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公园里的黑暗跑团

文｜于凡

编辑｜王菲宇

从回龙观家中出发，盲人张新生要在黑暗中独自行走半小时左右，才能到达8号线霍营站。

靠着一根盲杖，他小心翼翼穿过霍营站前被电瓶车、自行车淹没的人行道，走进地铁站，搭乘周四早上6:20左右的地铁8号线。二十分钟后，列车在森林公园南门站停稳。继续点着盲杖，张新生乘上扶梯，依照记忆来到地铁站B口。

“张叔！”有人热络地喊了一声，伸出手搀住张新生。来者和张新生穿着一样的蓝色运动服，衣服的背面，印着“黑暗跑团”四个大字。

走进森林公园南门，十几人已经在在微薄的晨曦中活动起了身体。志愿者瞿毅站在排成两列的人群前，喊着节拍，带着大家做起了跑前热身。7点一到，盲人与助跑者两人一对，靠着一根手绳牵引，从集合点出发，向公园东侧迈进，一头白发的张新生也在其中。

张新生从小眼睛就不好，但爱运动、有基础。1986年，16岁的张新生参加山西省第三届伤残运动会，跑步拿了一块铜牌。1992年，他在山西的一所盲人中专里学习中医按摩。正和别人说着话，张新生觉得眼前一下黑了。他脱口而出，怎么天黑了？对方说，你胡说啥？没天黑，亮着呢。

张新生反复确认了两次，整个人都垮了，倒在地上起不来。去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他是先天性视网膜色素变性。那一年9月，他的眼睛完全看不见了。

刚失明的时候，张新生连路都不敢走，摸着走、趴着走都不行，适应了两三年，才渐渐好一点。中专毕业，他先后在老家的两所小医院工作。1999年，张新生做出了一个大决定，离开老家，到广东找工作。

那时候，虽然已经失明了好几年，但张新生出门仍然要靠别人牵着。他决心先学会自己走路。拿着一根盲杖，张新生试着自己出门，从当时住的酒店开始，每一天多往前走一点点。他边走边找参照物：门口左边有个电线杆，路上有一个垃圾桶，路过的广告灯箱有什么声音，店门口放着什么音乐……张新生把这些标志和位置牢牢记在脑子里。即便这样，出门还是要不断问路。问路的时候，他总是先给别人鞠一个躬。有的路人不认识路，有的人不搭理他径直走开，只有很少一部分会领着他走一段。

2006年6月8日，张新生记得特别清楚，那一天，他在深圳买了人生第一台电脑。“当时我有个同事叫刘春虎，他说张新生，我带你配个电脑去。”跟着同事，张新生第一次坐地铁，花了4000块，买了一台组装机。“这是很重大的事情，我高兴了好几个月。”用上了电脑，张新生学会了打字，学会了看新闻。他觉得世界一下变大了。

2014年，张新生从深圳来到北京工作。那一年8月3日，他在北京房山买了第一台手机。手机安装了TalkBack盲人模式，别人一发消息，能够自动变成语音朗读出来。

2021年，张新生拍了一次广告。后来对方公司组织去昆明旅游，也带上了张新生。那是他人生第一次坐飞机。在昆明，他一个人去翠湖公园转了一圈。“公园里，我把手机给路过的人，说老师，你教我拍视频、拍抖音吧，人家说好我来教你。后来有人问我，万一人家把你手机拿走怎么办？我说当时都没有这个想法。我学会照相了，还拍了红嘴鸥。”

出去玩这一趟，让张新生想跑步了。通过朋友，他结识了黑暗跑团的志愿者。和买电脑、买手机的时间节点一样，张新生特别清楚地记得，2021年5月29日，一个周六，自己第一次参加黑暗跑团的活动。

黑暗跑团每周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举行两次例跑，目前时间固定在每周四和周日的早晨。一直到例跑前一天18:00，盲友和志愿者都可以报名。例跑距离一般以5公里为增幅——也就是从南门集合点出发绕公园南区一圈。盲友报名的距离不限，从2公里到二十多公里的训练需要都可以被满足。

早上6:40，第一批志愿者准备就绪，开始在8号线森林公园南门站B口迎接前来跑步的盲人朋友。7点和8点，分别有两拨盲友跟着助跑者出发。

拎着1.5升的暖水壶，贺小云在早上8点风风火火赶来，二十米开外就向其他志愿者打招呼。作为黑暗跑团北京站的负责人，贺小云被大家亲切地称为“云姐”。有十年跑龄的她，第一次接触盲人跑者是在2015年。那年夏天，她看到了一位跑友发的朋友圈：“奥森这边有盲人朋友想跑步，但没有助跑员，有没有朋友江湖救急？”贺小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想着自己反正也要跑，就举手应了急。

