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AC换人，MBA会变天么？ | 学校信息

随着GMAT考试改革的消息渐出，负责GMAT考试的机构GMAC也即将迎来新的CEO，一名非裔女性 Joy Jones。

原CEO Sangeet Chowfla在即将离任之际，反思了美国百余年来的管理学研究生教育（GME：Graduate Management Education），谈到了三个主要的阶段特征以及国际学生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的动态变化。管理学研究生教育（GME）正在进入第三个周期，这种转变与大多数周期性转变一样，造成了供需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赢家和输家。

原文请看：https://poetsandquants.com/2023/03/17/the-changing-face-of-international-student-mobility/?pq-category=business-school-news

第一个阶段起源于上个世纪初的1900年左右（其实更早的商学院起源于法国的ESCP，但是商学院的发展壮大则是在美国），Wharton、Tuck和Harvard出现。这些学校更多的是为了美国本土的商业面貌，他们想要为当时社会精英阶层的男（儿）性（孙）后（们）代提供更加全面的商业教育（彼时女性还不能参与高等教育，美国最早接收女性MBA学生要到50年代的HBS）。多样性和国际学生，在二战结束之前，在美国的管理学研究生教育里都是并不存在的词，因为管理学研究生教育就是一个为了西方世界服务的西方产物。供求双发（学生和有质量的商学院）都只存在于西方。

第二个阶段，兴起于上世纪60、70年代、在90年代得到加速发展、并且于21世纪初真正得到飞速进展。这主要得益于1991年印度的国际收支平衡危机，以及1992年邓小平在中国的改革，开启了世界上的两个人口大国的经济地位。2001年中国加入WTO，带来了全球化的新纪元。由此带来的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溢出到了别的发展中国家，并且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对下一代教育极度重视中产阶级。对于教育、特别是工科和商科教育的极大需求，甚至超过了美国国内教育质量和容量的提升速度。当然，还有另外两个因素发挥了作用，一个是商业全球化的兴起，和企业内部对国际化的领导人和经理的需求（而不是只有西方的外派人员）。另一个是西方对于移民的接受度和开放程度，让高等教育成为了移民的一个重要渠道。

这个现象带来了更加集中的效果。中国加入WTO，使得对理解西方会计标准（例如GAAP和IFRS）的工作人员需求急剧增加，也因此带来了在会计相关的商科专业上中国申请人的暴涨。

管理学研究生教育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现在，显然正在逐渐向东方倾斜。

当需求变成全球的、而供给主要还在西方时，许多西方的商学院用扩大项目规模和设计来回应。但是这些都在第三阶段发生了变化。

需求仍然持续全球化，但是也正在逐渐变得东方化。只有53%的管理学研究生教育申请人来自美国本土，这几乎比前一年下降了1/4（参见GMAC 2022 申请人趋势研究https://poetsandquants.com/2022/10/26/gmac-says-applications-to-b-schools-dropped-3-4-globally-in-2022/）。在欧洲，这个情况更甚，只有17%的申请人来自欧洲境内。西方的商学院正在逐渐变得非常依赖国际申请人，但是国际申请人也在快速变化，正如下图所示，在学生流动性上尤其突出。

这些变化有多种原因。

一个是这些经济体潜在的经济增长。几年前，我与一位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的学生进行了一次对话，这就是典型的例子。我问他为什么选择中国的学校而不是出国留学。他的回答是，他认为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是在中国创业行业或阿里巴巴和腾讯等公司工作。那么，他为什么要退出当地网络，去国外的学校学习呢？他主动表示，如果他被哈佛、斯坦福或沃顿等“顶尖”学校录取，他会考虑，但不是为了其他好的学校，而是为了“顶尖”的学校。

印度的情况有点不同，在那里，渴望国际职业而不是国内职业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在几年前的一项研究中，我们发现，在申请海外管理学研究生教育项目的印度学生中，十分之六的人是出于建立国际职业生涯的愿望，而只有十分之一的中国学生是这样。但中国在发展道路上比印度走得更远。我们没有数据，20年后，印度学生会更像中国人吗？当然，语言流利性等社会因素也会起到一定作用。

另一个因素是硬币的反面。西方曾经主要提供高质量的商业教育。除了一小部分学校（印度的IIM和ISB，中国的清华、北京和复旦等）之外，学生别无选择，只能考虑西方商学院。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你分析英国《金融时报》列出的全球50大MBA项目的趋势时，你会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2000年，美国的MBA项目占据了前50个职位中的38个。亚洲的学校一所也没有。今年，美国有29个职位，而亚洲有8个。欧洲弥补了其余部分。这并不是说美国的学校变得更糟，只是其他学校赶上了，学生有更多的选择，这些因素的结合正在产生一种区域化效应，学生出于职业原因选择离家更近的地方，并通过该地区高质量项目的可用性来验证这一决定（我甚至没有考虑东西方合作和离岸校园，这只会加剧这一趋势）。

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商业硕士课程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欧洲在历史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尤其是在经验丰富的管理硕士（MiM）项目方面，年轻的申请群体被这些项目所吸引。

还有其他更微妙的因素在起作用。疫情限制了国际旅行，被锁定在特定学习目的地模式中的学生（通常是美国）被迫寻找替代方案。欧洲地理位置和时区相近，吸引了许多亚洲国家。他们取得了良好的结果，消息传开了，鹿特丹、哥本哈根、法兰克福、柏林ESMT和BI挪威商学院等学校现在都在“名单”上。更短、成本更低的欧洲项目在财务上具有吸引力。许多人也会选择在工作签证和移民政策宽松的国家。

西方商学院通过提高能力来应对全球化时代（GME第二阶段）的强劲国际需求。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会计硕士课程的扩展，该课程主要由来自中国的学生组成。由于亚洲的经济增长、离家更近的优质选择以及欧洲项目吸引力的增加，这种需求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在美国，这个情况变得相对模糊，因为显然美国本土申请人对管理学研究生教育的兴趣是在下降的。也许当经济发生转变、或者反周期效应发生时，这个情况会有所不同。

有国际品牌效应的大教育机构将持续保有影响力并且持续吸引国际申请人，而其它的学校和机构则需要作出调整才能维持自身。也许对于一些学校来说，答案就在建立一些快速增长的人口群体中建立市场地位，例如西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另一些则需要建立特定行业或者领域里的地位。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普通的中等水平学校将很难维持之前的招生水平。

当商学院面对着变动和挑战时，申请人也一样在面对着变动和挑战，GMAT改革、Chatgpt的颠覆、经济形势的不确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关注变动的同时也更务实地做好手头事将会非常重要。本周六上午，我们将会举办一场对谈，和大家一起谈谈GMAT改革，新旧GMAT的选择、如何最高效地准备考试，欢迎大家的参加：新版GMAT更容易？4月开始如何最快拿下高分？| GMAT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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