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军统帅蒙托邦的帐篷里装满了五颜六色的绸缎和刺绣，法军离开圆明园时，运载赃物的马车有300多辆。为免分赃不均，英法两军统帅协商设立战利品委员会，坐地分赃。
1860年10月7—9日和18—21日，举世闻名的圆明园惨遭英法侵略军两度焚掠，大部化为灰烬。面对正义舆论的质疑和诘难，施暴者炮制诸多谬说，混淆视听，遮掩罪行。时至160余年后的今天，仍有部分西方学者沿袭当年侵略者所虚构的火烧圆明园的理由为其洗白，更有政客公然鼓吹“不应该被殖民历史带来的羞愧和对未来的怀疑所折磨，而是应该为自己的身份和立场感到自豪”。也就是说，为了“为自己的身份和立场感到自豪”，一些西方人政学唱和，要千方百计洗白自己的殖民历史，虚构火烧圆明园的历史记忆只是其中一例。如果雨果地下有灵，不知会作何感想！
英法侵略者宣称，火烧圆明园是对清军在圆明园内虐杀英法联军俘虏的报复。英法联军的主要指挥者——英国公使额尔金和法国公使葛罗均持此种观点。据王开玺考证，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廷曾俘虏英法外交人员和抢劫犯39人。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额尔金照会恭亲王奕䜣，声称“英法侨民，即在此园内遇害极惨”。葛罗在给法国外相的信函中亦宣称英法俘虏被“手足背缚，四肢齐捆，载于车上，送至圆明园中，置一室内”，“死于饥寒，尸为鼠虫所啮”。然而，关于英法俘虏的关押地点，联军方面的记载多有矛盾。额尔金在日记中写道：“正是在这（圆明园——引者注）附近，他（咸丰帝——引者注）将我们不幸的同胞擒拿，让他们遭受了最严酷的虐待。”而部分英法俘虏的回忆，则可证明他们并未被押送至圆明园。如法国人科尔迪埃记载，巴夏礼一行8人被捕后，“初解至通州，过八里桥，即令下车，带至白旗都统裕麟营中被审后”，禁锢一庙内。后被押送至京，“加锁练（链），置于狱，与群囚共处于污秽之中”。显然，英法联军实际知悉联军战俘并未被关押在圆明园内。相比英法联军自相矛盾的表述，中方史料的记载明确并且一致。时任刑部尚书赵光在其自订年谱中记载，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在通州一带与英法议和，因“口语决裂，将巴酋（巴夏礼——引者注）及伊手下人诓拿解京，锁铐交刑部监禁”。赘漫野叟的《庚申夷氛纪略》记载，“通州所获夷酋巴夏礼，幽囚刑部，仅数日而出之”。《翁同龢日记》于9月18日记载，“是日，怡王、穆荫、桂良、恒祺均回京。怡王等羁英夷通事巴夏礼等二十余人，下刑部狱”。此外，据9月23日奕䜣上咸丰帝奏折可知，其他十余名英法俘虏也没有被押送至圆明园，而是由“巡防大臣分交各州县看押”。可见，英法俘虏并未被关押于圆明园，更未在此受到虐待。英法联军在与清政府交涉和向本国报告中，强调俘虏在圆明园内受到关押和迫害，不过是浑水摸鱼，为其焚园劫财的暴行制造借口。
英法联军是焚掠圆明园的主犯，这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然而在第二次焚掠圆明园期间，葛罗致函恭亲王奕䜣，狡辩“圆明园之被焚掠，乃中国土匪所为，非联军之所为也”。事后查证，确有土匪趁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机，抢夺园中部分物品陈设。不过，葛罗所言完全无法抵赖英法联军明火执仗入园劫掠、纵火焚烧的罪恶。即便土匪是趁“火”打劫，纵火抢掠的元凶也是英法侵略者。某些西方学者为法军开脱罪行，企图撇清法国与火烧圆明园事件的关系，提出额尔金命令英国人焚毁圆明园，其对火烧圆明园负有全部责任。事实是，法军虽然未参与10月18日英军焚毁圆明园的行动，但曾在10月8日伙同英军放火烧毁圆明园附近处所，导致火势蔓延至圆明园内，烧毁部分宫殿。另据英国骑兵军官斯温霍在《1860年华北战役纪要》中记载，法国人烧掉了“皇帝的私宅”。中方文献资料也揭露了法军的暴行，奕䜣在10月12日致葛罗的信中，特意就法军火烧圆明园的行径进行抗议：“法国兵士，对于皇帝避暑行宫，仍肆焚掠，其故为何？法兰西亦文明之大国也，其军士饱经训练，宜有纪律，今乃焚毁皇帝行宫，所根据者何因？贵统帅何以不加禁止，置若罔知乎？”众所周知，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掩盖劫掠罪行。就劫掠财物而言，比之英军，法军更显贪婪。10月7日清晨，法军率先抢掠圆明园。据英军统帅格兰特日记记载，英军到达圆明园后，看到法军官兵在园内“有计划有步骤地抢”。法军统帅蒙托邦的帐篷里装满了五颜六色的绸缎和刺绣。10月9日清晨，法军离开圆明园时，运载赃物的马车有300多辆。为免分赃不均，英法两军统帅协商设立战利品委员会，坐地分赃。这充分证明，在实施焚掠圆明园的罪行上，法军与英军沆瀣一气，实属同伙共犯。
