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秘密”，我想离开人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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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15 岁辍学，出外打工。

在此之前，村里的邻居和父母亲叫我“刘广东”。可我身份证和户口簿登记的姓名是刘九龙。我妈告诉我，因为体弱多病就改成了 “刘广东”。

2005 年春节，我时年 27 岁，家里催着我结婚，让我相亲，简直疲惫不堪的我以打工的名义一个人“逃”到了海南。

我在海南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身上没什么钱，经常饿肚子， 睡过海口倒闭了的酒店门口，还有在三亚大东海沙滩上露宿过几个晚上。即使因为没钱住旅馆露宿海滩，当年自己还舍得花了几十块钱买了门票去到了南山公园树屋。因为有一年看过佟大为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海滩》，就出现过树上的房子。

五一假期后，我从海南的屯昌回到了广东，倒霉的是，在广州海珠区上了第一趟公交车就被偷了钱包。

我只好辗转到了东莞虎门镇，当时大姐和姐夫在那里的制衣厂做事。我便在一家刚刚开业的火锅店后厨打杂，现在还记得那个火 锅店的名字叫“满江楼”，半年左右就关门了。

那时，一位大堂服务生经常到宿舍附近网吧上网用 QQ 与女朋友聊天。我很好奇，让他教我。于是，我便有了自己的 QQ 号，还会使用谷歌搜索新闻。

我竟然还在宿舍里，第一次看到男同事全身裸体在房间里大大方方地走来走去。我还偷偷在网上搜索“男同性恋”，在网上看男性裸体图片，看到有人经过，又赶紧关闭网页。

2006 年的下半年，我通过网络认识一位叫“潮汕人”的男生， 我们年纪相仿。我喜欢他，个子高高的，不胖。

在他的要求下，我们发生了性行为。那是我的第一次，根本不懂得男性之间也需要安全套。那时候，自己觉得幸福，就是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能够有身体上的亲密接触行为，这就是我当时对男同性恋者之间那种亲密关系的定义。在此之前，我并不敢奢望同性伴侣生活图景，毕竟也从未遇到同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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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元旦，我发烧了，整整持续了一周。

而在这之前，我先在肛肠周围触摸到一些小颗粒赘生物体的东西，便开始求医，我仍记得乡镇卫生院主治医生给我做的切割手术，说“一个月左右会复发”，叮嘱我应该去皮肤性病门诊看医生治疗。

果然，一个月左右，我这病又复发了。

我便去了赣州市人民医院性病门诊就医。记得当时的黄医生问 我：“你是不是与男性发生过那种不安全的行为？比如，两个人有那种插入式的肛交性行为，没有使用安全套的情况下，发生了性行为？”

这医生怎么能这样问我呢？我听着，觉得这医生没有一点对同性恋者的性行为带有鄙视的用词，便如实地回答了。

于是，黄医生给我开了一个转介单子，建议我去赣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 HIV 抗体。

我拿着那个单子，到了赣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性艾科的 VCT（自愿咨询检测）咨询室，我才了解到检测 HIV 抗体，其实就是检测一个人是否有感染艾滋病毒的一种医学检测方法。

当我拿到了确诊报告后，我在 QQ 上给他发送信息，希望他也能去做 HIV 抗体检测。然而，没有任何回应。

我给他打过电话，结果无法联系上。

这十多年来，我被人问过很多次，九龙你当年有恨过那个把艾滋病毒传染给你的那个人吗？

如今回忆起来，我自己当年确实没有恨过那个人。毕竟是两个成年人自愿同意之下发生的。

不过，我当时挺憎恨自己，活了快 30 岁，怎么就没有保护好自己安全和健康。因为自己被确诊感染艾滋病毒，意味着再也不能去 找个女性结婚成家生孩子。

尽管我是同性恋，但是仍然扛不过社会世俗。

2007 年 4 月 2 日下午，我在赣州火车站前面地下室那种特别简陋 的小旅馆要了一间房，我把行李存放在房间后，便走路到了赣州市疾病预防控中心。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性艾科咨询室里，洪兆力和另外一位女性医生一起把 HIV+确诊单子给到了我。

