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富豪“斗富”有多狠？死都要买百达翡丽，被1.5亿天价表“诅咒”90年…
范主说：时计斗富
今年上半年，腕表拍卖市场依旧火热，富豪藏家频频出手。
像在5月份，一枚据证属于末代皇帝溥仪的腕表百达翡丽Ref.96 Quantieme Lune，在富艺思以4885万元港币成交，买家是一位居住在香港的亚洲富豪。
紧接着，佳士得春拍又卖出一枚PP的Ref. 2523J世界时间双表冠黄金腕表，价格更是高达6662万港币，比11年前的成交价翻了近3倍，买家据说是来自东南亚的富豪。
话说很多富豪买表，都是蛮有追求的。
有的人讲究专属感。像前首富阿尔诺，前阵子出席Tiffany旗舰店重装开业，就戴了他那枚Tiffany蓝表盘的百达翡丽鹦鹉螺5740，比拍出4100万高价的PPT功能更复杂（增加了万年历+月相），妥妥的有钱买不到的总裁限定。
有的人追求数量质量齐飞。之前和大家讲过的收藏家Patrick Getreide，拥有超过600只腕表收藏，其中90%都是百达翡丽，而且疯狂追求极其罕见的“one of a kind”。
更厉害的富豪，则追求“从内而外”的独一无二。比如宝珀著名的春宫三问，最早就是来自一位文莱王子的定制，要求将传统手工雕刻的活动人偶与三问功能结合。
而全世界最复杂的时计——江诗丹顿Ref. 57260的诞生，也是因为一位神秘藏家的委托，下单时要求很简单：“我要21世纪最复杂的表”，最后的作品搭载了整整57项复杂功能。有人根据怀表的希伯来历功能推测，定制者可能是一位犹太富豪。
其实王室富豪向制表师下订单，订购举世无双的时计，在钟表史上早已屡见不鲜。像“绝代艳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就堪称宝玑的骨灰级粉丝，甚至还有仰慕者投其所好，向宝玑大师制定了一枚超复杂怀表，准备作为送给王后的礼物，而这枚怀表也是命运多舛，极为传奇。
关于这些钟表史上的轶闻故事，范主在新书《时间的战争》里就写到过不少，每一个都让人大开眼界，分分钟都能拿来当做谈资。
而在这本《时间的战争：500年钟表博弈史》，你能读到的不止是轶闻，更有着一幅以战争为主轴、展现制表业500年发展的波澜壮阔的画卷等着你发现。
如果你是一个对腕表感兴趣的人，那么这本书绝对不容错过，常看常新，值得收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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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苏富比在拍卖“百达翡丽亨利·格雷夫斯超级大复杂怀表”时就提到这个故事：
帕卡德先生走在了格雷夫斯先生的前面。在1916年的1月，他收到了一块由百达翡丽制造的包含16种复杂功能的怀表；1927年4月，百达翡丽又向他交付了一块令人惊叹的作品，其中包括一个天体图和10项复杂功能。对格雷夫斯先生来说，他必须接受这个挑战，毫不犹豫地怀着新的决心重返“比赛”。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他再次向百达翡丽提出了一个要求：设计并制造“有史以来最复杂的怀表”。
这个故事一出现，便深深引发了大众的兴趣。
一个是富得流油的老钱银行家、一个是制造豪华汽车的大亨，痴迷钟表的他们为了超越对方不惜一掷千金，只为彰显自己的表更厉害，听起来颇有些石崇王恺式斗富的感觉，也让人联想到当年希腊船王尼亚科斯造游艇，指定要比宿敌奥纳西斯的更大。
虽然最后小亨利·格雷夫斯赢得了“胜利”，他的“超级大复杂怀表”依然是“拍卖史上最贵怀表”，拍卖价高达1.5亿，然而这枚传奇怀表一出世，就让表主陷入到了“诅咒”之中……
那么，帕卡德和小亨利·格雷夫斯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真的是炫富比拼的对手吗？他们花大价钱定制的超级怀表到底是什么样子？接下来我们就一探究竟。
