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神秘失踪，11岁男孩在家“卧底”，和警长联手把父亲送进监狱

1990年元旦前一天的凌晨，诺琳·博伊尔神秘“失踪”了。诺琳的丈夫，是镇上备受爱戴的名医，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他的说辞，认定诺琳只不过是离家出走——除了她11岁的儿子科利尔。

坚信母亲不会弃他而去的小男孩，偷偷调查母亲的死因，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科利尔开始预感到，下一个凭空消失的人，会是他自己……

1989 年12 月31日的凌晨，11岁的科利尔·兰德里·博伊尔（Collier Landry Boyle）从睡梦中惊醒，他看了一眼心爱的蝙蝠侠时钟，当时是凌晨3点18分。

惊醒他的是隔壁母亲房间里的尖叫声，发出声音的，似乎是自己3岁的妹妹伊丽莎白，然后是前后两声闷响，仿佛什么东西撞击到了墙上。

紧接着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脚步声在科利尔的卧室门口停住。科利尔吓得钻进被子里，一动不动，不敢发出一点声息。

科利尔的父亲约翰·博伊尔医生，透过打开的房门，无声地注视着自己的儿子。过了好一会，卧室的门才重新关上，走廊外的脚步声继续前行。

在此之后，科利尔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

科利尔的父亲名叫约翰·博伊尔（John F. Boyle Jr.），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消防员，母亲结婚前是个模特。约翰·博伊尔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自称曾在海军军队担任军医，有个相当辉煌的履历，之后他定居在曼斯菲尔德，成了当地声名赫赫的整骨医生。

约翰·博伊尔的病人们回忆，这位名医亲切体贴又自信满满，相当讨人喜欢。接待病人的办公室里，挂满了他在海军军队工作时的照片，高调地彰显着名医的“光辉往事”。然而，日后媒体爆料，这些“光辉往事”的真实性和准确度都很低，但总体来说，约翰·博伊尔的业务能力相当不错，据说当时曼斯菲尔德每13个人里，就有一个是他的病人，令同行们艳羡不已。

科利尔的母亲在婚前的原名叫诺琳·玛丽·施密德（Noreen Marie Schmid），同样来自费城，出身于一个蓝领家庭，诺琳17岁那年，认识了约翰·博伊尔（19岁），五年后两人结婚。

日后的媒体，经常将诺琳形容为“女版盖茨比”或是“荷莉·葛莱特利”（《蒂凡尼的早餐》的女主角），暗示其草根出身和“高嫁”。其实诺琳同样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牙科学院），毕业后在牙科诊所担任卫生师，丈夫在医学院就读期间，全部由她支持供养。

直到约翰·博伊尔事业起步，诺琳才生下了两人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出生于1978年的科利尔，此时两人结婚10年，诺琳已经32岁。

在科利尔的记忆里，父亲的身影永远很模糊，“忙于事业”的约翰·博伊尔，几乎将所有的育儿工作都留给了妻子。科利尔后来在法庭上说，自己99%的时间，都由母亲陪伴，和父亲相处的时间，最多不过1%。

科利尔崇拜着自己温柔又漂亮的母亲，他说母亲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乖巧聪慧的科利尔则是诺琳唯一的慰藉。科利尔回忆说，母亲即使在购物的时候，也会带他去美术馆或者科学馆，把那天作为寓教于乐的“人生课程”。每年的圣诞节，诺琳都会鼓励科利尔捐赠出自己一半的玩具，并且告诉他，要学会和别人分享幸福。

“母亲总是把他人的需求，放在自己之前，她教会了我如何真正地去关心、去爱别人。”

（科利尔和母亲）

而在科利尔的印象里，他和父亲的关系，永远“浮于表面”，父子之间从未有过深层和亲密的连结。小男孩的内心深处，总是对父亲有着莫名的恐惧，因为他知道这个深受病人喜爱的名医，有着和公众形象截然不同的另一副面孔。

在家中的约翰·博伊尔，脾气暴躁易怒，一言不合就打砸东西，弄得满屋狼藉，甚至会把儿子挚爱的宠物狗狠狠摔到墙上。这个表面上温文尔雅的医生，会称呼自己的儿子为“白痴肥仔”、“娘炮脓包”以及年少的科利尔根本无法启齿的侮辱性词汇，并逼着他不断大声重复。

（约翰·博伊尔和儿子）

不过总体说来，绝大多数时间都和母亲相伴的科利尔，童年过得还算幸福。然而孩童敏锐的直觉也告诉他，母亲并不快乐，她望向自己的温柔的眼眸里，总有化不开的愁云。长大之后，科利尔才意识到，那是抑郁、悲哀和极致的孤独。

