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全球贸易缩水,我们不能光想着抢份额
疫情之后,促消费成了舆论主调,但我们也应该看到,2022年内外环境普遍低迷的情况下,外贸成为中国经济的一抹亮色,规模首次突破40万亿元大关,增长率达到7.7%。进入2023年,当外贸面临结构性调整时,该如何重塑优势?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做客观察者网“经济学家建言2023中国经济”系列访谈,解读以上问题。
“经济学家建言2023中国经济”系列,是观察者网在两会前夕推出的重磅访谈节目,邀请十余位著名经济学家,从房地产、数字经济、稳投资、促消费等诸多领域前瞻并建言2023年中国经济,敬请关注。
【访谈/王慧 整理/王沫初、房佶宜 审核/周小婷】
观察者网:2022年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全球范围内黑天鹅成群结队地飞。不过,中国外贸却成为一抹亮色。2022年外贸规模首次突破40万亿元大关,达到42.07万亿元,增长率达到7.7%。您如何评价2022年中国外贸的整体表现,拉动外贸增长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张燕生:从月度数据来看,2022年4月中国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0.1%;5月是9.6%;6月是14.3%;7月达到了16.6%;8月是8.6%;9月是8.3%;10月份下降到6.9%;11月又下降到0.1%;12月是0.6%。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去年上半年,俄乌冲突、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对我国外贸产生比较大的冲击;下半年,美国连续加息、全球需求萎缩对外贸的影响比较大。此外,新冠疫情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在这样的年份,中国的外贸能突破40万亿元人民币(6.3万亿美元)大关,而且按人民币汇率计算能够保持7.7%的增速,应当讲非常不容易。我认为,持续的外贸高质量发展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贸易伙伴看,去年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东盟,我国和东盟的进出口贸易保持了15%的增长,这代表着“双循环”战略在东亚、东南亚地区开始初见成效。从贸易方式看,去年一般贸易的增速达到11.5%,占进出口总值的63.7%,加工贸易的比重下降到20.1%,贸易方式的转型在继续。从贸易的主体来看,民营企业占据了半壁江山,在去年的外贸进出口保持了12.9%的增速。
观察者网:2022年我国前三大贸易伙伴分别是东盟、欧盟和美国,进出口增长率分别是15%、5.6%和3.7%。很明显,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的增长率几乎高出年增长率的一倍,而第二、第三大贸易伙伴则都低于年增长率,美国更是不到年增长率的一半。您如何解读上述现象?您觉得这样的一种现象会继续持续下去吗?未来中美关系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张燕生:2022年中国的外贸表现很大程度上映射了国际环境的变化,即全球化停滞、全球贸易投资减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这些都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告别,和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从供应链的角度看,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经历了从“离岸制造”,到“在岸制造”,到“全球制造”的发展过程。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先是出现了“回岸制造”,主要是因为美国欧洲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希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回到美欧。但由于产业链回流美欧的成本很高,因此他们又推出了“近岸制造”,想让北美的产业链、供应链回到墨西哥和其他拉美国家,欧洲的回到中东欧,亚洲则是迁移到印度、孟加拉、越南等。美欧的目的只有一个,让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把产业链、供应链迁出中国。拜登上台大搞“友岸制造”,让贸易的产品服务和技术有了价值观。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而“双循环”战略的主战场是东亚、东南亚等周边地区,“一带一路”和美欧的第三方合作。
东盟和中国的贸易关系已经是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结构。实际上,中国很多企业都把产业链、供应链延伸到了自己的周边地区。2022年中国和东盟的贸易保持了15%的增长,而东盟成员国中,中国的前三大贸易伙伴依次是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如今,越南和中国的外贸形成了这样的现象:最终产品靠欧美,中间产品靠中国。
深圳盐田港港口,图自视觉中国
欧盟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欧洲是受俄乌冲突影响最大的地区,当欧洲的经济和贸易受到影响以后,有一部分订单、一部分企业和资本会转移到中国。因此,在俄乌冲突的影响下,2022年我国对欧盟进出口保持5.6%的增速是非常不错的。
而美国的3.7%增长,实际上用美元计算也就是1%,非常低。但需要注意的是,美国仍然是我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并且我们可以看到中美的贸易结构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出口到美国最火商品是玩具等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而美国卖给中国最火的是大豆、玉米。
世界上的老大和老二,相互卖的产品却是最传统的。中国除了生产玩具、生产箱包鞋帽之外,还有新能源汽车等很多优势产品,为什么美国就没有进口呢?美国也拥有世界最高端的一些制造业、服务业产品,这些美国为什么不卖给中国呢?