帕卡德和格雷夫斯是上世纪初美国的两位顶壕，年纪虽然只相差5岁，但生活经历与买表风格却大相径庭。
☞ 白手起家 vs 坐拥财富
詹姆斯·沃德·帕卡德是白手起家的new money。他1863年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父亲是一位五金和木材商人。完成大学学业之后，帕卡德和哥哥一起创立了帕卡德电气公司，生产白炽灯。
后来他将注意力转向了新兴的汽车行业。1899年第一辆帕卡德汽车问世，这辆编号 Model A的车轻松通过了道路测试，订单也陆续到来。帕卡德品牌也成为那个年代豪华汽车的代表，溥仪的汽车收藏里，就有一辆帕卡德。
如果说帕卡德前半生都在努力创造财富，那小亨利·格雷夫斯可谓生下来就躺着数钱的old money。
格雷夫斯1868年出生在新泽西州，出身于银行世家。父亲老亨利·格雷夫斯是麦克斯韦·格雷夫斯银行公司的创始人和合伙人。他继承父亲银行家的身份，又靠在房地产、铁路和水泥等行业的投资赚了大钱，积累了数百万美元的财富。
格雷夫斯热衷于享受生活，他平时住在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的公寓，在欧文顿和萨拉纳克购置了乡间别墅，别墅里装饰着奢华的家具、艺术品和银器，上面刻着格雷夫斯家族的徽章和座右铭，冬天则搬到查尔斯顿。平日里他不仅喜欢骑马，还爱开着摩托艇“鹰号”驰骋在萨拉纳克湖上，从他为数不多的照片里，可以看出格雷夫斯是一个精致的绅士。
格雷夫斯也喜欢收藏艺术品，他珍藏的一幅阿尔布雷特·丢勒的《亚当和夏娃》于 1936 年拍出了1万美元，在那个年代是相当高的价格。
相比之下，身为汽车工程师的帕卡德，爱好就非常像理工男了。据说他痴迷于机械，家里到处都是电动装置，还收藏了无数打字机以及加法机（一种机械计算器）的原型产品。
虽然帕卡德和格雷夫斯有着不同的出身与人生经历，但他们都成了钟表收藏家，并且与百达翡丽关系紧密，不过喜好却大不相同。
先说说帕卡德。在制造出自己的第一辆汽车后，也许是为了庆祝这项成就，他买下了自己的首枚百达翡丽，此后便一发不可收，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他都是百达翡丽最忠实和要求最高的顾客之一。
百达翡丽博物馆收藏的帕卡德定制怀表，背后有其姓名缩写：JWP
1905年，帕卡德购买了他的第一块百达翡丽大复杂表（编号125009），结合了计时、三问、万年历和大小自鸣功能。或许是工程师的天性使然，从那之后，帕卡德在定制时计时，特别喜欢给百达翡丽出难题，经常要求对复杂功能进行组合，充满了挑战性。
正如约翰·里尔登在他的著作《百达翡丽在美国》里所写的：帕卡德在他的一生中大约收藏了14块百达翡丽时计，其中大部分是定制的……他对钟表的兴趣更多地来自其机械结构，而不是表壳的美学，他一直在追求最为复杂和精确的钟表。
他还定制过一枚金戒指表以及一根黑檀木手杖表，手杖顶部是一个可拆卸的银钟，品位确实很独特。
帕卡德还曾在1927年收到百达翡丽为他制作的一枚特殊的时计。在定制时，他要求这块表必须能够完整奏出本杰明·戈达尔（Benjamin Godard）歌剧《乔瑟琳》中的“摇篮曲”旋律，因为这是他母亲最喜爱的曲子。为了满足这个苛刻的要求，百达翡丽的制表师不得不使用两套发音簧片。
除了百达翡丽，帕卡德也向江诗丹顿订购。比如在1919年收到的一枚20K金表，除了同时具有二问、半刻问报时、计时码表、大小自鸣功能，还特别搭载了纪尧姆平衡摆轮，其发明者夏尔·爱德华·纪尧姆在1920年获得了诺贝尔奖，很符合帕卡德一贯的收藏思路。
小亨利·格雷夫斯进入钟表收藏圈要比帕卡德晚一些，直到1919年51岁时，才开始对复杂时计感兴趣，不过后来他收藏的势头却很猛，堪称“大器晚成”的收藏家。
而且格雷夫斯比帕卡德多活了25年，从1922年到1951年间，他委托百达翡丽制作了 30款时计，也比帕卡德多了一倍。
