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是工作室同事风雨如歌，大家如果觉得写的好，可以打赏。
1944年8月25日下午，巴黎阳光明媚，蓝白红三色旗飘扬在上空，法国国歌《马赛曲》响彻云霄，法军第二装甲师排着整齐的方阵，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城区。紧随其后的，是一辆敞篷汽车，坐在敞篷汽车上的是一位在法国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香榭丽舍大街两旁，人民挥舞着鲜花，拼命地挤向前排，想亲眼看一看这位在黑暗中带给他们光明的民族英雄。当汽车缓缓驶过凯旋门，看着这座写满法兰西荣耀和屈辱的宏伟建筑，这位民族英雄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他在那一刻的站立，也象征着从这一天起，经历了四年屈辱的法兰西重新站了起来，这位民族英雄的名字，叫戴高乐。1890年11月，夏尔▪戴高乐出生于法国北部城市里尔，母亲让娜是商人的女儿，父亲老亨利是一名教师，也是退伍军人。老亨利年轻时曾作为志愿者参加过普法战争，在保卫巴黎的过程中表现出色，获得了一枚勋章，但普法战争最终以法国惨败而告终。这被老亨利视为奇耻大辱，一直盼望着能收复河山，他经常带着全家人到凯旋门前，为孩子们讲述那段屈辱的历史。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戴高乐从小酷爱军事，当时法国的小孩子流行一种军事游戏，正反双方分别扮演法国和德国。有一次，戴高乐派弟弟皮埃尔去送情报，并嘱咐弟弟，如果被“德国人”抓住，要宁死不屈。弟弟想着不就玩个游戏，干嘛那么认真，所以被“德国人”抓住后，啥都交代了，戴高乐得知后大怒，将弟弟揍了一顿。弟弟哭着回家找妈妈，面对母亲的质问，戴高乐理直气壮，“如果在战场上泄露情报，要死很多人的”，母亲哑口无言。15岁那年，当同龄人还想着在明天去哪里玩时，戴高乐已经在构想未来战争了，他写了部短篇小说，构想在1930年，德国大举入侵法国，形势岌岌可危，而自己，也就是戴高乐将军挺身而出，率领20万法军成功拯救法国。更令父亲震惊的是，戴高乐明确提出报考圣西尔军校，老亨利都乐了，这可是法国的西点，就你这成绩，能进得去？除了历史，此时戴高乐的其他科目一塌糊涂，数学和德语尤其差，而圣西尔恰恰对这两个科目要求极高。不过戴高乐就是戴高乐，他开始疯狂地刷题，经过一年的废寝忘食，硬生生将6个科目成绩提升到了全班第一，包括数学，只剩下德语还困扰着他。为了彻底解决德语，戴高乐的办法简单粗暴---找德国人聊天，他就读的地方靠近法德边境，找个德国人并不难。他壮起胆子，操着结结巴巴的德语和德国人交流，还多次溜到德国境内，深度体会德语氛围，经过三年的努力，德语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成功于1909年考入圣西尔军校，在大学里，戴高乐继续显示着与众不同。别人都热衷于骑兵科，他却热衷于步兵和炮兵，在他看来，未来的战争将是炮战和枪战的结合，骑兵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由此受到排挤，再加上性格本就沉默寡言，以致于在学校里没什么朋友。戴高乐无所谓，他每天不是在图书馆就是在去图书馆的路上。3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被授予少尉军衔，分配到第33步兵团第十连当连长。贝当此时正担任第33步兵团团长，他的战术思想和法军主流格格不入。彼时法军主流推崇古典军事理论，也就是骑兵冲锋，认为刺刀远比大炮重要，进攻高于防守。贝当却认为炮兵和步兵才是未来，以堑壕、步兵、大炮构成的“防守式战争”，将是未来战争形态。团里没多少人赞同贝当的主张，让贝当很是郁闷，直到戴高乐的到来。有一次，贝当在给全团军官们讲解蒂蕾纳元帅，蒂蕾纳是17世纪的法国名将，擅长使用火炮。贝当刚开始讲，就被戴高乐打断了，戴高乐讲了一番话，大意是蒂蕾纳能取得出色的成就，关键在于炮兵和步兵，未来战争也将是火炮和步兵为主。戴高乐的鲁莽举动没有激怒贝当，反而激发了他的好感，难得有人赞同我呀。自那天后，贝当就经常给戴高乐开小灶，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14年8月5日，一战全面爆发，10天后，也就是8月15日，戴高乐在战斗中大腿负伤，休养了三个月，伤愈归队后两个月，腿上又挨了德军一刺刀，再次休养数月。