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之前，国民党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悲情政党”。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孙中山没当几天大总统便“礼让”袁世凯；之后北洋旧臣们搭台唱戏，革命党濒临被边缘化的境地。
1913年3月宋教仁（国民党代理事长、候任民国内阁总理）遇刺，孙中山武力讨袁，失败后流亡日本。
1917~1918年，重整旗鼓的孙中山在广州发起轰轰烈烈的“护法运动”，自任海陆军大元帅，结果因桂、滇两系军阀背叛而再次失利。以上三次运动在民国历史上被称为第一、第二、第三次革命。孙中山学习曾国藩屡败屡战的精神，勇气虽然可嘉，只是战果乏善可陈。
孙中山和宋庆龄
1918年第三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被迫从广州转往上海，开启了长达两年多的蛰伏。作为一个长年游历各国、拥有国际视野的领导人，孙中山革命历程中始终把借助外国势力作为一个重要手段——早期主要是日本，后期为苏联。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孙中山就和苏俄领导人搭上了话，实现了书信来往。在一次内部讲话中，他强调了“此后我国形势，应注意于西北”；西北是哪，不言而喻。除了纸面上的沟通，早在1920年9月，孙中山便派出了特使通过黑龙江前往苏联。所以一年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前赴广州和桂林与国民党高层沟通，实际上可以看成是“回访”。马林是通过陈独秀的介绍先到广州找到了粤系军阀陈炯明；话不投机，又在张太雷的带领下去桂林见到了孙中山。之后马林与孙中山、胡汉民、许崇智等国民党高层进行了两次长时间会谈。他以中国国民党和苏联合作为前提，向孙中山提出了三点建议：1、改组国民党，联合工农；
2、创办军官学；
3、谋求国共合作。
为了打消国民党高层对于“共产主义”的戒心，马林还特意提到了列宁刚刚出品的“新经济政策”。他向孙中山解释，苏联政策是非常“灵活的”，并不是外界宣传的那样极端僵化。
红色苏联自诞生之日起在意识形态上就有强烈的“对外输出特性”。十月革命至二战前的几十年间，苏联分别向毗邻的欧洲和远东输出革命，只不过都没能成功。在亚洲方向，苏联最大的一笔投资就是对孙中山和国民党。按照莫斯科最初的设想，是希望把国民党改造成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实现在中国的苏维埃革命。想想地球村里孤身一人、茕茕孑立的那种感觉，莫斯科太需要一个朋友了。“最近几年来，国民党几乎是（中国）唯一强大的政党。尽快与广州政府建立联系，是我们远东政策最迫切的任务。”因为这种迫切的需求，使得二十年代初孙中山稍一示好，俄国人便给予了非常积极的回应。毕竟一个现实的考量摆在面前：联俄后国际社会的认可问题。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反俄；于是在一段时间里，孙中山迟迟不能下定决心。经常是地方军阀对他的态度一变好，就把联俄的方案推到一边，搞得莫斯科很是受伤。1916年4月9日，孙中山、宋庆龄和日本友人举行“帝政取消一笑会”。孙中山（C位）、宋庆龄（前排左四）、廖仲恺（后排左二）、何香凝（前排右三）。坐在孙中山腿上的小男孩是年仅八岁的廖承志。（《廖承志往事》）
最终使得孙中山下定决心的事件，是民国历史上著名的陈炯明叛乱。
1922年6月，粤系军阀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炮轰位于越秀山南麓的“总统府”。孙中山紧急避难永丰舰，宋庆龄被叛军包围，九死一生。事后，原本雄心勃勃准备建立广东根据地、北伐中原的孙中山，在精神上受到重大打击。于是在国民党内“亲俄派”蒋介石等人的力劝下，孙中山痛下决心，走上联俄、联共的道路。1922年8月，得知孙中山落难的苏俄特使越飞紧急来华；俄国人雪中送炭，在国民党最危急的时刻伸出援手。经过几个月的会谈，双方于上海达成了著名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这份联合宣言中有很多敏感内容，包括苏维埃制度、外蒙古、中东铁路等等。因为某些原因，历史书上通常不提，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百度查看原文内容。“中国当得俄国公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靠也。”与此同时，人在上海的孙中山提出了两个著名的军事计划：“长远计划”和“应急计划”。前者希望从甘肃、内蒙一带接通由苏联控制的外蒙古，开辟一条从西北打到北京的军事进攻路线。后者则请求苏联通过海运方式迅速运送武器装备到南方，武装国民党，帮助国民政府夺回广东。为了进一步与苏联领导人面对面商讨军事合作，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了由蒋介石率领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此行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向苏联领导人推销孙中山的“长远计划”，即“西北军事计划”。蒋介石率领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于1923年8月16日从上海出发，经青岛到大连，然后坐火车到哈尔滨。出发前，孙中山给列宁、托洛茨基（时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契切林（时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和加拉罕（苏联驻华大使）发了正式的函。“（蒋介石是）我的总参谋长和最可信赖的代表，（他）已被授予全权，可以用我的名义进行工作”。在经历了西伯利亚大铁路漫长的旅程后，9月2日，代表团正式来到莫斯科。抵达的当天恰逢苏联召开群众大会，二十万人上街游行，场面十分火爆。红场热烈的气氛让蒋介石一行十分激动，革命热情高涨。9月5日这天，蒋介石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契切林进行了会晤。契切林是苏联初期的著名外交家，从1918年接棒托洛斯基开始担任苏联外长长达十二年，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开拓国际空间立下汗马功劳。