百达翡丽为小亨利·格雷夫斯定制的一款怀表，背后刻有其家族徽章
但和钟爱“挑战不可能”的帕卡德不同，格雷夫斯的收藏风格更为稳健，尤其喜欢在天文台竞赛中获奖的时计。
比如他1933年委托百达翡丽制作的一款一分钟陀飞轮怀表，就曾以创纪录的872.2分获得日内瓦天文台比赛一等奖；而江诗丹顿为它定制的一款具备陀飞轮、月相和动力储存显示功能的万年历计时码表，则在1934年同样获得一等奖。
格雷夫斯很喜欢在定制的时计背后刻上自己家族的徽章以及格言“Esse Quam Videri”（求真务实），很有老钱风。
帕卡德和格雷夫斯在个人成就之外，都是以腕表收藏家的身份留名青史，还争夺着“最复杂的怀表”拥有者的身份。
定制“老司机”帕卡德先行一步，早在1910年左右，就从百达翡丽定制了一枚拥有16项复杂功能的怀表，这块表于1916年交付。
到1927年，帕卡德又收到了他的最后一枚百达翡丽定制时计。这枚后来被称为“The Packard”的怀表，融合了三问、万年历、时间等式、日出日落时间等那个时代美国富豪所追求的10项复杂功能。
最特别的是，打开表盖底盖还可以看到一幅独一无二的星空图，描绘的是帕卡德的故乡俄亥俄州沃伦市的星空，一片深蓝中点缀着大大小小500颗金色的星星。可能只有这样，才能缓解帕卡德的思乡之情，那时的他早已病入膏肓，搬去了克利夫兰疗养。
为了制作这枚超复杂时计，百达翡丽整整花了5年时间，而花费了12815瑞士法郎订购的帕卡德，真正拥有这枚怀表也不过短短一年时间，可谓爱表至死。
1928年3月20日，一代汽车大亨与世长辞，他建立的帕卡德汽车公司在1958年倒闭，这个品牌也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然而帕卡德的声名，却以钟表收藏家的身份流传了下来，成为传奇的一部分。
时间回到1925年，那时帕卡德的生命只剩不到3年，而小亨利·格雷夫斯也要求百达翡丽为他打造一枚有史以来最复杂的时计。
我们不知道格雷夫斯此举是否受到了帕卡德的刺激，但就现象而言，两个人确实呈现出了一种竞争的态势，都想要将最复杂时计收入囊中。
为此，格雷夫斯投入了6万瑞士法郎的巨额资金，据估算相当于2019年的21.9万美元，更是比帕卡德的出资高出了近5倍，一掷千金莫过于此了。
不过这块表让格雷夫斯整整等了8年，直到1933年才拿到手，此时帕卡德已经去世5年了，没了“对手”，格雷夫斯的感受可能只剩“无敌是多么寂寞”。
这枚作品被后世称为“百达翡丽亨利·格雷夫斯超级大复杂怀表”，整个表包含920个部件、430个螺丝、110个齿轮、120个可拆卸零件和70颗珠宝，直径74毫米，重量达到536克。
复杂功能比帕卡德的那块多得多，一共拥有24项功能，包括可运行到2100年的万年历、月相、恒星时、日出日落时间、时间等式、追针计时、三问、大小自鸣、动力储存、星空图等等。
其中星空图尤为值得一提，帕卡德把自己故乡城市的星空镌刻在他的怀表上，格雷夫斯干脆定制了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834号自己大宅上方的星空，把专属感推向了极致，给人的感觉就是要处处压帕卡德一头。
在1989年百达翡丽推出包含33项复杂功能的Caliber89怀表之前，这枚怀表一直保持着“世界上最复杂机械时计”的头衔。而且即便在功能数量上被超越，它也依然是“在没有计算机辅助的情况下做出的最复杂时计”。
金钱与传奇时计，都没有带来幸福
这块时计虽然给格雷夫斯带来了荣耀，却没有给他带来快乐，甚至还成了一个“诅咒”。
因为怀表本身在那个时代过于奢华，格雷夫斯收到之后反而陷入了恐慌。因为他想起了前一年发生的“林德伯格小鹰绑架案”。
1932年，飞越大西洋第一人林德伯格只有20个月大的儿子小查尔斯·林德伯格（昵称“小鹰”）在家中被顺梯翻入卧室的绑匪带走，并索要7万美元赎金。这个案件甚至惊动了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出动10万军警搜索，但最终交付赎金之后小鹰还是惨遭撕票。这个案件在当时影响极大，还成为《东方快车谋杀案》的灵感来源。
