了半个小时，就被导师发现了，她经常会看摄像头。”徐丽觉得摄像头的威慑力如影随形，在实验室里，大家说话会很小心，哪怕是路过实验室，说话也不敢特别大声，生怕被摄像头录到。

每周的组会，也让她的神经特别紧绷——生怕自己哪里做得不好，或者进度慢了，让导师不满意，影响后面的进程。

因为整个研究进程，都和导师的审批息息相关。“基本每周都要买药品、要做测试，都得导师同意才能做。如果有一个导师不同意，那你就卡住了。”

读博期间遇到的种种艰难和否定，是徐丽从未曾经历过的。最大的打击来自于博二下学期，那是大多数博士生开题的时候，但是徐丽不在其列，因为导师突然提出希望她换题。可当时徐丽已经出了一篇小论文，在她看来，如果沿着这个方向做下去，她更容易顺利毕业，而换题就等于一切推倒重来。

因为换题未达成一致，两人陷入了僵持。等到徐丽最终得以开题，已经到了博三下，她成了课题组里开题最晚的一个。

“这听着好像跟生育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关系很大。开题会影响到你毕业的时间，影响到你的心理状态和身体状态，这些都会影响到你后面的人生计划。”徐丽说，换题的焦虑让她一度抑郁。

当时，徐丽甚至想到放弃，不读了。但是在家躺了一段时间之后，她还是决定读下去。

“因为我们结婚了，夫妻就是一体的，我的任何决定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将来，我要对我们两个人负责。”想来想去，她觉得把博士读出来，两人才可能有更多的砝码面对未来。

其实在她最焦虑的时候，秦刚没有给她任何压力，而是帮她在网上找起了工作——在秦刚看来，她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才是最重要的，书不读就不读了。

“他跟我说，安心等他毕业就好。”徐丽犹记得秦刚那时的话。

“我一直都觉得他会是一个好父亲。”秦刚的担当、负责让徐丽对他很放心。

这几年，徐丽越来越喜欢小孩，从前她还会“嫌弃”小孩吵闹，而现在一看见小孩子，她只觉得好可爱，秦刚也是一样。这次回程时，两人在机场排队，前面有位妈妈的背篓里背着一个还不会说话的小婴儿，歪着头望着他们，他们不自觉地凑上去逗了好久。

一转眼，两人都进入了博四下学期，徐丽开题晚，眼看要延毕到明年，秦刚的论文还没发出来，也要延毕。

事实上，对于延毕，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了。“我们身边的大部分博士生都会延毕，而且不只是我们学校，我听说过另一个地区的一所‘985’大学，那边的博士生也是大部分延毕。”秦刚说。

“以前博士学制是三年，大家要延毕，现在学制提高到四年了，大家还是要延毕。”徐丽不解，可计划也只能按这个进行。

接下来，徐丽的毕业通关任务是完成实验、写大论文、答辩，那么最快的生育方案就是穿插并行，“在做完实验到答辩之前，看能不能把孩子要了，然后答辩的时候，差不多怀孕六七个月。这是不要把生育年龄拖太大的一种选择。”徐丽说。

按照这种“并行方案”，徐丽将在今年下半年怀孕，等孩子出生时，已经是明年，她31岁。

但是这种方案也有风险，“因为在写大论文和准备答辩的时候，压力是很大很大的，这个时候怀孕，对自己和胎儿就是双重折磨。”徐丽说。

更大的风险在于，如果在写大论文时或者论文送审后，发现要补实验，那么她还是要接触化学药品。而徐丽之所以想在写大论文时怀孕，就是为了完成全部实验后脱离化学药品的环境，好好调理一下身体。

“每次做完一个实验，感觉呼吸道和肺都非常难受，有时还头晕头疼。”徐丽说，有毕业的同学说，“下厂子”的防护要比他们在实验室还好些。

这些年身体的变化，徐丽感受得到，这也是她心底最深处的隐忧。

每一位女性都懂得，月经情况就像身体的晴雨表，而徐丽的月经不调越发严重。“我觉得在实验跟精神压力的双重打击下，‘大姨妈’越来越不正常，有时候两三个月来一次，时间还特别短、量特别少。”徐丽说。

她也忧虑过万一怀不上的问题，跟秦刚吐露后，两人一致决定，万一身体不行，领养也得要一个孩子。

“有了孩子人生才有完整性。我一直把有孩子当成人生的一个阶段，就像必须要经历九年义务教育，然后上初中、上高中、上大学一样。”徐丽说，“生命就是这么一代代下去，才有意义呀。”

在众多同学的世界里，下一代正向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一刷朋友圈，今天冒出来一个有孩子的，后天又冒出来一个有孩子的”，而仍在象牙塔中的徐丽只能暗自羡慕。

今年春节后，有朋友要去医院孕检，她帮徐丽发来一张孕前检查的项目及价目表。如果不算建议自选项，仅算前十项建议必查项的话，费用也在1100多元，徐丽不清楚这些费用能否医保报销，但仅仅是这个起始花销已经让她感到“压力山大”。

