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一度高考日。
自1977年在邓小平的力推下恢复高考以来，无数曾在迷茫与困顿中苦苦求索的青年改变命运，实现阶层跃迁。
可以说，恢复高考是一个国家命运的拐点，也是千百万个人生的转折。俞敏洪、郭广昌、李东生，都是高考改变命运的典范。
今天我们推荐一篇河南省原常务副省长王明义的自述，讲他个人的艰辛求学经历，十分感人，也十分励志。可谓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以下，Enjoy。
作 者：王明义 河南省原常务副省长
（ID：penetratingview）
作者介绍：王明义，男，汉族，本科学历，河南鹿邑人，1945年7月生，工程师职称，副总警监警衔，196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7月毕业于焦作矿业学院。
在曹窑煤矿井下劳动锻炼和张村煤矿工作；扶沟县等三个县工作；1986年9月起历任周口地委组织部长、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地委书记、地委书记兼行署专员；河南省公安厅厅长、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武警河南总队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河南省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党组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全国人大农委委员。2013年退休。转眼间，我大学毕业离开母校已五十一个春秋。今年，欣逢母校110周年华诞，师生相邀，共襄盛典，激起我对五年大学生活的深情回忆：学路艰辛，来之不易；穷且益坚，发奋苦读；母校培育，受用终生！老师恩重如山，同学情深似海。往事历历，情愫萦萦！令我永难忘怀！
报考焦作矿业学院采矿专业地下采煤专门组，是我对人生道路做出的无悔选择。1963年夏高考结束时，虽自我感觉考试结果还可以，但种种不利条件把我考大学的路堵窄了。比如，我的体检结果：身高1.42米，体重37公斤，营养不良，严重贫血。因身高体重不够和体检的有关问题我被限报军事、公安政法、武装警察、工程建筑、航海航天、交通桥梁、师范体育等多类院校和相关专业。说心里话，我的人生理想是当医生、教师、工程师或从事科研工作。我反复研读招生简章，思前想后，斟酌再三，最终把志愿目标落到了焦作矿业学院采矿专业地下采煤专门组上。之所以这样选择，一是焦作矿业学院的各个专业没有身高体重等限制，我能报。二是我极度贫寒的家境，决定着我必须把考上大学、找份工作、改变家庭命运放在第一位。不少人认为地下采煤专业又苦又累，又脏又险，报的人会少，录取相对把握大。三是我在漫长的艰难岁月中练就了不怕苦、不怕难、不畏艰险的倔劲，身材瘦小，钻巷道、爬采煤工作面干活反倒更灵巧，这样有可能劣势变优势。四是下井采煤工资高。邻村一位煤矿工人常讲，在煤矿工作福利待遇高，除工资外，下井和夜班另有补贴。这对我这个家庭特殊困难的学生很有吸引力。为更有把握，找班主任朱慎吾老师求教，朱老师看问题入木三分，坦诚敢讲真话。他听了我的想法半天没吭声，边翻资料，边自言自语：“有利于录取，有利于录取，应该这样！”最后给我说：“按你的家庭和个人情况，我支持报这个专业，就这样定吧！”自己选择，老师支持，毅然决定：上矿院！学采煤！下井去！挖煤去！
