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嫌疑人辩护丨连载

得知检察院对当事人郭文强的量刑建议为“死刑立即执行”时，我照例打算写一份法律意见书，希望法院到时候能留他一命。然而，不过短短几百字的法律意见书，竟让我抓耳挠腮，无从下手，耗时一周，仍未定稿——这是我从业多年从未有过的事。

恰逢此时，我听说被害人贺旺君的追悼会即将举行，干脆合上电脑，决定再去会见一次郭文强，看他能否说明案情。此前，我已会见过其三四次了，每次他都拒绝沟通，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我就是这个命，早就在心里给自己判了死刑，都结束了。”之后无论我再怎么劝说，他就只是重复说“结束了”。

这次会见，我假装不经意提及贺旺君将被火化的事，“三十几岁的年纪，不知她是否甘心，可能到死还牵挂一些人。”郭文强听罢突然开始大喊大叫，眼珠凸出，试图站起来，身子却几次重重砸在椅子上，最后侧着身子，双手颤抖地指戳着我。幸而我们中间还隔着一道护栏。

转眼，他却又做出磕头作揖的手势，继而一声恸哭穿过我的耳膜，“求你，替我去送她……”

看守所民警立刻过来警告郭文强，若情绪失控就结束会见，郭文强连忙摆手，敲打胸部以求得平静，“我就好，我还有话要对律师说，现在能控制好情绪了。”

“只要你替我去了，无论我下场如何，都不再怪你。替我带一个花圈，上面写——山头日日风复雨，行人归来不应语……”眼下的郭文强情意绵绵，声音柔和，像极了老师在教导自己的学生，“第一个雨，是下雨的雨；后一个语，是语言的语……”

我即刻回道，“这话恐怕不搭。”我本想说“不配”，却碍于身份，“我们还得考虑被害人家属的感受，事已至此，不要再自以为是，去毁掉一些美好的东西。”

郭文强沉默了一会，继而点了点头，“那替我带一瓶护手霜过去吧，不要买太贵的，十几块钱的那种就行，她一向节俭，再带点艾草和姜粉之类的，她喜欢……”

“我答应你会过去看看。”见郭文强还沉浸在自以为的深情里无法自拔，我提醒他，“你在看守所的生活还适应吧？检察院那边的意思是要从重处罚，能做的我都会去做。”

郭文强愣住了，“哦，还行的，就是眼镜被人弄坏了，那是我老婆领我去配的。”

我没接他的话：“你坦诚地告诉我，让我参加贺旺君的追悼仪式，是不是想让对方出具谅解书？是的话，大可不必打以前的感情牌。人都没了，我们能做的就是认罪认罚。”其实说白了，能得到被害人家属的谅解，对郭文强的量刑很重要，只是这一次，我想明说，“去送一程就去送，不要掺杂其他东西，若为了谅解书，我不想在死者面前演戏。”

郭文强没有明确回答我，反而岔开了话题，“虽然你是法律援助律师，但我还是相信你的。其他我没有别的要求了，你替我再看看她，能多看一眼就多看一眼……”

得知我要去参加贺旺君的追悼会，同事们都很担心，说不合适，建议我等法院的判决结果下来后再去她墓前吊唁。

“我们都听说了，她是个好女子，不会怪你的。就怕其他人动手，一般人奉行的是朴素道德观，情绪上来了，行为难免过激。”

我何尝不害怕，只是既然接了这个案子，就该去承担一些误解。以前我不理解为何自己总是挨骂，后来有点明白了——有时民众的正义也是一种情绪，需要宣泄。我只当大家的情绪只针对罪恶，宣泄完后或许就能冷静下来思考一下程序的正义。

在联系贺旺君父亲之前，我做好了挨骂的准备，任谁都能理解一个父亲的悲恸，即便他拒绝，我也会去外面献一束花，与工作无关，就是单纯的对生命逝去的痛惜。

我最初联系的是当地村支书，村支书的态度让我稍稍宽了心，他说：“老贺从来都是一个讲大道理的人，你私下过来吊唁，于情于理，都不可能对你横加指责。”当天下午，村支书又给我打来电话，“老贺正好有话要对你说，他心里乱成一团麻了”。

