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告密忏悔”…
防走失,电梯直达安全岛报人刘亚东A
来源:网络
作者:莫言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
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
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
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
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
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
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
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
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
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
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
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
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普朗克在找猫注:关于莫言年少时的“告密忏悔”,莫言不仅在诺奖颁奖典礼上说过,其实莫言在别的场合也写过,可见这件事对他的影响之大,我摘选他的另一篇“忏悔文章”,如下:
我多次说过,文学不能脱离政治,但好的文学应该大于政治。
好的文学能够大于政治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好的文学是写人的,人的情感,人的命运,人的灵魂中的善与美,丑与恶,只有这样的东西才能引发读者的共鸣。政治问题能够激发作者的创作灵感,但作者最终关注的是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的人。
我想讲一个小小的关于选择的故事。新年的时候,我回故乡去看我的父亲。我父亲告诉我,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因为跳到冰河里救一头小猪,自己却被淹死了。这个同学的死让我感到十分难过,因为我曾伤害过他。
那是1964年春天,学校组织我们去公社驻地参观阶级教育展览馆,一进展览馆,一个同学带头号哭,所有的同学都跟着大放悲声。有的同学跺着脚哭,有的同学拍着胸膛哭。我哭出了眼泪,舍不得擦掉,希望老师们能够看到。
在这个过程中,我偶一回头,看到我那位同学,瞪着大眼,不哭,用一种冷冷的目光在观察着我们。
当时,我感到十分愤怒:大家都泪流满面,哭声震天,他为什么不流泪也不出声呢?参观完后,我把这个同学的表现向老师做了汇报。
老师召集班会,对这个同学展开批评。你为什么不哭?你的阶级感情到哪里去了?你如果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不哭还可以理解,但你出身于贫农家庭啊!任我们怎么质问,这位同学始终一言不发。过了不久这位同学就退学了。
我后来一直为自己告密行为感到愧疚,并向老师表达过这种愧疚。老师说,来反映这件事的,起码有二十个同学。因此这行为不能算告密,而是一种觉悟。老师还说,其实,有好多同学,也哭不出来,他们偷偷地将唾沫抹在脸上冒充眼泪。
我想说这个不哭的人就是作家的人物原型。就像我小说《生死疲劳》里所描写的那个单干户蓝脸一样,当所有的人都加入了人民公社,只有他坚持单干,任何威逼、利诱、肉体打击、精神折磨都不能改变他。这两个人物,不哭的人和单干的人,都处在政治的包围之中,但他们战胜了政治,也战胜了那些骂他、打他、往他脸上吐唾沫的人。
文学可以告诉人们的很多,我想通过我的文学告诉读者的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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