随着约翰·博伊尔事业蒸蒸日上，一家人过上了优渥又备受尊敬的生活，成了这个小城里的“上流人士”。他们搬进了曼斯菲尔德富人区，生活在一栋精心打理的住宅里，科利尔就读于最好的私立学校。1989年的夏天，他们还收养了一个3岁的来自中国台湾的小姑娘，取名为伊丽莎白。这个郎才女貌、儿女双全的家庭，仿佛就是完美生活的理想模版。

（博伊尔家）

诺琳也成了当地“富太团”中的一员，据说她会对自己的个人经历进行“修饰”，编造一些不堪一击的故事（比如说自己在豪宅中长大、曾经获得沃顿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等等）。

她的朋友们说，诺琳非常在意别人的看法，但她并不虚荣势利，反而是个相当真诚、有点讨好型人格的人，形容她“刚遇见一个人，就能对他们掏心掏肺，急切地想和对方交心”。

（诺琳和儿子）

约翰·博伊尔有着持续不断、从未停歇的婚外情。约翰·博伊尔的家人（健在的母亲、弟弟和妹妹）对此心知肚明，却从不过问，长期在情感上遭受丈夫轻视和虐待的诺琳，则假作不知。

约翰·博伊尔所在医院的一名护士回忆，她的儿子和科利尔是幼儿园同学，一次接孩子的时候，她发现诺琳情绪异常低落。这名护士询问后才知道，原来她常常见到的诺琳佩戴的一只手镯莫名其妙地不翼而飞，这只手镯是她过世父母的遗物，是诺琳异常珍视的传家宝。

几天之后，这名护士赫然发现，自己某个同事手腕上，戴着一模一样的手镯——也就是说，约翰·博伊尔偷窃了妻子的传家宝，再作为“新买的礼物”，赠送给自己的情人。

1989年的父亲节，科利尔看见父亲和一个年轻女子亲吻调情，约翰·博伊尔毫不在意地向儿子介绍了自己的“好朋友”：

“看看这是谁！这是雪莉哦！”

科利尔看到这个年轻女子的手上，戴着一枚闪亮的定制款戒指，那是他母亲诺琳不久前“丢失”的东西。

就在那个瞬间，科利尔明白了什么，无忧无虑的童年也从此一去不返。

（诺琳和儿子）

科利尔找到母亲，严肃地告诉她：

“妈妈，请坐下来，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我觉得爸爸他有个女朋友。”

这是压垮诺琳的最后一根稻草。她可以对丈夫无数的婚外情假作不知，但把儿子卷进这些风流韵事里，是诺琳无法容忍的事情。1989年11月17日，44岁的诺琳递交了离婚申请，并告诉丈夫，自己打算结束两人22年的婚姻。

约翰·博伊尔却竭力说服诺琳，承诺要“浪子回头”，努力修复这段婚姻。他还向妻子提议，要带着全家移居宾夕法尼亚州的伊利市，在那里重新开始。

伊利市（Erie）和曼斯菲尔德虽然属于不同的州，但其实相距不远，驱车前往不过3小时左右。约翰·博伊尔不只是嘴上说说，行动上似乎也颇有诚意，他经常在工作之余前往伊利，很快在伊利市（Erie）购置了一栋大房子，并打算在那里开办诊所。

（伊利市—曼斯菲尔德）

诺琳和丈夫的关系，一度有所缓和。然而她不知道的是，其实早在自己提交离婚申请之前，就有一个自称“雪莉·博伊尔”的年轻女人，致电伊利市的房产公司，表示自己正和丈夫寻找新居。

1989年11月12日（诺琳递交离婚申请5天前），约翰·博伊尔就签署了房屋合同，买下了位于伊利市米尔克里克镇（Millcreek）一栋价值29.9万美元的湖滨别墅，并和房主商定，自己将在1990年1月1日入住。

签合同的时候，约翰·博伊尔的年轻“妻子”也陪在他身边，她身怀六甲，看上去即将临盆。

（新居的房契）

1989年12月27日，和家人“欢度圣诞”后，约翰·博伊尔再次驱车前往伊利市，在他强硬地不断催促下，新房的原房主提前搬了家，约翰·博伊尔拿到了新房的钥匙。

4天之后的凌晨，如开头所述，科利尔听到了妹妹的尖叫声和撞击的闷响。

（科利尔和妹妹伊丽莎白/1989年圣诞节）

后来在法庭上，检察官问科利尔，为什么当时没有起床，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科利尔回答：