就在戴高乐养伤期间，恩师贝当开挂了，他运用“防守式战争”理念，以堑壕、步兵和大炮进行梯次防御，成功在马恩河以一个团击败德军一个师，被晋升为旅长。此后他又连连立功，仅用一年多时间，就由团长升到了集团军司令，“防守式战争”理念也成为了新的主流。1916年2月21日，凡尔登战役打响，凡尔登要塞是巴黎东部门户，极其重要，但法军统帅部判断失误，以为德军不会进攻这里，准备不足，被德军突破了主阵地。为守住凡尔登，法军统帅部调来大批援军，并任命贝当为“要塞司令”，贝当没有辜负信任，来到凡尔登后，很快稳住了阵脚。听说恩师在凡尔登，戴高乐主动要求调往凡尔登。3月2日，刚抵达战场的戴高乐，就深深地体会到了凡尔登战役的惨烈。德军强大的炮火把法军压得抬不起头，第十连的电话线全部被炸断，只能派出联络员徒步联系，但联络员也全部被炸死。炮火停止后，德军步兵展开进攻，看到德军逼近，戴高乐命令全连上刺刀，和德国人拼了。在戴高乐的带领下，第十连勇敢地跃出战壕，和德军进行白刃战，并最终全部倒下，包括戴高乐本人，他在白刃战中被德军刺倒，随后又中了毒气，晕死过去。第十连的悲壮，是凡尔登战役的缩影，这场战役令法军伤亡65万人，德军伤亡45万人，是名副其实的“绞肉机”。战役最后以法国胜利而告终，成为一战的转折点，作为主帅的贝当由此获得巨大声望。当戴高乐醒来后，四周全是德军，只好高举双手进了战俘营。进入战俘营不久，他就进行了第一次越狱，不过很快失败，原因有些奇葩：他太高了。戴高乐身高接近两米，别说一百年前，放在今天都十分显眼，当他穿着偷来的德军制服试图混出去时，德军哨兵立刻发现了他。他暗中弄到了一些苦味酸，这种物质吃多了会让人脸色蜡黄，德军以为他得了重病，将其送到医院。医院的管理比较松懈，戴高乐成功开溜，但5天后被抓了回来，此后他又连续跑了5次，每一次都失败。眼见逃跑无望，戴高乐只能将重心转移到对未来的规划上，他坚信即使这次打败了德国，那也不过是20年的停战罢了，德国人还会再干一票大的。他每天坚持阅读德语书籍和报纸，加深对德国的了解，为下一次战争做准备。一战结束后，戴高乐被释放，他深感自己在战争中成长太少，必须继续锻炼，正好这时苏波战争爆发，波兰打不过苏联，被红军攻到了华沙城下，不得不向英法求救。刚刚被一战重创的法国不想再参战，只派了一些顾问前去应付，戴高乐听说后主动报名，他对谁获胜无所谓，只想增加实战锻炼。当苏军强攻华沙城不下时，主帅远在数百公里外的明斯克，前后通讯不畅，物资供给也出现了困难，波军主帅毕苏斯基敏锐地捕捉到了战机。他指挥部队绕到苏军侧后方，发起全线反击，苏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波军的第五军团以120辆轻型坦克为先锋进行突击，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坦克突击。苏军大多数人没见过坦克，更没见过大规模坦克突击，成批连片地败退或投降，第五军团如入无人之境，平均一天推进30公里，成为波兰最终获胜的关键。此情此景令戴高乐受到了极大震撼，回国后写了一本书--《建立职业军队》。戴高乐在书中明确指出，未来战争将是坦克的世界，应该将坦克集中使用，大规模用坦克突击。面对茫茫多的战壕，如果靠步兵和炮兵去撕开防线，那得猴年马月，而大规模的装甲突击不仅可以迅速突破敌军物理防线，还能突破心理防线。这本书后来又在1934年被进一步完善，取了个新的名字--《未来战争》。坏消息是，两本书在法国销量寥寥，刚刚经过一战的法国军界，坚信贝当的“防守式战争”理念，完全看不上戴高乐的“大规模装甲突击”理念。好消息是，这两本书在德国卖得不错，其中一名忠实读者名叫古德里安，他在看到“大规模装甲突击”理论后如获至宝，日后成为了“闪电战之父”，回到巴黎后，戴高乐继续进修，考入法国高等军事学院深造。校长木瓦朗坚信“防守式战争”，而戴高乐在演习中总是绕开坚固防线，利用装甲部队长途奔袭，多次打败对手，令木瓦朗相当不爽。不过木瓦朗也不敢动戴高乐，贝当在一战后被授予元帅军衔，是公认的民族英雄和法军领袖。动不了你，恶心你的本事还是有的，戴高乐的毕业成绩被故意评价为“C”，及格，这是很差的成绩，气得他向贝当告状。贝当不能不帮自己爱徒，但他也不是很认同戴高乐的“装甲突击”理念，折中之下，成绩改为了“B”，良好。1927年4月7日，贝当下令在高等军事学院组织讲座，看到贝当亲自出席，学院非常重视，所有教学人员戎装出席。贝当走上台后，却说出了让在场所有人都震惊的话：戴高乐上尉要发表讲话，诸位务必专心听讲。台下立刻炸了，在场哪个军衔不比他高，轮得着他讲话？戴高乐壮着胆子走到台上，发表了一段演讲，其中有一段是：“强有力的人往往难以相处，即使大多数人承认他非常出色，他们往往得不到赞同。”这很明显是在讽刺老顽固们，不赞同戴高乐这个强有力的人。