那天下午，两位医生详细地给我讲解了 HIV 病毒的那三种传染途径，HIV 感染者与家人的日常生活接触相处是属于安全的，没有必要把自己的餐具与家人单独分开，而一个人独立使用一份专门的餐具。

我还记得医生嘱咐说，“在日常生活中，万一自己有伤口出血时，尽量要提醒别人不要徒手接触自己渗出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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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来的时候，赣州城区下着倾盆大雨，天空昏暗得如我的人生状态一样，看雨中的道路就如同自己面前的人生道路一样，那么黯淡无光。

我回到小旅馆的时候，鞋子湿漉漉的。

第二天，我心情沉重地坐上了去东莞市的火车，再乘坐中巴车辗转来到虎门镇境内镇口村，回到了 2006 年曾经做事的那家服装厂。

我在版房做着样衣，20 多天里，假装没发生什么事一样。

可是一到不用加班的晚上，我就赶紧去网吧上网搜索“艾滋病”、“艾滋病人”或者“艾滋病治疗”。看着网络上与艾滋病有 关的杂乱信息，我开始担心自己这辈子也许活不过 35 岁了。当我看到网上那些皮肤溃烂的艾滋病人相片，有的骨瘦如柴，让我十分恐惧。

可是我，就带这个“秘密”离开人世间吗？

我在纠结很久后，告诉外侄子，自己被确诊感染了艾滋病毒。我想，“至少有个人知道我是因什么离开这个世界的。”

然而，我的外侄子很快就告诉了他的父亲和母亲。结果，我的姐姐们和姐夫们都知道了。

在虎门镇制衣厂做事的这二十来天时间里，我开始去药店，编失眠的谎言骗导购，分多次买到了 30 片安眠药，想着哪天自己发病了，一定要像电视剧《失乐园》里的男主角一样，选择去一个陌生的地方独自等待死亡。

在煎熬中，我选择了在同年四月底辞去了虎门镇制衣厂的工 作，回到老家。

在家的那几个月，我不敢和母亲有任何眼神的交流，我担心她 会从我的眼神中感受到我的恐惧和茫然。

那段时间我也觉得自己像是一个不用坐牢的罪犯似的。

一方面因为自己无法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同时又想着自己说不定哪天就走了，留下年迈的父母无人尽孝。每天就像有把刀子扎在自己胸口上般疼痛，我唯一能做的却只有独自晚上偷偷躲在房间里泪流满面，不让自己的哭泣声被父母亲听见。

2007 年 9 月上旬，我不甘心，就到了北京，在南苑机场附近的槐房村里租了一间石棉瓦的小房子安顿了下来。

第二天，我在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抽血又做了一次 HIV 抗体检测，后来等待结果的几天时间里，通过一位志愿者的介绍，我又到了丰台区的佑安医院抽血做 HIV 抗体检测。

这始终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

我仅存的希望被击碎了。

2007 年 9 月 18 日早上，我在出租屋里写下了两份遗书，算是愧对父母的一份交代，算是对这个世界的告别。

我用一杯凉白开水，吞下从南方带来的那 30 片安眠药。生命在那一刻对我而言，已经不重要了。

一名住在我附近的同伴教育员昨天就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一早就过来想找我聊聊。他一见状，立即把我送到了右安门医院抢 救。

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 9 月 19 日的凌晨了。

醒来后，一位参与救我的感染者志愿者对我说：“刘九龙，你怎么那么傻，去自杀？”

“现在感染这个病的人，只要开始服用 HIV 抗病毒药物，大部分的人都能够很好地活着，就像我一样，当年因为机会性感染住院治疗，后来服用了国家提供的免费的抗病毒治疗药物，这不活得好好的吗？”

“自己不对别人讲，谁也不会怀疑你是一位艾滋病毒感染者， 我曾经还是一位病人了，现在不也康复得和正常人差不多了吗？”

从那天开始，一个念头在我心里扎下了根：“我要活下去，我要好好活着。”

出院后不到一个星期，我找到了一份苦力活，在一家东北人开的户外广告公司打杂，我还负责炒菜做饭给大家吃。

那段时间按照医生的要求，我需要经常到医院去做检查，因此总是请假去医院。同事问，“怎么总请假呀？”由于担心他们对这个疾病的不了解，会因为恐惧而歧视我，我不得已编织了一个谎 言，“我在江西老家被检查出患了白血病，于是自己一个人来检查。”

