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名媛背后的城市悲欢

随着香港著名模特蔡天凤一案真相逐渐披露，案件背后的房屋政策漏洞近日进一步被揭开与讨论。

嫌疑人邝港智一家，被指在持有价值逾7000万元豪宅的基础上，仍能以218万买入葵涌居屋单位。这里的“居屋”即“公共屋邨”，是政府出资兴建的廉租房，通常按申请轮候制租给低收入人群。

蔡天凤是在大埔龙尾村一出租村屋里遇害的，而据目前的媒体报道，嫌犯的作案动因，也和豪宅出售的纠纷与矛盾有关。

不论是改编自真实的电影，还是常常见诸媒体的报道，香港的新闻似乎总是与特定的居住空间分不开。

流传多年的“hello Kitty藏尸案”“雨夜屠夫案” “屯门色魔案”等等，似乎都发生在底层的居住单位，比如唐楼、劏房、公屋、寮屋等地方，它们大多狭小、压抑、昏暗。

总之，人们已经习惯于想象一个藏匿于光鲜都市表面下的黑暗森林，习惯想象蜗居在狭小单元里的底层人士，有着无法说出的失语故事。

说起来，我还真曾在油麻地一栋唐楼里的劏房里住过。那是一间位于一栋唐楼（一种以楼梯房为主的旧式住宅）六层的小房子，月租金6000多港元，套内面积不足10平米，只有一扇方形小窗户。左邻右舍分别是孤寡老头、独居青年，还有一家四口。

一到夜晚，门便关不住一墙之隔的逼仄与骚动，窸窣疲惫的交谈、脚步与家具挪动声，闭门不出的青少年用电脑玩游戏的啐骂声，时有传来。楼脚下的界限街口，每天中午都有老头老太太排队领福利署派的餐盒，队伍沉默而绵长。

一天，在楼梯口，我撞见两个穿制服的“差人”押着一名中年男子从楼上下来，男子双手交叉，搭着一块深色的衣物或布料，不经意间一瞥，内里似有银光一闪。

刹那间，那些电影里的魔幻与奇情，似乎一下子近在咫尺。

刚到香港时我看过一部电影——彭浩翔拍的《维多利亚壹号》，看完后毛骨悚然，甚至至今还心有余悸。

电影是用悬疑包裹了楼市题材，讲述的是一名努力想在香港买房的女银行话务员，在疯涨的楼价前不堪重负，最后，她手持利刃走进想买的公寓“维多利亚壹号”，以制造凶杀案的方式将房子变成了凶宅，然后静待降价。

在寸土寸金的香港，居住问题确实常被叙述为不少悲剧诞生的起源。

首先是高密度人口与低土地使用面积构成的紧张拉力。截至2018年底，全港就有近750万常住人口，陆地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6890人，人均居住面积不过6-8平方米，能负担起均价十几万元/平米商品房的人，远达不到人口一半。

商品房里不缺辛辣的都市传说，而密集的底层住宅里，则更多是悲情的新闻。

2004年，香港新界元朗区天水围发生了一起灭门案，一名香港男子持刀杀死了自己来自内地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随后凶手自杀身亡。

这起案件被导演许鞍华拍成了电影《天水围的夜与雾》，在其之前还有另一部《天水围的日与夜》，相比起“夜与雾”，“日与夜”要温情甚至明亮太多，但结合起来看，明媚平淡的日常，却更衬得现实无奈与逼仄。

也是在这一年，据统计，元朗区领取失业综援的个案近3万宗，其中天水围占了一半，天水围的自杀率也高居全港第一。

天水围素来有“悲情之城”“苦难之城”之称，作为香港最大、居住密度最高的公屋群，天水围之于香港，有些像天通苑之于北京。这片位于新界元朗的密集社区与深圳隔湾相望，新城市的繁华与开放，却与天水围居民无关。

自回归以来，天水围吸纳了30多万居民，形成了时代变迁下的封闭小社会。2008年，香港85%的新城居民接受了社会福利救济，元朗达到92%，整体失业率居全港榜首。2010年，据警方统计，天水围发生在配偶间的家庭暴力事件达3371起，居新城榜首。

香港公屋（公营性房屋）的存在具有一定历史偶然性，最初是为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社会理想而出现的。