贝当态度很明确，爱徒的观点对不对另说，欺负他绝对不行。进修结束后，戴高乐继续为建立装甲部队而奔走，他希望组建6个机械化师的装甲部队。贝当在许多事情上都对戴高乐赞不绝口，唯独这件事不赞成，更主张推进“马奇诺防线”，将法国与德国接壤的东北部堡垒化，通过绵延数百公里的铁丝网、壕沟和地雷，来防备将来德国的进攻。修建“马奇诺防线”需要一份报告说服国会拨款，贝当把这份重要差事交给了戴高乐。戴高乐虽然认为“马奇诺防线”不符合未来战争形态，但又不能不做，只好硬着头皮写了一份有理有据的报告，国会最终同意拨款50亿法郎，贝当对此表现很满意。有了“马奇诺防线”，有了茫茫多的战壕、隧道和火炮，也就不需要什么装甲部队了。时间来到1939年，欧洲风云突变，纳粹执掌下的德国重新崛起，已经吞并了捷克，并在9月1日全面进攻波兰，在强大装甲部队的引领下，德军势如破竹，短短四十天就灭亡了波兰，看到波兰的命运后，戴高乐再次呼吁建立装甲部队，依然没有回应。其实法军坦克有3500辆之多，比德军还要多，问题出在认知落后上，法军将坦克当成移动炮台，分散到各个部队使用，难以形成合力，更没有“装甲部队”的概念。德军则集中使用坦克，将坦克作为碾碎敌军阵地的尖刀，为此建立了第十九装甲军为代表的大批装甲部队，军长正是古德里安。直到1940年3月，法国达拉第内阁倒台，新总理雷诺上台，才同意组建第一个装甲师：第四装甲师，由戴高乐任师长。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短短两个月后，纳粹德国就开始了对法国的进攻。法国和德军接壤的地区主要分为三个地形区：东部的山地、中部的阿登森林、临近比利时的西部平原区。东部山地地势崎岖，易守难攻，这里也是“马奇诺防线”所在地，法军统帅部认为，德军不会把这里作为主攻。在“马奇诺防线”以西，是阿登森林，地形狭窄不便展开兵力，也不太可能是德军的主进方向，西部平原区地势平坦，适合作为主攻，一战时德军就是这么干的。这里我借用一下别人的制图，红色箭头所指就是平原区，圆圈内就是阿登森林，紫色线就是“马奇诺防线”。 法军统帅部将重兵部署在了平原区，以及“马奇诺防线”，在阿登森林的兵力相对少，这里防御空虚。德军制定了“曼施坦因计划”，分为ABC三个集团军群，其中C集团军群进攻“马奇诺防线”作为牵制，B集团军群佯攻平原区制造声势，A集团军作为主力，集中了包括第十九装甲军三内的3个装甲军，伺机突破阿登山区。战斗打响后，英法联军果然被B集团军群吸引住，认为这是德军的主攻方向，这将是和一战一样的堑壕战，便将更多部队调往了平原区。此举正中德军下怀，5月12日，A集团军群悄悄越过阿登山区，突然出现在军事重镇色当，毫无准备的法军战败。德军立刻渡过马斯河，过河后是一大片平原，非常适合装甲部队作战，在古德里安的带领下，德军装甲部队开始了狂飙，每天推进40公里，直插英法联军后方。沿途的英法军队并非没有抵抗，但都被德军强大的装甲力量碾碎，德军狂飙的速度越快，法军心理和物理防线的崩溃速度就越快。20天后，法军被俘总人数已高达150万，仅古德里安的第十九装甲军就俘获了25万法军。在法军大崩溃时，戴高乐的第四装甲师是为数不多还能取得战果的部队，他们先在塞纳河畔成功阻击了德军，随后又通过坦克突击，在索姆河南部击败一支德军，俘获数百人，戴高乐因功晋升为准将，并被火线提拔为国防部副部长。不过一切都无济于事了。6月13日，德军进抵巴黎郊外，雷诺内阁倒台，以魏刚、贝当为首的投降派主导了政局。一战虽然获胜，但法国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伤亡超过500万，其中死亡150万，当时法国总人口不过4000万，意味着打没了整整一代人，导致法国人对战争有了深深的阴影，贝当就代表了这种心理。按照一战思维，一天能推进一两公里就不错了，而德军竟然能一天推进数十公里，简直难以想象，现实的降维打击令法国社会心理防线崩溃，有点类似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时，走出国门的人看到中外的巨大差距后，从精神上跪了。恩师决意投降后，戴高乐苦劝无果，一边是恩师，一边是祖国，注定只能二选一，这成了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对祖国的热爱最终战胜了对恩师的个人情感，他打定主意要抵抗到底，巴黎容不下自己，那就到外面去。6月16日，贝当组建新内阁，继续让戴高乐担任国防部副部长，这给了戴高乐机会，他暗中联系好了英国人。6月17日，英国将军斯皮尔斯要返回伦敦，戴高乐假装前往送行，就在飞机起飞的一瞬间，戴高乐突然跳上飞机，随后飞机快速升空，令在场所有人目瞪口呆。