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笑声

听着窗外饭店里的男人们，高唱着“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我不断希望，不断失望”，一首接一首的回忆中的歌曲，我想这应该是一群80后。

还能唱歌真好，不能表达现在，那么唱一唱老歌应该是安全的。只是这种安全感，其实也可能瞬间发生改变。想起一个段子，“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这是八零年代的回忆。

艺术有无穷的感染力，言词一旦进入人心，就构成了集体的记忆，成为共同的喜怒哀乐。

我的小时候，在我们那个小镇上，我最有印象的艺术表演家，就是一个流浪汉，有点疯癫，吹得一手好笛子，总是在傍晚的时候，在镇上的中央车站，响起了悠扬的笛声。最高潮的时候，还会有一个不知哪里跑来的女人，跟着笛声的节奏翩翩起舞。人群中就爆发出欢乐的笑声。

看着这两个最落魄的人，却是那么的自由和释放，人群也得到了满足感。这种满足感，一种是因为对比他们的落魄而有的优越感，我想也有一种对他们的自由洒脱的向往。这是那一个灰色的小镇上，在日复一日单调重复的生活之中，我们所拥有的彩色回忆。

我的父母也是文艺爱好者，我们会一起在田间地头歌唱。从小我就听着港台的流行音乐，唱歌是我们家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我自己来说，我还有一个特质，就是爱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总是在笑，在该笑的时候笑，在不该笑的时候也笑。

我的妻子说，当初就是因为我的笑容吸引了她。今天我们看了一个“不能搞笑”的脱口秀，我们谈论起笑声，谈论着不会笑的同胞……看着那个脱口秀片段，我们笑着笑着就哭了。我们感到悲哀，又感到幸运。

我想起我在看守所时的笑容，仿佛我一个人在美丽新世界；在所有的囚犯之中，仿佛只有我是自由人。

在我被羁押一个月，在煎熬中等待是否批准“逮捕”还是“释放”的时候，我被带入了审讯室，坐在我对面的不再是熟悉的办案警官，而是两名和我年岁相当的年轻人，一男一女，面容姣好，原来是检察院的职员。

在那位女生向我宣读我被逮捕的文件的时候，我忍不住地笑起来，在我看来，这个场景确实很荒诞。她感觉有些莫名其妙，又似乎觉得被冒犯了，对我严肃地说：“有什么好笑的吗？”我连忙道歉：“我不是在笑你，我只是觉得太搞笑了。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

当然，我心里是喜乐的，我现在回忆的时候都能感受到那种喜乐，因为我被这个世界逮捕了，也是被基督逮捕了，这是只有基督徒才懂的喜乐，也是我和主的约定：“主啊，如果你还愿意使用我，那就让我被逮捕吧，不要让我成为一个逃兵。”主垂听了我的祷告。

在仔细体会那个场景的时候，我看到我和对面的同龄人走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他们逮捕了一个人，只是在完成一个工作流程，仿佛一颗螺丝钉，完全没有自己的情感和判断。而作为被逮捕的一个囚犯，我却有作为人的全部的情感和自由的喜乐。

在这几年的颠沛流离之中，在人们被困于疫情之中，歌声却充满在这样的一群人之中；他们被这个世界视为麻烦，到处被驱赶的时候，人们可能认为他们一定过得不好，但是当你置身在他们之间的时候，你会发现在那里充满笑声和赞美。

人们以为他们要逮捕的是一群凶神恶煞的亡命之徒，近了才发现原来是在逮捕笑声，逮捕人性，逮捕幸福，以及逮捕自由。我想这些都不得不让他们开始痛苦的反思：噢，我究竟在做什么？我的世界出了什么问题？

我想，现在就是整个民族痛苦反思的时候，当我们在逮捕别人实际上却在逮捕自己的时候，当我们被困在自己的囚笼之中的时候，那真正的自由和欢笑在哪里？自由的边界在哪里？笑声的边界在哪里？而这一切又由谁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