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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最高层召开了一场重要的座谈会“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为开好这次会议，总书记亲自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在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座谈中特别强调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关注小镇比较久的读者应该知道，小镇更换的新头像中的“三环”，代表“新技术、新经济、新文化”，也多次撰文谈文化对中国未来的重要性，比如去年8月分享的《百家争鸣之后，中国需要一次彻底的“文艺复兴”》，形成切合中国特色的创新型思维认知体系，也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被“卡脖子”的现实问题。昨天回得早，跟爱人一起看某国产动漫，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近些年中国动漫创作飞速提升，而日本动漫越来越衰弱，尤其是感觉越来越小、越来越没有精气神。从这个点出发，有利于理解传统文化对一个文明未来的重要性。日本现在方方面面都显得非常小，电影、文学、动漫等等都很小，格局更小，很少见能够反思社会问题的作品。著名导演是枝裕和的作品公认充满人文情怀，比如描写次子回归老家的《步履不停》、以多起婴儿错抱事件为主题的《如父如子》，还有描写靠犯罪维持家计的《小偷家族》等等，但究其本质，不过是勾兑的比较好的鸡汤罢了。整个日本文化艺术界普遍存在逃避责任与现实的问题，文化是风向标。过去的日本人不是这样的，这些现象的背后揭示了一个严重问题：对一个社会非常重要的很多关键支柱，在日本已经死了。对天皇的盲从死了，从古典到现代再到后现代的哲学和思想理论死了，政治死了，文学艺术也死了，本来还能指望经济快速发展继续维持社会活力，然而钱也没有了。自日本经济泡沫瓦解以来，日本政府通过大量增加政府债务，将海量资金投入民生，没有因为经济泡沫的破裂和长期停滞影响到民众生活。但数据做不得假，据日经新闻网近日报道，2023年3月毕业的大学生截至4月1日就业率高达97.3%，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数据。按理说，就业率这么高，理应是用人单位拿更高薪资抢人才对，然而日本应届大学生平均薪资增长基本停滞，只说明一点：日本的企业没钱了，不愿意拿更高薪资去押注未来的可能性。很多日本出现的问题，不同国家也正在经历，比如低生育率和高贫富差距，韩国要比日本严重得多，但韩国仍然保持更多的活力，最起码对于社会的批判从未停止，日本怎么了？想来想去，与日本自始至终就没有真正的自我，一直通过外界来锚定自己高度相关。这种模式优势是吸收外部先进经验特别快，不需要有一个非常痛苦的不同文化的摩擦、调整过程，“黑船事件”后，日本迅速全盘西化，此后日本现代化进程，也一直简单粗暴的把外来事物和经验本土化。相比而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要痛苦得多，传统与外来之间的冲突极为激烈，从“天朝上邦”到“中体西用”再到“全盘西方化”，在反复的摩擦下终于将外来经验融入中国传统，完成了“中国化”。日本这种简单的“拿来主义”就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缺乏思辨，根基不稳，稍遇挫折就会逃避现实。更加严重的是，日本为了快速完成社会改造，以应对时代挑战，没有时间去等待社会、思想、文化、民众意识等方方面面的进步，而是采取了极为简单粗暴的模式：强制礼制。不去做任何民众教育，也不等思想启蒙，不管民众能否理解，道、德、仁、义全然不管，直接一步到位降低到纯粹“礼”的层次，制定了具体到令人发指的行为规范，只要做到了这些行为规范，就认为符合了社会的要求，久而久之，具体的礼仪规范与社会关系牢牢绑定。比如日本文化中特别强调层级关系，如“前辈”和“后辈”，制定了非常周密的行为规范，各有各的职责，日本一期综艺节目就调侃了这一现象，日本艺人不分年龄或名气，谁入行早就是前辈，前辈在饭店碰到后辈就要请客，哪怕入不敷出也必须去做，否则就是破坏了约定俗成的社会要求，就不再是前辈，甚至威胁到职业生涯。
还有更严重的，日本女性婚后丈夫表现得极为顺从，也有一整套礼仪要求，比如丈夫出门或回家，妻子要跪坐送上拖鞋，与丈夫出门也要落后丈夫一步等等，然而据日本调研统计，日本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已婚女性盼望自己的丈夫早点死。这是中国人难以理解的，外在的表现竟然与真实想法背离到如此程度，有爱的“言行”，却无爱的“本质”，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说日本“有小礼，无大义”。类似的问题出现在所有的社会关系中，甚至包括萍水相逢、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之间。比如有一个有些荒唐的案例，比如某日本男性为避免性骚扰的嫌疑，选择动手殴打女性。站在日本人的角度其实不难理解，日本人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比如“性骚扰女性”，一旦越过，全社会所有人包括陌生人都会按照日本社会形成的规矩，与这个人断绝一切往来，这也正是日本的“耻文化”。如《道德经·第三十八章》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只重具体的礼仪，是最下乘。王阳明也有“良知说”，认为人性本善，人人都有良知，只不过是在后天成长中被污染，就有了“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谓致知即是致良知”。还有“论心不论迹”与“论迹不论心”的思辨，而日本显然把“论心不论迹”彻底抛弃，把“论迹不论心”发挥到极致，用种种严苛、具体的言行举止的“迹”，去代表人“心”，做不到社会要求的“迹”，就认为这个人的“心”有问题，就要大肆贬斥乃至社会性死亡。日本也有一些人反思过这一普遍的社会问题，如1906年出生的日本小说家、评论家坂口安吾，其作品《堕落论》就大量批判了日本的伪善，呼吁日本人彻底堕落，只有这样才能回归人的本性，提出要“正确地堕落在正确的道路上”。但这一点点微弱的反抗显然无用，日本已经形成了用规则、规训、约定等等外物规范一切的地步，社会关系成为了重压，一个人社会关系越复杂，需要尊重的强制约束就越多，既然现代社会已经可以不用再跟任何熟人打交道，可以无限简化为只跟陌生人或者网络人、虚拟人打交道，那消极避世反而成了解脱。也就有了日本人普遍的拒绝社交，数以百万年轻人“家里蹲”，每年数万人“孤独死”。到了现在这种地步，已经很难打破这种不断强化的死循环。当然这是理论、宏观上的推演，人是多元的，一定有人能够摆脱这种循环，就像在越来越小、脸谱化、简单思维的日本动漫界，仍然出现了“善恶不是非黑即白”，人物塑造更加饱满、复杂的《鬼灭之刃》，虽然小镇对此并不感兴趣。回到开头，一个文明当然要与时俱进，吸收更多经验，但决不能简单套用，必须明白自己到底是谁，以我为主去吸收、改变。若觉得文章不错，请点亮右下角的“赞”和“在看”，在右上角为「A区国际」设置星标，让腾讯接收到您喜欢本号的电波，彼此不再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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