中美目前的贸易关系受非经济影响太大了。美国虽然是我们的第一大出口市场,但是95%以上的贸易产品都是与安全因素不相关的产品,跟安全因素相关的产品受到了严重影响。
因此,中美的贸易关系核心的问题还是如何管控两国的战略竞争,如何管控非经济因素的干扰。如果能把这些方面处理好,我相信中国和美国的贸易市场潜力还是非常大的。
我认为,对于中美两个大国来讲,制定一个能够管控战略竞争的框架协议是很重要的。把双方的底线用框架协议的方式确定下来,然后告诉全世界,中美的战略竞争是可以建立一个有效管控机制的,双方都不要踏对方的红线,我们希望的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观察者网: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RCEP其他成员国的进出口分别实现了19.4%和7.5%的增长。您对此有怎样的解读?结合上面提到的我国前三大贸易伙伴,您觉得2023年我国贸易伙伴的结构可能会发生什么变化?对未来更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建立更为合理的贸易伙伴结构有何建言?
张燕生:去年1月1日生效的RCEP有三个经济合作区:中国和东盟合作、中国和日韩合作、中国和澳新合作。
刚才我们提到了,中国和东盟已经形成了以中国进口拉动东盟地区增长的模式。东盟对美欧出口产成品,中国提供中间产品。我认为,下一步中国和东盟的贸易关系可能发生新的变化。
现在的市场靠美欧,但到2035年,中国的消费市场有可能是美国和欧盟的总和。今后随着全球经济重心东移,市场可能可以靠我们东亚、东南亚自己。除了需求东移之外,还包括供给东移、创新东移、服务东移、资本东移、货币和金融合作东移。
今后中国和东盟的合作会达到高度的一体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和日韩的合作会促进东亚生产网络的转型和东亚生产方式的转变,中国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合作有助于我们煤炭、铁矿石等初级产品的安全。
截图自商务部网站
RCEP协定生效之后,区域内的整个货物贸易的零关税产品将会达到90%。此外,RCEP协定在服务贸易方面有比较大的开放承诺,涉及100多个部门,包括金融、电信、交通、旅游等领域。同时,RCEP成员还承诺,要在协议生效之后6年内,把目前服务贸易承诺开放的正面清单转换为负面清单。这样一来,这个地区的合作会变得非常有深度。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在周边地区搞了IPEF,即印太经济框架。因此,目前RCEP和IPEF在同一个地区竞争,本质上这是市场和地缘政治的竞争。RCEP是基于市场经济的联系来构建自由贸易区,而IPEF则是由地缘政治和大国的核心利益驱动。
未来中国与RCEP的合作,关键在我。在于我们如何促进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基础的合作,如何推动中国下一步的全面改革,与国际高标准的制度、规则对接和衔接。
此外,我们的周边还有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这涉及到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就是数字经济的规则。DEPA是由新西兰、新加坡和智利推动,最适合中小企业和中小国家来把握数字经济机遇的协定。因此,我们下一步推动这些地区的合作,既会促进中国制度的开放、流动市场的开放和创新的开放,并且对整个地区的繁荣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带一路”比RCEP的范围更大。RCEP的贸易比重占到30.8%,而“一带一路”的比重是32.9%,接近三分之一。2022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率是最高的,也就是说,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结构具备互补性,是最能促进“一带一路”经济发展的,最能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老百姓创造消费者剩余和经济福利的。
但是现在,我们能看到,欧洲在搞互联互通的战略,美国搞“印太战略”,日本也在搞高质量基础设施的战略等等。在我看来,竞争才能够促进进步。如果大家都大量、高质量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中亚进行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市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机遇,中国是会非常乐意见到这种场景。
至于其中一些妖魔化“一带一路”的声音,比如“债务陷阱”、“生态的灾难”等等,我们也注意到了。在“一带一路”的高峰论坛上,我们的财政部及其他政府部门纷纷针对债务的可持续性、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等,制定了更加符合国际高标准的规则、方案、计划、规划。我们“一带一路”的“五通”,以及其他的方方面面,是能真正做到高质量共建,更有利于造福我们“一带一路”沿线的百姓。
观察者网:2023年,全球需求萎缩几乎是世界的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您觉得我国的外贸部门、外贸企业可以从哪些方面发力实现外贸的高质量发展?稳外贸的重点和难点又在哪里?
