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长推荐《智本社经济学框架》

“大学之道，知识之美”，欢迎来到智本社经济学社。这门课程叫《智本社经济学框架》，是我多年专研经济学、长期分析经济问题的系统方法。

现有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存在严重缺陷，我认为有必要做一些梳理和澄清。这门课程并不是要建立什么“智本社经济学”，而是阐明智本社的经济学分析框架。

从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开始算起，经济学的历史并不算太久远。但是，经济学的流派却很多，观点分歧严重。以至于很多学习经济学的人并不知道何为正确、何为谬误。

历史上，小穆勒、马歇尔以及萨缪尔森对经济学做过几次“综合”。今天，经济学界普遍采纳了萨缪尔森的折衷主义，将经济学分为宏观部分与微观部分。但实际上，萨缪尔森没能处理好理论冲突。他的一些理论，比如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其实是反经济学的。

理论分析框架的缺陷，让经济学难以应对现实问题。以通胀为例，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对通胀有着完全不同的界定，理论上的混乱让很多人根本不清楚通胀是如何产生的，更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通胀；又比如，货币问题。很多人在货币政策上指出了货币问题，但是没能上升到制度层面与市场竞争层面。货币问题表面上看是政策问题，深层次是制度问题，根本上其实是货币理论问题。

这些问题根本上都是经济学理论的缺陷造成的。所以，我们这门课程将从学科框架的角度出发，探讨经济学的几个根本性问题，主要包括学科宗旨、基本观念、分析方法、核心理论和最后堡垒。

首先是学科宗旨，核心问题是：经济学是否应该以帕累托最优为准则？

长期以来，经济学被理解为一门功利主义学科。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采纳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把经济学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科学。经济学假设资源是有限的，追求的是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帕累托最优，理论上就是资源配置效率最高的状态，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马歇尔的局部均衡理论都是以帕累托最优为目标的。

但这将经济学引入了歧途，至少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陷入总量误区。资源配置效率最优追求的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这是一个总量概念。这种总量概念，容易被干预主义、计划主义利用。

二是陷入实证主义。如何证明效率最优成了一个无解的悬案。比如，经济学家都认为市场比政府配置资源效率更高，但政府实施产业政策促进了技术进步，如何证明政府是无效率的呢？又如，金融危机爆发时，政府救市延缓了市场出清及崩溃。然后，一些人就提出政府救市比自由市场更有效率，保住了社会财富。虽然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政府救市只是把问题延后，甚至加剧了危机，长期来说是无效率的。但凯恩斯的回应是，“从长远看，我们都已死去”。这又该如何回答呢？由于社会实验与自然实验不同，它无法重新实验、无法结果对比，所以我们没办法用实证去证明是政府救市更有效率，还是让市场自然出清更有效率。事实上，我们只能通过一般性逻辑来解释政府救市存在的问题，而不是通过实证。

三是被道德审判。功利主义是很多人攻击经济学的关键点。他们认为，经济学只追求效率和经济利益，漠视人性、公平与公共利益。哪怕很多支持自由市场的人也认为，自由市场只能解决效率问题，但是会带来不公平，加大贫富差距，需要政府干预，主持正义，兼顾效率与公平。这种观点非常普遍，但是并不正确。

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在功利主义价值观上。其实，任何学科以功利主义为原则都是错误的。比如，当一个科学家需要做换心手术时，我们能不能把普通人的心脏换给科学家呢？这样做看起来好像是更有效率，因为科学家对社会的贡献好像更大，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如果这样做的话，社会会陷入混乱，最终是无效率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探寻效率的源泉——更为根本的准则。

任何学科的宗旨都是追求一般性，自然科学探寻的是自然规律的一般性，人文科学探寻的是人的行为规律的一般性。我的观点是，遵循一般性规律才是一切效率的源泉。新技术的效率来自人类利用了科学规律，如利用力学规律发明了杠杠提高了施工效率；新制度的效率来自遵循和捍卫了正义与公平，如《物权法》、《知识产权法》保护了人们合法劳动成果，激励人们努力创造与发明。

