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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后”求职前要跨过的N道坎」

当一个词出现简称，说明此事已形成默契。刚上大一，中国人民大学的卢欣借助一些词，已将在国内顶尖大学中的本科四年甚至研究生七年的生涯看得明白——“保研”“考研”“考公”，乃至更为具体的“811”。

研究生阶段需要提升学术能力，往更专业的领域钻研，又要从研一就开始实习，准备就业，或是在研究生毕业前夕，刷题，准备考公“上岸”。而在“彼岸”之前，有研究生的“此岸”要上。大三下学期是保研的截止期，如果没有保上，就要刷题，准备考公、考研。也就是从大一入学开始，都是争取保研的阶段。在卢欣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要满足三个指标，那就是“811”，80%的科研成绩，10%的科研项目成果，还有10%的学工成绩。为此，他们要选一些跨专业的课，把2000字的课后作业往1万字写；要找老师在期刊上发表论文；要找一些实习，了解自己期望工作的环境；如果选择工作保研，还要与同学搞好关系，争取进入学生会。

作为卢欣在职业生涯规划课的老师，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李育辉发现，类似的情况不仅发生在她的学校，也是中国高校的普遍现象，六七年前，随着GDP增速放缓便已出现，自疫情以来越发严重。其背后的原因，是学生层层传递下来的不安全感。

猎聘在联合中国世界青年峰会共同发布的《2022全国青年人才就业趋势洞察》中表明，在19〜25岁的职场人中，将安全感放在首位的比例达37.35%，其次才是价值感和成长感。而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占据首位的始终是薪酬。

造成如此不安的原因很多，最直接的就是经济不景气。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与智联招聘平台联合推出的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显示，疫情暴发前两年，高校毕业生求职市场还是供小于求，一名求职者平均可以从1.56个职位里挑。到2022年第二季度时，供求关系剧烈颠倒，平均每个职位都有两个人抢。

能给予他们安全感的工作，往往就是进入体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院田丰研究员结合国家统计局、相关统计年鉴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12年至2021年中国大学生的追踪调查等数据发现，高校学生毕业后想去党政机关和国有事业单位的比例从2019年显著增加，到党政机构工作的意愿在2021年时已达到10年内最高。

“学历缩水”的问题愈发凸显。党政机关、国有事业单位，田丰统计，仅中央国家行政机关考试时，招录硕士及博士毕业生的比例，在2013年至2022年的10年间，从10.7%，暴涨至68.9%。

对于学生来说，初职年龄因而不断推后，本科必读研，一年考不上就“再战”“三战”。第一份工作对未来职业发展至关重要，应届生的身份在应聘时尤为宝贵。获得更高学历是未来保住阶层，乃至阶层跃升的“窄门”。

“抽象的东西，是一步步变具体的。”卢欣学的是法律，从外地考入北京，准备体验丰富的大学生活。像每一代大学新生一样，入学茫然无措时，大二大三的师兄师姐就来了。他们把更高年级的师兄师姐那里继承的“攻略”带给新生。于是，卢欣入学后不久就找北京的律所的招聘条件看，之后下决心保研，进而开始研究“保研细则”，晋级的“攻略”就种在了她的心里。

“相比期待未来的工作稳定，工作压力小，或是能在工作中获得权力，我更在乎成就感和薪酬水平。这样看的话，我挺适合做律师。”通过在职业生涯规划课上做各种量表，卢欣对自己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其中也有“残酷”的部分，当她从北京一些知名律所的招聘启事中看到本科文凭达不到录取标准时，她发现很多律所需要海外留学的经历。她的家境一般，自觉难以支撑海外留学，不过放宽眼界，把自己的文凭放在全国来看，又还是有优势。但她又踟蹰，自己最向往的是民商法方向，但因为更好就业、薪酬更高，竞争最激烈。

当卢欣表述这些想法时，她总会强调那是她作为大一学生的“浅薄认知”，既可能不准确，也可能还会变化。而实际上，她对自己的认知水平已经达到这个年龄的较高水准，在兴趣基础上的权衡与踌躇，恰是她这个年龄的常态。

据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督导师訾非介绍，在发展心理学上，十八九岁的年纪是结束角色混乱，不再对生活目标彷徨，明确自己的兴趣，并逐渐进入成年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个体倾向寻求较为稳定的亲密关系，在事业上探寻更深的方向。

