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人打零工，不敢想按时退休
过去，大部分“打工人”都希望成为全职员工，做稳定的全职工作，他们有稳定且持续增长的收入、福利待遇，以及公司发放的退休金。如今，越来越多的“打工人”，不仅很少可以沿着这种预先设定好的职业通道慢慢上升，甚至正面临着一场工作领域的重大变革。
此前，全球自由职业者平台Upwork发布了“Freelance Forward 2022”报告，这是目前对美国自由劳动力最全面的研究。该研究发现，超过6000万名美国人从事自由职业工作，占整个美国劳动力的39%。
近年来，即时出行、即时送餐、互联网家政服务、按需软件开发、在线劳动众包等新兴行业，已经发展成为世界各地经济的重要新生力量，尤其是继新冠疫情之后，“零工经济”可以说是来势汹涌。在达拉斯举行的“2022年零工经济合作峰会”上，人力资源行业分析公司SIA的总裁巴里·阿辛列举了塑造零工经济的35个趋势和创新。
其中一个关键趋势就是，“零工经济”正在全球范围内增长，并且创造了5.2万亿美元的总产值。根据欧盟委员会统计，欧盟目前有超过2800万人通过数字平台工作；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临时就业者人数已经超过了2100万人（2022年）。而在中国，据中国政府网数据，2021年，我国灵活就业规模已达到2亿人之多。
“零工经济”的蔓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现象。美国学者黛安娜·马尔卡希在《零工经济》一书中这样描述零工经济时代新的工作方式：用时间短、灵活的工作形式，取代朝九晚五的传统工作形式，包括自由职业者、独立合同工、兼职雇员，以及基于项目的工人或其他临时工。
如今，“零工经济”对传统工作方式的影响才刚刚开始，全世界“打工人”都将面对的，除了生活的更多可能性，还有为这种可能性所要承担的风险。
告别“三段式”人生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带来了滞胀影响，西方各国失业率持续升高，通货膨胀严重推动了整个“零工经济”行业的快速兴起，到1995年，美国临时就业人口达到了600多万人。
随着21世纪互联网的兴起，亚马逊的MTurk吸引了大量的创业团队建立线上平台和移动应用。这些平台将工作任务外包出去，对于接受任务的劳动者而言，似乎没有任何限制，从为视频制作素材、添加字幕，到小的编程工作，平台创建了一种新型的“微工作”。
如今，原本小众的“众包”已经成为全球趋势，一些企业的名字迅速传遍了千家万户，如优步（Uber）、滴滴（Didi）等手机出行应用，还有美食来（Foodora）、美团（Meituan）等外卖应用，以及家政助手（Helpling）和任务兔（TaskRabbit）等兼职平台。
数字平台使得自由职业者和零工劳动者与潜在的客户联系了起来。在平台的帮助下，无论是在沙漠里举行一场生日派对，抑或是把能烹饪美食的厨师请到自己家里来，只要是能想到的，似乎一切都有可能。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谢富胜在其研究中指出，“零工经济”是在数字平台推动下“计件工资”的再现，而“零工经济”之所以短短数年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爆发式增长，是因为从服务端到需求端，都同时按下了关键的启动按钮。
实际上，不同程度的裁员、失业潮，也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在寻找其他收入来源，从而使得零工的数量出现了激增。同样，出行的限制，也催生了越来越多的服务需求，例如数字客户体验中的线上助理。此外，人们更加重视生活方式而不是收入，“零工”让越来越多的自由职业者告别了“三段式”的人生。
从雇主的角度来看，“零工经济”有利于那些负担不起或不需要全职员工的企业为特定项目雇用兼职工或临时工。在全球经济衰退期间，使用替代的按需劳动力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谢富胜表示，“零工经济”的迅速崛起和巨大成功，在社会上和学界中催生了这样一种主流观点：基于数字平台的“零工经济”既使得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微型企业家”——他们运用知识和网络实现个人理想中的职业成功，也使得企业可以根据用工需求“购买”工人劳动，降低用工成本、提高企业效率，从而实现了“劳资双赢”。
然而，未经规制的“零工经济”在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的同时，也使得风险和成本被更容易地转嫁给劳动者。
高度灵活性的代价
“零工经济”在受到赞美的同时，也引来了同等程度的担忧。国外越来越多的政策报告和媒体文章，都呈现出另一种更加黑暗的图景，就像月球的表面总有光亮面和阴暗面之分。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教授杰里米亚斯·普拉斯在《零工经济的未来》中指出，“零工经济”确实为一些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灵活工作机会，但“不稳定性”和“不安全性”也是这种高度灵活性的代价。