“因为我极度害怕我的父亲，从小到大一直如此”，所以当父亲站在卧室门口的时候，科利尔本能地选择了躲避，因为此时他早已恐惧得无法动弹。

误以为儿子熟睡的约翰·博伊尔离开了，科利尔日后甚至不敢去想，如果那天凌晨，父亲发现自己没有睡、并且听到了一切，那他将会怎么样？

1989年12月31日早晨8点30分，科利尔冲进母亲的卧室，里面空无一人。他注意到母亲的床单不见了，床上似乎也没有睡过的痕迹，科利尔跑下楼，质问楼下客厅里的父亲：

“我妈妈在哪里？”

约翰·博伊尔以漫不经心的语调回答：

“哦，科利尔，妈妈要去度个小假。”

接下来，父亲让他坐好，用从未有过的和蔼语调，告诉科利尔不能报警（妈妈很快就会回来/影响不好/妈妈会生气……），但科利尔不相信他的话，这个小男孩深信一件事，母亲绝不会抛下自己和妹妹、一个人一走了之。

科利尔先找到了母亲的电话簿，把它藏在自己的加菲猫玩具里，然后趁着父亲不注意，他拿走了家里的便携式电话机，偷偷溜进了卫生间锁上门，按照电话簿逐一给母亲的朋友打电话，询问她们知不知道母亲的消息。最终，诺琳的好朋友谢丽·鲍登（Shelly Bowden），在新年那天（1990年1月1日）报了警。

这个朋友很聪明，没有提到科利尔的名字，只是声称自己和诺琳有约，但她没有现身。

这份失踪报告，被交到了曼斯菲尔德警局警探大卫·E·梅斯莫尔（David E Messmore）手上，他先是派了两个手下去博伊尔家了解情况。约翰·博伊尔告诉他们，他和妻子在深夜发生了争吵，之后妻子愤而离家，并声称有人开车来接走了她。

大卫·梅斯莫尔是个能干又经验丰富的警探，但即使是他，最初也没有对约翰·博伊尔的说辞有所怀疑，因为类似的事情经常发生（尤其是节日期间）。

另外，约翰·博伊尔的母亲、74岁克莉丝汀（Christine）也提供了有力的“旁证”，她坚称自己当晚也在儿子家，听到了儿子儿媳的争吵、以及儿媳愤然离家的声音。

不过，大卫·梅斯莫尔还是在第二天（1990年1月2日），亲自前往博伊尔家确认。约翰·博伊尔不在家，照常前往伊利市“装修新房”，克莉丝汀·博伊尔接待了大卫·梅斯莫尔，虽然两个孩子都在场，但回话几乎都由克莉丝汀一人包揽。

克莉丝汀又提供了一条新的“旁证”，她声称三年前的圣诞节，诺琳就曾“离家出走”过一次（之后证实此事纯属虚构），然后第二天就回了家，暗示儿媳这次不过是“旧病复发”。

在此之前，克莉丝汀对儿媳相当好，两人可谓“情同母女/姐妹”，可是自从儿媳消失后起，克莉丝汀·博伊尔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大转弯。

科利尔后来回忆说，他并不认为祖母是父亲的帮凶，甚至可能一直不清楚事情的真相。但一个意大利母亲总是“家庭第一”，总会不遗余力地去维护儿子，更何况这个儿子不仅是她引以为傲的长子，还是一个操纵大师（约翰·博伊尔后来受审时，还“说服”了母亲倾家荡产为自己聘请名律师，丝毫不在乎她如何养老）。

大卫·梅斯莫尔第一次见到科利尔，就感觉到这个小男孩悲痛欲绝，甚至有些神情恍惚，只是低声嗫嚅着什么，但每次都被祖母打断。

有那么一个当口，克莉丝汀·博伊尔暂时离开了房间，科利尔突然跑到大卫·梅斯莫尔身边，郑重地说道：

“我妈妈是不会丢下我一个人的，这里肯定有问题！”

一般来说，像科利尔这个年龄的孩童，通常不算可靠的证人，对他们的话，警探们会习惯性地打点折扣。但这一次，大卫·梅斯莫尔却感到，这个小男孩的话绝不能轻视。

第二天，大卫·梅斯莫尔再一次拜访博伊尔家，想要找小男孩单独谈谈，结果却被克莉丝汀·博伊尔赶了出来（因为博伊尔家并非诺琳失踪的报警人，当时也没有任何“案件”，所以有权不配合）。

大卫·梅斯莫尔决定要继续调查，他的上司对此不以为然，两个手下则对他言之凿凿地表示，约翰·博伊尔不但是本地备受爱戴的名医，还曾经是功勋卓著的海军飞行员，参加过越战、解救过伊朗人质，这样的人绝对不可能有问题（日后调查发现，约翰·博伊尔的这些“丰功伟绩”真实性几乎为零）。