李育辉对这样的生活并不陌生，回想本世纪初自己在北京大学读心理学的本科时，除了学习，她尽可能参与校园里的各种活动。由于在集体中的参与感、归属感、认同感都很强，她的社交能力、同理心由此形成。那时她选过一门世界电影艺术鉴赏的课，课上老师经常播放知名的影片，之后讲解。当时兴趣使然去听，看似无用，却慢慢塑造了自己的审美趣味。

如今的大学生活选择更为丰富，学生的体感却更“卷”、更“累”。为了既定的“攻略”，学生除了选课会更功利，当校级层面选拔的标准精确下来，学生就会沿着这个标准“卷”起来。比如某些学校保研需要科研成果，学生间的竞争，就会从最初参加创新大赛，一直发展到比拼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而奔向单一目标的“攻略”思维，最令学者们担忧之处，则是“攻略”所指向的种种目标，并不是学生自身认定的，甚至将外在的标准内化，认不清自己。

“上职业生涯规划课时，学生会被要求选择决定自己择业的因素，比如在哪个城市工作、国企还是民企、收入在何种水平。之后老师们会追加一个问题，’做这些选择时，哪些是你自己选的，哪些是你家人希望你做的’。有些学生就疑惑，‘这不是一个问题吗？’”李育辉开设这门课的初衷，基本目标是规划未来，实际就是为引导学生认识自我、了解自己和职业的匹配性。

不过，并非所有大学生都会在大一时就思考这些是，他们对工作的看法很单一。李育辉对近年来“打工人”的流行很警惕，那个原本只是“受雇于人”的中性词，与“打工”“搬砖”甚至“青椒”，一起出现在青年人自嘲的语汇中时，反映出青年群体职业定位的自我矮化，自己的工作是被迫的劳动。

看似火热的招聘市场（视觉中国 供图）

类似的自我矮化既是对工作无法实现自我价值、跃升社会阶层的自我催眠，也同样会出现在满足安全感的人身上，甚至会引起内在自我更剧烈的冲突，譬如考公“上岸”。訾非做心理咨询时，接触过非常多此类案例，“曾有一个计算机专业的人在体制内工作，即便每月工资很少，他也不敢辞职，他没有意识到，那是内心里的两种自我在打架。”

李育辉一直为政府机关、国企单位、互联网、民企巨头提供人才选拔和人才发展方面的咨询，她也尝试带着自己的学生提前走进企业，去体验不同的工作环境。因为她调查发现，目前大学毕业生“先就业后择业”的现象严重，但一方面企业并不喜欢总跳槽的员工，跳槽频繁影响就业；一方面，体制内的工作很难短期跳槽，如果不满意也往往只能忍受，可能会出现像訾非在心理咨询室遇到的问题。

了解自己是否适合一种工作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仍是“实践出真知”。学生和企业都深知这一点，对于企业而言，工作里需要的，往往是更广阔的能力。

“专业岗位要考察专业技能，像人力部门的岗位，面试的问题都是实际的困难，回答时能接上问题，就能考验出基本的逻辑能力，也会看他们的实习经历，会详细询问在一段实习中做了什么，包括社团活动的经历，也会问社团活动里边具体担任何种角色，组织过什么活动，是如何组织的。”创新与独立人才研究者伍晖曾是百度副总裁，在百度的人力部门任职十余年，她记得员工最重要的，就是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当他们考察一个觉得有潜力提拔的员工前，先要问他们以前处理过哪些复杂事务。如果员工拿高考举例，那在她看来，这个人就没遇到过复杂问题。因为高考只涉及自己的单一目标，但工作则必须要在平衡各方利弊中解决问题。

《二十不惑》剧照

伍晖对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的博士生在这方面的能力印象深刻。当时公司里发现一个问题，有些频道，客户会刷到，但就是不会点进去。这个人就在本职工作之余，用那个频道的周报、月报的数据，做各式各样的分析，最终提出一个解决的策略，带来了增量。“其中的过程，远不是解出一道题那样简单。从数据中发现微小的相关性，本身就是一种探索，而验证时，他需要反复提出假设又推倒重来，如此实验起码需要3到6个月，又需要耐性。更难的是，他需要说服上级为这个策略立项，这就要找其他人为他‘背书’，又要说服其他人在本职工作之余，参与他的这个项目，尤其在漫长的试错过程中稳住他人的耐心。”