贝当得知戴高乐跑了后极为震怒，先是缺席判处死刑，冷静下来后又决定：对死刑判决不予执行。五天后，贝当正式签署投降协议，将整个法国北部交由德国控制，法国须无条件向德国供给食物、矿产资源和工业品，首都不能再设于巴黎，而是迁往南部小城维希，因此贝当治下的法国也被称为“维希法国”。6月18日18时，身处伦敦的戴高乐通过广播电台向全法国发表演说：无论发生什么，法兰西抵抗的火焰不应该熄灭，也绝不会熄灭。他宣布组建“自由法国”，成为第一个高举抵抗旗帜的人。在举起第一面抵抗大旗后，来投奔戴高乐的人越来越多，不到一个月，“自由法国”就有了一支7000人的部队，已初具规模，是时候活动一下筋骨了。当时西非的法国殖民地政府普遍是反对投降的，大多数选择了加入“自由法国”，但也有少数选择效忠“维希法国”，比如西非的塞内加尔，当地有个重要港口达喀尔，是西非的经济命脉。远征达喀尔需要海军支援，戴高乐找到了丘吉尔，丘吉尔拍着胸脯保证，派一百艘战舰支援，戴高乐很满意，然后他就傻眼了。远征军出发当天，说好的一百艘战舰，最后只来了不到20艘，打了骨折不说，还都是些又老又破的船。更糟糕的还在后面，由于消息走漏，达喀尔的维希法军已经有了准备，导致登陆受阻，好不容易成功登陆后又遇上大雾，能见度极低，部队陷入一片混乱。虽然戴高乐沉着冷静，成功将部队撤出了战场，没有受到太大损失，但这次失败还是打击了其声誉，很多人据此认为他成不了事，比如大洋彼岸的罗斯福，连“自由法国”内部都出现了挑战戴高乐的声音。海军中将米塞利尔在投奔“自由法国”后，逐渐对戴高乐感到不满，他一个小小的准将，有什么资格领导我。在英国人的支持下，1940年9月，米塞利尔公开要求与戴高乐平起平坐，否则他就带着海军出走。丘吉尔原本只想给戴高乐找点麻烦，好让“自由法国”内部互相制衡，并不想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最终英国人和米塞利尔让步了，大家商定成立一个委员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米塞利尔仍留在委员会，戴高乐则担任委员会领导人。紧邻美国东海岸有两个岛--圣皮埃尔和密克隆，这两个岛属于法国，驻军效忠维希，却在美国家门口，相当不顺眼，戴高乐认为，美国可能借着反法西斯的由头，把两个岛给占了。当他通过情报得知罗斯福确有此计划时，不禁暴跳如雷，这两个小岛必须属于法国，主权问题没得商量。他派米塞利尔率军前去攻占这两个岛，只要被“自由法国”的军队控制，美国就失去了登岛的理由，然而米塞利尔却想攀上美国人。他指责戴高乐的计划会破坏自己和美国人的关系，宣布辞去海军司令，以向戴高乐施压。这下米塞利尔傻眼了，干脆躺地上打滚，老子不辞职了。火上心头的戴高乐决定关他30天禁闭，此时英国人又上门了，希望他收回成命，戴高乐再次表现出强硬态度，这是法国内政，轮不到英国人插嘴，否则断绝一切往来。丘吉尔起初装死，在和戴高乐僵持了半个月后，不得不妥协，因为也只有戴高乐能领导“自由法国”。英国政府保证不再和米塞尔利有任何接触，米塞尔利的政治生命从此终结。1942年7月，戴高乐将“自由法国”更名为“战斗法国”，以示将战斗到底，并大举派人到本土联系抵抗组织，一年后，本土抵抗组织大多宣布接受“战斗法国”的领导。1942年11月，盟军在北非登陆，北非的20万维希法军投降，这20万人接下来要被重新武装，归入到“战斗法国”旗下，极大地增强“战斗法国”的军力。这就让英美感到不爽了，尤其是罗斯福，对戴高乐的强硬作风素来不满，希望另扶持一个人来对抗。罗斯福选中了吉罗，吉罗在1940年被德军俘虏，后来越狱逃回法国，明面上效忠维希，暗中组织抵抗，不过名气远不如戴高乐，罗斯福试图让吉罗担任“战斗法国”军队的实控人，架空戴高乐。吉罗很快就败下阵来，经过两年多的抵抗，戴高乐的名字已成为抵抗运动的象征，而大多数人并不认识吉罗。随着盟军的节节胜利，如何安排战后格局，成为了各国的焦点，戴高乐坚持法国在战后应保有大国地位，想法很美好，现实很骨感。40天投降的丢人表现，令罗斯福和斯大林都不认为法国有资格继续当大国。1943年10月，美、苏、英、中四国发表《莫斯科宣言》，宣布在战后建立新国际组织，这是联合国的开端。《宣言》中没有法国的身影，筹备联合国这么重要的事都没叫上法国，可见其地位低下，如果按照这个趋势，联合国将只有四常。戴高乐仔细分析局势后，先跑去和斯大林说，如果法国没有获得常任理事国，而英美是穿一条裤子的，国民党也将跟随美国，那安理会内部就是3比1，美国完全压倒苏联。戴高乐又转头和丘吉尔说，战后的德国将成为废墟，苏联将控制半个欧洲，请问在欧陆上还有谁能阻挡苏联？最后，斯大林和丘吉尔都同意给法国一个常任理事国席位，双方都认为，此举能让局势变得平衡，不客气地说，法国的五常席位还真是戴高乐挣来的。