张燕生:今年全球需求萎缩是大概率事件,也就是说,蛋糕在大规模缩水。这个时候如果要不惜代价地从已缩水的蛋糕拿走更多,就很容易产生贸易摩擦、贸易冲突。你的贸易伙伴会问一个问题:我的订单大幅度减少,你还要拿走更多,我怎么办?
因此2023年中国的战略是扩大内需。也就是说,中国会把自己的蛋糕做得更大,而且把自己做的更大的蛋糕,去和自己的贸易伙伴分享。
我们是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后这些贸易伙伴可能越来越多会和我们有贸易逆差:我们买他们的东西,跟他们分享我们市场奶酪。并且,我们给他们分享的市场份额要大于我们从他们那里拿走的订单或者说蛋糕。
2023年,中国外贸的增长首先一定是靠硬实力,靠国际竞争力,这样是最能给贸易伙伴创造福利和消费者剩余的,最能给大家带来互补性好处的。第二,我们要积极地扩大进口。在缩水的蛋糕里,我们用硬实力拿走份额的同时,要跟我们的贸易伙伴分享中国在2023年扩大内需中带来的发展机遇。
我们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得很清楚,今年中国经济整体向好,并且中国经济是可能走出一个独立向上的轨迹的。IMF也表示今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和拉动力恐怕是在30%以上。这个贡献实际上就是用扩大进口来带动的。
另一方面,2023年我们要促进方方面面的转型升级,敢于在困难的时候引入外来竞争压力来促进转型。
去年12月我们放开的时候,上海、江苏、浙江等多地都派出了包机到海外“抢订单”。“抢订单”是一个形象的描述,实际上,这些地方政府和企业是在修复3年新冠疫情中,中国企业和贸易伙伴在商业联系上的损害。3年疫情间,双方信息不通,情况已经互相不了解,很多的订单已经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因此修复商业联系是很紧要的。我们需要“三步走”,第一步是止损,第二步是修复,第三步才是扩大。
因此,今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中国的外贸企业要和国际贸易伙伴修复资产负债状况、修复双方商业联系、修复下一步合作路径和方向。
观察者网:外贸主体也是我很关注的问题。2022年我国民营企业占外贸进出口比重首次超过了50%,对我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更是高达80.8%。而曾经占外贸半壁江山的外商投资企业,2022年在全国的进出口贸易比重下降到了32.9%,也就是还不到1/3,与去年相比,基本上是零增长。您对这两大外贸主体的表现有什么解读?您对当下如何更好地提振民营企业的信心、如何更好地留住外商投资企业有何建言?
张燕生: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过去40年,我国外贸从代工贴牌起步,进行“三来一补”加工贸易。我国从全球供应链低端起步,用40年就成为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一外贸大国、世界最大的市场,且具备全产业链的优势。我认为原因在于,过去40年我们前进的每一步,都是中国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全方位国际合作取得的进步。
最近美国苹果公司的供应链受到了其国内政治非常猛烈的攻击。美国的一些极端分子,或者持有成见的人攻击苹果:为什么你在中国有那么高的增值率、有那么高的商业存在,还迟迟不愿意离开中国?