几天后，我和同事李欣以个人名义，去当地殡仪馆参加了贺旺君的遗体告别仪式。李欣和我一样，同是郭文强的法律援助律师，才24岁。一开始了解案情后，她气得横眉竖眼：“我就不顾职业操守了，为什么要拿这种人来恶心我？！女人真可怜。”那天，我们一起送了花篮，并给贺旺君写了一副挽联——“谁料痴心竟成妄想，早知薄幸终负佳人”。

贺旺君躺在那里，身上盖着寿被，嘴巴微微张开。灵堂里挤了很多人，有人惋惜，有人痛骂凶手不得好死，还有人小声说：“她的伤口在肚子上面，女人只有生孩子时，肚子才挨刀。”

当听到一位女士说自己是贺旺君的同事时，我凑过去问她：“贺旺君的手是不是也受了伤？不过尸检报告上没有提到。”

那位女士立刻伸出自己的双手给我看：“就是这样的，小贺从17岁开始做足浴，能有一双好手吗？都是为了那个谁，连觉都睡不好，上次她还对我说，想生一场病，好好睡上几天，没想到……”那位女士的手指严重变形，关节处长了肉坨，我这才明白郭文强为什么说要买护手霜。我转头跟李欣说起，她一脸不屑：“人都被他弄死了，还来这些虚情假意的东西。”

骂归骂，李欣让我把车钥匙给她，说有事要出去一趟。过了大概半个小时，她带回来一支护手霜，摆在我们送的花篮里，说：“我自己要给她买的，跟那个人渣没关系。”

就在这时，贺旺君父亲在儿子的搀扶下向我走来，喉咙嘶哑，还没说话，眼泪就顺着干瘪的脸往下落：“你是蔡律师吧？既然来了，我就当你们是君君的朋友。她生前好客，喜欢热闹，我不会让她为难。改天你再来找我，我有事要麻烦你的。”贺旺君的哥哥沉默寡言，在他父亲和我说话时，只是望向妹妹的遗体默默流泪。

从灵堂出来后，李欣说想不通：“难道你不恨郭文强吗？杀人放火的人我们见多了，就算对变态连环杀人犯我也没那么大怨气。面对他，我就是没法把自己当律师，无缘无故将对自己那么好的爱人给杀了，都不想骂他神经病，骂了就是开罪。”

“我自然不会喜欢郭文强，但我信因果，讲逻辑，无缘无故杀人，我是不信的。就好比警察办案，如果真相在粪坑里，他们就忍着恶心往粪坑深处打捞。人心有时候比粪坑干净不到哪里去，我们律师也得忍着恶心，往人心更深处打捞真相。虽说我们是嫌疑人的辩护律师，但其实是从另一面，也是在确认刑罚的必要性，以此告慰亡灵。”

李欣若有所思地点头，过了一会儿才说：“人最难修的果然是内心，我也是个凡夫俗子，难免有情绪。但就一个法律意见书，你随便写写就是，何必纠结？”

我很清楚，这个意见书之所以难写，就是因为真相不明。杀人的事实是存在的，但真相并不只是包含结果的，譬如有些杀人案件，是由家庭纠纷引发的。

可在这个案子里，贺旺君到死都爱着郭文强，两人没有明面上的矛盾；关于杀人动机，郭文强面对警方审讯又三缄其口，只说自己认罪该死，连前因后果都不愿说清楚，算不上是悔过，自首情节能不能认定还两说。这的确让我很为难。

接下来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我都没去会见郭文强，后来他拜托民警带话给我，说要见律师，我便让李欣去。李欣回来后怒气冲冲：“我听到他问‘贺旺君最后走得还好吗？’就恨不得唾他一脸，东扯西扯就是不说正事儿，嘴里还说自己‘一直没自由’。”