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势如破竹，8月25日，“战斗法国”第二装甲师率先进入巴黎，巴黎解放。26日下午，戴高乐在凯旋门举行了“凯旋仪式”，带领众多士兵和市民从凯旋门一路步行至协和广场，留下了那张经典的照片。也许此时戴高乐的脑海中，会浮想起儿时父亲带着全家，在凯旋门前的场景。法国解放后，戴高乐面临两大问题：处理恩师和恢复经济。戴高乐对贝当的感情是复杂的，从民族大义上，他希望贝当伏法，但从个人情感上，又希望贝当能够善终。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他最终还是决定，不太过分的情况下内，帮贝当一把。1945年，戴高乐将贝当的死刑改为了无期，这个结果对贝当而言已经很好了，他已89岁高龄，也活不了几年了。6年后，贝当病死于监禁地时，戴高乐的副手蓬皮杜兴奋地向戴高乐报告说“贝当死了”。没想到戴高乐的脸瞬间变得严肃起来，厉声说“是元帅死了”。因战争的严重破坏和德国人多年的掠夺，1945年的法国，经济濒临崩溃，连食物都长期短缺。为了恢复经济，戴高乐祭出了国有化，国有化对象首先是那些法奸企业，比如雷诺汽车，老板路易▪雷诺在二战期间主动为德军效力，是名副其实的法奸，戴高乐直接宣布没收。而对于煤炭、金融、电力等重要基础行业，戴高乐则实行赎买式国有化，会付给不菲的补偿金。戴高乐还宣布提高工人基础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一系列措施，法国人心迅速稳定下来，为战后经济恢复奠定了基础。法国复国后，一个新的核心问题浮出水面，那就是应该实行什么样的制度。戴高乐坚决主张真正的总统制，法国在1875年确立总统制后，大部分时间总统都受制于议会，是假总统制，真议会制。戴高乐要“弄假成真”，自然不受议会欢迎，以社会党首的左派认为，总统制会导致独裁。为了把戴高乐搞下去，议员们团结起来，作为法国的拯救者，戴高乐民意支持率极高，直接攻击他风险太大，但戴高乐身边人却没有光环，把他们拔掉，戴高乐不就是光杆司令了？战后，法国有250万战俘归国，如何安置这些战俘是个棘手的事情，不管采用何种安置手段，都离不开一个“钱”字，而政府拨款需要经过议会。司法部长弗雷内不断呼吁通过拨款，但议会却故意拖延，没钱自然就办不了事。这引起了战俘们的不满，认为弗雷内办事不力，然后有人又添了一把火，组织战俘不断游行示威，要求弗雷内下台，令弗雷内名声扫地。通过类似的手段，戴高乐政府的部长们被一个个批臭，一个个去职，政策越来越难以推行。面对政敌的围攻，戴高乐的缺点暴露了，他在二战前只是个准将，根本不算国家高层。对于国家机器如何运作，政坛争斗如何应对，他并没有什么经验，说是政坛小白不为过。他以为只要有人民的支持，就不用惧怕政敌攻击，他多次发表公开讲话，号召人民支持。而他每一次发表类似讲话，实际上都会让政敌愈发看穿他，看穿他在政治上稚嫩的一面。最后，不再客气的议会直接提出了一个令戴高乐炸锅的方案：取消总统的全部权力。你要真总统制，那我们就废了总统，方案还在议会决议中通过了，尽管不会真的实行，但也体现了议会的态度：戴高乐知道，自己一时半会是斗不过这帮大爷的，得回去闭关修炼。1946年1月20日，戴高乐宣布辞职，开始了长达12年的闭关，在此期间甚少过问政事，一副看破红尘的样子，然而所有人都知道，他只是在等待。戴高乐离开后，失去了共同敌人的各党派立刻开始了互撕。从1946年1月到1958年10月的12年里，法国更换了多达23届内阁，最长的一年，最短的两天，今天左，明天右，后天中间派，法国人都麻了。政局的混乱带来了政策的混乱，难以应对一系列问题，首先是经济问题。在这短短的12年里，法国遭遇了两次经济危机，分别是1952-1953经济危机和1957-1958经济危机，每一次都对经济造成不小的打击。以1952-1953年经济危机为例，直接令全国工业生产下降了6%，要知道，二战后的20年里，正是西方国家的黄金年代，经济和工业每年都是稳步增长的，无非是增长多少的问题。下降则是十分罕见的，法国连续下降了两次，可见问题之严重，整个50年代，法国的工业发展速度都不甚理想，不仅低于日本，也低于隔壁的德国。工业发展速度不理想，自然工资涨幅就不如人意，甚至要裁员降薪，于是罢工此起彼伏。为了维持福利，各政党不断增加预算，导致赤字飙升50年代一直维持在百亿法郎以上，已经突破当时法国GDP的5%，明显超过了3%的警戒线。二战后，殖民地纷纷独立，法国政府想阻止，但又阻止不了。先是重返中南半岛遭遇惨败，然后是1956年联合英国入侵苏伊士运河区，结果在美苏的压力下被迫撤军，颜面扫地。