据政府统计处数据，香港公营房屋的平均月租金，十年内从2012年的40-50港元/平方米到2022年的60-80港元/平方米，即一套五十平米的公屋，月租金仅需3500港元左右，是私人房屋的至少1/6。

不过，随着人口与需求的增加，旧型房屋重建及公屋轮候时间的延长，香港公屋的增长速度日益放缓。截至2022年底，香港约有三分之一居民，即逾224万人居住于各公共屋邨的出租单位，而2019年底的数据显示，一般申请者的轮候时间都还在5年以上。

一个底层家庭在等来公屋之前，或许只能住在更低廉、更逼仄的寮屋或劏房居住。

我曾认识一位本地同学，她十分惊讶于我（以及大部分内地学生）都可以在自己家里拥有单独一个房间，而与家人住在公屋的她，19岁还要与两个弟弟分享同一间卧室。

还有一次拍摄作业，我与同学走进了一名菲佣暂居的劏房，不超过五平米，双层床，上层堆放物品，下层睡菲佣与她刚满岁的孩子。由于空间仅侧身之尺，她的孩子到了该学走路的年龄，却仍然只会爬，因为没有地方给他练习直立行走。

逼仄狭隘的空间似乎天然适合掩藏辛劳与烦愁，正如看不见的角落似乎总适合藏污纳垢。曾志伟、余文乐主演的电影《一念无明》里，父子二人挤在不足五平方米的劏房里，患双相情感障碍的儿子睡在上铺，一睁眼就是天花板，坐不起身，直不起腰，左手边是墙，右边是半个停车位大小的家。

该片导演黄进曾在采访里说：“劏房就像缩小版的香港，空间拥挤，人与人之间距离很近，必须在狭小的空间里寻找适当的相处方式，不懂得相处，就会产生问题。”

2008年，湖南女孩王嘉梅因跟随改嫁的母亲迁居到香港，一家四口住在公屋内，因不忍母亲靠拾荒维生，她辍学走上了援交之路。一天，王嘉梅赴约到石硖尾街仁发大厦，不料被客人残忍杀害，凶手将尸体肢解后，分散抛弃于马桶里、海中、冒充猪肉带到农贸市场售卖。

这起“棚户区里的少女碎尸案”，就是2015年香港反响不小的电影《踏血寻梅》的原型。

不论是电影的艺术加工，还是新闻报道里过于详尽的案情描写，发生在底层社会的残忍凶杀，似乎都多见残忍的元素。

从艺术层面来说，不见光的环境天生是犯罪元素发酵的好地方。相较于重庆大厦这种袒露在阳光下的全球化产物，难以袒露的家庭内部、格子间里的仇恨与压抑更难以预测和捉摸，更具沉重和惊悚之意。

工业革命后两百余年，世界城市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基础结构调整，包括人口结构多元化、经济结构多元化与空间结构多元化等等。

一般的社会学的观点倾向于认为，当社会陷入产业结构单一、资源分配不公、贫富悬殊严峻、向上流动困难等问题时，从事服务行业或体力劳动的底层居民，由于抗压能力低，更容易陷入情绪失控的困局里。

世纪交汇前后，香港进入人口激增的时代，新的城市问题，围绕底层人民拥挤、压抑的生活，逐步拉开的贫富差距，开始被记录与讲述。

1992年黄家驹主演的电影《笼民》呈现了世纪末那些住在香港老旧唐楼内、被铁丝隔开的老弱病残群体，偷渡者、色情工作者和无业人士，他们是被社会遗弃的边缘人，是这座国际都市蜕变过程中的碎屑。

画地为牢，孤独而终，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生而为人的本质，都在这样的摩擦和压抑里渐趋模糊、薄弱。

七十年代，作家刘以鬯在《对倒》里回顾香港社会变革时期的种种乱象：赌马、炒楼、路人围观自杀与抢劫……都市被飞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催熟，香港的现代性危机似乎更多体现为一种物质与商业发展对人性的剥掠，居住在密集空间里的人们在无处可逃的生存压力下，渐渐变得冷漠，若即若离。

世界上居住空间紧凑的城市不少，但香港更为特殊。作家西西将香港描绘成一座“浮城”，浮城无根，候鸟徘徊游荡，大量没能适应新环境的家庭和个体，伴随城市飞速建设与迭代的社会变革过程，如细流入海，隐入烟尘。