在与他的会谈中，蒋介石力推了孙中山的“长远计划”。
熟悉革命历史的朋友其实很容易对号入座，上面提到的“应急计划”就是后来黄埔军校建立到北伐前的模式——苏联通过海路源源不断的向广东根据地运输武器装备。
南昌起义后义军之所以南下海陆丰地区，也是想复制这一模式。“长远计划”则是长征后期到抗战初期我党一直想建立的局面，通过西北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从军事的角度看，尽管当时国民政府又重新控制了广州及周边的部分地区，但辖区内一座兵工厂也没有。而盘踞香港的英国又严密封锁广州的军火进出，使得苏联想大规模海运武器装备到广州非常困难。经过一番对现状和未来的论述后，蒋介石亮明了国民党高层的建议：为此他还专门编制了一份名为《中国革命之新前途》的文件，一并提交给苏俄军事委员会。文件中详细规划了国民党组建西北军队的兵力和武器配备，连如何向北京进军的作战方案都写好了。考虑到新疆和外蒙都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蒋介石提议称希望以乌鲁木齐为“永久根据地”，以库伦（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为“临时根据地”。结束与契切林的会谈后，蒋介石颇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心情很不错。两天后的9月7日上午，老蒋又会见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主管中亚事务的鲁祖塔克。蒋寒暄称，国民党和苏联共产党是姐妹党，请姐姐介绍一些革命经验和教训。鲁祖塔克也不含蓄，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多小时的经验。二人还讨论了国民党同共产国际的协调机制，苏方认为国民党应该派代表常驻莫斯科，就像共产党一样。为此鲁祖塔克专门叫来了共产国际东方局的领导维经斯基（汉名吴廷康），也就是1920年来华劝说陈独秀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那位。当天下午老蒋和维经斯基促膝长谈，还受邀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会议，事后想想真是滑稽。9月16日这天，蒋介石受邀参观了苏联步兵团的演训。“要向已经战胜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苏联军队学习，准备为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而捐躯……”参观游玩了一个月后，10月21日这天，蒋介石终于等来了契切林对于“西北军事计划”的回复——No.这让蒋介石非常震惊，原本他以为苏俄已经原则上同意了这一方案，最多是细节修正一下。其实双方的分歧主要在于借苏联之力的“力道”问题上。国民党天真的以为可以在外蒙古或外西北等苏控区建立根据地，然后发兵进军到中国境内；可在苏联看来，这是万万行不通的。苏联的底线是国民党首先凭借自己的力量打下一块中国境内的根据地，然后再通过军事援助的方式给予其帮助。再深入一点时，蒋介石发现苏联人对于外蒙古的问题非常小心；而且较之西北新疆一线，莫斯科不希望把外蒙古掺和进中国事务。此处大家可以联想到十几年后抗战期间的援华路线：1937~1940年间苏联物资走的也是“新疆-河西走廊”一线，避开了敏感的外蒙。收到契切林答复后的一个多月里，蒋介石与苏方来回纠缠了若干回合。11月11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苏联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会见了蒋介石和代表团一行。“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详细讨论了所提出的方案，得出以下结论，目前孙中山与国民党应集中力量做中国的政治工作。否则，在目前的情况下，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遭失败。”11月27日，在反复致函后，蒋介石终于见到了此次莫斯科之行最大的“咖”——托洛斯基。托洛斯基是当时的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军事负责人，实际上的“二把手”。在列宁生病的情况下，这已经是蒋介石能见到的最大的官了。有人说托洛斯基看透了蒋介石只是拿革命当幌子而已；还有人说托洛斯基对蒋介石的世界观人生观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临别赠言被蒋引为座右铭——甚至有人揣测蒋介石和儿子蒋经国一样，根本就是个“托派”。不管怎样，托洛斯基没有推翻苏共高层已经盖棺定论的决定。1923年11月29日，蒋介石失望地离开了莫斯科。从苏俄归来后，或许是自感辜负了重托，老蒋并没有立即去广州作详细汇报。他将一篇《游俄报告书》寄给孙中山，自己径直回奉化老家去了。作为蒋介石人生中为数不多的外访活动，1923年这次长达三个多月的莫斯科之旅想必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归来的蒋慢慢转变了联俄的立场，偶尔间还发牢骚称“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云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