想起此事，格雷夫斯心中一寒，他担心这枚极其昂贵的超复杂怀表会引来不法之徒，给自己的家庭招来灾祸。更何况当时正值大萧条时期，无数人陷入饥饿和贫困，格雷夫斯的奢侈行为无疑会招来公众的极大怨恨。
而“诅咒”也在此时显现：收到怀表7个月后，格雷夫斯最好的朋友死了；第二年11月，他的小儿子乔治在加利福尼亚撞车身亡，而他的长子哈里在12年前也死于车祸。这些接踵而至的不幸，给格雷夫斯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作家斯泰西·珀曼在《大复杂：打造世界上最具传奇色彩时计的竞争》一书中还讲了一个故事：
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有一次格雷夫斯把心爱的快艇停在湖上，呆呆地望着水面，问女儿格温多伦：如果结果是这样，那么拥有财富和这样的宝物又有什么意义呢？说着便要把这枚惊世骇俗的怀表丢进湖里。还好格温多伦及时阻止了他，慢慢地把表收进了自己的口袋。
从那时起，格温多伦就这成了这枚时计的守护者。1953年，小亨利·格雷夫斯在纽约去世，享年85岁。
1960年，格温多伦把表传给了儿子雷金纳德·富勒顿。结果只过了9年，富勒顿就把它以20万美元（约合今天的15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实业家赛斯·G. 阿特伍德（Seth G.Atwood）。这位收藏家也是钟表史上的名人，不仅建立了一座时间博物馆，他的定制还直接促使乔治·丹尼尔斯发明了同轴擒纵。
格雷夫斯怀表就这样在阿特伍德的时间博物馆里陈列了整整30年，直到1999年博物馆关闭。
同年，这块传奇时计以破纪录的超1100万美元的价格被一位匿名买家买走，后来证实买主是卡塔尔王子谢赫·沙特·本·穆罕默德·阿勒萨尼。这位王子曾担任卡塔尔文化、艺术和遗产部长，作为狂热的艺术收藏家蜚声国际。
2014年7月，苏富比宣布将在同年11月拍卖这块怀表，结果11月9日王子就在伦敦去世了，仿佛“诅咒”再次应验一般。
王子去世3天后，格雷夫斯怀表在日内瓦以2400万美元（约1.5亿元人民币）的天价成交，创下了当时钟表拍卖的最高价格。
不得不说，这两位顶尖富豪在大萧条到来的前夜，在钟表史上演出了一场最为华丽的“竞赛”，并以此长留史册。
那么问题来了，帕卡德和小亨利·格雷夫斯真的是在“你争我赶”的“斗富”吗？答案可能并非如此。
事实上，这两位故事里的“一生之敌”，现实中可能一直没有见过面，他们唯一的交集就是一同出现在百达翡丽的客户名单上，而他们也许只是碰巧在相同的时间段里订购了不同的超复杂怀表。
而百达翡丽前董事艾伦·班伯里（Alan Banbery）在一次采访中承认，是他最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讲述了“斗富”版本的故事，目的是帮百达翡丽宣传新出的超复杂机芯 Calibre 89，毕竟当时才熬过石英危机，需要这样的故事提振一下人心。
无论这二位是否真的存在着相互竞争的关系，他们都在某种意义上帮助了那时深陷大萧条危机的百达翡丽。而两位收藏家对于复杂计时功能的狂热追求，也推动了制表工艺的不断突破，给行将就木的怀表带去了最后的辉煌，或者说一次最为耀眼的“回光返照”。
那么，辉煌了几个世纪的怀表，为什么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呢？这背后的原因，起始点却和一场战争紧密相关。想了解更多背后的历史故事，那么一定不能错过范主的这本《时间的战争》。
这本书讲历史，探究战争与钟表跨越500年的爱恨纠葛，讲述制表业内部的“战争”如何塑造今天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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