我几次想打电话给贺旺君父亲约时间见面，却一直纠结退缩，生怕会对一个父亲造成二次伤害。后来，还是贺旺君父亲主动打来电话，说之前约好要谈谈的。

一见面，我就向贺旺君父亲道歉：“我或许不该接这个案子，一时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总归我在做他的辩护律师时，多少有愧意，没有以前工作时那般有底气。”

贺旺君的父亲六十多岁，清瘦，背微驼，胡子拉碴，说话很慢：“我要想找个人出气，犯不着再来为难你，直接就冲文……郭文强他妈去了，将他家砸个稀巴烂，大不了我也进去，将他捅死算一回事，那就没有说法了。他做了恶事，自有政府收拾他，法院给他安排了律师，自然是怕冤枉了他。到这地步了，我就想要真相。”

谈及郭文强，贺旺君父亲和他的亲戚多次表示不解，“是不是被鬼缠身了？”

郭文强的家与贺旺君家里只隔了差不多一公里的路程，郭文强算是贺旺君父亲看着长大的。

“小时候就乖巧懂事，知道自己家庭条件不好，经常帮父母干农活，成绩也好。反而是君君被我们惯坏了，衣服都不让她洗的，成绩也就那样子。”

由于贺旺君的父母一直认为郭文强不错，所以他们得知，女儿在初中就情窦初开，跟郭文强有恋爱的苗头时，并未横加干涉，“我们还让君君要努力配得上人家”。

后来郭文强考上了一所本科院校，而贺旺君则落榜了。

郭文强的父亲身体一直不好，每月都要买药，只能在家做一些相对轻松的农活，母亲则在外打工，能勉强维持家庭开支；贺旺君家虽说不算富裕，但父亲是个不错的木工，哥哥也在外打工，如果她想要复读，家里还是负担得起的。贺旺君却说自己高考三百多分，就算复读一年也没希望上本科。她执意要外出打工，家人劝不住，她却说赚钱一分钱就有一分的用处。

“君君在家是连碗都不洗的孩子，撂下筷子就往自己房间跑，喊她做点事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不舒服，可会撒娇了。得知郭文强录取通知书来了，却二话不说，联系亲戚，收拾行李，提着箱子就去广东了，在外从未向我们诉过半句苦。”

贺旺君一开始进的是制衣厂，工资一个月只有几百块，她每次打电话回来都说，“爸妈，你们晓得的，我是大懒虫，在外面赚的钱只能勉强够用，以后再孝顺你们。”

事实上，只要厂里需要加班，贺旺君都争着上，还让厂里的老乡瞒着家里，后来老乡打电话回家，不小心说漏了嘴，才传出来。

“自家女儿谁不心疼，我们知道后，死活不让她待那边了，都敞开说了，郭文强读书的开支我们会负担一部分。君君听我们提到郭文强，当时就急了，怪我们冤枉人，只说是她自己开销大，不够用。”

后来还是郭文强出面劝说，贺旺君这才回了家。

由于没有学历，贺旺君找了一圈工作，最后还是总说“钱不够用”。最后经人介绍，找了一份足浴技师的工作，照样瞒着家里，说是在一家服装店做销售。

“我们见君君手上长了坨，要带她看医生，她死活不肯，跟我们吵了一架……之后就有人传她仗着自己漂亮，在外面做那种不干净的事。”

无论别人说什么闲言碎语，贺旺君一概不理。老贺两口子又气又急，他们相信自家女儿不会做伤风败俗的事，却又因她确实在做足浴而有口难辩，“碗都不洗的姑娘去给人洗脚，说出来我们确实没面子。情急之下，也只能把郭文强叫回来，我们笃定若不是为了他，君君不会那样做，没别的办法，我们想看看郭文强的态度。”

当地人回忆道，“那时的郭文强，看上去有点瘦弱，倒是条汉子，只是不知道后来怎么发疯了。”

那时候，郭文强将全部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君君是为了我才去打工的，没偷没抢没做出格的事，做足浴除了有些辛苦，要熬夜，没什么不好，我只有心疼。现在我是没有能力，等毕业了就回来娶她，等我发达了，我会让她比所有女人都幸福。”

