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绑架枪击案，真的和孟小冬有关吗？

最近颇为流行一张图——

讲“醉生梦死”的女士叫毛菊贞，人称从四奶奶，从四爷是天津著名琴票从鸿逵。

别看从四奶奶口口声声“醉生梦死”，人家读南开中学的时候是校花，写起诗来，也是情深意长——

菊贞女士还上过《北洋画报》的头版封面。

毛菊贞女士，实乃我的精神偶像也，看着怹的精气神，我想我到了老，大约也错不了。

这些截图来自我最爱的京剧纪录片《粉墨春秋》，每年必须要拿出来重温。纪录片里的许多老人如朱家溍、刘曾复、吴小如、张古愚、林焘、王琴生、陈永玲、钱培荣等我都曾经有幸见过，有的还有过交往。怹们一开口，熟悉的声音入耳，音容宛在，忍不住就要落泪（双鱼座太过脆弱了），那些听戏求教的少女时代，终究和这部纪录片一样，只落得往事如烟。

看到“孟小冬”这一集时，忽然激发了我一点小小的写作欲望。

梅兰芳和孟小冬故事，读者们大约都知道了，仿佛起承转合之间，总离不开一场枪击案。因为已经相当闻名，我不多做饶舌，仅为不知道这段往事的读者们简要赘述：有个孟小冬的青年粉丝，听说孟小冬嫁给梅兰芳了，就上门打算激情杀人，结果绑错了人，没绑到梅兰芳，绑了另一个外号“夜壶张三”的张汉举，于是又转而勒索。双方对峙，张汉举被打死，青年被击毙，这件事成为梅兰芳和孟小冬感情不和的一个重要节点。

这场枪击案实在太有名了，许锦文的《梨园冬皇孟小冬传》和李伶伶的《梅兰芳全传》里都记载了这场枪击案，陈凯歌的电影《梅兰芳》中也浓墨重彩，只不过把刺杀青年改成梅兰芳的脑残粉，希望孟小冬能离开他，而这场刺杀原来是由邱如白（齐如山原型）暗地里雇人安排的，安排这个情节，是为了突出梅兰芳是属于“座儿”的。

可是，各家的说法，却又有细节各自不同。

第一个不同，就是凶手的姓名。我做了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有叫李志刚的，有叫王惟琛的，还有说叫刘省三的。

第二个不同，是事发地点，有说梅宅，有说冯耿光宅邸，还有说冯耿光给孟小冬梅兰芳购置的小院。

但如果回到最初的新闻报道，会发现这件事也许和孟小冬一点关系也没有。

天气热，闲着也是闲着，一边听《乌盆记》（这里给大家放一段孟小冬调嗓版本，如果听王瑞芝操琴、谭富英的版本，大热天也能听出冷汗来，更为解暑），不如翻开故纸堆，我们一起重温一下这场发生在1927年9月14日的绑架刺杀案。

反应最迅速的应该是《申报》，在事发后第三天就有了报道——

《申报》远在上海，北京本地报纸的报道则更加详细，我综合了《晨报》《新闻报》《时报》等几份报纸，稍作整理如下：

9月14日，东四九条冯宅请客，晚八点，有自称李志刚的青年男子到冯家，说要找梅兰芳。梅不愿见，张汉举自告奋勇代他出面。

李志刚称自己的母亲（也有报道祖父或者祖母）去世数日，无钱下葬，请梅帮忙，并带来一封致梅兰芳的求助信，李汉举拿到里屋，大家表示同情，凑了五十块钱，李志刚嫌少。

张汉举提议，我和你去你家看看，究竟是不是真的。李志刚说自己还没吃饭，冯耿光就安排了晚饭（四盘一碗）。

吃完饭之后，李志刚与张汉举、画家汪蔼士乘张的汽车到李志刚说的住宅西城东斜街，这里离张汉举家（西斜街）不远，结果刚到西四牌楼，李突然掏出手枪，说之前讲的母丧什么都是假的，自己要梅兰芳出五万块，要挟两人一起返回冯家。