但大卫·梅斯莫尔没有退却，开始自行调查，其实当时他手上没有任何证据，唯一的理由就是觉得科利尔“可信”，这大概要算“警察的直觉”吧。

新年假期结束后，大卫·梅斯莫尔偷偷前往科利尔的学校，在那里和小男孩见了面。

科利尔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了大卫·梅斯莫尔，包括除夕夜听见妹妹的尖叫和之后的撞击声、以及之前撞见的父亲那个名叫“雪莉”的情人。临走之前，大卫·梅斯莫尔给科利尔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并反复叮嘱小男孩，在家里一定要小心。

大卫·梅斯莫尔很快找到了“雪莉”，她全名雪莉·坎贝尔（Sherri Lee Campbell），时年28岁，是约翰·博伊尔某个生意伙伴马克·戴维斯（Mark Davis）的外甥女。雪莉·坎贝尔之前有过一次婚姻，并且有2个孩子，1990年1月12日这天，她又生下了一个女儿，婴儿的名字叫做克莉丝汀（约翰·博伊尔母亲的名字）。

约翰·博伊尔以往那些不加掩饰的风流韵事，也随之被挖掘出来，大卫·梅斯莫尔还发现，名医在同事们中间口碑欠佳，一些人讨厌他四处沾花惹草的作风，另一些人觉得他的魅力浮于表面，缺乏同理心又自私，无法与人建立深层情感连接。

除此之外，大卫·梅斯莫尔还从博伊尔家某个邻居那里，得到了一个重要线索。这个邻居告诉他，1989年12月31日那天，自己从凌晨时就失眠了，但没有听到任何车辆驶过的声音。约翰·博伊尔声称妻子离家出走，而且有人开车接走她这个说辞，更可能是谎言。

基于这些证据，大卫·梅斯莫尔申请了搜查令，物证人员在博伊尔家进行了地毯式的搜查。由于当时还处于前DNA时代，这里又是诺琳的家（指纹/毛发基本没用），所以对警方来说，能够作为证据的，只有尸体和血迹，但令他们失望的是，这一次他们一无所获。

这次搜查之后，大卫·梅斯莫尔被上司施压，要他不要再“无理取闹”，也不许他再次进入博伊尔家。但大卫·梅斯莫尔仍旧和科利尔偷偷保持着联系。科利尔几乎每天都会去校长办公室，在那里给警探打电话，询问他调查有什么进展，还会向他汇报自己家中的情况。大卫·梅斯莫尔则一有空闲，就悄悄前往科利尔的学校，和小男孩见面。

大卫·梅斯莫尔后来说，如果不是这个“小内应”，这起案件很可能石沉大海，根本无法破获。大卫·梅斯莫尔对待科利尔也平等坦诚，并没有因为对方是个孩童而轻视或者隐瞒，并且不断叮咛科利尔要小心谨慎。但他内心深处也知道，无论自己怎么说，这个小男孩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寻找着母亲。

（科利尔和母亲）

得知警方没能找到母亲，科利尔开始趁着父亲和祖母不在的时候，偷偷在家中翻箱倒柜。当然，这是孩童的天真思维，对案情并没有什么帮助，但他汇报的另外一些细节，却让大卫·梅斯莫尔找到了正确的侦查思路。

科利尔告诉梅斯莫尔，父亲从母亲“失踪”起，就频繁地前往伊利市的新家，回家后还抱怨自己浑身酸痛，让儿子在他背部涂抹舒缓膏。

究竟是什么样的“装修”，会让一个身强力壮的整骨医生腰酸背痛？难道说，约翰·博伊尔杀死妻子后，将尸体跨州搬到了伊利市的新家，在那里处理尸体？

梅斯莫尔联系到了卖房给约翰·博伊尔的地产经纪人米歇尔·巴特（Michelle Barth），从她那里了解到了几条重要线索：

首先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约翰·博伊尔看房和买房时，身边都有一个怀着身孕的年轻“妻子”，梅斯莫尔出示了雪莉·坎贝尔的照片，米歇尔·巴特毫不犹豫地点点头，就是她！

其次是签订合同之后，约翰·博伊尔不断催促卖家，终于让他们提前搬走。

第三件事就是，在看房子的时候，约翰·博伊尔很在意地下室的地板，询问米歇尔·巴特能不能拆掉？米歇尔·巴特颇为不解，因为地下室的地板质量上乘，算是那幢房子的卖点之一，约翰·博伊尔则解释说，自己的孩子喜欢打篮球，所以他不得不增加层高。

