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顶尖学者回国，陈雪梅加盟母校出任北大生科院院长，忆北大曾是陈章良弟子，“玩花弄草”microRNA大文章

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聘教授陈雪梅教授已全职归国，担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目前正面向全世界招聘co-PI (研究技术系列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或研究员)及实验室管理员兼技术员。

之前，植物领域的美国科学院华人院士中朱健康院士和邓兴旺院士先后全职回国加入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

1966年出生于哈尔滨的陈雪梅，1988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获学士学位；

1995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生物化学专业，获博士学位；

1995年博士毕业后在加州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

1999年起，历任美国罗杰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助理教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UC Riverside）教授；

2011年，担任湖南农业大学生物科学技术学院神农学者讲座教授；

植物激素与生长发育湖南省实验室博士生导师；

深圳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特聘教授（兼职）；

福建农林大学基因组与生物技术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湖南农业大学双聘院士；

2013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NAS）院士；同年入选湖南省引进海外人才“百人计划”；

2006年获得美国植物学会Charles Albert Shull奖；

2011年6月入选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和戈登与贝蒂莫尔基金会（Gordon and Betty Moore Foundation）的研究员并当选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会士；

2013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NAS）院士；

2023年2月，归国全职加入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并任讲席教授；

2023年2月28日，就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陈雪梅中学时就对生物感兴趣，还曾担任高中的生物课代表。

她曾说：“那时，爸爸经常带我去野外玩，看见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我就觉得很开心，而对在学校做解剖果蝇幼虫的实验却不太喜欢。我感觉自己对植物更有兴趣，我做不来动物的实验。”

那时候大家都说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因此陈雪梅1984年高中毕业报考了北大生物系，并如愿学习植物生理与生化专业。陈雪梅本科四年她没怎么想今后要干什么，只是因为自己对植物感兴趣，所以就认真地学习专业知识。

1988年，陈雪梅大四。当时北大生物系对当时世界前沿的植物分子生物学研究并不多。

当时生物系唯一一个研究植物分子生物学的陈章良老师邀请了一位专家王侃来北大做报告，介绍了植物分子生物学前十年的一个重大突破：土壤农杆菌在侵染植物的过程中，把自己的DNA插入植物基因组中，以诱发植物产生有利于土壤农杆菌的反应；科学家揭示了这基因转移的机制。这一重大突破奠定了植物转基因技术的基础，而转基因技术以及八十年代已渐成熟的DNA重组技术开拓了植物分子生物学这一领域。

陈雪梅当时立刻就被深深吸引了，觉得这个领域既奇妙，也很有应用前景。于是她开始将植物分子生物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兴趣，并跟着陈章良老师完成了相关的本科生毕业论文。

也就是同年， 陈雪梅考取了CUSBEA中美留学生计划， 于1989年跨越太平洋，来到康奈尔大学生物化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又来到加州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 师从世界级植物发育专家艾丽沃特·梅耶沃兹（Elliot Meyerowitz）。

生物学研究常常会遇到假设不成立、实验进展不顺利的情况，这意味着生物学家在求索中不断经受精神和体力的磨练；在美国经济不景气时，争取科研经费也会给教授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 。不过，这些不如意对生物学研究者而言是“家常便饭”，并不算特别的困难。

但陈雪梅遇到的更大的困难，是要在科研与家庭之间保持平衡。

据北大校友网报道，1999年， 陈雪梅带着九个月的女儿， 转到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担任助理教授。在美国，助理教授有自己的实验室，申请经费组建研究团队，但是团队的规模，取决于研究经费。

她在接受采访时，曾分享过在北大和美国求学、工作时的点滴。

记者：北大有没有让你特别留恋的回忆？

陈：有。我以前住在36楼，刚上大学时，北大还没有熄灯的制度。到了大三，女生宿舍开始熄灯，那时候我们寝室六个人就开始卧聊。我们的感情很好，让我一直回味。我还记得有段时间校园里经常举行游行。但当时我已经大四了，对我没有太多的影响。

记者：除了脑力劳动，科研工作同时要承受身体上的压力，比如同位素实验就非常危险？

答：其实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我自己做同位素实验时还怀着儿子，但是继续在美国做实验。只要遵守安全守则，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记者：您觉得什么是科研领域的原创性？

陈：原创性不一定要是一个特别大的项目。现在更多的是靠Incremental（逐步累积）的进展，即使是一个小的发现，如果能产生世界性的impact（影响），也是能被顶级的期刊认可。科学发现是一次次刺激的探索之旅，但是却常常具体呈现为长期的积累，一次次枯燥的实验。这种突破性的发现靠积累也靠灵感。要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把自己的发现产生新的假设，再去检验，这个过程很慢长。这种原创性的发现是科学研究中最具魅力的领域。

记者：听说您在加州河滨学校上课时，十分受学生欢迎？

答：我感觉我上课并不幽默，通常只能就事论事，上课靠的就是耐心和责任，课前认真备课，课上耐心回答问题。在美国，学生们都比较努力学习，尤其是研究生，每堂课二十来人，他们向我多提问题，我就多改进。

记者：作为一位来自中国的女性，您在美国做科研的压力大吗？

陈：记得早期去开会时，我和人都说不上话，但现在就很好了。在美国做科研，华人要付出更多的努力，需要通过学术会议认识更多的同行。但这也不是致命的困难。在科学界，虽然不同的科学家有不一样的个人癖好，但基本是以事实作为评断你的标准。只要你做得好，就能被接受。

在美国当上助理教授时，陈雪梅资历尚浅，团队的规模不大；同时还要授课，需要得到学生相对好的评价；同时还要承担一定的学术委员会的工作如审稿、经费申请审批；再加上论文发表的压力、照顾女儿，当助理教授的这段经历对陈雪梅来说，无疑是最辛苦的五年。