張善子先生题签，图为汪藹士与張善子家中之虎，汪藹士也是枪击案中的当事人，逃过一劫。

一开始传话的是张汉举的两个车夫（真奇怪，汽车里有五个人，四对一居然毫无办法），冯宅凑了五百块，车夫传话说李志刚大为不高兴，五万块少一分也不行。又问冯耿光有没有首饰，有首饰也可以。冯说我家的首饰都没放在家里，这时冯只好打电话四处筹借，这通电话被警察局听到，派出侦探朱继武。

这中间还有个小插曲，说冯耿光担心梅兰芳，从小门溜出去，打算去无量大人胡同看情况，坐黄包车时感觉有人盯梢，以为是绑匪同伙，于是给了一块钱下车，谁知道盯梢者是警察局暗探，以为冯是歹人，于是追冯到梅宅，冯居然跳墙跳到隔壁人家，隔壁正在办喜事，搭了一个喜棚，冯耿光落在了喜棚上，幸亏冯总裁早年有日本士官学校学的两手，要不然还真是够呛。

警察局的侦探朱继武决定先营救人质，于是假扮成冯家佣人，说自己又凑了两千块，要交给李志刚，而后趁机抱住李志刚，李志刚急放两枪，打中了朱继武的袖子，袖子着火，这时汪蔼士趁机溜到西边小院，剩下张汉举。

这时全宅电灯熄灭，只有西小间有台灯。张汉举趴在墙旁边的小棚，棚里是尿缸，但不知道为何，仍被李志刚抓住，两人入西小间，闭其门，张汉举大叫“快筹伍万元救我的命，我担保将来偿还。”

对峙持续到次日清晨，警方决定开枪，张汉举中枪，李志刚放弃张汉举，手持两把手枪乱射，双方混战，李中弹受伤，在送往警局路上死亡。

以上可见，案发之后的现场报道里，这位叫“李志刚”的青年主要目的是图财，一开始谎报母丧，后来发现钱太少，决定绑架。

几天之后，这件事开始发酵了。

我给大家看一看1927年9月刚刚在北京创刊的《古城周刊》，这份周刊只存在了三个多月，但是撰稿人都很厉害，有许地山、熊佛西、焦菊隐等，《古城周刊》也比较偏向以知识分子观点评说当时的文艺新闻，他们在第二期的头条，就发表了《论冯耿光宅案》（标题还印成了“冯光耿宅案”）。

这是一篇评论，旨在呼吁人们对该案少一点无端猜测，但我们因此得以看到案发一个星期之后，当时北京城对于凶犯犯罪动机的几个猜想：

1、青年爱慕梅兰芳，但几次想要求见而不得，所以因爱生恨。

2、青年爱慕某伶，因妒而生恨。

3、青年缺钱。

这些猜测都来源于，尸首被公开悬挂，人们觉得凶手很年轻，“似中学生模样”，实在不像江湖传闻的那种资深绑匪。谣言多半由此而来，所以产生了三种猜测，这些猜测和我们今天的传言大多相似，这里的某伶虽然没有点名，但几乎可以认定，指的就是孟小冬。

9月24日，案发十天之后，曾经首发刊登梅孟恋情的《北洋画报》站了出来。《北洋画报》的创办者冯武越是冯耿光的侄子，可以说，无论从消息来源，还是关系疏近，《北洋画报》都是最应该详细报道该案的媒体。果然，一连两期，《北洋画报》对这件“北京冯宅劫案”进行了详细报道，有多详细呢？

此处预警，不适者可以快速划过。

《北洋画报》是唯一一个刊登了凶手首级的报纸——

《北洋画报》为我们补充了一些细节，我来整理一下：

• 9月13日，即凶案案发前一日，冯耿光坐了梅兰芳的汽车去无量大人胡同（梅宅），遇到了一位很奇怪的穿白衣的妇人，妇人口呼梅兰芳名字，但冯耿光见妇人穿的是丧服，觉得不吉利，没有让停车。

  
  

• 深夜凑钱的时候，钞票里居然还有几张是从裱糊匠印刷局借来的冥票，李志刚因为慌乱，也没有辨别。

  
  