来到奥森公园，她见到了一个长得特别帅的小伙子。“第一眼看见他，就觉得老天瞎了眼了。”第一次为盲人助跑，贺小云问对方平时什么速度。对方回答，自己平时速度是6分半每公里。“其实他一起步就跑了5分半（每公里）。当时我也没经验，我俩就有点较劲，比着跑。”

2016年夏天，“黑暗跑团”全国性残障公益陪跑项目由社会企业“在黑暗中对话”发起，并逐渐落成各城市站点。2019年，黑暗跑团北京站成立。据“志愿北京”平台的数据显示，目前黑暗跑团北京站注册队员数量达到了1600人，大约一半为志愿者。

在《黑暗跑团志愿者例跑注意事项》里，志愿者必须遵守三个最基本的要求：安全第一，要帮助残障跑友避让危险、躲避障碍等；要以照顾残障跑友的配速和感受为主；同进同退，从搭档下了地铁到训练、拉伸以及最终送上地铁，志愿者都必须陪同，不能中途撂挑子。

《注意事项》里规范了志愿者助跑的各种细节，从沟通方法具体到步频、步速、引导绳的使用，再到突发情况处理、运动后的拉伸，细致罗列了一整页纸。第二页还有16道测试题。

每个月，跑团会选择一个周日，组织志愿者进行培训。新加入的志愿者要戴上眼罩，体验盲人跑友的感受。志愿者孙敏和自己多年的好友一组，孙敏体验盲人，好友充当助跑者角色。孙敏这才体会到，看不见到底意味着什么。”根本不敢走，深一脚浅一脚的。”没想到一旁的好友比她更紧张，没走两步步子就乱了。

领跑员第一次走进大众视野，是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在女子100米T11级（视力障碍）比赛的颁奖仪式上，获得冠军的运动员吴春苗将自己的金牌从脖子上摘下，挂在了领跑员李佳雨的脖子上。2021年，在东京残奥会T11级别女子400米决赛中，刘翠青在领跑员徐冬林的协助下卫冕冠军。从2013年开始，两人搭档8年，在世界比赛中拿下了45块金牌。

北京同仁医院的眼科医生张丽（化名）观看了刘翠青在东京的卫冕之战，也是在那时候，她才知道盲人运动员有助跑员。让她印象深刻的是，刘翠青和徐冬林步伐特别一致。“因为引导绳不是手牵手，离得也有段距离，步伐必须要同频，一点不带差的，更别说脚步乱了。”看了那场比赛之后，张丽开始了解盲人助跑员的信息，知道了黑暗跑团的存在。她发现有同事也在这里担任助跑员。“我说，我也得加入看看。”

一条几十厘米的引导绳，把助跑者和盲人连接在一起，就像运动会上常见的“两人三足”项目——只不过被绑住是手。在运动赛场上，助跑员要和运动员跑成一个“镜像”：运动员迈出右腿，助跑员要迈左腿配合。动作稍微不协调，就会发生磕绊和拉扯。黑暗跑团的例跑虽然比不上正式比赛，但仍对助跑者的配合提出了很多要求。志愿者彭海涛记得，自己第一次担任助跑员，就和盲友发生了口角，“由于我的速度过快，老是扽着人家。”

贺小云说，更常见的情况是，盲人怕丢面子，所以和正常人搭档，一开始往往会使劲跑。她因而在培训上和志愿者分享心得，不断提醒他们如何同盲友进行配合。例跑前，她也会带着其他志愿者，根据各自的体能、速度，将报名的跑友与志愿者一对一配对。

从张丽的家到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路上要花一小时。她说，参加黑暗跑团，跑步不是目的。“有这工夫我在我家旁边早跑完了。”她想要来这里看看盲人跑友的状态。

作为眼科医生，张丽平时看到的病人都非常沮丧消沉。无论是先天失明还是后天病变，“看不见”意味着在城市里处处难行。

志愿者小羊第一次参加例跑，是和七十多岁的严叔一起配对徒步。严叔在2002年因为眼底退行性病变失明。为了锻炼，他可以摸着泳池壁游泳，但是户外活动就没办法了。对于一周两次的户外例跑机会，他格外珍惜，几乎一次不落地参加。