1954年，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爆发，到1956年，不断采用游击战法袭击法军的独立者们已经掌握了主动权。1830年沦为法国殖民地后，因靠近法国，法国直接把阿尔及利亚当本土来建设，许多法国人移居当地，到50年代，600万人口中，法国人已占百万。由于移民数量多，且统治了一百多年，法国社会并不把阿尔及利亚视为殖民地，而是直接看做本土，难以接受其独立。为保住阿尔及利亚，法国政府投入了40万军队，但在当地人的激烈抵抗下，非但没能消灭独立者，反而因军费开支浩大严重拖累了财政。眼看打不赢，法国政府动了私下接触独立组织的心思，不料消息走漏，引发了军队的强烈不满。1958年5月13日，驻阿法军大头目雅克·马絮发动政变，成立“公共安全委员会”，并谴责法国政府是卖国。法国政府试图镇压，却发现法军根本不听自己的，而法军的要求--“保住阿尔及利亚”，又做不到，两难之下，法国政府和各党派彻底没招了。面对空前的危机，必须由一位有威望的人来进行领导，暂时止住叛乱势头，才能解决问题。彼时的法国，论威望不会有人比戴高乐更高，12年的闭关，他等的就是今天。戴高乐表示，要我收拾烂摊子可以，但必须实行总统制，各党派心不甘情不愿，却也没有别的办法了。1958年6月1日，戴高乐重新出山，这一次他成熟了许多，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手法堪称教科书级别。他首先视察了驻阿法军，并赞扬他们所做的努力，然后承认了阿尔及利亚邻居突尼斯和摩洛哥的独立，并通过媒体大肆宣传，以此降低法国人对阿尔及利亚将来独立的反感。在公开场合，戴高乐频频暗示阿尔及利亚将要独立，以此来测试公众的态度，火候到了后，再将阿尔及利亚独立付诸公投，赞成的人达70%。
经过四年的准备，阿尔及利亚最终在1962年独立，法军没有再次发动政变。
当然，戴高乐不是大善人，他内心并不希望阿尔及利亚独立，他希望保留整个法兰西殖民帝国。
二战时，当盟军决策要在北非登陆后，戴高乐极为不满，认为北非是法国的殖民地，应该由自己来解决，盟军只需要协助即可。
英美最终没有给面子，为此，戴高乐和丘吉尔吵了一架。
现在同意独立，无非是知道大势所趋，与其阻止独立，不如想想怎么在独立后保住既得利益。
戴高乐的办法有两招，首先是搞破坏。
法国殖民者在离开阿尔及利亚前，进行了大肆破坏，将当地的工厂、机器等重要设施和设备砸掉或运走，总之不能留给当地人。
此举直接导致阿尔及利亚独立后陷入了经济危机，被迫求助于法国，这样的破坏不仅存在于阿尔及利亚，也存在于其他殖民地。
比如，法国人离开几内亚前，毁掉了当地的一切，有人形容“连一张纸都不放过”。
这些贫穷弱小的国家根本经不起这样折腾，往往一独立就陷入了危机，只能把法国人请回来。
第二招是事实控制。
在戴高乐的主导下，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签署了《埃维昂协议》，规定法国商品在阿国享有关税优待，阿国境内的油气资源法国优先开采等一系列特权。
对阿尔及利亚这种依赖油气的国家来说，控制了油气等于控制经济命脉。
在西非，法国除了继续垄断原殖民地国家的矿产，还强迫他们加入法郎区，使用非洲法郎作为法定货币，并设立了西非央行和中非央行。
这两个由法国控制的央行就是他们的法定央行，拥有货币发行权，等于控制了他们的金融。
这些都是强制的，不答应后果很严重。
1963年，多哥开国领袖奥林匹欧试图退出非洲法郎区，自主发行货币，然后他就知道了戴高乐的手段。
一群法军的多哥籍老兵退伍后，要求加入多哥军队，奥林匹欧认为，这些人长期效忠法国，加入多哥军队会是个不稳定因素，因此拒绝了。
然后这群老兵绑架了奥林匹欧，并将其撕票。
通过一系列不光彩的手段，法国继续控制着原殖民地国家。
但仅仅继续控制殖民地，不足以让法国维持大国地位，戴高乐还必须做一件重要的事：让法国重新拥有独立的军事力量。
二战后，美国主导成立了北约，北约各国的军队要接受北约的指挥和领导，考虑到北约的主导者是美国，实际上等同于军队被美国控制。
法国就是其中之一。
戴高乐重新掌权后，就筹划着摆脱美国控制，在戴高乐看来，没有独立的军事力量，就不可能维系大国地位。
他需要一个和美国开撕的理由，没有理由那就创造理由，戴高乐要求成立“大西洋理事会”，主导一切大西洋事务，成员只有英美法三国。
这等于公开要求和美国平起平坐，此时的美国总统是艾森豪威尔，二战期间，两人就有过多次不愉快的经历，艾森豪威尔不出所料地拒绝了。
这让戴高乐有了搞事情的理由，作为报复，1959年3月，戴高乐宣布从北约撤回法国地中海舰队，此举出乎美国的意料，为了拉住法国，艾森豪威尔提出将核武器在欧洲的部署否决权交给法国。
这个筹码不算小了，但戴高乐看不上。