• 冯家一直没有报警，但是四处筹款的时候，电话被电话局中的“元帅府稽查处侦探”听到，朱继武才赶来。

• 朱继武一开始假扮冯家佣人，说老爷又凑了一点钱来，两人谈话时，朱继武想把张汉举营救出去，于是趁机抱住了李志刚，李忽然摸到朱继武胸前藏有手枪，破口大骂，随后开枪。

• 车夫说李志刚除了手枪，还有“电刀”（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凶器）。但现场勘察，凶手只携带了一支“老式莲蓬子小手枪”，“此种手枪危急时绝无法添装子弹”。

• 李志刚说自己是山东人，但口音完全天津话。

• 搜到李志刚口袋里有两张名片，但名片内容没有披露。

关于死去的张汉举，《北洋画报》也有一些当晚的细节，一件是张汉举是听说“少年貌美”，于是自告奋勇去见他，当时梅兰芳等人劝说他“三爷您也太好管事，不叫下人给他点钱让他走便罢了……”众人一开始掏出二十五块钱，青年嫌少时，张汉举提出去他家里看看，这时有一位彭君开玩笑说：“三爷您不怕他半路掏出手枪来绑您的票吗？”

满满的flag。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北洋画报》第一次披露，青年首级悬挂之时，有青年女子坐汽车而来，面披黑纱，下车瞻望凶犯首级，唏嘘泪下，璇复登车而去。

这个细节被许锦文先生写进了孟小冬的传记里，并且宣称这个女子就是孟小冬，他说消息来源是杨洁导演，而杨洁导演也是听来的。

我站在孟小冬当时的立场揣测，觉得她除非脑子坏掉了，否则绝不可能跑来和青年诀别。彼时她和梅兰芳的感情并不坏，即便真的和这位青年有交情，也决计不可能做出当众瞻望尸首这样的事情，孟小冬绝对不是恋爱脑。

9月28日，《北洋画报》又刊登了一封梅兰芳写给天津张厚载的信，信里对张汉举的死亡进行了哀悼，表示自己近期的演出少缓，这当然是一种姿态，更多是为了表达自己对于张汉举的事情一定会管到底：“平日初不吝施，岂意重以殃及汉举先生……澜之实况，先生知之较深，正类昔人所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此时岂有置喙之地？已拟移产，以赙张公，唯求安于寸心，敢邀中于公论。”

《北洋画报》的报道，当然不一定是全部事实，因为《北洋画报》的背后是最爱护梅兰芳的冯六爷，但也只有《北洋画报》的报道，才有可能做到如此详尽，连冯宅的一些案发照片都可以刊登。

我个人认为，《北洋画报》对于该案的一些细节报道，仍旧是可信的，但有一些猜测性报道，比如说“青年体格健壮”“受过训练”云云，则纯属猜测，我想，《北洋画报》也许希望让大家相信，绑匪纯粹是为了谋财，但在讲张汉举的flag时，又说到张汉举是因为“少年貌美”才去见他的，综合《古城周刊》的报道，我认为青年并不是职业绑匪，这也是城中百姓对此议论纷纷的关键之一。

《北洋画报》对于该案的最后一篇报道是11月26日，名为《北京冯宅劫案尾声》，文章不长，只说“同谋者应有数人，恐早已逃往南方云”，这显然有点语焉不详。

但我们有其他报纸作为参考，一个月之后，这起案子又有新进展了。

因为影响太广，北京警局派出一个大人物来侦缉此案，此人在今天臭名昭著，就是杀害李大钊的雷恒成。

雷恒成时任京师侦缉队队长，他亲自前往天津，线索就是死者李志刚口袋里的两张名片。

一张写着“天津交通银行员徐永年”。

一张写着“天津振昌祥西服庄”。

雷恒成剪下李志刚的西服布片，前往振昌祥西服庄，西服庄说，布料的名字是“太阳呢”，这是两三年前流行的样式，又查出定制这件衣服的时间为“1924年闰四月二十五日”，订购人“刘先生”，没有留下任何地址。