但其实在过去的40年,苹果在中国的供应链不是外包,而是定制。中国企业想要成为苹果的供应商,进入苹果的供应链、产业链,必须要符合它的标准和条件。只有这样,苹果才会在技术、设计以及关键设备上帮助企业成为一个合格的供货商。
工厂车间,图自视觉中国
2021年,印度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有3.65万家,美国有2.55万家,而中国有超42万家,约占全球42%,是美印的十几倍。虽然苹果将约16%的供应链转移到印度,但仅限于组装和维修层面,其关键零部件还是来自于中国。因此有一些分析家认为,在未来20年,印度的优势都不可能替代中国。
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与跨国公司以及全球企业的全方位合作是互利共赢的。例如,苹果公司就得到了价廉物美、高品质的供货,以及真正高水平、深度的国际合作。而中国企业也在这个过程中也学到了市场化、工业化和国际化。
在中国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下一步合作中,我们要学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学创新;要学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现代化,学法治;还要与跨国公司在商品服务、数字和技术方面深度合作,学高端。所以中国民营企业的下一步发展,是离不开与外商投资企业的全方位国际合作的。
因此你所说的数据也是我最担心的。一方面,这是好消息,2022年,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规模所占比重达到50.9%,进出口增长达到12.9%;但另一方面,外商投资企业已经从半壁江山下降到了不到三分之一,而且增长率是负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贸易伙伴、榜样消失了,今后我国民营企业的转型升级之路可能会更加曲折,可能要交更高的学费。下一步怎么办?
有一次我参加中国美国商会活动,一位美国500强企业的老板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我伴随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我还希望下一步还能参与到未来30年的现代化新征程中,但什么时候中国才会认为我是中国企业?我给中国政府纳税,我给中国百姓提供更好的生活,我给中国的伙伴提供技术、管理,但是我永远是外人。”
我的回答是,等到中国真正自信的时候,真正能够让民企、港澳台企业、国企、外企公平竞争,对这些企业一视同仁的时候。外贸企业居民的概念是指,外企在中国经营一年以上的进出口统计按中国居民进行统计。很多外企伴随我们改革开放40年,它们的出口就是中国出口,GDP就是中国的GDP。为什么我们不能敞开胸怀,打造世界制造、世界大脑?让民企、国企、外企都能在中国进步中共同作出贡献。
我希望这步棋你们这一代人能完成。
观察者网:我国外贸领域的“新三样”现象很引人关注。2022年,我国电动汽车出口增长了131.8%,光伏产品增长了67.8%,锂电池增长了86.7%。以电、光、锂这“新三样”的出口为代表,我们国家高技术、高附加值、引领绿色转型的产品成为出口新增长点。对此您有何解读?这组数据是否可以作为我国外贸企业、外贸产品转型的风向标?
张燕生: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向标,对于中国外贸企业来说,需要把握一个重要机遇。目前,世界上正在发生能源革命、数字革命和绿色革命。而中国在这三场革命中都有着非常硬的目标,比如双碳目标。
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有5年规划,其中的经济指标分为两大类:一大类是预期性的,关于希望引导社会和企业向哪方面发展;另一大类是约束性的,说到就要做到。
从“十一五”开始,我们就一直有“说到做到”这样的约束性指标。如果“说到做不到”,主官一把手就要在两会作说明。而要“说到做到”的内容都是和绿色发展,节能减排,以及生态环境改善直接相关的,比如我们单位GDP的能耗、单位GDP的碳排放。因此这个指标,无论是企业还是地方,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从来都是层层分解。
目前在绿色革命、能源革命和数字革命中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浪漫主义的倾向,即“光说不做”。说1年、说5年、说10年,永远在开全球气候大会,永远在吵架。另一种倾向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
而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和锂电池,都是中国在应对这三场革命时始终保持先立后破,说到做到的证明。
这三场革命的初始阶段都需要政府扶持。因此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拿出了真金白银帮助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和锂电池的发展。因此,最后可以发现,无论是企业产业还是产品技术,“新三样”的全产业链优势、创新以及发展,都在中国。
中国有关部门,比如商务部,已经开始制定像光伏技术的出口限制。对于我们领先的技术,我们也要像美国限制我们的芯片一样采取限制。你们要想发展光伏产品,你们可以自立自强地去独立创新。
兴川实证光伏电站(图源:国家电投四川公司)
“新三样”是中国外贸的高质量发展、中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以及中国整个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所涌现出来的具备代表性的产品、产业和技术进步的路径。高质量发展当中,创新要成为第一动力,协调要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要成为必由之路,共享要成为根本目的。而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就是把传统制造业和创新、数字产业的数字化、以及提升企业的生产力相结合。
去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数量接近于68万辆,增速是1.2倍。而且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出口到沙特、智利这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者新兴市场,而且也进入到比利时、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我相信今后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也会成为中国出口的主打新兴产品的代表。
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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