郭文强的一番话堵住了众人的嘴，在他们当地，大学生屈指可数，读书出去的不是当官就是发了财，“既然高材生都发话了，别人不好、也不敢再说三道四，甚至还有人夸贺旺君命好，吃苦在先，享福在后，以后指不定就是一个官太太的命。”

从此以后，郭文强在贺旺君家人眼里，就是准女婿的身份了。他也知恩图报，一回家就帮着干活，读书期间拒绝了女同学的表白，一毕业就跟贺旺君领了证，只是没办婚礼，结婚的钱也是贺旺君家里垫的，因为郭文强父亲的肝病加重，经常往医院跑。

婚后小两口基本上不吵架，每次回来都是出双入对的。郭文强处处让着妻子，还十分孝顺双方父母。

当地人都说，那时的郭文强每次跟贺旺君说话时，都轻声细语的，看着像个小男人，却在有人诋毁妻子时，再次拿出了自己的担当——结婚头几年，贺旺君一直没有怀孕的迹象，又引发一些人的猜测。

一次，有个男人说贺旺君就是因为之前的工作导致堕胎太多，才一直怀不上。郭文强当时也在场，并没有多言，即便那个男人比他高大，他依旧揪住对方的衣领一连扇了两个耳光，打了一架后，又砸了对方家里的玻璃，并撂下狠话，“下次再乱说，砸你家神龛。”

在别人眼里，直到出事前一天，都觉得他们是最登对的，“两口子好得跟一个人似的，家里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换做其他人难免会因为不顺心，朝对方发脾气”。

说到郭文强的好，贺旺君父亲原本紧握的拳头又松了。

“他要是个混蛋就好了，我们就及时接回女儿……可是，家里盖房子他出力，田里插秧收割他也来帮忙。我儿子在外打工，平常家里的大事小事，连我们生病，都是他和君君跑来跑去的。老实说，只要他不把君君给弄没了，我什么都能原谅他。两年前，我老伴车祸身亡，别人都说跟他有很大关系，就那件事而言，我到现在都没怪过他，让家里亲戚莫说他。”

要说那时郭文强唯一的“不好”，就是工作。

他毕业后在一家政府单位做临时工，工资不高，但因为还年轻，也确实为家庭所累，大家都以为他的失意是暂时的，迟早有一天会飞黄腾达。贺旺君也为顾及郭文强的面子，从足浴店辞了职，在家照顾公婆。

尽管日子过得捉襟见肘，贺旺君有时还会来娘家借钱，但贺家这边从未表现出对郭文强的不满，“新年或者节日，他来了都是安排上座，我们主要看重他的人品。”

起初郭文强也是雄心壮志，认为自己一定会成功，“虽说我家庭条件不好，但由于成绩优异，从小到大听到最多的就是夸赞，也如愿考上了大学，我不可能失败。”

时间一晃就是三年，他说自己“忙碌却蹉跎”，努力工作，却因编外人员的身份无法升职加薪；学习用功，每次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考试，笔试都能进，最终却始终无法上岸，离梦想最近的一次是笔试第一名，以为胜券在握，却在面试前一天，家里传来噩耗，父亲因患肝癌去世。

第二天，郭文强没有去参加面试，安葬父亲后，随便一算，家里负债近 30万。随后，他辞了职，通过大学同学的关系进入一家公司做了销售。

经过走访调查，我基本确定郭文强无其他不良嗜好，无出轨行为，与妻子贺旺君不存在明显的矛盾冲突。面对公安机关的审讯，郭文强承认杀人，认罪认罚，却唯独对于自己的杀人动机含糊其辞，一会说“是没睡好，冲动”，一会说“脑子一片空白”，公安机关却认为是他不满自己的现状，因而迁怒于妻子，愤而杀人。

再次会见郭文强时，我和李欣一起。我告诉郭文强：“我见了贺旺君的父亲，他有怨念，更多的是不解，不知道你为何要那么做。开庭时间就快定下来了，实话告诉你，辩护词我都不知道怎么写，到时候横竖就说你是激情杀人，但贺旺君又没惹你。”

