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由新经济学家智库整理
6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季度论坛（2023年中期）隆重举行，本期论坛聚焦“夯实复苏基础的2023年中国宏观经济”，以下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中国社科院大学党委书记高培勇的发言实录，内容未经本人确认：
大家好！听完晓光宏观经济分析之后我谈这么几点感受。
首先，对于2023年的定位，至少是从去年下半年二十大闭幕以后，有两句话我们常用，应当说已经深入人心。一句话是2023年是事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局起步的关键一年。另一句话是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的开启之年，所以我们对经济运行状况和配置状况格外的关切。我想正因为如此，在经历三年疫情的冲击，特别是去年一些超预期因素冲击之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好，全国两会也罢，都用了前所未有的、富有深刻意义的表述，那就是“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注意，这里说的是“整体好转”，而非“部分好转”。我想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年可以观察到，各个地方对于经济工作的重视度超出以往，大多采用了一种和以往不同的表述，比如“拼经济”还有“救经济”。“拼经济”和“救经济”都不同于以往的“做”和“干”。也正因为如此，目前可以看到，在全国各地围绕着当前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对于宏观政策配置要加大力度的呼声特别的高涨。晓光的报告当中用的表述是“要使用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所以，对宏观政策扩张的期望值特别高。其实顺着这样的思路走下去，有两件事儿恐怕我们都要看到。第一件事儿，我们现在讨论的宏观政策，今天的主题宏观政策是指狭义的宏观政策，不是广义的宏观政策。狭义的宏观政策是特指逆周期调节的宏观政策。用到今天的语境条件下，用到今年的工作当中实际是指扩张型的宏观经济政策。就是我们今天讨论宏观经济政策时实际特指的是扩张，如何扩张，扩张到什么程度？讨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这是一个要特别关注的事情。第二个要特别关注的事情，要意识到2023年是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而非高速增长阶段。阶段不同，背景不同，我们固然可对宏观政策配置格局做多方面的探索，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一定要和高速增长阶段的宏观政策配置有所不同，甚至大不相同。我们现在谈到宏观政策配置时的建议、政策主张，和以前特别熟悉的高速增长阶段的宏观政策配置格局究竟是不是完全一样的，究竟是不是仍然用着我们特别熟悉的，非常不陌生的那样一种宏观政策的配置格局。如果是这样，大家能够接受，总得要小心翼翼地加以区分。我认为有两个参照系或样板，要作为我们鉴别时做比较之用。第一个样板是实践层面，高速增长阶段，宏观政策配置格局一个突出的样板是2008-2010年我们宏观政策的配置格局。2013年7月25日，政治局常委会有一个说法：“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讨论宏观政策的配置一定要以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作为一个分析样板，让我们今天的宏观政策配置格局有别于2008-2010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那样一种宏观政策配置格局。我相信大家应该是同意这种说法的。另一个参照系或分析样板是理论层面的，那就是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2018年5月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我们经常在用“指挥棒”“红绿灯”，操用的是管理方面的术语，指挥棒是告诉你该往哪个方向走，红绿灯是哪些方面可以走，哪些方面不能走，红灯停绿灯行，这是一个分析样板。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分析样板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强调要把发展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之上。不管是哪样一种分析样板，实践分析样板提醒我们，一定要避免再次走入一个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理论样板告诉我们，一定要立足于高质量发展阶段来谋划宏观政策的配置格局。因此，在今天我想说，清晰地界定宏观政策配置在当前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是十分重要的。在今年两会之后，大家可能注意到来自于中央层面的声音一再做这样的提醒。总书记在2月7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有个讲话，为了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要求要进一步引导经济主体增强信心、稳定社会预期；而且接下来说，新班子组建之后不要有大干快上的冲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走那种竭泽而渔，唯GDP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要强调新发展理念的原因所在。李强总理在3月17日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选举会议上说过这样一段话：需要提醒的是，现在各地上项目的积极性很高，有关部门要加强规划和提示引导，防止重复建设，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发展。