严叔很健谈，徒步的时候能和小羊聊一路。每每被严叔的乐观和独立打动，小羊总在心里问自己：如果是自己遇到这种状况，自己会怎么样？“可能我就会丧失出门的勇气了，因为外面有太多不可预料的困难。”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她看到有盲人沿着人行道上的盲道行走，但前面有辆车停在盲道上。小羊赶紧上前，引导那位盲人绕开那辆车。“我会觉得也许是公共设施的不便利，导致我们很难在公共场合见到他们。”

曾经有人在盲人论坛“爱盲网”上爬取了19659个帖子，想看看盲人到底关心什么。出乎大家意料，盲人们想要看演出、逛西湖甚至是跑马拉松。甚至还有网友提到：“自己哪怕去逛街，逛公园，甚至去逛按摩店附近有点臭味的珠江边也觉得很开心。”

根据2021年的数据显示，北京大约有6万名盲人，如果算上没有登记在册的以及白内障等疾病的人群，视障总人数超过10万。根据新闻报道，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曾多次接到盲人来电反映出行难题。线杆斜拉的导索、横在头顶上的树枝……这些空中障碍物没有办法提示，更大的难题是“回家最后一百米”。老旧小区、胡同里没有盲道；用手机导航软件，语音提示把自己带到了超市，但是找不到超市大门在哪里。这些对普通人来说细枝末节的问题，让盲人困在家里。

张炜军是武汉人。他从小在盲校和特殊教育学校读书，接收到的讯息是“以后只能学按摩”。“手劲不够大，就要磨练，手伤了，手指伤了，那就做不了这件事了，就没有别的出路。”张炜军对按摩没有兴趣，他觉得自己成绩好，也想考名校。很多年来，盲人上大学只能通过长春大学、北京联合大学等几所大学的特殊教育学院面向视障考生的单考单招，专业也局限于针灸推拿和音乐类。

2013年，张炜军参加高考，考到了长春，专业是推拿。2014年，教育部门首次使用盲文试卷为盲人安排了一场盲人高考，这年也被称为“盲人高考元年”。张炜军与这个机会“完美错过”。他在知乎的一则回答中写道：“这成为我到目前为止二十多年人生中最大的一个遗憾。”

也是在2014年，张炜军丧失了最后一点光感，大学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按摩师。2019年是张炜军的本命年。春天，他辞去了自己的工作回到武汉。没想到刚回家，外公就去世。生活的一连串变化让他重新思考了自己的未来。考研的想法在一次与朋友的聊天中冒出来。

有哪些专业？自己能不能考？该怎么报名？怎么考试？一连串的问题接连浮现。通过读屏软件，张炜军从电脑和手机上获取了考研相关信息，决定报考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翻译专业硕士。他用自己的全部积蓄购买了网课和考试资料，还买了一台便宜的扫描仪。将纸质资料一页一页扫描成电子文档，张炜军可以通过读屏软件学习。

9月报名开始后，学校的招生办公室和湖北省教育考试院都表示盲人考研暂无先例，具体办法需要请示后再反馈。第二天，张炜军向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校长信箱发出了一邮件，阐明了个人情况，恳请校方提供自命题盲文试卷。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张炜军与湖北省教育考试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乃至湖北省残联一直不断沟通。由于没有先例，张炜军的报考点确认、试卷形式两大问题一直没有定论。一直到11月底，漫长的沟通才有了结论，张炜军可以在12月21日前往考点参加考试，以盲文试卷作答。

张炜军回忆说，每一科考试，盲文试卷都有将近50页，厚得几乎成了一本书。尤其是英语考卷，因为英语摸读效率比中文低，他差点没能做完阅读题。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里有平缓的坡道、绵长的转弯，路面是塑胶铺就，道路两旁还有树林、水泽，野生的鸟类在湖面飞过，野猫和野生小动物在树林里出没。

第四次参加例跑，张炜军和人称“虎叔”的志愿者一起，完成了一次五公里慢跑。张炜军是长跑新手，跑得慢，虎叔也就没有拿出平时自己的速度。跑步的过程中，他不断为张炜军描绘周围的风景。路过一个花圃，他形容起月季盛放的景象；经过一片长着一人多高芦苇的湿地，他又讲述起夏夜此起彼伏的蛙声。