而后又去找徐永年，他回答名片是自己的，根据雷恒成描述的“李志刚”样貌，徐永年说他和这个人是在起士林对面的莲花赌场赌博时认识的，但这个人姓“刘”，并不姓李。

而后，徐永年又回忆起曾经和这位刘某去打过一次茶围，雷恒成根据这个线索，找到了妓院舞凤楼，发现这位刘某是妓女花金英的客人，名唤刘三爷。

在花金英处，雷恒成终于找到了“李志刚”的名片，他的真名叫刘学曾，字省三，直隶人。花金英说，刘三爷之前和自己说要去奉天取款，已经三个星期没见了。

因为当时社会已经传闻说，凶手和梅兰芳孟小冬有关系，“致成一种艳话”，所以雷恒成特意还询问了刘学曾和两位伶人的交往，答案是“绝不相识”。

在文章最后，雷恒成还澄清了关于张汉举是被警察误杀的“传言”，他说刘学曾（即李志刚）当时正弯腰打算把钱搬到汽车里（两万块钱为什么需要用“搬”？），张汉举忽然拍手，暗示门外巡警，刘大怒开枪，张汉举“抱头曲腰”向后逃跑，子弹“腰入胸出”，张是被凶手击杀，不是被警察误杀。

不过，参考《北洋画报》当时的枪孔照片，我觉得被误杀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至此，关于冯宅劫案的报道基本告一段落，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在事发之后，北京就有事关孟小冬的传闻，这导致警察局不得不派出雷恒成这样的警界权威调查该案，并且将后续的侦查细节详细刊登出来。

凶犯自报名为李志刚，真名为刘学曾。

案发之后一周，本地就有谣传，有说凶手要和梅兰芳交往，有说凶手要和孟小冬交往，根源都来自于凶手年纪很轻，看起来不像是人们想象中的杀手。（但我看尸首照片，还是蛮可怕的，不知道从哪里看出眉目清秀美少年的）

官方即便多次辟谣，民间流言仍旧不休，但我仍旧不大相信这件事和孟小冬有关系。讲一个重要因素，倘若这个凶手真的是为了孟小冬而来，冯耿光作为梅兰芳的保护人和支持人，绝不可能坐视不管。梅孟二人直到1931年才分手，也就是说，是在枪击案发生了四年之后，尽管梅孟结合是冯耿光同意的，但如果有什么危险逼近了梅兰芳，冯耿光一定会把这些危险统统铲除，孟小冬也不在话下，毕竟“大爷的命最要紧”（这是梅案传闻中福芝芳说的话）。

那么，关于此案那些详详细细的细节，究竟是怎么从口口相传而成为白纸黑字的呢？

始作俑者，可能是薛观澜。

薛观澜，江苏无锡人。祖父薛福成是维新派，父亲薛南溟是著名实业家，薛观澜早年就读于北京清华学堂，后留学美国，毕业于威斯康辛大学经济系。他喜爱体育运动，曾任该校田径队队长，还是短跑健将。回国后，在北京汇文大学任体育教练。后曾任北洋政府监务署检事、驻英使馆三等秘书、直隶省省公署顾问、外交部特派直隶交涉员等职。

薛观澜的妻子是袁世凯的次女袁仲祯，两人在1919年结婚，因袁世凯已死，乃由其子袁克定主婚。因为他写了很多梨园故事，又和梅兰芳孟小冬等人属于同一时代，所以大家认为他的讲述有一定的可信度。

薛观澜是余叔岩粉丝，和余交往甚密。我购买了他的《我亲见的梅兰芳》，成书时间在1963年左右，像是报纸专栏合集，有很强烈的时代特征，言必称“反攻大陆”。考虑到作者当时的立场，会发现有些许信口开河，比如说梅兰芳是被梅葆玖气死的，比如说程砚秋是“看到梅兰芳的飞黄腾达，自己一筹莫展，于是以酒浇愁，抑郁而终”。

而看到梅兰芳绑架案这件事，我一下子明白为什么大家这么容易相信他了，因为写得实在精彩，而且上来就说，这件事是他亲历的。

他说这个“李志刚”是个官二代，真名叫王维琛（也有写成惟琛的），是京兆尹王达（1915年—1924年曾任京兆尹）的儿子，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孟小冬的忠粉，上来就说“孟小冬是我的未婚妻”。

