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破产、送外卖，她看清贫富两个世界

多灵恩最喜欢唐小雁。

先说唐小雁吧，她是徐童纪录片《算命》里的主角。她一直流浪，被男人性侵。算命的说她是孤单命，给她改了个笔画都是双数的名字。成为“唐彩凤”之后，她坐过牢，当过纪录片制片。谈到命运，那“都是被逼的”。

多灵恩觉得自己和唐小雁一样，是像野草一样的女人。她出生于1999年，生下来眼睛几乎是瞎的。她差点被爷爷卖掉，又被父母救回来。眼睛治好了，生活过好了，成了富家女。然后她去澳洲留学，去年她家破产了。

命运是什么呢？多灵恩曾经的拳击教练，是他那个量级的中国拳王。但在成为拳王之前，他送了两年外卖。

戏剧的是，现在，多灵恩也开始送外卖了。

“我和你爸的现金加一块不到两万。”

妈妈打来的视频电话，击碎了多灵恩最后一丝幻想。

从重庆飞墨尔本要13个小时，但噩耗传来却只要一通电话。留学后的第一个圣诞节还没过，家里就破产了。

如果现在回国，不仅之前上百万的学费都打了水漂，还拿不到学历，对家里高额的债务也于事无补。而留在墨尔本，则意味着她要在完成学业的同时，想办法挣钱养活自己，这在留学生圈子里是很罕见的。

“去找个工作吧。”一起合租的大哥听完多灵恩诉苦后，给出一个建议。大哥也是中国人，平时在墨尔本的社区送外卖。他做这个职业不是因为缺钱，只是纯粹想来国外换个生活环境。

多灵恩盘算了一下，送外卖的时薪比确实去餐厅端盘子高太多了。她跟很多留学生一样，在学校周围的餐厅里打过工，一星期干三小时，主要目的是体验生活。以前她觉得赚钱不重要，但现在，每一笔收入都弥足珍贵。

“我还真没见过有留学生送外卖的，你可以吗？”大哥劝她再想想，但多灵恩没有犹豫。在她一再坚持下，大哥领她入了行，注册了骑手平台，也搞来了衣服和电单车。

第二天早上八点，多灵恩出发了，她提上了20公斤的电池箱艰难走到了电单车前。

前两天看一个台湾小哥拿小推车装电池，多灵恩还很是不解。但自己拿上之后，才清楚地感知到了分量。她练过拳击，自认是“力气比较大的女孩子”，不过在拿上电池箱后，胳膊还是发软。

能上路吗？会摔跤吗？多灵恩有些忐忑。她几年没有骑电动车了，何况还这么沉，扶着把手的整个人摇晃晃的。这一天，她不断纠正着二十年国内生活的惯性。“靠左，一定靠左，不要搞错。”骑车的她一直给自己默念。

第一天，她接了20单，平台给新手激励，总共赚了400刀，她在停车的时候扭了脚。之后送外卖时，她无可避免地摔了跤。

在送外卖的圈子里，骑手们调侃这是必经之路，“每个人都会摔几次，要慢慢驯服自行车。”

之后的日子里，多灵恩有时感觉被一种巨大的反差感包围。

打工最勤快的时候，她一周送过五天外卖，留下两天学习。她的留学生朋友们依然背着爱马仕逛街，出门开父母给买的车，而与此同时，多灵恩穿着外卖服在大街小巷里穿梭。她遇见过清早披着被子刚起床的流浪汉，也给富人区开party的老哥送过餐，点餐多到配送箱都放不下。

在海外白人社区，成为一个中国外卖员，偏见和歧视会不自觉地涌来。有次骑车到别墅区时，一个60岁左右的白人女性突然恶狠狠地冲她吼，“你根本不懂怎么骑车，滚回你的中国。”

“你他妈闭嘴吧。”多灵恩扬起眉毛，狠狠地踢了一脚女人的车。那个白人吓到了，愣了一下，开车走了。

多灵恩从没见过欧洲或印度骑手有过这种待遇，在她的观察里，被吼的大多是华人。

歧视也有关财富。得知多灵恩家里破产后，身边的朋友们大多都是在鼓励她，但也有例外。一些关系总会暴露出它脆弱的一面。

有一次，多灵恩和往常一样找一位朋友吃饭。谈话间，对方有意无意地透露出自己“穷了”“手里没钱”，话里话外都是提防着多灵恩向她借钱。付完饭钱后，对方立马就会要求多灵恩转账，生怕她逃单。“我不会向他们借钱的。”多灵恩语气有点激动。

钱，圈子，面子……留学生群体内部有着坚固的分化。来自县城的有钱人，和来自上海的有钱人，本质上有着很大差别。小资家庭的子女需要进行一轮心态调试——在这里，有钱人的生活永远没有上限。

