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工作并没有带来改变，甚至有时还会倒退｜7月22日 一席北京场速递

上周六我们在北京举办了第116场一席演讲，上午风雨大作，开场后渐渐雨过天晴，希望我们的生活也能如此吧。

以下是本次活动的幕后花絮和精彩片段。

花絮

演讲

在我们办理的近500个案例中，除了家暴案，约四分之一涉及妇女和女童的性骚扰、性侵。与家暴相比，性侵和性骚扰的受害人更难发声、更难维权，也更难获得胜诉和救济。

虽然这些年，学校和职场性骚扰似乎成为了公共话题和热点议题。但我们发现，它们很少进入诉讼。更让受害者不安的是，即使进入诉讼，由于与家暴一样存在取证难、证明标准高的困局，性侵、性骚扰案胜诉的比例不到30%；即使胜诉，受害者获得的精神抚慰金并不高。

所以在性侵、性骚扰的议题上，我认为法律的进步和现实情况的变化似乎是两条平行线，并不交融。这是一个道阻且长的过程，需要更有力地支持受害人，更严厉地处罚施害者。

有了培训、设备还有系统，就能救人了吗？我刚才听到一位小伙伴说，心肺复苏和AED我一年多前学过，但好像忘记了。是的，肯定会忘记的，正常来说一年会忘得精光。所以我们需要每年至少一次的真实演练。

真实演练就是你真的会接到电话，对你说现在有人倒地，请你来救他。我们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大家会担心，这会打扰大家工作吧？这不是“狼来了”吗？

但我们已经在腾讯内部做了几百次演练。来参加的员工到了现场就会发现，原来还有这么多同事来了。他们会觉得，那我就踏实了，因为万一我倒下，真的有人会在4分钟内赶来救我。

想到沙弥雌鸮身上发生的事情就很痛心。做一只渔鸮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这些鸟类生活在食鱼鸟类所能分布的极限边缘，在冬天极度寒冷的地方。一年中的好几个月，大部分猎物都隐而不现。然后我们这些坏人来了，把它们抓起来，又是抽血，又是装GPS 到它们背上。我们大概抓了沙弥雌鸮 6 次，把GPS装上去又取下来，反反复复。

虽然我心底知道，她提供的数据能够帮助我们提出保护建议，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为了她和她同类的利益。但我们却没能保护住她，这很难过。

对我来说这不是码头工人一个人的苦难，不是王家龙，也不是李正德，不是阿华，也不是我房东他们个人的不努力不积极，这是社会造成的集体性的苦难，这件事情要被看见。

我在想，被卷入这样大的集体的苦难，只是1980 年代基隆那一群码头工人吗？不是，他们即我们，差别只在于时代，在于不同的产业，在于不同的区域。

我作为一个心理师，在 2023 年我的工作还是稳定的，可是十年后会不会还是稳定？我不知道。就像台湾有一段时间有机师离职潮，还有工程师解雇潮。因此我在谈的这群基隆码头工人，他并不是一个遥远的别人的故事，他们一直都是我们。

其实我经历了很多颠簸的生活，有时候搬着家就去演出，脸上脏脏的，手也没洗，颠沛流离的。有时候生活特别的不明所以，在这过程中，我一直以苦为乐，我内心燃烧着对音乐的一种狂想，一种爱，我内心充满了澎湃。

我去网吧写作，去看鲍勃·迪伦的书，在那种鼓舞中去感受艺术对我的召唤，可以说艺术是我的救赎，它同时是我的一种引领。

▲ 木兰花开的小展览

▲ 张浅潜老师签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