李欣依旧一脸鄙夷：“无论你是死是活，总要把话说清楚，不能让死了的、活着的都稀里糊涂。贺旺君哪里对不住你，你说出来。你对她有何不满，也说出来。”

“我真是该早点说的呵……或许早点说出来，最多只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而已……”郭文强总算愿意披露心声了，“警官说得对，也不对；你们骂得对，也不对。没回头路了，我说不说毫无意义，反而会招来嘲讽，反正都是要被骂，狡辩什么呢。”

我说：“也不尽然，律师会见当事人不是来拉家常、听八卦的，是基于法理的考虑。法律赋予每个嫌疑人说话的权利，我们要重视自己的权利，才能保护好自己。嫌疑人不等于是罪人，总有带着冤屈的。即便有犯罪事实，我也希望当事人说出最真实的想法，哪怕是大恶，见光了总比深不见底好。追根溯源，便能对症下药。”

“冤屈没有，委屈总有的。”郭文强认可了我的说法，“君君是个好女孩，好得不能再好了，只是这种好没有成就一个更好的我，反而让我自惭形秽，抬不起头来。”

“当年有人诋毁君君，我从学校跑去当众说要娶她，不许任何人欺负她，要给她一辈子的幸福，不是一时冲动，不过话说大了，成了紧箍咒。”郭文强说，自己是真心爱着贺旺君，当年上大学，本是不想让贺旺君资助的，“那样会让我们的感情变得不纯粹。当年我自己也做兼职，无奈家里还有个病号。君君的钱是寄回去给我老爹治病了，我说了要还的，没想到后来又添新债，一直欠着她。”

经历考公务员受挫，父亲的去世，以及沉重的债务，郭文强终于不再要所谓的面子，踏踏实实做起了销售，贺旺君也重新去了足浴店。

“在别人看来，我们的工作或许不那么体面，但我们着实存了钱，比之前好太多，两个人相互扶持，日子是自己在过，不必在乎别人怎么看，就想早点把债还完，到时候买一套小房子。”

的确，不到两年时间，他们就偿还了大部分的债务，考虑到郭文强的工作需要东奔西跑，贺旺君怕他辛苦，提出先分期买辆车，郭文强考虑再三，才买了一辆本田飞度。

之前郭文强为了全心全意考公务员，加上父亲生病，两人便一直没要小孩。就在郭文强做销售的第5年，他们终于还清了债务，还凑够了一套小两房的首付，生活暂时稳定了下来，此时两人结婚已8年，贺旺君眼看着就30岁了，两人这才开始积极备孕。

但半年过去，贺旺君却一直未能成功受孕，去医院做了检查后，才发现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排卵功能障碍，从而导致受孕难。

医生特意叮嘱他们，多囊卵巢综合征并非不治之症，只要积极治疗，平日进行调理、勤加锻炼、注意饮食，是可以自然受孕的，就算不成功，以后还能做试管婴儿。贺旺君却因此背负了心理压力，在治疗调养身体期间，情绪不稳，时常胡思乱想，有次不知是神情恍惚还是有意为之，还从老家的二楼摔了下去，断了2根肋骨。

为了照顾贺旺君，郭文强毅然从公司辞职，“同样不是冲动，跟第一次一样，就是在乎她。钱是挣不完的，工作没了可再找，万一她有个三长两短，我过不去的。”

在郭文强的悉心陪伴下，贺旺君的身体恢复得很快，心情也好了不少，她还在社交平台上说：“在这一刻，我觉得所有的苦都是值得的，遇良人，不枉此生。”配的图是郭文强与贺旺君的合照，贺旺君的头贴在郭文强的胸口上，闭着双眼。

后来有人跟我提起这段话，“当时就觉得怪怪的，事发后才恍然大悟，无论文字还是配图，都不吉利，若当时警惕一下，找个大师看一下，或许就没后来的事了。”我信因果，却不相事后这种狗血淋头的说法，只觉得贺旺君当时一定是很开心的。