除此之外，警方还调查到以下情况：

1989年12月29日，约翰·博伊尔在新居附近的五金店，租用了一柄手提钻。1月4 日，他又在曼斯菲尔德购买了一块12 x 27 英尺（3.65x8.23米）的绿色地毯。1月8日，约翰·博伊尔找来伊利市当地的一个装修施工队，让他们在地下室安装置物架，这些置物架的下面，是崭新的绿色地毯，施工队还注意到，尽管正值寒冬，地下室的窗户却一直开着。

（租用的手提钻）

基于这些证据和线索，答案其实已经呼之欲出，但问题是，警方无法证明约翰·博伊尔单独（或是和雪莉·坎贝尔）在新房逗留足够长的时间，来施行这个推断中的埋尸行动（看房和施工队在的时候不算）。如果不能证明这一点，就属于相当理由（probable cause）不足，无法申请到对伊利市那栋新房的搜查令。

之后通话的时候，梅斯莫尔将这些情况如实告诉了科利尔。不久之后，约翰·博伊尔带着科利尔去办公室，在他下车加油、暂时离开的当口，科利尔开始翻找车里的储物箱，他发现了两张拍立得照片，是新家壁炉的照片，科利尔藏起了照片，第二天去学校时，偷偷交给了大卫·梅斯莫尔。

随着警方调查的逐步深入，约翰·博伊尔也越来越紧张，他开始觉察到，在自己身边存在着一个“内鬼”。一天，科利尔放学后，发现父亲异乎寻常地和蔼，他笑着告诉科利尔，自己不久之后要去佛罗里达州，参加一个医学会议：

“你何不同我一起去？我们父子俩一起愉快地度个小假，忘掉眼前的一切，你说怎么样？”

世纪审判

科利尔立刻知道大事不妙，父亲往年去参加医学会议，全部都在春季，况且从小到大，父子两人从未单独旅行过。

吓坏了的科利尔立即给大卫·梅斯莫尔打电话：

“我再也不会从佛罗里达回来了，我会淹死在墨西哥湾里！”

所幸这个“父子旅行”并没有付诸实施，因为在此之前的某天凌晨，两个陌生人闯进了科利尔的卧室，并告诉睡眼惺忪的小男孩，立刻收拾行李。原来是大卫·梅斯莫尔紧急联系了儿童保护服务机构，他们把科利尔和妹妹伊丽莎白，一并送进儿童收容中心保护起来。

大卫·梅斯莫尔也终于有机会和伊丽莎白谈一谈。之前科利尔曾经告诉梅斯莫尔，伊丽莎白虽然有自己的卧室，但这个三岁的小姑娘，经常会在夜里跑到诺琳的卧室，爬进养母的被窝一起睡，1989年12月31日那天凌晨也不例外。

伊丽莎白告诉大卫·梅斯莫尔，她看见“爹地把妈咪放在地板上，把她（用床单）裹得像个雪人”，之后还用洋娃娃演示了一遍。

伊丽莎白目睹了发生的一切，而约翰·博伊尔，即使在一个3岁小姑娘的注目之下，依然未有一刻迟疑。

1990年1月25日，大卫·梅斯莫尔申请到了搜查令，他带着手下进入了约翰·博伊尔位于伊利市的新家，拆掉了地下室里那些置物架，掀开了新铺的绿色地毯。警员们很快发现，地毯下面有一块地面的水泥还没有干透，他们找来了铁锹，开始向下挖掘。

警员们一边挖掘，一边即时录像，这段录像后来成为此案最著名的呈堂证据之一。3个小时之后，一具严重腐烂的尸体呈现在警探们眼前，塑料袋蒙着尸体的头部，在颈部紧紧系住。

（尸体的头部蒙着塑料袋）

约翰·博伊尔医生当天在曼斯菲尔德被捕，逮捕他的警探说名医一言不发、满脸冷漠，法庭随即冻结了他的绝大部分资产（为了两个孩子考虑，不然名医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一定会全部花掉）。

（约翰·博伊尔被捕）

科利尔很快得知了母亲的死讯，大卫·梅斯莫尔去看他的时候，小男孩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妈妈死的时候平静吗？”

大卫·梅斯莫尔轻轻点了点头，他没忍心告诉小男孩真相。尸检结果显示，诺琳·博伊尔的头部有两处钝器伤，科利尔听见的那两声闷响，是诺琳受击打时身体撞击在墙上的声音，但她的死因是窒息——也就是说，当约翰·博伊尔将妻子“像雪人一样”用床单包裹起来、并用塑料袋紧紧蒙住头部时，诺琳·博伊尔依然活着。

而这一点，身为医生的约翰·博伊尔，不可能不知道。

1990年6月4日，对约翰·博伊尔的审判正式开始。这起案子堪称俄亥俄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刑事审判，媒体对审判进行了全程电视直播，当地最大的报纸，甚至专门为案件创办了临时特刊。