虎叔鼓励张炜军，这次连续跑了1.5公里，下次可以试试连续跑2公里。“到秋天，公园北区最美的时候，你就可以跑过去感受下了。”

张新生的微信头像是一张2002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拍摄的照片。那一年他160斤，长着啤酒肚。第一次来参加黑暗跑团的活动，张新生连两公里都坚持不下来。跑完后，他觉得自己嗓子疼、胸口烧，脖子上全是厚厚的一层盐碱，一洗脸流水流到鼻子上，苦咸。不过一年半时间，他的跑量提高，体重减了二十多斤，血压和血糖都降下来了。今年二月底，他甚至参加了园博园举行的半程马拉松。

贺小云告诉我们，黑暗跑团是一项公益活动，对跑步的速度没有要求。但在跑团中，不乏一些参与者能力提高了，对成绩有了更多追求。“一开始大家的出发点都是锻炼身体。我们希望提供一个平台，保障残障人士的运动权利，让他们也可以享受城市中的运动设施。”

在跑团里，除了盲人跑者，还有被称为“龙友团”的聋人跑友，以及脑瘫和肢体残疾的朋友。贺小云说，希望更多人能意识到，需要帮助的不止是盲人，其他残障人士进行跑步等体育锻炼时，也需要人们的协助。

26岁的刘康羽就因婴儿时期罹患脑瘫，视力和运动神经受到了影响。15岁时，因为左眼患白内障，而后视网膜脱落失去了视力。之后又因为右腿不能正常行走，右眼视力也降为0.3。由于脑瘫的后遗症，癫痫也不时发病。

2016年，在志愿者朋友的鼓励下，刘康羽的妈妈带着他走出了家门。最开始，他只能走100米，后来慢慢从1公里增长到2公里，再到3公里。2021年，等到刘康羽参加黑暗跑团时，他已经能一次走5公里了。

一家人总在每周四、周日一早6点钟出发，先坐公交车去地铁站，再换乘两条地铁线，经历一个多小时的路途，抵达森林公园南门，赶上8点前的第二批出发热身。被刘康羽称为“小文子”阿姨的杜亚文住在刘康羽一家楼上，早上出门遛弯，常能碰到一家人大早出门。打照面次数多了，她也好奇，就时不时跟刘康羽妈妈约着一起来森林公园参加活动。

“我感到黑暗跑团是一个相亲相爱的大家庭。”由于治疗癫痫的药对康羽有诱发口吃的副作用，常常需要妈妈不断提示，才能让刘康羽讲出完整的句子。但说起跑团，他总是很高兴，表达上也显得更流畅。

在群里，刘康羽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志愿者徐珊因为与他年纪相仿，格外聊得来。几乎所有人都认识刘康羽，大家都叫他“康羽宝宝”，把他当成“团宠”，因为跑团每周两次例跑，都由刘康羽撰写引导语，再把文字和报名链接发到几个微信群里。这是团里安排给他的“工作”，康羽不但做得认真，而且乐在其中。“跑团里所有的功能组都对所有人开放，宣传组里有盲人、聋人，后勤组有聋人”，贺小云说，“不一定要承担多么复杂的工作，而是让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做志愿者的权利，在团队里找到归属感。”

不忙的时候，张新生会去西城区太平街的中国盲文图书馆或者前门煤市街旁边的保利国际影院“看”一场无障碍口述电影，或者出门去和老乡们喝个咖啡、逛个街。与张新生的状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在盲人按摩店的同事几乎不出门，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有12个小时都在店里。

贺小云说，从自己接触到的情况看，很多残障朋友，之所以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都是迫于无奈。“希望黑暗跑团可以提供一种方式，鼓励残障朋友走进社会，和健全人平等、友好、自然地去交流，更好理解世界。”

志愿者黄莉最初注意到黑暗跑团，是一年前她开始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练习长跑。身穿蓝色团服的人经常两两一组，从她身边略过。如果仅仅从背影上看，根本看不出两人的差异。只有追上前去，才能发现哪一位是志愿者、哪一位是残障跑友。公园四季更迭的景色里，这些坚定的身影让她大受触动，因而下定决心把跑步坚持下来。现在，她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的小目标：希望自己能够在半程和全程马拉松中成为残障朋友的眼睛，为他们助跑。“看上去好像是我在帮助他们，其实是互相的，他们也鼓舞了我。”

*感谢高一丁对此文的帮助

排版｜俞冰如

审核｜王菲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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