我中学求学之路一波三折，几次濒临失学，一幕幕历历在目。第一次失学的考验发生在1960年春天，父亲突然去世，家庭失去主劳力、顶梁柱。我读初中时，国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河南是重灾区，农民生活十分困苦，我家更是雪上加霜。家里住的茅草房不到30平方米，又跑风漏雨，一家四口人挤在一张床上，一个灶台，一条旧麻绳上搭几件破烂衣服，其它一无所有，常常一天一顿饭。父亲是老实农民，为多挣工分，专拣重活干。1959年的一天晚上，他在稻田里淌着泥水干活，脚被刺破，自己撕下一块衣襟缠住伤口，之后发炎化脓，没钱治疗，伤口长期不愈合，又加上食不果腹，51岁就拄上了拐棍。1960年5月的一天夜里，得知父亲突然去世的噩耗，那时我不满15岁，连夜从8里外的玄武二中赶回家。看到父亲衣衫褴褛躺在地上，下葬不但不但没有棺材，连张完整的草席也找不着，无奈把床上铺的高粱杆织的簿席揭下来，裹住父亲的遗体，解下搭衣服的那根旧麻绳捆住，上遮不住头，下盖不住脚，此情此景，我这个做儿子的肝肠寸断。第二天一大早，乡邻帮忙冒雨把父亲抬到坟地，母亲走不成路，我和弟弟淌着泥水，哭着跟到坟地，趁着下雨，才把父亲的遗体用稀泥掩埋，不然的话，连浅浅的坟茔也挖不动。兄弟俩跪在泥里痛哭一场，算是为父亲办了丧事。为帮母亲撑起这个即将坍塌的家，我提出不再上学，守家干活挣工分，母亲断然拒绝。母亲虽不识字，但她坚信，只有让儿子读好书走出去，才能改变命运。在母亲的坚持下，我继续上学。每周回家拿不到吃的，是最痛苦和焦灼的事。春天青黄不接时，杨柳榆槐等树叶长出来，捋下来或刮些树皮拿到学校，放在伙房笼屉上蒸熟，蘸着盐水充饥。1960年10月的一个周末，我回家拿吃的，家里一点办法也没有，母亲发现墙根有几棵已干枯但籽没落的扫帚苗棵子，就连根拔起，洗净剪断碾碎，加盐蒸成团子，作为我一周的口粮。因味太苦没法吃，只好放到学校食堂的炉灶里烧焦掰碎，用盐水冲着吞咽。周二中午，我突然晕倒在学校门口，校长罗敬亚和几个老师跑来，把我抬到医务室抢救，校医韩子瑜一边给我打针，一边流泪。罗校长到宿舍找到我的馍袋子，亲口尝尝团子，说：“不能吃呀，再吃要食物中毒！”他当即给伙食会计写个条子，从教师食堂给我解决7张馍票，欠的账他负责。就这样又度过了一周。之后，为了给我弄吃的，母亲带着弟弟到周边村子讨饭，讨来稀汤、面条之类自己喝，窝头、红薯块都留着，让弟弟隔三差五给我送到学校。每当看到赤脚光脊送饭的弟弟，痛苦难以言表，情不自禁两眼流泪，我暗暗告诫自己：“不管多大难，也要一步一步往前走，把高中读完。”事不遂人愿，偏在这时，又遇新的难关。第二次失学的考验来了！1962年7月，县里调整中学布局，我就读的玄武二中高中部撤销，并入鹿邑县城一高，学校离我家远达60多里。县一高要求学生一两周回家带一次口粮。我原每周回家两三次寻求吃的、趁周六周日回生产队干活挣工分都不可能了。一天下午，我正光着脊梁，穿个裤头，赤着脚推水车，一位姓刘的驻队干部检查抗旱，打量我一番，询问我为啥不上学？男女社员七嘴八舌介绍了我家的困境，他得知我因拿不出一两周的口粮无法进城上学时，非常同情，当即掏出烟盒，在烟盒纸背面给大队支书、队长、会计写个条子，交给我：“你去仓库找会计，借10斤红芋干，先去上学，坚持两星期再说。”母亲把红芋干磨成面，一半蒸成窝头，一半炒成炒面。这样，在失学一个月后，我又得以重返校园。高三第一学期，靠亲邻和社员大伙你一把我一把帮、一周一周凑合、一天一天数着过，熬到期末，期末考试除体育外，各科成绩还好。求学路总是坎坷不平，重要节点再降灾难，姐姐突然去世。第三次失学的考验出现了！1963年5月，毕业考试前几天，一个周六中午雨后，我沿涡河大堤踏着泥泞回家准备口粮。太阳快落时进村，邻居大娘拄个棍在村头，见我就说：“恁家出事了，恁姐昨天死了。”原来姐姐因疾病饥饿交加，又为我家的艰难境况揪心，煎熬之下寻了短见。第二天一早，我两手空空去吊唁，到坟前磕了三个头，痛哭一场，算是为姐姐送行了，姐姐也是一张草席卷着下葬。三年失去两位亲人！一贯坚强的母亲也痛苦得难以支撑，我不忍心再离开家！到了考试前一天上午，学校教导处陈老师骑自行车来到我家，好半天才说：“明天毕业考试，若不参加，就没资格参加高考，上大学就没有可能了，陈主任和尚校长让我动员你，今天就坐我的自行车返校考试。”母亲说：“孩子，要听校长老师的，家里你不用管，跟陈老师走！”我无言以对，收拾灶台上的残食，用一块破布包上，说：“陈老师您把这些帮我带走，我安置安置，就赶回学校。”我把家里水缸担满，忍痛安慰母亲一番。一周吃的东西咋办？天无绝人之路，小麦虽还不成熟，但麦籽基本饱满，在青黄不接时，为接济口粮，当天生产队割些麦穗，分给社员吃青麦仁。我家也分几斤。