约翰·博伊尔坚决否认自己谋杀了妻子，声称“我没有谋杀诺琳，从来没碰过她一根手指头”，然而虽然约翰·博伊尔极力渲染自己和妻子关系融洽，但他甚至连两人的结婚时间都记不清楚（他在法庭作证时，声称和妻子“结婚将近二十年”，实际上是22年）。

约翰·博伊尔的理论是：“一定是某个神秘人谋杀了她，然后闯入我的新家，移开地下室的置物架和地毯、用我的手提钻挖了个洞，把诺琳的尸体放进去、用他自己新买的水泥封住了洞口，再把地毯和置物架复原……”

负责此案的检察官詹姆斯·J·梅耶尔（James J. Mayer, Jr）日后回忆说：

“约翰·博伊尔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撒谎专家，他说的谎话实在太多，说着说着估计他自己都信了。”

（法庭上的约翰·博伊尔）

约翰·博伊尔的情人雪莉·坎贝尔也被传唤，虽然薄有罪名（比如冒充约翰·博伊尔的妻子在房契上签名），但她没有受到起诉。因为没有证据表明雪莉·坎贝尔知道尸体的存在，她似乎深信约翰·博伊尔的说辞（诺琳离家出走了），正满心欢喜地准备转正，期盼着与名医“丈夫”一道，在伊利市的新家开始“幸福生活”……

警方、检察官和法官一致认为，雪莉·坎贝尔只是个道德水准不高、智商也不太高的恋爱脑。比如她声称自己怀孕6个月时，约翰·博伊尔才告诉她自己已婚，当检察官问她，为什么知道对方是已婚男，还要和他继续来往时，雪莉·坎贝尔理直气壮地回答：

“你不能因为男人说过一次谎，就不信任人家呀！”

（这句话后来被当地报纸选为年度“名言”之一）

检察官詹姆斯·梅耶尔评价说：“约翰·博伊尔是个十足的控制狂，即便是打算和小三开始新生活，他也要把原配埋在脚底下才能安心。”

不过，虽然检方有不少物证，但这些都属于间接证据，他们仍然需要一个关键性的证人，大卫·梅斯莫尔前往儿童收容中心，诚恳地询问科利尔，愿不愿意为检方作证？

科利尔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日后回忆说，虽然作证的过程很可怕，既要直面他一直恐惧不已的父亲，还要被迫接触很多关于母亲遇害的细节，但他从未有一刻后悔过：

“我想为我的母亲伸张正义，在为她讨回公道这件事上，我想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990年夏天，12岁的科利尔走上了证人席，以超越年龄的冷静、聪慧和勇气，向陪审团讲述了母亲的孤独和抑郁、父亲的暴虐，以及除夕夜的凌晨自己听到的一切。

（出庭作证的科利尔）

曼斯菲尔德最大的报纸《曼斯菲尔德新闻杂志》（Mansfield News Journal）的前主编汤姆·布伦南（Tom Brennan） 回忆说，人们关注这起案子，是因为约翰·博伊尔医生的名声，但审判结束后，所有人都喜欢上了这个名叫科利尔的小男孩。

1990年6月29日，约翰·博伊尔被判犯有恶意谋杀（aggravated murder）和虐待尸体罪。虐待尸体罪刑期为18 个月，恶意谋杀为无期徒刑，20年后可申请假释，两罪并罚并吊销行医执照。

宣判那天，虽然法官反复强调要保持安静，但法庭内外，依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

然而审判结束后，科利尔失去了一切。

父母双方的亲戚都抛弃了他，父亲的家人认为是他的证词把约翰·博伊尔送进了监狱，将科利尔视作家族的“叛徒”：诺琳居住在马里兰州的姐姐和弟弟，所以也不想和他有任何关系，因为科利尔“看起来像他父亲”。

当然，“看起来像他父亲”只是表面上的说辞，科利尔日后才知道，在母亲遇害前两年，约翰·博伊尔曾猥亵过舅舅的几个女儿。当时，马里兰州警方准备逮捕约翰·博伊尔，但科利尔的表妹们却不敢作证，此事也不了了之，科利尔的舅舅竟然也没将此事告诉姐姐诺琳。

科利尔和妹妹伊丽莎白被送到了寄养家庭（政府监护下的暂时住处），有一天，兄妹俩正一起玩耍的时候，有人带走了伊丽莎白，她被某个家庭收养。她的养父母为她改名换姓，拒绝科利尔再和她联系。