小奇和多灵恩选过同一节课，算是同学。他的家境也在慢慢衰落。在留学生隐形的财富榜上，小奇的排名不断后退。他在课余时间去工地打工，去搬砖，给自己赚学费和生活费。

这本来是一个自力更生的励志故事，但小奇却害怕同学发现自己下工地。“他刷到我在小红书上说我送外卖的帖子，偷偷告诉我他也在打工。他只跟我讲了，没跟其他留学生讲过，怕大家瞧不起他。”

关于打工的秘密，成为两个人友谊的基础。

家里的经济状况，多灵恩一直都很在意。她的父母是做生意的，巅峰时家里曾拥有千万资产，但这两年越发艰难。

租金是家里现金流的重要来源，但因为疫情，租出去的店面也开不起来了。2021年，父母为补贴亏空，卖掉了两处房产。

多灵恩家的房子是复式的，还有电梯，爸爸也纵容了多灵恩8岁时的审美，把她的房间全部刷成粉色——她当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公主。

那种感觉就是买东西不用看钱。多灵恩喜欢收集古着。1960年产的lee的外套，大几千的价格都是很平常的。在家里破产前三天，多灵恩还花了三四万在日淘网站上买衣服。她的衣服多到可以挂满一间服装店，每件都价格不菲。

破产后，她第一次打开了支付宝的账单，发现自己一年纯生活开销大概在四十五万左右。

危机其实早有预兆，但在真正来临前，没人意识到冲击的力量。

多灵恩亲眼见证了父母白手起家的经过。先是在菜市场门口摆地摊，到借钱开起了自己的服装店，慢慢拥有自己的店铺和资产。踩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十年，他们总觉得自己会挣钱，而且能挣更多的钱。

生意做大后，父母们陆续投资过工地、中药、比特币等产业，但对这些行业都缺乏了解。跟风投资的结局，就是跟风被骗。

“我从来不觉得人能挣到自己认识之外的钱。”多灵恩跟父母提过自己的担心，“他们觉得我小，不听。”

接下来就是不断地卖房、卖车、抵押，全套流程这家人已经无比熟悉了。弟弟也不去商店冰柜里拿自己最喜欢的冰激凌了，因为要给姐姐省钱。

多灵恩出国留学前，家里的气氛已经有了微妙的改变。她脑海里的印象常常是这样的：爸爸在客厅坐着，妈妈偏头痛卧在床上，多灵恩在自己的房间上课。在弟弟放学回家前，家里没有人开口说话。偶尔零星的对白是，“那个又亏了哦，钱收不回来了。”

2022年初，多灵恩来到澳洲后，妈妈就对家里的经济状况含糊其辞。一会说不用担心，你就好好上学，爸妈能把你供出来；一会又说，生意确实是不太好做。最后，残酷的现实世界终于在她眼前缓缓铺展。

破产后的落差，并不是一句“消费降级”就能概括。过往富裕家境所带给她的，不只是物质上的优渥，还有她对钱的认知。以前不在乎钱的人，逐渐把搞钱和省钱放在了价值链的顶端。

有一次搬家后，她发现屋子里还缺几把椅子，于是下楼问保安：“这栋楼哪里可以捡到椅子吗？”保安给她带进了一个杂物间，里面堆满了公寓里前任住户们不要的家电、家具，多灵恩从里面捡了四把毫不配套的椅子。

回家的路上，从便利店门口经过，她又觉得店员扔出来的牛奶箱不错，捡了几个拿回来做收纳。

还有吃饭也不一样了，开始送外卖以后，她每顿饭都自己做，食材可以去超市买最便宜的，控制成本。

印象最深的是今年过春节，她留在墨尔本想给自己做顿年夜饭。去超市买菜时，前面的澳洲人一边打包生菜，一边把外层的叶子扯下来扔掉，多灵恩提着袋子就在旁边捡。捡完一袋子后，她问工作人员“我可以带回去吗”，工作人员点了点头。

在墨尔本，多灵恩本科读的是marketing（市场营销）专业，这似乎是很多富人家庭的规划。她同学的父母有做知名上市公司CEO的、有经营国内高端房地产市场的。孩子出国读个经管专业，回家帮忙打理家里的生意，一代人的财富，由下一代人巩固。

而多灵恩需要面对更现实的问题。幼教、厨师这类移民专业的硕士学费大概是2万澳币一年，多灵恩自己勤工俭学就能负担。而如果继续读marketing，她会彻底把家里拖垮。

于是，就像决心去送外卖一样，多灵恩正在平静地接受移民专业。留在澳洲，打工、挣钱，是她眼前的道路。

阶级与财富的分异很多时候并不复杂。

当多灵恩骑车到富人区时，树总是高大，遮蔽了南半球刺眼的阳光。透过篱笆的缝隙隐隐约约往里看，别墅里面没有争吵，一片富裕安详。

富人们会点不同种类的外卖。新鲜的果蔬、鱼肉、牛羊，放在小小的自行车上都非常有份量。多灵恩经常在富人区迷路。停下车时，她经常会好奇，房子里面的人在干什么？需要这么多新鲜的食材，他们是在开派对吗？