在焚毁圆明园之前，额尔金曾命令英军在北京全城张贴公告，公然宣称：作为对中国皇帝“暴行”的“惩罚”，圆明园将于1860年10月18日被烧毁，“只有清帝国政府应该对此负责，与暴行无关的中国百姓不必担心受到伤害”。英法联军为遮掩盗掠圆明园的罪行以及逼迫清廷换约，纵火将“万园之园”变为废墟。图为圆明园远瀛观遗址照片 FOTOE/ 供图作为实施侵略的一方，额尔金所谓的“暴行”，其实是清政府抵抗侵略的部署和行动。与英法开战后，咸丰帝严饬统兵大员督率官兵与侵略军决战，号召地方团练乡兵沿途阻截，宣称“无论员弁兵民人等，如能斩黑夷首一级者，赏银五十两；有能斩白夷首一级者，赏银一百两；有能擒斩著名夷酋一人者，赏银五百两；有能焚夺夷船一只者，赏银五千两，所得资财，全行充赏”。额尔金将清廷的抵抗视为“暴行”，以焚毁圆明园来施以“惩戒”，无非是告诉被侵略一方，只许顺受（侵略），不许反抗，这是典型的强盗逻辑。额尔金的公告具有迷惑性，至今西方一些学者在谈到英军10月18日焚毁圆明园的理由时仍然沿袭额尔金的说辞。这是站不住脚的！首先，额尔金图谋将一场有目的、有组织的侵华战争描述成英法两国与清廷的“恩怨”，既为洗白其侵略罪行，也为瓦解民众抵抗。其次，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不仅焚掠圆明园等皇家园林，还在附近村镇烧杀抢掠。最后，虽然圆明园等皇家建筑是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产物，但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皆是中国人民智慧与血汗的结晶，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属于整个中华民族。正如学者汪荣祖所言，中国人从来没有觉得圆明园仅仅是清朝皇帝的私产，而是将其看作中华文明的一个象征。英国首相巴麦尊接到额尔金焚毁圆明园的报告后曾说：“烧毁圆明园是绝对必要的，如果北京皇宫遭遇同样命运，我会同样十分高兴！”可见，在侵略者眼中，实际上并不存在需要区别对待皇帝私产和国家财产的问题。在侵略者身上只有贪婪和邪恶，他们永远是人类文明的大敌！除了掩盖盗掠事实，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还出于逼迫清廷换约的政治考量。战争之初，英法两国就拟通过占领北京逼迫清廷妥协换约。为此，两国派出约2.1万人的庞大军队入侵中国。英法联军于10月初进入北京地区。当时，渤海湾及京津一带气温急转直下，白河在11月初将结冰，英法联军面临补给系统崩溃的危局，联军统帅格兰特和蒙托邦都认为必须在11月初撤离北京。然而，在10月13日攻入北京城后，由于清廷不能确定换约的具体时间和地点，英法联军越发急迫，因此决定采取更为极端的手段迫使清廷换约，由此炮制了火烧圆明园的惨剧。火烧圆明园另一政治背景是，大沽之战的惨败，令巴麦尊内阁遭受国内保守党人的攻击，时任英国驻华公使的额尔金也被召回问责。此后，额尔金被巴麦尊内阁以“赎罪者”的身份重新派往中国，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因而更加暴躁和激进，急于取得战果来“封住政府里攻击他的嘴巴”。为迫使清廷在11 月之前签订条约，额尔金借口俘虏事件，采取了“既严厉又迅速”且“特别给大清皇帝沉重的一击”的方式。在他看来，火烧圆明园可算作达到以上目的的最佳选择，遂伙同其他侵略者冒天下之大不韪，下令放火烧园。尽管关于火烧圆明园的谬说漏洞百出，处处渗透着强盗逻辑，然而竟被一些人视为“历史真实”，乃至借此重构所谓“火烧圆明园”的历史记忆。但历史真相不容虚构，正如雨果所言，“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
作者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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