王维琛这个名字，我一开始还以为是章君榖的《杜月笙传》首发（蔡登山也认为是章记错了，而后误导了许多后来研究者）。但章的书成书于1967年，晚于薛文（薛去世于1964年），所以一开始把李志刚误传为小王的，还是薛观澜。

既然凶犯“李志刚”确实是个化名，那有没有可能是小王公子呢？我们注意到，在最开始的报道里，说李志刚当时自报家门是山东人，但是说话口音是天津口音，而王达是安徽人，小王公子即便早年跟着父亲到了北平，也绝无可能可以去学一口天津话（除非他喜欢说相声？）。

另外，如果凶犯是王维琛，照理说在北平的朋友不少，为什么尸首悬挂在大栅栏整整三天，却没有一个人把他认出来呢？

《北洋画报》还特别指出，当天，梅兰芳曾经两次从李志刚面前走过，但是李没有认出来，如果真的是和孟小冬有交往的大学生、京兆尹之子，怎么可能认不出来梅兰芳呢？

但是，薛的文章太细节了，细节到“我和内兄袁克良一同站到无量胡同我家的大门”，这种现场直播，很容易让观众相信，他就是唯一的内幕披露者。——但根据刘运兴的《袁世凯的儿子们（三）》《项城文史资料》第八辑，1918年，袁克良搬到锡拉胡同，两年后患精神分裂症，长期瘫痪在床，后其家庭搬至天津大营门，1927年时，是否有可能和薛站在无量胡同观摩绑架案呢？我们暂且存疑。（也不能说没可能，说不定那时候还没疯）

可是，有一个最最常识的问题，那就是，绑架案明明发生在冯耿光宅，而不是无量大人胡同啊！！！

而这两个地方，并不相邻，你看看，可差了两三公里啊！

写了那么多细节，却把最基本的地点写错，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只有把地点写到无量大人胡同，薛才有可能亲历这件事（因为他当时也住在无量大人胡同）。

另外，薛说“枭首示众”了三天，却连名字也不肯公开——

但实际上，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李志刚”这个名字，《北洋画报》甚至直接拍摄了枭首的告示。

但因为他这样声情并茂地一写，这个事情就立刻飞快传开了。

能写得如此之细节，难道薛真的是信口胡说吗？我相信不是，他一定也是有一个大致的范本，在此基础上进行添加的，再往上挖掘，比薛更早的版本，是1955年出版的喻血轮的《绮情楼杂记》。

《绮情楼杂记》有一些细节可以和当年的报纸对得上，比如是在冯宅，比如先报丧要钱，但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年代，“民国七八年”，即1918-1919年，年代不对。第二是钱数，喻血轮经历过抗战和内战，可能已经忘记了1927年的货币流通，梅兰芳和冯耿光要是有二十万，那就不用发愁是不是去美国会亏本了。

让我们来进行大胆猜测，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这本来就是口口流传的一个传闻，喻血轮写在笔记里，而薛观澜进行了再次加工，之后就变得言之凿凿，由于喻血轮和薛观澜都和梅孟是同时代人，薛更有“袁世凯女婿”的称呼加持，这使得孟小冬未婚夫为爱绑架梅兰芳这件事，在大半世纪之后，变得板上钉钉，甚至添油加醋，细节十足。《粉墨春秋》里诸位所说，很有可能是经过了艺术加工之后的各种传说。

1963年，梅兰芳去世，唯一能够证明此事的人，是始终没有出现却处于漩涡中心的孟小冬。

她一直保持沉默。

住在香港的她，是否有看过这些传闻呢？也许有的，也许没有。但她是正面回应过这件事的，那是1933年的《孟小冬紧要启事》：

声明写得再明确不过了，她和李某从不相识，这件事和她一毛钱关系也没有。该说的，她已经都说过了，从此之后，她都保持沉默，因为“是我负人，抑人负我，世间自有公论”。

相比之下，这些流言，又有什么意义呢？

毕竟，这一个世纪以来，这一千年以来，什么事情都要扯上“红颜祸水”的恶意流言，还算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