所以，经济学应当与其它学科一样，以遵循一般性为根本准则。只有遵循人的经济行为规律，经济活动才能产生效率。这就将经济学的研究落实到人的行为，包括企业家才能，使用的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第一讲中会详细分析，经济学的宗旨，也是经济学的价值观。

再看基本观念，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不能干预自由市场？

从主观主义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是观念创造的世界，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同样有什么的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经济学。所以，我们需要研究经济学的基本观念，它是经济学的世界观。

观念来自哪里？观念来源于意识，意识来源于感知。文明的进步取决于人们感受到什么是重要的。当人们感知到自我的存在，感知到生命是重要的，自由、人权是重要的，人类社会就开始进入人文主义时代。现实中，人们对重要性的感知不同，导致他们产生了不同的观念，对自由市场的理解存在巨大的偏差。

很多人在讨论是不是应该干预自由市场这个问题时，判断的依据依然是上面所讲到的效率问题。新古典主义曾试图通过论证市场均衡来说明完全自由市场是效率最优的市场。但是，凯恩斯主义，不管是凯恩斯本人，还是萨缪尔森领导的新古典综合派、罗宾逊夫人领导的新剑桥学派、抑或是斯蒂格利茨领衔的新凯恩斯主义者，他们都在干同一件事情，那就是论证市场失灵。只要论证市场失灵，政府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干预市场。后来，弗里德曼的价格理论也是从效率的角度论证干预价格会导致效率下降。

所以，干预主义的错误，本质上是观念的错误。什么意思？并不是说弗里德曼的观点不对，只是不够根本。哈耶克通过信息分权和自发秩序角度否定干预主义，这已经接近本质了。实际上，反对干预市场，与效率无关，只与人权有关。市场就像语言，是一种自发自生的秩序，是所有人共同参与形成的，不容许任何力量破坏它。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自然法的角度来解释。首先，我们需要有一种自我感知，意识到自我存在的重要性，这就有了生命权。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属于我们个人所有？我们的大脑、手脚是不是我们个人所有？当然是，这就是最基本的个人产权，不容许被任何人剥夺。接着，我们的大脑、手脚独立创造的财富是不是属于我们个人所有？比如，独立研发的技术，属不属于个人所有？当然属于，再接着往下，你有处置、交换你的财产的自由。你将自己创造的财产与他人相互交换，通过自由协商确定价格，达成交易。这就是自发自生的市场。那么，交换而来的财富是否属于你？当然属于。

所以，生命属于人权的一部分，生命的衍生物也是属于我们个人所有的财产，我们每个人都有处置自己财产的自由，包括用于交换。以个人产权和自由交换为核心的市场，实际上是人权的衍生。它不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容许被侵犯、被消灭。所以，反对干预自由市场与效率无关，任何对自由市场的干预都是对人权的侵犯，对自由的侵犯，对生命权和财产权的侵犯，对公平与正义的竞争秩序的侵犯。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七章《论殖民地》中说的很清楚：“禁止一个伟大的人民去对他们自己产物的每一部分进行他们所能从事的一切制造，或禁止按他们认为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去使用他们的资本和劳动，这是对最神圣的人权的明显的侵犯”。

所以，自由市场需要人权观念，需要保护生命权、财产权与自由的观念。这就是经济学的世界观。这部分我会在第二讲中详细讲到。

接下来看分析方法，核心问题是：自利假设与理性主义是错误的吗？

这个问题经济学一直没有解释清楚。导致了很多误解。凯恩斯主义抓住了这个漏洞抨击传统经济学理论，普通大众也嘲笑经济学家为理想主义者。

我们先看自利假设。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自利假设做了生动的阐述，后世经济学家基本上继承了这一观点，那就是每个人像面包师一样按照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行事是最有利的，也就是效率最优的。