1959年7月，法国政府宣布驱逐美国驻法轰炸机部队。
这下艾森豪威尔急了，经过内部商讨后，提出可以将原子弹卖给法国，不过条件是法国必须留在北约，原子弹的使用须经美国同意。
如果同意美国的条件，那法国的原子弹计划就要被放弃，这是戴高乐所不能接受的，实际上，此时法国的原子弹计划已经离成功没有几天了。
1960年2月，法国原子弹试爆成功，不需要美国卖了，戴高乐的腰杆更硬了。
看到原子弹没有了吸引力，美国又提出将“北极星”导弹卖给法国，这是世界上第一种能搭载核弹头的弹道导弹，法国虽然有了原子弹，却还没有弹道导弹，核武器怎么发射出去还是个问题。
这也是个相当不错的筹码，美国人的条件是相同的，卖给你可以，使用时须经美国同意。
戴高乐再次拒绝，表示核武器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坚决推动法国的弹道导弹计划。
1965年初，法国第一种弹道导弹S1研制成功，从此具备了真正的核打击能力，退出北约的条件已经成熟。
不久后，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收到了戴高乐给他的一封信，信中明确说“停止将法国军队置于北约的支配之下”，也就是退出北约。
从艾森豪威尔到肯尼迪，再到约翰逊，三任美国总统均以为戴高乐闹事只是想要点糖，那就给点糖，哄哄他好了，根本没想到戴高乐真的会退出北约，所以当约翰逊读到信后，脸都绿了，大骂法国“忘恩负义”。
比起退出北约，戴高乐干过最令美国人咬牙切齿的事情是：带头挑战布雷顿森林体系。
戴高乐挑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原因，和当时的形势有关。
当时的西欧形势和今天有很大的不同，德国的分裂让其无力挑战法国，法国才是西欧老大。
法国知道，单靠自己很难直接挑战美国，但如果联合整个西欧大陆，形势就不同了。
从1950年开始，欧洲陆续成立了煤钢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原子能共同体，尤其是法国发起的经济共体体，令西欧各国之间关税大幅减少，贸易大为便利，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增长，鉴于法国的经济规模最大，它事实上是组织内的老大。
这就使得法国的货币---法郎，在西欧的使用量不断增加。
法郎如果要让法郎国际化，必然和美元形成竞争关系，这是矛盾的根源。
早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时期，戴高乐就不赞同布雷顿森林体系，只不过那时他寄人篱下，还指望英美援助，没法公开反对。
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给了美元强大的国际地位，但也导致了一个问题--不断扩大的贸易赤字。
美元想保有国际化地位就必须维持高币值，而高币值会打击出口，战后西欧经济恢复，出口不断增加，严重冲击了美国工业，导致其每年30-4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上千亿美元。
加剧的贸易赤字又令美元开始贬值，1965年，随着美元贬值进一步加剧，戴高乐认为时机已到，他下令将大量的美元兑换成黄金，初期就兑换了大约15亿美元。
如果仅仅是这样，对美国还没有太大伤害，真正令美国破防的是，戴高乐顶着美国的压力，从美国运回了3000吨黄金，为了防止美国人不给，他特意让军舰去，摆出一副撕破脸的架势。
美元能兑换黄金的前提是，美国拥有足够的黄金储备，二战后美国一度拥有接近两万吨的黄金储备，足以确保美元的兑换能力。
但随着多年的贸易赤字，黄金储备不断减少，到1965年时，已经下降到了1万吨出头，经不起太大折腾了。
戴高乐在此时运回3000吨黄金，相当于总储备的三分之一左右，比例相当大。在法国的带动下，市场认为美元将要大贬值，纷纷将美元兑换成黄金来保值，导致美国黄金储备进一步下降，美元进一步贬值。
最糟糕的时候，美国官方手中的黄金只剩3000吨出头，布雷顿森林体系事实无法维持，这一票令戴高乐名垂青史，大大风光了一把。
然而，这一切不是没有代价的，戴高乐的风光背后，是高昂的成本。
无论是研发原子弹还是维持独立的法国军力，都需要大笔大笔的钱，这导致其任内财政赤字问题难以改善，为了减少财政赤字，只能采取紧缩措施。
比如，法国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长期没有提高甚至有所降低，令农民愈发不满。
为了维持法国独立的工业体系，不得不采取宽松的信贷政策，这又导致了通胀，其任期内通胀始终在3%以上，某些年份会上升到4%。