他们曾遇到一位男孩患了白血病，于是给我介绍治疗白血病的医生。这让我觉得特别愧疚，于是当天就直接告诉了同事，“我被检查确诊感染了 HIV。”

同事们不仅吃过我做过的饭菜，还看到我割破手指头，大家都特别恐惧，都不愿意与我一起工作了。

老板在给我结算工资时说 ，“我是一位乙肝病毒携带者，HIV 病毒和乙肝病毒一样，只有三个传染途径， 日常生活接触是不会传染的。”他苦于无法说服那些工人。

自从这一次经历后，我在北京的一年多时间里，除了为我治疗随访的医生以外，无论别人对我再热心，我都不再告诉，“我是一位艾滋病毒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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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秋天，我在佑安医院组织举办的感染者与医护人员共同参与的秋季运动会上认识了徐莲芝医生，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她徐妈妈。

当天看到她时，我就特别想念我的母亲。徐妈妈看出来了，她对我说：“九龙，想家了就回去看看吧！”

我说：“徐妈妈，我虽然想念家里的母亲，可是我害怕回家。我更害怕母亲知道我生病了，就不要我回那个家了。”

“孩子，我也是一位母亲，如果是我的孩子生病了，我只会心痛我的孩子，怎么会不要自己的孩子呢？我相信你的母亲也会和我一样爱自己的孩子，只会更加心疼你。”徐妈妈说完，还主动过来拥抱了我。

当天活动结束后，我回到自己租住的小屋，我给母亲打了几十分钟的电话。我在电话的这头哽咽地对母亲说我特别想她了，可是我在电话里终究还是不敢告诉她老人家我感染了艾滋病毒的事情。

我真的很害怕失去这份母爱，因为我听到过有的朋友当告诉家人自己感染了病毒之后，被亲人断绝关系扫地出门。

2008 年 11 月我决定回一趟江西老家，想回去看看老妈，并且决定把感染艾滋的事也告诉她。

当火车驶入江西境内，我瞬间泪如雨下，我还能回到这里，我还能再见到我的妈妈。

当天晚上，我跪在母亲脚下，告诉她，“因为染了艾滋病毒， 这辈子都不会去和女性结婚生孩子了。”妈妈当时就说了一句话， “为什么我自己这么命苦，受了这么多罪，到最后还是要绝后。”

那天晚上，我们全家都没有吃饭。

我永远都会记得离开老家返回北京的前夜，母亲跟我说的那一番话：“我们一家人要坚强地生活好每一天，儿啊，你应该努力地去继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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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的两年生活，我不仅学会了与艾共生，也卸载了那种社会强加在感染者身上的耻辱感。

在北京的这两年，我曾经有穷困到没有钱搬家，一天只吃一块五毛钱的馒头，还要攒着钱去做了七八次治疗尖锐湿疣手术的艰难时刻，每次做完手术都有那么几天，蹲下去上厕所会疼痛地直冒汗，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咬着牙熬着，因为那时的我要活着，我要好好活着。

在北京我慢慢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能够在这样一个没有亲人的陌生城市，有机会认识到做感染者社群服务的志愿者以及优秀的医护人员，他们对感染者有着大爱，能与感染者人群成为朋友。

我开始反思自己的这一生，是不是应该回到家乡为感染者社群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2009 年 9 月上旬，我从北京回到了江西，我在于都县人民医院申请到了自己第一份 HIV 治疗药物，开始接受抗病毒治疗。我吃的 国家免费的国产一线药物组合从 2009 年 12 月 15 日服用至今，从来没有出现过其他病人口中所谓的药物副作用，也没有发生过任何机会性的感染。

2009 年 11 月 19 日，我独自一人来到南昌，我选择了公开自己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身份，成为了江西省的第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志愿者，希望力所能及地为家乡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人群做一些事情。

我希望感染者朋友，别再像我当年一样，在独自面对艾滋病毒时，那么恐惧、迷惘、害怕和无助。

（本文来自于雨滴传播所创办的生命故事写作营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