而穷人则是另一番景象。凌晨一点，多灵恩骑车去到了一片低矮的平房区。她看到一个单亲爸爸正在跟女儿洗澡。小女孩两岁多，看到多灵恩手里的麦当劳眼睛冒着光，一直在旁边开心地喊叫。

多灵恩突然感到一阵心酸。小孩这么晚为什么不睡觉？房间为什么这么凌乱？爸爸是刚下班吗？很多问题困扰着多灵恩。送往穷人区的外卖，也大多是麦当劳之类的快餐。

在更穷的难民区，人们被赶到密密麻麻的公寓楼里。“臭”是多灵恩最深刻的印象。肤色、样貌、种族各异的人们出入这里，很多人一看就是刚刚历经过一场逃亡。这里的人们看起来都很满足，或许对于他们来说，有遮风避雨的地方，生活就是很大的改善。

多灵恩对气味非常敏感。她到现在还记得幼儿园时，跟着爸爸妈妈凌晨起床去摆摊，菜市场就散发着一种垃圾发酵和腌菜的味道。一直到旁边商店关门，收垃圾的婆婆爷爷来了，她才可以回家。

和大部分留学生不同的是，多灵恩不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

生下来的时候，她有只眼睛是很严重的弱视。爷爷觉得她是女孩，又瞎，把她送到了农村。她成了要挟父母分手的筹码。

后来，妈妈把她从农村接回来了，接到她时，她一个月没洗澡。妈妈买了很多矿泉水，在街边把她身上的泥冲干净。

人生的前七八年，多灵恩的记忆伴随着摔跤、弱视与医院眼科。在西南医院，医生说她严重到可以去领残疾证了。她那时还小，不理解这话什么意思，以为是夸自己，还在爸爸面前炫耀。

爸爸却动手打了她。多灵恩哭了。那天回家的路上，父母对她说，你和普通人没有区别。

自那以后，多灵恩的童年始终没离开那副蓝色的矫正眼镜，还有父母骨子里的要强。

之后短短几年间，这对年轻夫妇凭借自己的吃苦耐劳，开始在那个“很容易挣钱的年代”淘金。他们一步步地赚钱，搬去更大的房子，将自己的阶级扯离自己的出身。

但是时代变化得太快，他们没能应付过来。

多灵恩很为自己的母亲感到惋惜。她谈起母亲年轻时的“别墅梦”，这那他们家这么多年来的动力。破产前家里并不是买不起，但是将钱放在了“更重要”的投资上。而如今，那个梦已经渐渐飘散了。

多灵恩自己的梦也夭折了。她原本的计划是，毕业后开一家喜欢的古着店，自己做主理人。如今她不得不卖掉自己辛苦收藏的三分之一——有钱时这些爱好是无价的，但破产后却能直观地换算成生活费。

她现在常穿的只有一两件衣服，最简单的卫衣或者休闲装。

搬进便宜的公寓后，多灵恩洗衣服要跑到公共的洗衣房去。脱下来的衣服等一周才能洗，还要提着很沉的一筐在街上走，这是中国留学生很难习惯的生活方式，但多灵恩渐渐适应了。

她很喜欢坐在洗衣房里观察进进出出的人，像个纪录片导演一样。原来，来公共洗衣房的不只有住在周边公寓里的年轻人，很多澳洲的老爷爷和老奶奶也是如此。她突然觉得，自己似乎正在融入当地的生活文化。

还有一次，多灵恩送完外卖路过一个墓地。她看到墓地埋了世界各地的人，林林总总的墓碑上刻写着各种不同的语言文字和装饰图案。

看到熟悉的华人墓碑时，她的思绪又开始飘远。那些墓碑上的生卒年，都属于遥远的上个世纪，这些华人在艰苦的年代里选择飘洋过海，独自来海外打拼，如今也孤零零地葬身他乡，有多少人会记得他们生前吃过的苦呢？

那一刻她又感觉，即便墨尔本集中了那么多民族的人，自己好像也无法彻底融入进去。

来到墨尔本不久后，多灵恩在一个犹太人的别墅前面，捡回来一只白色小熊。小熊是那家孩子们不要的，连同其他几个玩具一起整齐摆在院子门口。

白色的小熊身上没有污渍，穿着蓝色背带裤和红色的外套。它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她，就像命中注定一样。

让我们说回命运。多灵恩最喜欢的唐小雁不相信命运，所以她去改名，改名就是改命。改命之后，她成为了制片人，从镜头前走到镜头后，从一无所有的游民变成拍上节目的制片人。

多灵恩相信命运吗？或许是不信的。小时候爷爷找算命的，算命的说她会是个男孩，给她取了个男生的名字。生下来一看，是女的，爷爷气坏了。

但这件事的另一层隐喻是，没有人能算准她的命，也没有一种命能把她框住。人生的前二十年，她经历过贫穷、富有，但现在已经没什么感觉了。她把社交媒体的账号名起做“多灵恩的流浪日记”，坦诚地接纳了自己的漂泊。

她是一个游民，总是游离于阶级、种族之外。这是落寞的，也是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