不过，很多人将自利等同于经济利益，很多人在道德上很难接受自利的人性假设。更要命的是，经济学家如何证明人的决策是基于自利还是利他呢？人的动机是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这就成了一个悬案。

其实，经济学应该跳出人的动机来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自利是宇宙世界的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趋利避害。在物质世界中，粒子都是往能量消耗最小的方向运动的。物理学中有个热力学第二定律：热不可能自发地、不付代价地从低温物体传至高温物体。动物世界也是如此，具有明显的趋利避害规律。所以，批判人是自利的，就像批判水往低处流一样可笑。边际革命之后，自利表述改为了效用最大化。

但是，经济学家主张的自利原则或效用最大化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张五常说的套套逻辑。经济学家说，按照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行事就是最有利的、效用最大化的。我此刻卖出股票，对我是最有利的；此刻不卖股票，对我也是最有利的。这显然是错误的。

套套逻辑的错误属于第二个问题，那就是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经济学家认为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人的自由决策，不管什么决策，对自己来说都是最有利的。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原因很简单，人不可能是绝对理性的，人的行为也不可能是绝对理性的。要命的是，经济学家根本无法证明人的行为是受理性支配还是非理性支配，甚至无法区分理性成分与非理性成分。这就给干预主义者提供了机会，凯恩斯拿选美例子来反驳，还提出了动物精神。新凯恩斯主义者，阿克洛夫、席勒用非理性与动物精神将经济学引入歧途。

问题来了，经济学家难道这么无知吗？当然不是，但是如果否定了理性假设，经济学的理论可能就要崩溃了。因为不管是需求理论还是价格理论，其中的逻辑推演都建立在理性行为之上。比如，价格上涨，需求量会下降。这是经济学家面临的难题。

我们的破解办法是在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上引入三个概念：

一是边际的概念。人是在边际上做选择的，人寻求的是边际效用最大化，而不是总量效用最大化，实际上总量效用是无法预期的。这是杰文斯、瓦尔拉斯、门格尔开创的边际主义的贡献。

二是预期的概念。人的选择，包括企业家的决策，是在预期的基础上建立的，也就是预期边际效用最大化，而不是“结果”的边际效用最大化。你此刻预期股票会上涨可以获利，因而买入股票。但这不等于购买股票一定获利。这是小罗伯特·卢卡斯领导的理性预期学派的贡献。

三是过程的概念。时间是世界的一个维度，市场是一个经济过程，理性藏在经济过程之中。人的行为未必是理性的，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市场的竞争过程不断地惩罚非理性，奖励理性行为。这种价格奖惩机制促使人的行为趋于理性，这就是进步的源泉。所以，理性人假设虽然是错误的，但是不能否定理性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理性是一种反馈机制，是市场过程与自由竞争的结果。经济过程的贡献属于奥地利学派。

到这里，我们可以把古典主义、边际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的分析方法结合在一起，形成经济学分析方法：预期边际效用最大化。我将在第三讲中详细讲述。

接下来我们看核心理论，核心问题是：需求理论是否完美？

经济学最为基本的理论之一就是马歇尔提出的需求理论。张五常的《经济解释》都是围绕着需求理论来写的，弗里德曼价格理论的内核也是需求理论。

为什么需求理论如此重要呢？上面我们讲到，经济学是探索人的经济行为规律的学说。人的经济行为规律，就是衡量成本与收益的行为。马歇尔总结了这种行为的规律，那就是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价格上涨，需求量下降；价格下降，需求量增加。这就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不过，这个理论自从提出来后就遭受了各种质疑和挑战。与马歇尔同一时代的经济学家威克斯蒂德撰写了一本书叫《政治经济学常识》，他在书中指出，随着价格的变化，需求方与供给方会相互转化。比如，随着股票下跌，空方可能会演变为多方，开始补仓或抄底。后来，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受此影响，认为需求曲线有时向上、向下、再向上、然后向下。

