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超过6000人住在厕所里

北京是世界上拥有公厕最多的城市，据统计，市政府共建有12769间市政公厕，还不包括大量商场、餐厅等单位提供的公厕。这些公厕中不乏设有管理间，供环卫工人居住。他们在这里吃、住、工作，将管理间打造成为自己的家。

前不久，我在北京的许多胡同中漫步，亲身体验了一下生活在公厕里的感觉。这是一个我从未想象过的北京。

厕所里的家

刘军的住所位于北二环某个胡同公厕内，总面积仅有两平方米，其内摆放一个半人高的柜子，其余空间都被占满。若要入睡，他只能沿梯子爬上阁楼，那里更加拥挤，最多只能坐起来。

由于这个公厕并未安装空调，刘军只能依靠阁楼上的窗户和一台电扇来度过炎热天气。

除了必要的衣物外，刘军家中就只有一个柜子里塞满的电磁炉、电水壶和电饭锅等生活必需品，别无其他。

公厕管理间

他是一个环卫工，和媳妇一起住在公厕的管理间，关上门就很难和真正的厕所区分开。

相比之下，另一个环卫工张元民的家宽敞些，但也只有五平方米，床板是拼起来的，床和置物柜中间留下一人宽的过道，不用每天爬上爬下睡在阁楼里。

北京是世界上拥有公厕最多的城市之一，共有12769间市政公厕。

这些公厕按等级分为一类、二类、三类和三类以下，其中一类和二类公厕都是可以住人的，要求24小时有服务，一共有7354间。

但不管一类还是二类公厕，住人的管理间都差不多大，不会超过一张床加一个柜子的面积。

条件稍好一点的，比如景山旁的一个厕所，前两年给管理间也装了空调，让冬天和夏天不再难熬。

景山东门的公厕

对于这里的居民来说，最为麻烦的是洗澡问题。刘军夫妇已经在这里住了两个月，至今没有洗过澡，只能趁着晚上没有人的时候，在厕所内匆匆地擦洗身体。

饮食方面，刘军夫妇通常在公厕内自行烹饪。每天买些便宜的蔬菜，例如土豆、白菜，偶尔会买一些辣椒和菠菜等不同种类的蔬菜。

虽然环卫工人也有专属的食堂，但每顿饭只需支付五块钱，所提供的菜品却相当单调。据张元民透露：“我们每天吃的萝卜、白菜、土豆、豆芽，就这几样，而且通常还很难咀嚼。”他一边吃饭一边把碗里的豆芽都挑了出来。

主食往往是浆水挂面或者白米饭

张元民和妻子都是公厕环卫工人，他们的月收入分别为三千九百元和四千元。除了每个月必要的生活开销外，两人并没有什么额外的花费。

原本，张元民一个月的通讯费也只有8元，但现在由于需要每天给厕所拍照片以汇报工作进展情况，他不得不添加20元的流量。

刘军夫妇同样是公厕环卫工人，除了刘军会抽烟喝酒外，两人都很节俭，并能够每个月存下至少六千元的钱。

像刘军和张元民这样的环卫工人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将24小时的全部生活都安排在这样小小的家中。

打扫了北京15年

15年前，张元民来到北京后便住在厕所里。

他曾经试图从事其他工作，在甘肃老家时，张元民卖水果卖了十年之久。然而，由于他极为诚实，从不虚假标称重量，遭到同行排挤，因此无法赚到足够的钱，最差的一年收入连2000元都没有。

为了养家糊口，2008年7月1日，当时39岁的张元民带着妻子第一次来到北京。那时正值北京迎接奥运会的高潮期，同时也正在进行第四轮“公厕革命”。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市政府在三年时间内新建了1891间公厕并对3118间公厕进行了改造。

张元民夫妻投身于首都的公厕建设事业中，在长安街上的长安商场门口，他们成为了“所长”，一人管理男厕，一人管理女厕，每月总共赚取2000元的收入。

与此同时，自那时起，北京市对公厕的卫生要求开始变得更加严格，“在公共厕所中，任何时段都应保持苍蝇数量不超过两只，废弃物停留时间不超过半小时。”

南锣鼓巷旁一间公厕，现在已经干净多了

2012年，离开公厕后，张元民夫妻开始在西城区扫地下通道。

在张元民的眼里，这份工作让他至今难以忘怀。这份工作提供社保，一天只需要工作8个小时，虽然没有休息日，但节假日能够获得三倍的薪水，并且在过年、节日等时候还会发放数百元不等的奖金。两口子拿到的一百斤大米甚至都吃不完。

每天下午结束早班后，张元民还会去做兼职，在西单管理自行车停放。这也是另一种意义的环卫工作，将原本杂乱无序的街道变得干净整洁。

在这份兼职中，张元民还负责管理一队十多人的团队，并因此获得了“先进个人荣誉证书”的奖牌和两箱饮料。这枚奖牌至今仍留在老家。

通过这两份工作，张元民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能够挣到六千元的收入，这样他就可以在鼓楼租房住了。他当时认为自己的生活会一直如此顺利，但事实远非如此。