每天她都要一大早就去上班，5点把孩子接回家然后再到学校加班到晚上8点。这段时间，陈雪梅每天都要工作10个小时，周末还要加班。

不过，陈雪梅看来，这5年虽然辛苦但过得既充实又幸福。能带领自己的团队去攻克感兴趣的课题，尤其进入microRNA这一全新的领域，实在太幸福了。

而且虽然辛苦，更多的时候乐在其中，丈夫也十分支持自己的选择。有一年姥姥去世，陈雪梅回国，丈夫还会到梅耶沃兹教授的实验室帮忙收种子。陈雪梅相信女性可以在家庭和科研上得到平衡，“一旦轻车熟路了，教授工作时间上的灵活性较其他职业更有利于对家庭的付出”。

2002年，陈雪梅实验室与另一个实验室同时发现microRNA在植物中广泛存在。

不久后，陈雪梅提出了一个当时在学界看来想法十分新颖的假设：microRNA在花的发育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并通过实验将这个新颖的想法证实为真理。

2004年，陈雪梅在《科学》上发表了独立署名的论文A microRNA as a translational repressorof APETALA2 in Arabidopsis flower development。

此后，陈雪梅实验室在microRNA的生物合成及降解机制研究上做出重要贡献， 尤其在揭示microRNA甲基化这一机制上引领了植物及动物小分子RNA的研究。

生命科学的研究过程中实验占据重要的位置，耗费巨大的时间和人力，因而要独立完成一项具有世界影响的研究绝非易事。

事实上，独立完成研究是陈雪梅出于无奈的选择：当时实验室里的学生和博士后没有人能有时间加入到这项研究中，如果要采取立项申请经费组织新研究团队的做法，需要一两年的时间才能开始研究，但是这是一个非常新的想法，一旦被证实将会是生命科学的一个重大发现，需要马上行动。

于是陈雪梅决定放手单干。所幸，凭借陈雪梅深厚的学识积淀与精准的判断，一个“大胆的假设”很快通过了“小心的求证”。

陈雪梅这么描述她对自己工作的体验：“microRNA本身是一个让人惊喜的发现，但是它是怎么起到调控机制的，怎么影响了植物的生长发育，还有更多的问题等待我们去解答。科研过程就是这样，新的发现之后又是新的问题，这是让不少人对科学望而却步的原因，但对于真正热爱科研的人来说，这种一步步探索的过程特别让人着迷。”

2005年陈雪梅获得终身教授席位，此前的执着为日后的科研方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时候上天又给了她另一份特别的礼物：儿子。

在怀着儿子期间，陈雪梅还独立完成了microRNA调控花的发育的研究，陈雪梅的同事都开玩笑说，这篇文章其实是“两个人完成的”。

陈雪梅对国内生命科学的发展非常乐观，认为国内的硬件条件甚至比国外还好。

国内生命科学近些年发展也很快，发表科研论文的数量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好，中国科学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北大生命科学学院近年来引进了不少年轻有为的学者，发展潜力很大。不足的地方就是国内原创性的研究还是不太多。

她表示：“不过基础壮大了一定会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出来，一定会有金字塔那个尖出现。”

陈雪梅对此很有信心。

当然陈雪梅对国内有的实验室规模比较庞大表示有些担心：“我回来看到三四十人的一个实验室觉得很吃惊，担心这么大的规模如何培养好人才，导师怎么指导博士后和研究生。”

她说：“在美国实验室规模一般都不是很大，导师是直接指导博士后和博士生的。我的实验室15个人我已经觉得很大了，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陈雪梅说她对学生几乎是全日候的指导，学生有问题随时可以直接去找她交流。她回忆起自己在康奈尔大学做学生时，她是导师的第一个博士生，得到了导师非常具体、非常多的指导，所以学到了很多东西、进步很大。因此陈雪梅建议做研究生时可以考虑进一个小实验室，能得到导师的悉心指导是很重要的，可以帮助自己更快成长。

这不禁让人想到了去年归国任职的颜宁教授。

去年11月1日，“2022深圳全球创新人才论坛”上，著名华人结构生物学家颜宁宣布，将从普林斯顿大学辞职，回国协助创建深圳医学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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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年46岁的颜宁，2000年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此后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学习，师从施一公，获得博士学位。

2007年10月，不满30岁的颜宁回到母校清华大学，组建实验室，成为清华大学医学院当时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2017年5月，颜宁接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邀请，受聘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雪莉·蒂尔曼终身讲席教授的职位；同年5月起，任清华大学兼职教授。

2019年，颜宁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两年后又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

从清华大学教授到美国科学院院士，颜宁也是用实力说话的。

2015年获得国际蛋白质学会“青年科学家奖”、“赛克勒国际生物物理奖”；

2016年，她被《自然》评为十位“中国科学之星”之一；

2017年，获得“影响世界华人大奖”“魏兹曼女性与科学奖”。

2019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2021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

颜宁主要从事与疾病相关的重要膜转运蛋白、电压门控离子通道的结构与工作机理及膜蛋白调控胆固醇代谢通路的分子机制方面的研究。

她用6个月时间，攻克膜蛋白研究领域50年未解、最受瞩目、国际竞争也最激烈的科学难题，在世界上首次成功解析了人源葡萄糖转运蛋白GLUT1的晶体结构和工作机理；

她还在《自然》《科学》《细胞》三大期刊上发表了科研论文19篇。

颜宁也曾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2016年毕业典礼上演讲中说：在这个微时代，希望大家保持勇气，勇敢地去做独一无二的你自己！不要惧怕失败。失败不可怕，放弃才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