郭文强也说出了自己当时的困境：“就好比电视里看到的耗尽功力去救一个人，对方得救了，我却虚弱了下来，成了废人。辞职后半年，我心里发虚，骤然发现人很重要，钱也一样重要，好不容易生活稳定了，又坐吃山空起来。去外面旅游，君君乐不可支，我却愁绪如麻，还要强颜欢笑，这种滋味不好受，我越发感觉自己力不从心。”

就这么过了一年半，贺旺君差不多完全恢复了，满怀希望地继续去足浴店上班。轮到郭文强找工作时，他却发现自己几乎被淘汰了。

三十几岁的年纪，郭文强以为自己还算年轻，凭着努力就能实现梦想，却没想到在别人眼里早已被定义为失败者，“我仿佛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了，一茬接一茬的年轻人跃跃欲试，我错失了年轻的机会，没能杀出一条血路，到了中年，社会阶层以及各个圈子差不多已确立封闭，我连大学同学的圈子都融不进去了，就连拍个照，我和他们中间都像隔着楚河汉界。有同学甚至嘲讽我，让君君在足浴店给我谋一份差事，就是这么恶毒。”

在郭文强看来，他从来不缺少破釜沉舟的勇气，“但几次破釜沉舟后，我没有绝地反击的机会，只能裸泳，让人看笑话。家庭、事业、爱情，我没能挑起任何一项。”

那时候，郭文强、贺旺君的几个高中同学似乎混得风生水起，还特意组织了一次同学聚会，专门给郭文强和贺旺君下请帖，说他们是班上独有的浪漫，一定要到。然而，当他们赶过去后，那边一伙人故意挑衅，说当年很多人暗恋贺旺君。冷嘲热讽，说贺旺君“没眼光又有眼光”，挑了班上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男同学。还说就算只是作为老同学，也没脸让班上最漂亮的女孩去给人洗脚，“改天我给你们安排个体面的工作”。

郭文强脸上挂不住，却没了从前的底气：“那时我太渴望一份工作了，即便是我曾经瞧不上的人，但他们成功了。我想着至少不去得罪人，才忍辱负重没发作。”

贺旺君却站了起来，把杯子往桌上一推，“有些人是不是真的有几个钱还两说，但到底是我从来没看上的人，原本想着同学少年多不贱，却不料是虎落平阳被犬欺。”说完就拉着郭文强出了那个包间，并安慰郭文强，“他们就是嫉妒，见不得别人好。”

然而，自那次起，郭文强却再无斗志，变得郁郁寡欢，不敢出门，整天沉迷于游戏，用他的话来说，“每一秒的堕落我都一清二楚，就像针扎在身上，但我就是打不起精神来。”

对于郭文强的这些变化，贺旺君似乎不大在意，只是说怀孕了她就辞职。可郭文强连这件事都退缩了：“自从我看到床头柜里有很多的验孕棒后，就连夫妻生活都有压力，后来完全没了兴致。”

谈话至此，郭文强看了一眼李欣，再次扭过头问我：“蔡律师，我有个问题。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生活中夫妻吵架的，或者说你办过的离婚案中，有多少是因为吵架散的？”

我说：“夫妻间吵架很正常，有时自己都讨厌自己，何况两个有着不同思维的人。”

郭文强点头：“我甚至很羡慕那些大吵大闹的夫妻，一度将吵架当成了自救的方式。因为我太压抑了，而君君又不跟我吵，还劝说我别轻贱了自己和我们的感情。”

有一回，郭文强又见贺旺君一脸失望地从洗手间出来，他终于忍不住捡起验孕棒往自己脸上戳，“我是个没用的人，你为什么还要一再期盼、试探？我不可能成功的，我们分开吧，我觉得这个世界处处在为难我，包括娶你，都像极了一场阴谋。”

面对郭文强的歇斯底里，贺旺君没有一丝恼怒，反而安慰他，“你这个样子，我怎么能离开。再说你要跟我离婚，别人会怎么看你？离婚这个事只能由我来提的。”

郭文强听到这句话后，一阵苦笑，“是哦，我欠你那么多，青春，金钱，汗水，眼泪……各种算不清还不起的烂账，好在我还有贱命一条，人死了就不用负责了，要不我现在将那些烂账了了吧。”郭文强说自己不自觉地拿起了水果刀对着自己。