时至今日，科利尔再也没有见过这个自己曾经的小妹妹。

（科利尔和伊丽莎白）

唯一没有抛弃科利尔的，是大卫·梅斯莫尔，他和妻子苏珊都非常喜欢科利尔，希望能够收养这个小男孩，并且向法院递交了申请。然而令他们和科利尔都极度失望的是，法官驳回了申请，认为如果收养将构成“利益冲突”。

（按理说，此时审判已经结束，梅斯莫尔夫妇收养科利尔应该没有问题。我猜想大概是因为约翰·博伊尔入狱后不断地搞事情，要求重审/申诉判决无效，而科利尔如果被大卫·梅斯莫尔收养，那么就会被辩方以大卫·梅斯莫尔对其“施加不当影响”为由，无法继续作为检方的关键证人在重审中作证，所以法官只能“未雨绸缪”地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大卫·梅斯莫尔和妻子苏珊/2017年）

时隔多年，白发苍苍的大卫·梅斯莫尔依然觉得，无法收养科利尔，是他们人生中的一大憾事。

13岁那年，科利尔终于找到了收养家庭，收养他的是曼斯菲尔德邻市安大略（Ontario）的一个三口之家，一家之主名叫乔治·齐格勒（George Zeigler），还有妻子苏珊和9岁的儿子列维（Levi）。

虽然科利尔最初不喜欢这样的安排，乔治·齐格勒回忆说，科利尔对自己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把我退回去吧！这样我就能被送到大卫·梅斯莫尔那里去了。”

不过最终，科利尔在这个新的家庭里安定下来。齐格勒夫妇是千里挑一的养父母，他们给了科利尔一个安稳而充满爱意的小家，还附带了一个关系亲密的大家庭，这些七大姑八大姨也个个热情友好，科利尔说，“他们根本没有把我当外人”。

（乔治、科利尔、苏珊和列维）

齐格勒夫妇深知，双方亲人的抛弃，是科利尔的一大心结，所以收养科利尔之后，他们主动联系了科利尔的亲戚。然而，科利尔父亲家那边依旧对他衔恨不理不睬，科利尔的姨妈和舅舅，虽然一开始看过外甥几次，但很快就从他的生命里消失了。

齐格勒夫妇坦言，收养科利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值青春期的少年，本来就“不好对付”，更何况这个少年，经历过如此深重的创伤，需要带他看心理医生、一直关注他的精神状况、开解他的心结。在决定收养科利尔之前，一家三口曾经开了一个会，讨论了所有可能面临的困难，但他们依旧没有退缩：

“这个孩子已经失去了太多，我们不能让他一无所有。”

收养科利尔时，齐格勒夫妇其实没有什么奢望，他们只想好好支持他到成年，之后即便是一别两宽，他们也心甘情愿。然而时至今日，科利尔每隔一段时间，仍然会回到俄亥俄州，回到齐格勒夫妇家中，乔治·齐格勒无比“嫌弃”地表示：

“结果呢？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怎么还是回来啊！”

（高中时的科利尔和养父母一家）

在齐格勒家安定下来后，科利尔给狱中的父亲写了一封信，他以远超年龄的成熟、宽厚和理智告诉约翰·博伊尔，自己仍然爱他，并且原谅了他，希望他能够承认罪行:

“我由衷地希望，你能够正视自己所做的一切，并认识到它们是错误的。”

恼羞成怒的约翰·博伊尔回了信，信中对儿子极尽谩骂之能事：

“我不想对你那拙劣不堪的文法做进一步的评价，你这些恶毒的言辞，就好像是附近某个污水池里的产物……”

（约翰·博伊尔回信摘录）

科利尔又写了一封信，再次敦促父亲认罪（当时约翰·博伊尔正在要求重审），约翰·博伊尔退回了信件，并在信封上写了一个大大的“拒收”。

在此之后，约翰·博伊尔陆续给科利尔写了500封信，这些信大部分是贬损或者谩骂，偶尔（当他对科利尔有所求的时候）则会甜言蜜语、亲切感人。每当科利尔收到信的时候，他的养父母齐格勒夫妇都会陪他一起看，并用温和但坚定的语气告诉他：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你父亲说的这些话，这就是情感操控。”

约翰·博伊尔一直坚持自己的“清白”，他在狱中研究了尸检报告，罗列出了若干与诺琳不符的地方（比如瞳孔颜色）。曼斯菲尔德警方的尸检报告，也的确存在一些愆误，一则是当时技术和小城法医的水平有限，二则由于尸体被发现时，已经严重腐烂，所以很多细节很难辨别。