其实，威克斯蒂德讨论的是具体的需求方与供给方，而马歇尔讨论的是抽象的需求量与供给量，并不关注需求方和供给方是谁。贝克尔的问题则在于我上面讲到的，他没有将市场过程纳入进来，理性的反馈需要有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市场出现所谓的非理性现象是正常的，但是经济学有一句话叫“树不会涨到天上去”。

对需求理论的普遍质疑，还包括忽视“其它条件不变”的假设。当然，有人认为，世界是复杂的，假设其它条件不变，这导致需求理论脱离实际。这种观点其实不理解学术范式，正因为世界是复杂的，存在“多因一果”，我们才需要假设条件、控制变量，然后探索其中的因果关系。

对需求理论的普遍质疑，还包括扭曲价格的含义。需求理论的价格是“真实”的价格，而不是“名义”的价格，因为任何人都是按照真实的“价格”，也就是真实的收益来决策的。但是，凯恩斯主义者喜欢使用“名义”价格，认为人会产生货币幻觉，按照“幻觉”的收益来决策。比如，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采用的就是名义工资率。而弗里德曼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中的问题，他说没有人是按照名义工资来决策的，都是按照实际收入来决策的。这就捅破了货币幻觉长久存在的“泡沫”，也就否定了刺激性政策。

总之，需求理论经历过无数质疑，但是依然没有被驳倒，它很严谨、简洁地表达了人的经济行为规律。不过，深入地理解这个理论并不容易。正如张五常所说的，对这个理论的掌握程度，可以看出一个经济学家有几斤几两。很多经济学的错误理论，比如流动性陷阱、逆向选择、柠檬市场，都是对需求理论的误解，或者刻意曲解。关于这个问题，我会在第四讲中详细解释。

不过，需求理论并不完美。把需求理论作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还欠缺了一点什么。需求理论表达了人的经济行为的被动反应，却没有揭示人的经济行为的主动行为。马歇尔发现了人会根据价格的变化而决策，但是价格为什么会变化呢？因为供需发生了变化，但是供需为何会变化呢？因为价格发生了变化，这就陷入了循环论证。

如果没有揭示人的经济行为的主动行为，那么需求理论就没有办法揭示经济为何增长。如果人仅是对价格做出被动反应，价格高时减少购买，价格低时增加购买，经济是不会增长的。

马歇尔一直认为，经济学的麦加圣地是生物学，而不是牛顿的物理学。但他还是把经济学做成了物理学范式，探索函数关系和均衡范式，而忽视了人的主动行为。这就导致需求理论没有办法深入到人的主动创造层面，没有办法表达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没有办法解释企业家才能，也就没有办法揭示经济增长。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在需求理论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加入另外几个理论：边际效用递减理论、收益递增理论和熊彼特的创新周期理论。

边际效用递减理论很好地解释人的主动行为。当技术水平不变，边际效用会递减，这样人们就会主动减少采购，需求量下降，进而价格下跌。这个理论解释了需求量为何下降，价格为何下跌。问题是，马歇尔时代就是边际主义时代，他为什么没有通过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深入到人的主动行为层面呢？主要原因是，边际效用递减理论走入了更大的误区，它没有解释效用递增。效用递增来自人的主动行为，没有办法解释效用递增，也就无法渗透到人的主动行为这一层面，进而无法解释经济为何增长。

实际上，这个问题并不难解释。收益递增来自人的主动创造，主要是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和制度创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探讨，他提出劳动分工提高了技术水平，进而产生了收益递增。但是，他没有深入探讨下去。这个问题直到后来美国经济学家阿林·杨格才提出来。1928年，杨格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就职演说就讲了《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但是，杨格的递增理论长期被忽视。

其实，边际效用递减理论，能够与收益递增理论相结合，进而解释人是如何主动创造的，经济是如何增长的。经济学家熊彼特触摸到了这个层面，经济过程与“人的行为”是奥地利学派的贡献，熊彼特与奥地利学派渊源颇深，他利用这些理论提出了技术周期理论。熊彼特的思路很清晰，受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驱使，当需求量下降、价格下跌时，市场进入萧条周期。这时，企业家为了降低风险、谋求利润，不得不创新技术与产品，提高管理水平，努力推出新产品赢得消费者的青睐，于是需求量开始增加，价格上涨，经济开始复苏。