贺旺君急了，朝郭文强喊话，“过几天就是我爸的生日，我们最后吃一次团圆饭，不要搅得他老人家连生日都过不安宁，到时候由我来提离婚，一定成全你。”

郭文强放下刀，朝贺旺君跪了下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成了这个样子，谢谢你。”

两天后，贺旺君母亲打来电话，说那段时间自己胸闷得厉害，想去省城大医院看看，问贺旺君他们能不能接送。贺旺君说最近她和郭文强走不开，“只能让哥哥回来”。郭文强一把接过电话，说他有时间，开车也方便，既然是胸闷，就得趁早去检查。

第二天中午，郭文强开车载着贺旺君父母去医院的途中，在国道上，一辆超速逆行的轿车撞翻了郭文强的车，郭文强与贺旺君父亲受轻伤，贺旺君母亲当场死亡。尽管交警认定肇事司机全责，贺旺君父亲也替郭文强澄清，说他开车稳当，但还是有一些亲戚说丈母娘是在郭文强车上死的，“反正就是有责任，严重亏欠这个家”。

贺旺君更没有怪郭文强。甚至在悲痛之余，依然不忘在母亲的灵前拉着郭文强的手说，“人不能胡乱出气，只要我老公还在这个家里一天，我就不许任何人糟践他，要怪就怪我让他送。”

郭文强撕毁了之前准备好的离婚协议，“出了这个事，我这辈子都没资格提离婚了，不然就真的没法做人了。可能人在失意的时候容易多想，我当初只觉得君君表面上是在维护我，实际上是带了威胁的——只要我不在这个家了，可能就得清账。”

之后大半年时间，贺旺君都未再提离婚的事，郭文强坚定自己“被绑架了”。

他苦笑道：“我也是可怜，就连头发长长了，她让我去剪，我一分钟都不敢耽搁。出门去哪里，和谁聊天都要给她汇报。只要稍微不如她的意，就会哭着喊‘妈妈你在哪’。”

出事那天，郭文强上午出去面试工作，被一个比他小好几岁的人事主管各种嫌弃。他想找人送礼回原单位继续做个合同工，那个领导明明在搓麻将，却说忙不过来。

郭文强回去后，躺床上看着自己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发呆。恰好那天贺旺君休假在家，喊郭文强起来喝汤。郭文强说没胃口，贺旺君一把抢过他的证件，又开始哭诉起来，“你变成现在这副德行，说到底是我宠坏的，以前的你不是这番模样的。”

“她终于开始跟我盘算恩情了，说当初怎么不容易，一个人过两个人甚至五六个人的日子，现在连对我的好都被嫌弃了，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她明确说自己后悔了。”

郭文强说自己头昏脑涨，“我就感觉从小到大，谁都可以跑过来找我要债，问题是我每次都还不起。”他气急败坏地跑去厨房，拿起一把水果刀，对准自己的脖子，看着贺旺君说，“我欠你们家的就还，你一次拿走好了，不要给我凌迟煎熬。”

贺旺君过去抱住郭文强，说：“这样还债是还不掉，也还不清的，命谁都有一条，你死了，我也可以死，你到底还是欠着我的。不管谁欠谁，好好过日子就是还债……”

即便在法庭上，郭文强也说不清自己那一刀是怎么捅在贺望君身上的，“我就知道自己用了不到5分钟的时间，杀了陪伴了我十几年的爱人，就这件事‘成功’了……”

过了差不多6个小时，郭文强才打电话给他母亲，说贺旺君没了，让她报警。

我的辩护意见还是希望法院能从轻判处，但是实际为郭文强开脱的话很少，更多的是对“生命权”以及“个体”的解读，希望少出现“人人得而诛之”的呼喊。

法院一审认为郭文强犯故意杀人罪，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郭文强放弃上诉，而后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其死刑。

郭文强最后对我说的话是“恩情难偿”。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编辑 | 沈燕妮   运营 | 梨梨   实习 | 黎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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