在经济增长比通胀高得多的时候，人们还可以忍受，但高增长不可能一直持续，1966年后，法国经济开始减速，增长率下降到4%出头，经济增长的成果就已经难以覆盖通胀了，于是不满越来越多，并最终在1968年的5月被彻底释放。
法国在战后出现了婴儿潮，婴儿潮一代在1967年左右开始大量毕业，而经济减速导致不少人找不到满意的工作，甚至没有工作。
婴儿潮一代上大学的比例明显高于以往，他们所处的年代条件更好，思想自然也更开放，但令他们感到不满的是，当时法国的大学还采用天主教式的管理办法。
比如，男女要分开上课等等，戴高乐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无意改变大学管理制度。
1968年3月，巴黎农泰尔学院的一群学生占领了教学楼，要求改变天主教式管理制度，随后口号越来越多，诸如反对越南战争等等。
一开始，戴高乐不以为意。
不过出乎他意料的是，抗议者越来越多，开始遍布全国，5月3日，巴黎的警察和集会人群发生冲突，导致了流血事件，一下子变得不可收拾。
工人开始罢工声援集会人群，最后罢工人数发展到多达百万，遍布各行各业，给法国社会秩序带来了极大的混乱。
政敌们瞅准机会，趁机批评大骂戴高乐，历来对戴高乐咬牙切齿的美国瞅准机会，狠狠地捅了戴高乐一刀。
当初戴高乐将大量黄金从美国运回法国，宣布在法国实行金本位制，也就是法郎可以直接兑换成黄金，以法国的国力和黄金储备，此举是相当勉强的，这是一个明显的漏洞。
骚乱在全国爆发后，美国控制的媒体开足马力，宣传法国即将陷入内乱，并带头抛售法郎，将法郎换成黄金，令法郎短时间内贬值30%，法郎金本位的寿命被终结。
以戴高乐之道还戴高乐之身。
美国这一刀让戴高乐意识到，无法通过正常的手段平息事态了，于是他解散议会，提前选举，结果以75%的得票率大胜，成功连任。
事情虽然就这样被平息了，大选也再次证明了戴高乐在群众中的支持度，但这场风暴依然重挫了戴高乐的威望。
在此之前，任何人想要批评戴高乐，都得掂量掂量。
这件事之后，批评戴高乐不再有任何顾忌，于是一顶又一顶帽子被扣上，戴高乐的性格决定了，他对多党制下的政治攻击深恶痛绝，借着大选胜利，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
他提出了一个爆炸性的改革方案：国会议员由总统任命。
改革方案一经提出，不光反对派，连戴高乐阵营内部都炸了，为了能成功，戴高乐赌上了自己的最后筹码，他要求将改革方案进行公投，并承诺如果没有通过，自己就辞职。
投票前，几乎所有媒体都预测，这样过于激进的方案很难通过，最终会以微弱优势被否决，戴高乐心中也没底，预先准备好了辞职公告。
1969年4月28日，公投结果公布，戴高乐的改革方案不出所料，以5%的劣势被否决。
尽管心情苦闷，但戴高乐仍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当天11时，他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回到了科隆贝教堂村，此后便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
一年半后，这位法兰西的拯救者、一代传奇领导人因心脏病与世长辞，享年80岁。
为纪念戴高乐，巴黎政府宣布将凯旋门所在的广场命名为“戴高乐广场”。
葬礼当天，巴黎正下着倾盆大雨，但数十万人仿佛无视这一切，他们手挽着手，抬头挺胸，从凯旋门前走过，重现戴高乐走过凯旋门、解放巴黎的一幕，以表达对戴高乐的尊敬。
戴高乐的一生是幸运，不是十全十美，但数十年的叱咤风云，几乎以一己之力为法国重新赢得大国地位，绝对称得上辉煌；
但戴高乐又是不幸的，他一直不被理解，或许正如他曾经在高等军事学院里所说的那样，“强有力的人物往往难以相处，他们往往不得人心，他们的话往往得不到赞同。”
这段年少轻狂的话，无意中成为了他一生的缩影。
没有人能否认他的伟大，即使是他的政敌，也不得不承认他对法国的贡献，法国的五常席位、在后来的数十年里继续保有非洲的殖民收益，这一切如果没有戴高乐，是不可想象的。
戴高乐死后，没有留下太多的物质遗产，但他给法兰西留下了足够丰厚的精神遗产：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维护法国的大国地位、对抗美国的控制。
这些精神遗产被统称为：戴高乐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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