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湾区，哪个城市最危险？

近期，关于贵州、昆明的“地方债”问题风波不断，牵动着各方的心弦。

那么在粤港澳大湾区，是否也有城市面临着相同的“债务”问题？

对于普通人来说，地方债意味着什么，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地方债”是一个笼统的概念。

狭义的地方债，是指由财政部批准、通过省级政府发行的债券。

广义的地方债除了由地方政府直接发行的显性债券外，还包括大量由地方投融资平台发行的企业债、公司债以及中期票据等债务，后者简称“城投债”，通常被认为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主要成分。

笔者试图用更触及本质的方式描述：

1994年分税制之后，每个地区政府都相当于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同时承担了公共服务和经济发展两种职能，它既是社会的管理者，又是市场经济的主要参与者。

在市场中，不同公司之间存在竞争关系，若想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实现利润最大化，首要的是扩大投资，落地大项目，加强招商引资。

很多公司财力有限怎么办？答案就是举债。

例如一块远郊的地皮，本来是不毛之地，一旦规划有“新城”、“地铁”、“名校”、“地标”等开发计划，价格就会水涨船高。

适度举债，可以构建“地产+基建”的“经营城市”的商业模式，让城市界面，公共配套，产业园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大型项目开始修建，承包企业订单和工人岗位增加，公务员工资按时发放并逐渐提高，居民收入普遍上涨，消费变得火热，地区经济一片繁荣。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债务扩张不是无限的。

你昨天欠下的债，明天是要还的。债务到期后，债务能不能还本付息，取决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所形成的利润和偿还能力。否则，就是“借钱的时候一片繁荣，还钱的时候一地鸡毛”。

一个典型案例就是贵州省独山县。该县一直是国家级贫困县，2020年3月份才脱贫“摘帽”。全县财政收入，2018年才不过10亿元出头，但自2011年至2018年间，该县却“一掷千金”，建造各种耗资上亿至上百亿元的政绩工程。

目前，该县累积债务高达400多亿元，其中由县政府承担偿还责任的显性债务为135.68亿，由县政府提供隐性担保并以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名义负担的隐性债务大约为264亿元。

那么在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债务状况又如何？

一起来看下方图表：

从“发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看：

截至2021年底，广州市的债务规模最大，突破万亿，深圳市和珠海市的债务规模超过3700亿元；

佛山市、东莞市、江门市、惠州市和肇庆市的债务规模在1000亿元~2500亿元之间；其他地级市的债务规模低于1000亿元。

从发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占“发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地方政府债务”的比重看：

截至2021年底，广东省各地级市中占比较高的为珠海市、深圳市、广州市和江门市，占比分别为76.58%、61.98%、67.65%和41.03%，其他地级市占比均低于30%。

若以“发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地方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衡量地区债务负担：

截至2021年底，珠海市“发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地方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98%，广州市、珠海市和肇庆市同期综合财力对“发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地方政府债务”的支持保障能力一般。

深圳市“发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地方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最低，仅为12.18%。

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大湾区地方债健康度方面，珠海，广州，肇庆应该受到更多关注。

对于普通人来说，城市的债务状况，城投债是否违约，似乎与我们的生活关系不大。

其实有很大关系，比如说一些定居在湾区的中产，或者一些大学生毕业来到这里工作，他们都会面临置业问题。

对于负债率过高的城市，在经济增速放缓，人口红利减弱，产业升级遇阻的背景下，新区的兑现速度一定是大大降低的。

不管是珠海，还是广州，你会发现它们都面临一个问题，城市规划过程中，把摊子铺的太大了。

以珠海为例，从北部唐家湾，南部航空新城，到东部的横琴新区，每个新区都建设的很漂亮，但几乎都没什么人。

以广州为例，广州花费了巨大人力，财力，物力投资距离市中心约52公里的南沙新区，整个新区摩登又漂亮，但也是没什么人。

进入2023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不振，各城市的土地市场必然哀鸿遍野。

假设，广州和珠海的新区土地卖不出去，当这些新区的发展没有新的资金注入，曾经高大上的规划又该何时兑现呢？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来说，它们的经济发展，人口聚集，产业升级放在全国来说是非常优秀的。

但从城市规划角度，我们仍需对一部分网红新区，热点片区的新盘保持审慎的态度。

毕竟时代不同了，房价大涨的时代一去不返，如果你想通过买入这些网红区实现资产的保值升值，短中期是很难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