2018年，由于外地人无法为北京居民服务，张元民和其他三十多名外地工人失去了扫大街的工作，被迫离开。之后他们先是到一栋大厦做保洁工作，然后又去一所学校打扫卫生。但随着年龄增长，媳妇已经无法搬动沉重的垃圾袋，所以他们不得不再次离开。

经过15年的北漂，他们几乎没有什么选择，最终还是回到了公厕中工作。

张元民曾经去过北京的很多景点，但每当提起北京时，他最想谈论的还是工作问题。

在胡同里，有些人会将污物泼得到处都是，便池里常常充斥着各种异物，例如尿不湿、卫生巾甚至各种生活垃圾。虽然他多次提醒过，但都没有得到任何改善。每次都是张元民自己捞出来。

这让他感到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因此他不愿意与任何人交谈。“人家本来就看不起我们，还跟他们聊什么呢？”

但张元民并不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他说自己以前也是个很幽默很爱聊天的人，“现在叫生活弄得话也不会说了，啥也没心情了，干啥都没心情。”

最大的愿望

刘军与张元民的生活方式有所不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哈尔滨农村种地，但由于种地收入越来越少，他和妻子只能在附近打零工，但因为缺乏技术，只能从事纯体力劳动。

现年59岁的刘军发现网上有一个北京中介招聘保洁员，月薪4000元。于是今年2月，他背着一个大兜子，妻子推着行李箱，坐火车来到北京，并住进了公厕。他认为这份工作并不累人，但除了吃饭外，他几乎不能离开厕所。

在来到北京的第一个月里，他的妻子守在厕所里，没有去过任何地方。刘军负责的厕所位于胡同的另一端，而她也只去过一次。第二个月时，她才在晚上休息时出去走了一圈，并且找到了胡同口的超市。

刘军和张元民的生活环境都十分狭窄。他们几乎没有与人交流的机会，即便是同事之间也仅仅是点头之交。离他们家最近的公厕住着一对河南夫妻，但由于口音太重，双方平时也只是打个招呼。

在胡同里找厕所时，刘军往往会感到紧张。曾经有一次，他穿着工作服，在一个胡同里寻找厕所，被一位老太太怀疑成小偷。他甚至不敢想象自己能否参观北京的著名景点，即使他们的家步行到附近的旅游景点只需要五分钟。

刘军只尝试去过一回天安门，但由于逆行而被交警拦下了。他还不知道四合院里的人在干什么，只知道那个院子总是有许多轿车停在门前。

再过一年，刘军就要60岁了，可以领取每月一百多元的养老金。然而，为了未来的生活，他和妻子仍然决定留在北京。

与此同时，张元民也必须继续为他未成家的两个儿子攒钱，因此他必须继续认真地清洁厕所。

在刚来时，他需要用钢丝球趴在地上一点一点地清洗掉黄色的尿碱和各种难以清洗的污渍。

由于小便池中的水不通，厕所里也没有洗手池，他只能用5升的水瓶从大便池中接水来清洁小便池。

还有一些并不太常见的污渍，前几天胡同里有人把吃完的火锅汤倒在了便池里，等张元民看到的时候已经凝固住了，还是只能用钢丝球，弄完这一个便池就花了半个多小时。

张元民的二手自行车后面挂着他的清扫工具

“这活干得特别憋屈，他们就检查厕所卫生，也不检查我们个人卫生。”

但他并不因此而对工作松懈，他怕连扫厕所的工作也失去了，”既然干上了就再勤一点，跟洗碗一样，人家擦两遍，我擦四遍，人家转两圈，我转四圈。自己别给自己找事。”

每晚8点半以后，张元民依次检查完三个厕所的情况，拍完照发到群里，这一天的工作才算告一段落。

无人时，他拿起车篓里的两块红砖快速挥动，锻炼臂力，再趴在环卫小车上做几个俯卧撑。这是枯燥反复的日子里，为数不多的放松时间。

这是张元民锻炼用的红砖

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谁，尤其是老乡，不想让自己“失败又狼狈的一生”和现在的身份，影响到两个还没有成家的儿子。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一个8小时制4个工休的待遇，很想，做梦都想。我这点想法是不是很幼稚，太离谱，太奢侈，是我吃多了还是喝多了，我也搞不懂，但是这点想法不过分吧？”

我认识刘军的那一天，他们两口子留我在家里吃了一顿饭。

他们从柜子里取出了小电饭锅和大米，特意用桶装的矿泉水煮了这锅饭。电磁炉放在地上，阿姨蹲在地上，炒了一盘西红柿鸡蛋。

我去附近的凉菜店买了一点牛肉、鸡爪和一瓶二锅头。

开饭的时候，我们围坐在厕所门口，在椅子上垫上报纸，摆好菜肴。

阿姨很快就吃完了，我和刘军几乎喝完了一瓶酒，我的头晕乎乎的。

我走的时候，阿姨似乎和我说了什么，我记不清了，也许是我喝大了。

但我希望，他们的声音并不是真的那么微小，而是可以被更多人听到。

一起探店

一起骑行

一起去游乐场

一起听live house

一起看脱口秀

一起喝酒一起露台烧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