“我们博士在读期间，每个月的补助约3000元，平时生活上难免有人情往来，购买电子产品之类的，都还要靠父母补贴。”徐丽自小出生在农村，她对经济账更敏感，如果要孩子，后面的花费一定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夫妻两人现有的补贴显然难以为继。

让她感到差异最大的一点是“生育津贴”。生育津贴是一项社会保险制度设计，其功能是让参保女职工享受产假期间的替代性工资收入。但作为学生，徐丽没有工作过，没有缴纳过社保，无从申领生育津贴，而延毕的话，她也领不到补助。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周燕芳建议“鼓励和保障在校硕士和博士生结婚生育”， 她建议，在校女硕士和博士享受法定产假，博士在产假期间可正常领取补助，同时增加学制弹性，根据产假时长适当延长毕业期限。

徐丽也关注过此类建议，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落实。“没有津贴也没有补助的话，大家更不敢去要孩子了。”

徐丽和秦刚身边也有一些读博期间生孩子的同学，但大多数都是男博士。

“他们的处理方式我们模仿不来，我认识读博期间生孩子的，一般是男方是博士，他的爱人并不是博士。有孩子之后男方还是继续在学校里想办法完成学业，带孩子的压力完全转嫁到了女方这边，或者有的是转嫁到了男方家长那边。但是我们两个都没毕业，很难实现这种。”秦刚说。

就精力而言，秦刚目前的节奏是每天08:30到实验室，晚上10点左右回家，一周六天到校，只有周日会休息，徐丽也差不多。如果有孩子要带，他们很难不依靠父母。

而且，秦刚特别考虑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影响。“可以说我身边这些读博士敢生孩子的，家里条件都是相当好的。”

其实秦刚的父母表示过，只要小两口愿意要孩子，他们会给予经济支持，但是秦刚对此有些抵触。

“如果我们自己都为人父母了，还需要受到上一代的接济，那等于我们自己都没独立。如果自己都没独立，又怎么能够养小孩呢？”秦刚认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状态，可他也发现，老家那些早已结婚生子的同学，往往在养孩子上需要父母的接济，“老家的工资水平不高，父母那辈还没退休的老一代人，他们的工资水平会比年轻人高得多”。

如果从经济上考虑，秦刚更希望的模式是，等到明年年底，工作彻底确定、收入水平心里有底儿之后，再迎接自己的下一代。但跟“并行方案”比，这将再次延迟徐丽生孩子的时间。

“如果我工作后再去要孩子，那在单位站稳脚跟起码得一两年吧，那时候我就33、34岁了，都快成高龄产妇了。”徐丽说，“当然现在这种现象很普遍，好的医疗条件也能弥补一些。”

对于工作的选择，两人形成了默契——一个人可以考虑找挑战性比较高的工作，比如民营企业，以保障更高的收入；另一个人找体制内工作，如高校或事业单位，以有更多精力照顾家庭。

对于自己要承担哪种工作，未来会角色是怎样，徐丽在思考中产生了诸多困惑，她觉得无形之中，周围的种种暗示仿佛一直在拉扯她作答的方向。

“现在很多家庭伦理剧、都市情感剧里，那种更顾家的妈妈多半都是比较狼狈和局促的形象，而精英女性、职业女性的角色都很靓丽，但她们都是没有结婚、没有孩子的。”这让徐丽很迷茫，“就好像你想追求职业女性的光鲜，就不能有家庭、有孩子；你要是想把孩子培养得好好的，就不要有职业上的追求。”

现实中，类似的信号也无处不在。“身边的亲人、朋友、甚至有时候是丈夫，都在给你暗示，都会让你不自觉的把自己定位在‘我需要为家庭付出更多’的那边”，而在内心深处，徐丽觉得她更渴望的是“挑战自己”、“实现价值”。

在秦刚还在期待两个或更多孩子时，徐丽已经坚定了只生一个的决心。“要二胎的话，得等到一胎上小学吧，那时候我都40岁左右了，要孩子对身体负担太大了。”

无疑，在生育问题上，徐丽要卷入更多，但她说自己并没有觉得“不公平”。“我对女性身份的认同度还是挺高的，作为女性是一件挺幸福的事。既然人有分男女，那么我们就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社会责任。”

徐丽更期待的，是对博士生生存环境的改善。“有些事情是不能期望个人或者某个家庭去解决的，而应该把它视为一个社会问题，用制度去解决。”在她看来，从年龄段来算，众多博士生都面临着求学和婚育期“打架”的现实。

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当年我国博士生招生12.58万人，在学博士生50.95万人，毕业博士生7.20万人。

“希望国家和社会能在生育制度和环境上做一些改善，让我们有更多的支持就好了。”徐丽说。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部分信息虚化处理。秦刚、徐丽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