4月23日，国务院第一次专题学习所确定的主题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实际上提醒我们，明确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我们是要量的增长，但更要质的提高。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都是很重要的，不能以GDP增长速度来论英雄。注意到，我们现在关于发展目标的表述，那就是要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后面加了一个“更”——更为安全。从这个层面上讲，我们对于当前宏观政策的配置一定要和以往有所不同。这种不同点在哪儿？固然可以做多方面的归集，既可以做这样的归集也可以做那样的归集，至少有两点我们现在能够看清楚，肯定要有所不同甚至大不相同。所以，我的建议是，围绕着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的配置，要比较着做，对比着干。在刚才所说的实践样板和理论样板基础之上加以比较。“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个提法就是要做成本效益分析的结果。为什么说有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显然前期刺激政策是有激励作用的，如果没有前期刺激政策不可能有中国经济在2010年以后的快速恢复。但也要消化，消化什么呢？消化的肯定是成本，就是任何事情，任何政策成本和效益都是并存的。我们的说法应当是：要增效益，降成本。既要效益的增加同时又要着力于把成本能够降下来。这就需要我们把宏观政策配置的“基本常识”，我用的不是“基本原理”要讲清楚、说明白。但凡宏观政策都有一定的成本，尤其是扩张性的政策都是要付出成本。付出成本是必要的，不付出成本不可能取得效益。前提是效益要大于成本，只有效益大于成本才能干，这是一个基本常识。我们讲经济学是研究宏观资源配置的，配置的资本原理是帕累托效率，帕累托效率有一句话“所得要大于所失”，这是基本的常识。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有关宏观政策配置的分析往往关注的都是效益或更多是效益。基本的分析逻辑是潜在的GDP增长速度有多少，我们现在的GDP增速是多大，要拉近潜在和现实经济增长速度的距离，我们需要增长的扩张力度，有了这样的扩张力度就有助于实现宏观经济增长目标。但缺失了一块，如果这样做成本会是怎样的，如果效益扣除成本之后，我们的效益还剩多少，会不会有可能变成负的效应？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一条。所以，我建议有关宏观政策配置主张的分析要加上一条，要做成本的分析，要把所有的成本效益计算清楚，而不能只讲效益不讲成本，或者只论证可因此取得效益，而不论证因此而付出的成本。这个成本和效益既包括直接和间接的，实物和货币的，也包括客观和主观的，有形和无形的，都要计算清楚。需要说清楚的是成本的天花板和红线是安全，不能危及或触发、引发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因此，我还是建议，扩张型的货币政策，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要坚持“挤牙膏式”地扩张。所谓“挤牙膏”，它排除了开闸放水，那会导致大水漫灌，也排除了拧开水龙头式的放水，虽然它不是大水漫灌，但把握不好它的扩张力度。“挤牙膏”是非常形象的说法，那就是要精准，要把牙膏挤到牙刷上，而且需要多少就挤多少，而不是一下挤出很多，让它跑得满地都是。第二个不同点，与以往不同，宏观政策配置要注意对症下药。何谓对症下药呢？大家其实能够体会到，我们当前面临的经济运行当中的矛盾和问题是要分分类的，不能一概而论。大家知道，我们现在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既有周期性的矛盾和问题，也有结构性的矛盾和问题，也有体制性的矛盾和问题，并非都是可以通过“逆周期调节的扩张政策”这“一味药”可以治愈的。我们刚才所说的“前期刺激消化期”如果也作为一个样本，它实际上给我们提供的是用“一味药”或寄希望于用“一味药”来治疗经济运行当中的矛盾和问题的一个样板。所以，才会有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样一种说法。所以，逆周期调节的扩张性宏观政策不能包打天下。在面对结构性问题，特别是体制性问题上，很可能处于有心无力的状态，而不能包打天下，也不可能包打天下。在晓光刚才报告当中也提到了三重压力，无论是来自需求方面的压力，供给层面的压力还是预期方面的压力，我们都深知，这三个方面的压力并不在同样一个层面上，虽然是排在一起说的，但它之间是有隶属关系的。最重要、最基础，最关键的压力来自于预期。所以，总书记在2月7日讲，要引导经营主体进一步稳定预期。预期稳定怎么解决？政策可以起一定的作用，但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得靠改革。所以，要避免在政策轨道上，特别是讲的扩张性宏观政策配置的轨道上出现塞车现象，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逆周期调节的宏观政策，必然会用力过猛，很可能会导致大水漫灌。当然极可能会出现成本过大，甚至危及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因此，要坚持一个原则：改革的归改革，政策的归政策；桥归桥，路归路；对症下药，精准施策。说到这里，我的一个结论是：宏观政策不能有病乱投医。在当前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宏观政策配置必须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围绕高质量发展的主题而转，必须完整、准确、全面地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首要任务，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发展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为此，不断地警醒、反复地告诫自己，我们身处的是高质量发展阶段，而非高速增长阶段。高质量发展阶段，不论从理念、思想、战略还是从其他方面来看，都大不同于高速增长阶段，也实在是非常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