随着零工劳动者的日渐增多，甚至快于用户需求的增长，平均能够分到的工作和酬劳也就越来越低。在并不妨碍平台盈利和增加成本的前提下，“逐底竞争”令零工劳动者不得不增加自己的劳动时间，主动选择工作和生活间界限越来越模糊的“自我剥削”，日益陷入不稳定化的生存困境。
20世纪90年代，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私营就业机构公约》为各国的劳务派遣关系等零工形式人力服务提供了法律规范保护。长久以来，全世界的司法系统也都在努力为服务方提供保障，避免“零工经济”陷入极端的商品化形式，变成狡黠的资本剥削。
实际上，零工劳动者是依靠平台的大数据进行接单的，在这种情况下，平台和劳动者的关系到底是承揽关系，还是劳动关系，尚没有明确界定，因此这也就成为了政策和舆论关注的焦点，规制也存在难度。
对于近十年来才出现的平台用工，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吴清军认为：“如果是承揽关系，那就无所谓劳动权益保护；如果是劳动关系，就涉及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包括劳工标准及社保等一系列问题。”
在杰里米亚斯·普拉斯看来，人们如果要维持劳动力市场中的灵活性，同时还要解决它带来的不安全感，那么就必须承认按需服务的“零工”与一般的合同式雇佣工作一样，并进行相应的管理。因为只有纳入“雇佣法”的范围，零工劳动者才可能享有基本的权利保障，例如从最低工资权利到反歧视保护。
也就是说，零工劳动者如果同意服从雇主的命令，那么作为回报，他们也应该享有一系列的保护性准则。比如优步（Uber）、滴滴（Didi）等打车平台对网约车司机的管理制度，实际上与一般企业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那么对零工劳动者的基本保护也不应该差别对待。如此看来，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全世界都很难否认经济活动带来的整体收益，但是如何平等地分配，才是社会各界最终要解决的问题。
什么时候可以不工作？
黛安娜·马尔卡希在她的《零工经济》一书中，直言所谓的“安全感”是一种迷信，甚至提出了驾驭“零工经济”的十大准则。如今，“零工经济”确实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了，当没有一份稳定工作和一份稳定且持续增长的收入作为坚实基础的时候，想要顺利地完成一个普通人的人生轨迹当然会更具挑战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既稳定又安全的传统退休生活能真正像过去那样，让一个人“按时”停止他的工作，尤其是很多国家的社会保障基金，已经介于不可靠与破产之间。
如此，“零工经济”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我们能否停止工作，以及何时能够停止。黛安娜·马尔卡希对此表示，首先，零工劳动者当然有权利停止自己的工作，而且也会比预期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只是需要规划和有意义地利用这些时间，将重要的获取收入的时间，排入日程表中。
此外，摒弃“节省一杯咖啡钱”的理财思路，也变得尤为重要。而更重要的是，需要转变“婴儿潮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即用最少的债务和最大的灵活性，来获取自己想要的物品的“使用权”，而非“所有权”。
黛安娜·马尔卡希指出，如果全职工作不再是“打工人”构建职业生涯、个人发展或财务生活的可靠保障，那么想要适应未来的“零工经济”，就需要我们从消费观念开始，对自己的生活方式重新做一次审视。“打工人”的终点当然是退休，而为退休进行储蓄，也是近年来才出现的现象，甚至全世界许多地方都纷纷出台了“延迟退休”政策。
在黛安娜·马尔卡希看来，如果零工劳动者挣不来更多钱为自己养老，那么把工作时间拉长，甚至晚些退休，也未尝不可。降低工作频率，你也可以节省出更多的时间，好好照顾自己的生活。当然，在“零工经济”中，退休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止工作”和“开始休闲”，而是工作与休闲混合的延续，是一种更为流畅甚至更为平衡的生活方式。
我们甚至可以利用零工与零工之间、工作与工作的间隔时间，来追求前几代人推迟到退休后才能去追求的目标。譬如，去旅行，甚至去自己想去的地方生活，而不是仅仅只是把这些放到职业生涯的尽头。
“零工经济”在社会的变革中，或许还要经历漫长的打磨，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去适应，但是与时俱进是人类的优良品质。正如海伦·凯勒所说：“躲避危难最终并不比从容面对更加安全，人生要么是一场果敢的冒险，要么就只是一场空。”
本文首发634期《逃离工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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