邻里有的送来麦穗，有的送一碗青麦仁，我把这些整好压烂，加盐炒熟，一半留下，一半带走作为口粮。我忍着痛苦，步行60多里路，凌晨赶到学校，一身泥土上床。第二天上午开始考试，俄语考了100分，年级并列第一，其它学科的成绩也不错，就这样过了毕业考试关。真是祸不单行！家中突遭火灾。第四次失学的考验，突如其来。高考前学校放两天假，让学生回家准备吃的用的。我天不亮就步行回家，本打算当晚返校。回到村头时，还是那位大娘，老远就抹着眼泪喊我说：“恁家又出事啦，失火了！”这对我如晴天霹雳，急忙进家看，一片狼藉，房顶烧没了，烧毁的檩条、椽子和草、灰遍地，母亲躺在露着天的床上，头发烧去大半，弟弟光背赤脚和村里几个人收拾残局，惨状目不忍睹。毕业考试前失去亲人，升学考试前家遭火灾，痛苦之下，我下决心：不再参加高考，好好守着这个家。中间隔一天，那位陈老师骑自行车又来到我家，进门见境况后流着泪说：“尚校长、陈主任见你两天没返校，让我赶来看看，无论如何也要动员你返校参加高考。”卧病在床两天的母亲立即坐起，厉声说：“孩子，别胡说，过去多少难关都过完了，这一次再难也得过，你不去考试，娘给你下跪！”在场的乡亲们也纷纷劝我返校考试，并各自回家拿些吃的送来。众情难却，母命难违，我只好随陈老师回学校参加高考。高考结束，我分别找到尚仙舫校长、陈传道主任、朱慎吾老师和两次家访的陈老师，深表感恩后，急忙回家。这时我如释重负，录不录取不再多虑，录了就上学，不录就守家尽孝、干活挣工分。莘莘学子盼望大学录取通知书，多是翘首以待，但我当时不是。高考结束第二天上午到家，下午下地干活，自此每天三晌不缺工。8月盛夏一天上午，我正背着药筒在棉花地打药，转眼看到从村东走来一位穿白衬衣、蓝裤子、儒雅和蔼的中年男子，他问村里人：“您村有个王明义吗？我是来给他送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听了这话，村里一下欢腾起来，“新王楼出状元啦！”母亲和弟弟更高兴。送通知书的老师叫胡秉良，为表示对他的感谢，母亲从邻居家借来白面和几个鸡蛋，为老师做了一顿手擀汤面条。胡老师送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把我引向了求学深造之路。送走老师，我和弟弟坐在母亲身边，捧着录取通知书，悲喜交加，酸甜苦辣涌上心头，因29.5元的学费又添新愁。为凑学费，我和弟弟把烧坏的檩条和椽子用架子车拉到邱集舅家，托他到集市上卖了，两天后舅舅把卖的近5元钱和他自己凑的1元多钱送来了。还差得很远！邻里乡亲、小学老师等也纷纷相助，又拼凑了2元多钱。学费仍差得多，怎么办？娘仨思来想去，解难还得靠政府。我一大早去柏木岗找到公社陈保先书记，他听了我的苦诉，放下饭碗写个条子，让我到供销社的驻村代销店找营业员关振军借10元钱。我找到老关，他把柜台内连整带零的钱数给我10元。陈保先还帮助写证明，让我到玄武大公社申请救济，领到了10元救济款。世间自有真情在，政府关怀，多方相助，七拼八凑，终于一分一角一元凑够了这笔“巨款”，一块石头落了地。
那些日子，我的心一直难以平静，在为考上大学高兴的同时，想得更多的是“感恩”：从玄武二中、鹿邑一高的书记、校长、主任、老师、校医，到驻队干部、公社书记、社长和民政干部，在我求学途中的关键时刻屡屡帮我排忧解难，助我顺利完成中学学业。对一个贫困农家子弟如此关心备至，这既是他们的高尚品德和深情厚意，更重要的，他们是在代表党和政府把爱心及时送给最困难的群众，我是直接受益者。历历在目的一幕幕，令我这个贫寒农家孩子心底深深埋下对亲人、对社会、对党和国家感激感恩之情，此恩此情重如山深似海，定要终生相报。1963年8月26日，上大学出发前，母亲紧紧攥着我的手，反复叮咛：“别忘政府！别忘亲人！好好念书！把书念好！”短短几句话，凝聚了母亲的厚望。我揣着大学通知书，怀着美好梦想，带着一身破旧衣服、一条粗布棉被、一小捆旧书，进入母校校园，圆了大学梦，人生路上迎来了曙光。
排版 | 米小白
编辑 | 米粒 主编 | 孙允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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