这样的能力，不仅是对一个有领导潜力的职场人的要求，实际也是对一个社会人的要求。

那是因为成年人的生活本身，就是不同角色和利益的拼盘。职业生涯规划大师舒伯曾将人的一生分为子女、学生、休闲者、公民、工作者、持家者六个不同的角色，像一个彩虹。随年龄的增长，人会扮演不同的角色；在同一年龄阶段可能同时扮演数种角色。自我实现的天性，使得一个人扮演几个不同的角色，比只扮演单一或零星的角色获得更多的满足感。

与满足感相伴的，是对自身各个角色的平衡，那也是一种复杂事务。当一个人步入职场，工作让个体逐渐社会化，从一个纯粹的“自我”走向一个更社会化的“公民”。

繁忙的“下班族”（视觉中国 供图）

具备这种能力的前提，是向他人开放的同理心。“比如同样是销售，有的人会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打工人’，自己能胜任是因为自己善于社交，表达能力强，而另一些人会认为自己是在帮人解决问题。”伍晖如今在做职业引导的公益活动，她通过“冰山模型”让人们给自我画像——浮在水面上的冰山是职业技能，只占一个人职业素质的五分之一，水面之下由浅及深，是价值观、自我认知、品质和动机。职业上越成功的人，冰山下的部分越趋向于利他，“当一个人以解决他人的问题为动机，他就不会受局限，在任何领域都能有所作为”。

李育辉在《职场人群发展建议白皮书》中指出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对于职业选择的困惑，不是年轻人所独有。比如，她所接触的一位访谈对象，人到中年，在公司中做到高管，收入丰厚，家庭稳定，按照舒伯的“彩虹”理论，他既是工作者，也承担了家庭成员的角色，还有公民的角色，但在评判自己的职业时，仍会困惑，觉得自己工作起来有劲，想从头再来，又开始担心这一决策给自己带来巨大的风险⋯⋯

她意识到，职业化与独立，有时并不等同，“《哈佛商业评论》曾列出9条职业人应遵循的职业道德：诚实、正直、守信、忠诚、公平、关心他人、尊重他人、追求卓越、承担责任。一个人的工作价值，可以看作个人能力乘以他的职业化程度，譬如一个人有100分的能力，但是职业化程度只有50%，那么工作价值只能发挥一半。而独立性意味着，一个人有自己稳定的认知世界的方式，并能对自己当下和未来做选择并负责”。

《请与废柴的我谈恋爱》剧照

当李育辉的职业生涯规划课帮助学生认识当前的形势、自己的好恶时，大学生涯还应培养学生在“灵魂层面”的自我反思，以达到真正的独立。

“打个比方：当你来到一家星巴克咖啡厅时，你面对几个固定的选择：拿铁、卡布奇诺、摩卡或其他类似选择。但是你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转身离开，因为有可能星巴克根本不能提供你真正想要的。”美国作家威廉·德雷谢维奇，曾在耶鲁大学任教10年，在他反思美国功利化的大学教育而写就的《优秀的绵羊》中，展现了大学本应达到的高度，“我们无时无刻不浸泡在各种口号式和教导式的宣传中，与事实真相渐行渐远，也越来越缺乏自知之明，柏拉图称之为doxa（常识，即一己之见、单方面感知或偏见）⋯⋯真正的教育的首要任务是教会人把自己从以讹传讹所形成的常识中解救出来，要先认清它，其次质疑它，最后从新的角度思考它”。

虽然威廉·德雷谢维奇在书中鼓励学生首先思考自己纯粹想做的事，这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条件下有些奢侈。毕竟在李育辉的同一堂课上，家境的分野已使一些大一的学生构想自己未来的大学生活时，把目标定在到国际上最好的大学读研，在国际最知名的机构实习，而另一些学生则要“吃透保研政策”。

《谁的青春不迷茫》剧照

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抵触，却是大学生们的共同心态，但不确定才是确定无疑的。

当李育辉在课堂上面对家境优渥、父母提供便利的学习、求职条件的学生时，她会着重提醒学生要有忧患意识，明白家庭固然是个人发展重要的资源，但更重要的是个人能够独立于家庭的能力。而就像自我的反思可以在大学期间习得，却并非大学毕业就已完成，反思本身就意味着从变化中成长的能力。工作中，领导的鼓励能令职场新人获得自信，生活的挫折，反倒有可能令人更深地认清自我和生活。

在平衡各种角色中实现自洽，才是独立的人应追求的目标。如威廉·德雷谢维奇所言：“一个人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他大量阅读，习惯思考，放缓脚步，投入深度对话，并为自己创建一个丰满的内心世界。”

（卢欣为化名。参考书目：威廉·德雷谢维奇著，林杰译：《优秀的绵羊》，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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