实际上，人的主动创造行为，包括企业家的经营管理、工程师的技术创新，改变了边际效用递减理论的假设，那就是技术水平保持不变。技术创新推动了边际效用递减曲线右移，提高了边际收益率，促进了经济增长。这就是杨格的收益递增理论，也是萨伊定理的逻辑。

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技术创新推动了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的移动，扩大了经济产能与消费福利。所以，需求理论与边际效用递减理论是可以相结合的，但是都要深入到人的主动创造这个层面。我会在第四讲详细讲这条逻辑线。

最后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解释国家与政府？

这是经济学的一大难题。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一句话叫“市场的归市场，凯撒的归凯撒”。这说明经济学难以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索性就强行把政府排除在市场之外。以避免这种外生的力量去干预市场。

最早，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了政府的有限作用，比如国防、财产权保护以及尚可容忍的司法监管。这种论述后来被表述为“小政府主义”或者自由放任主义。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习惯于给政府设定一个边界，告诉政府切莫越界。后来，弗里德曼提出价格理论，指出公共用品缺乏价格机制，在资源分配上存在效率损失。这个逻辑进一步论证了斯密的“小政府主义”，同时支持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与私人用品相比，公共用品的分配效率低下，存在搭便车问题，导致租值消散，甚至沦为公地悲剧。因此，经济学家认为，公共用品越少越好，只将市场不愿意参与的具有非排他性的产品作为公共用品；而政府的工作主要就是提供这类的公共用品，以及确认、保护私人产权。

但是，这种观点在现实中面临很多问题：第一，把政府排除在市场之外，经济学如何解释政府的存在？第二，这相当于把制度界定为外生变量，经济学如何解释制度的内生性？第三，不同的制度、不同的政府，对经济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对社会进步也是完全不同的，如何解释政府、制度对经济与社会的作用？

这几个问题解释不清楚，就会给干预主义机会。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也有效率，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如果没有朴正熙政府，韩国会成为一个像泰国一样的农业国家。这种观点其实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但是很容易被人接受。为什么？主要就是以上几个问题，经济学家没能解释清楚。

如何解释国家的存在？如何解释政府的作用？如何解释制度的内生性？

新制度经济学的领导者科斯富有智慧，他启用了“交易费用”这个词来解释企业的存在价值，进而解释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边界。科斯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既然市场富有效率，为什么还需要有企业？

他自己的解释是，如果每一个环节都是通过市场交易来完成，就会出现无数个交易、无数个交易者，催生一大笔交易费用，企业将一些交易环节内部化，按照内部计划的方式来完成，实际上是节省了交易费用。交易费用像一把尺子，哪里的交易费用低，资源就流向哪里。这就解释了政府存在的逻辑，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节省交易费用，建设国防，制定法律，明确产权，维护良好的营商环境，从而降低交易费用。

但是，交易费用又容易成为理论的“浆糊”，让人产生困惑。有人会提出，政府的计划管理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在提供公共用品方面更有效率，那为什么说公共投资、干预市场就没有效率呢？

经济学家做过一些解释。比如，企业家理论、所有者缺位、代理人问题以及寻租理论。但是，这些理论都不具有说服力。经济学家无法证明官员在经营才能上不及企业家。并且，所有者不缺位、充分竞争的国有企业，如新加坡淡马锡，同样富有竞争力。这该怎么解释？

回到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在自由竞争环境下，个人根据预期边际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行事是最有效率的，那么如何解释政府按照预期边际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行事又是无效率的呢？如果经济学家主张的是自由主义，为何又要如此严苛地限制政府的行为呢？