约翰·博伊尔抓住这个漏洞不放，宣称警方在他伊利新居地下室里发现尸体，并不是诺琳本人。

约翰·博伊尔的弟弟更是筹划了一场“平反运动”，这位就职于美国海军部门的精英人士，言之凿凿地声称，自己已故的嫂子是个国际器官贩卖团伙头目兼珠宝走私大盗，因为罪行暴露，所以自己假死以逍遥法外。他作证说，自己曾在1990年1月2日那天和诺琳通过话，还宣称大卫·梅斯莫尔警探与诺琳有婚外情……

这番胡言乱语，当然没有被法庭采信，但约翰·博伊尔继续就此不断申诉，叫嚣着死者并非自己的妻子。终于在1995年，法庭下令挖掘出诺琳的尸体，并用最新的DNA技术核实身份，受害者是诺琳·博伊尔，毫无疑问。

（News Journal/1995-01-03）

另一边的科利尔，顺利度过了高中时代，他在养母的影响下，对音乐产生了兴趣，1996年高中毕业后，他前往俄亥俄大学音乐学院学习。

谢丽·鲍登（报警诺琳失踪的人）参加了科利尔的高中毕业典礼

成年之后，科利尔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科利尔·兰德里”，不再使用父亲的姓氏。大学后他前往洛杉矶，先是做了一段时间的平面模特，之后成了独立摄影师，事业做得有声有色。

（科利尔·兰德里）

然而即使在加州海岸的阳光下，往昔的阴霾依旧难以消散。时至今日，科利尔依旧会在凌晨被噩梦惊醒，每到新年前后，噩梦也越加频繁，他会梦见自己被困在白茫茫的雪地中央，接下来会在那里发现母亲的尸体。

每次进入亲密关系，科利尔也会顾虑重重，“我是凶手的儿子，我总要扪心自问，我有没有遗传他的邪恶特质？我会不会对未来的妻子或者伴侣，也做出那样的事情？”

虽然在理智上，科利尔相信自己绝不会如此，然而这样的自我质疑，却总会在最脆弱的当口，在心中挥之不去。

罪行会在法庭宣判之日尘埃落定，但旧罪的阴影却永远深重而绵长。

（科利尔和女友/两人是同行）

科利尔依旧和父亲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联系”，他现在明白，约翰·博伊尔是个自恋狂兼反社会人格，这样的人是无法共情、无法和任何人产生情感链接的。

“我从前不理解，为什么他这种人，还能成为一个好医生？现在我知道，对他来说，所有的病人都不过是他塑造自身形象的工具，他对患者的细心体贴，不过是为了打造自己‘好医生’的形象，内心深处，他真正享受的，是能够将他置于股掌之间的权力感。”

但他仍然想要直面父亲，想知道他究竟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的母亲。

2010年，为了申请假释，约翰·博伊尔第一次改了口，承认自己对诺琳的死“有一定责任”，但假释委员会否决了他的申请，他将于2025年获得下一次假释机会。

2017年，科利尔和著名导演芭芭拉·卡颇（Barbara Kopple）合作，拍摄了一部名为《对话杀母仇人》（A Murder in Mansfield）的纪录片。

（《对话杀母仇人》）

约翰·博伊尔也同意参与（作为自己下次假释的“加分项”），并面对镜头“深情”地回忆自己和亡妻诺琳的“爱情故事”。最终，这对父子终于面对面坐到了一起：

“我一直想问你，你为什么要谋杀我的母亲？”

科利尔终于问出了自己长久以来想问的问题。

这位前医生坚称一切只是“一个意外”：

“我推搡了她一下，结果她撞到了头，我做了15-30分钟的心肺复苏术，结果还是没能救活你妈妈……”

（父子会面/《对话杀母仇人》）

科利尔极度失望和愤怒地离开了：

“简直就是一派胡言！傻子都看得出来，这就是一起有预谋的谋杀！”

然而失望之后，科利尔感到的是一种解脱，因为当他终于直面父亲的那个瞬间，科利尔意识到：自己和这个男人，已经截然不同。

就像他的心理医生丹尼斯·马里基斯（Dennis Marikis）告诉他的那样：

“你父亲对你长期的、全方位的否定，造就了如今的你，你终于成了和他完全不同的人。”

这难道不是一件值得庆幸和骄傲的事情吗？

（科利尔和心理医生）

2021年，科利尔开办了自己的播客，名字叫做《走出创伤》（https://www.collierlandry.com/podcast）。

科利尔不想逃避往昔的创痛，过去的悲剧塑造了如今的自己，他必须背负所有这些东西，勇敢地走向未来。他要讲述自己的故事，他要告诉那些和自己有着相似经历的人，就算跌落过人生的谷底，依旧可以幸存下来，依旧能够成为一个“正常人”。

“我想我母亲，会为这样的我感到骄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