《踏雪寻梅》里，警察到女孩家中查案，死者母亲撕心裂肺的叫喊声穿透昏暗、狭窄的长廊，零星几个邻居探出头来，却都一语不发，站在远处漠然遥望。似乎越是逼仄的空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是疏离、冷漠。

而惨死的十六岁女孩王佳梅，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遗言，是拥有一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事实上，香港在文化底色上其实依然是个保守传统的社会。铜锣湾最繁华的高楼背后，天桥下的三叉路口有神婆在烧着火台打小人，集中现代金融精英的港岛西区，也存在被视为风水大煞的薄扶林道。

在香港，你能从各行各业里听到“搏命”这个词。做工要“搏”，拍电影要“搏”，连飞驰在九龙街道的红绿巴士都宛如亡命之徒。光是小巴和的士，都衍生过不少暴力、鬼怪、惊奇电影和都市传说。

总之，做事都是要“搏”的，否则就会被落下，就会没饭吃，露宿街头。可一个人有几条命可以搏？越来越庞杂繁复的城市，有多少人的命在“搏”掉后能被看见？

用尽空间、力气去生存，这背后既有着效率至上的商业与精英主义文化，但同时也包含着一份对传统社会价值观的坚守。

殖民者的枪炮与文化入侵之前，香港底层社会其实一直恪守着前身小渔村的价值传统——本分踏实、任劳任怨。城门开放后，太多一下子消化不掉的价值涌入，既有孤子失母般的惶恐，也有对新环境的诸种僵硬不适，各式混杂的信息、文化、面孔，不断洗刷这片浮城表层的面貌，但深底下，一些近乎顽固的守旧和坚韧，反而显得有些落寞。

《岁月神偷》里被偷走的不仅是岁月，也是一代人的家园和情义，《浮城大亨》的“浮城”二字，既是以船为家的老渔民终生坚守的渔船，同时也代喻着晃荡无根的浮萍。

在文化的杂糅与边缘中，情之所系、根之所托何处？烦闷无处出，就像笼子屋里的苦与乐无人看见，只好寄托于奇情怪谈，聊以抽离现实，慰藉沉重疲劳的身心。

香港有龙飞凤舞的武侠江湖，有金庸倪匡，但也有擅长以玄幻写悬念，钟情前世今生轮回的李碧华。在小市民的文化趣味里，李碧华地位不低，她的小说行文简短，怪诞离奇，为报复出轨丈夫用胎儿做饺子永葆青春，因深爱丈夫将其熬成卤水……妖艳鬼魅，辛辣惊人，却常常能踩中市民读者常年压抑的欲望和情趣。

人性被都市异化后，对志怪、奇情的猎取欲望似乎反而显现出来。

不过，今时今日，网络时代改写了人们的阅读习惯，要看怪诞奇案，新闻媒体的细致描写甚至比虚构小说来得直接、便捷。

还记得大二那年秋天，学校附近某地铁站发生了一起学生跳轨自杀事件，活了二十年，我第一次看见那样的媒体标题：“21岁大一新生沙田站跳轨遭辗毙”“其母目击哭崩月台”。第二天，便利店摆在显眼位置的早报首页还赫然印着诸如“遗体已捡拾完毕”的字样。

这片土地似乎偶尔令人感到虚浮和沮丧，似乎连情绪、情感也需要轮候借用，便通过夸张的刺激，以免感官麻木，丧失喜怒哀怨、品味嗔痴的能力。

只不过，我们为纷呈多彩的香港各类文学影视着迷，曾倾慕于一个蓬勃生长的黄金时代，但我们迷恋的从不是那些强烈的吸睛元素。武侠江湖里的爱恨情仇，因背后真实、浓烈的人性与情感，世情怪谈，也因直面人性的罪与罚而具有了独特的韵味与价值。就像香港最初生猛、浓郁的城市气质，鬼怪与情色面具之下，亦庄亦谐的一滴泪最动人。

“尽皆过火、尽皆癫狂”后，除了荒诞与唏嘘，最终还是得回到具体而微的人身上，落到人与城市的关系之中。

在“名媛之死”带来人心惶惶之际，相比起案件细节，更应提起关注的，也许是报道会在互联网上留下的永久痕迹，以及其带给受害人子女的后续影响，更着眼于司法制度的跟进，及悲剧背后更普遍的群体痛点与挣扎。

文中配图来源于网络

编辑 | 莫奈

排版 | 郑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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