公共选择学派领导者詹姆斯·布坎南几乎摸索到了这个问题的本质。他从公共选择的角度来解释，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国会，国会的权力来源于公众授权。所以，政府的行为其实是公众的公共选择。布坎南将政治视为一种市场，将公共选择视为一种个人的经济行为，他认为，每个人参与公共决策，比如制定宪法、选举总统、投票通过政府预算法案，都是一种权衡收益与成本的经济行为。

但是，公共选择与市场行为存在一定的差异。在自由市场中，他人的行为不会给你带来强制性或外部性。但是，在公共选择中却不同，即便你投了反对票，但是多数人投了赞成票，按照多数人原则法案通过，你的自由意志就被法案给强制了。这该怎么办？

布坎南为了让公共选择更加接近市场行为，他借用了瑞典学派创始人维克塞尔的财政原则，即一致同意原则。布坎南认为，如果所有人都自愿地一致同意，这样的公共决策就不存在强制问题，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尤其是在宪法的制定与修改上，布坎南主张越多同意越好。但是，他也知道，一致同意原则应用到所有公共选择中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布坎南的市场逻辑已经接近完美了。但是，他还差一步，那就是没有打破政治的垄断性。他视公共选择为一种个人的经济行为，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但是这种自由是有限的。个人只能参与这个国家的公共选择，与这个国家的公众签署社会契约，而无法自由地加入其它社会契约。这就是政治的垄断性，也是国家公权力的垄断特征。这就好比一个人只能跟一家公司签署合伙协议，虽然他拥有自由表决权，但是他不能放弃这个协议，加入另外一家公司。

所以，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彻底的市场思维，那就是建立“国家市场”。打破各国之间的资本、货币、信息、人口的流通限制，人们根据预期边际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加入或离开一个国家。这样国家就成为了全球竞争的公共用品市场，税收成为了公共用品的自由价格，竞争性政府就是公共用品的提供者，类似于物业公司。

这种国家市场的逻辑，其实是哈耶克的开放型社会思想。哈耶克认为，过去按照血缘、民族组建的公共组织，最后都会演变为按照市场原则来组建。哈耶克曾经将货币视为自由主义需要攻破的最后一个堡垒。他主张货币非国家化，认为货币不应该被政府垄断，应该交给私人银行去供应，交给自由市场去竞争。其实，他应该把范围扩大一些，国家才是最后的堡垒。一旦国家变成了自由市场，政府就是竞争性政府，公共用品就是市场产品，税收就是自由价格，央行就是竞争性银行，货币就是自由货币。民众只需要监督政府，而不需要干涉政府具体做什么，也不需要追求公共选择的一致同意。因为民众会用脚投票，竞争性政府需要努力提高效率，实施竞争性税率，提供更好的公共用品，以吸引更多的企业、资本与人口。

这或许是未来的趋势。实际上，如今越是开放的全球化国家，他们的政府就越接近竞争性政府。这样就能够解释新加坡淡马锡为何具有竞争力。将国家、政府、央行纳入市场，就解决了制度的内生性和货币的内生性问题。在国家市场中，制度就是市场契约，货币就是私人用品。在经济学历史上，技术、货币和制度的内生性是三大难题，经以上论述都能够得到很好的解释。

所以，经济学主张的不应该是小政府主义，或者有为政府主义，而是全球化国家市场和竞争性政府。我将在第五讲中详细分析。

以上就是智本社经济学的框架，也是我长期思考经济问题的基础性、系统性思维，主要包括学科宗旨、基本观念、分析方法、核心理论和最后堡垒。社友们可以进入《智本社经济学框架》这门课程中去学习。

课程目录

发刊词 ｜ 探索正确的经济学

01 ｜学科宗旨：资源有限、功利主义与行为规律

02 ｜基本观念：主观感知、人权观念与自发秩序

03 ｜分析方法：自利原则、理性主义与时间维度

04 ｜核心理论：需求理论、效用理论与主动创造

05 ｜最后堡垒：竞争政府、内生制度与国家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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