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学子】第3040期
9年国际视角精选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陈屹视线】教育·人文·名家文摘
1950年代
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
100多位中国留学生乘坐“威尔逊总统号”邮轮于1950年8月31日离开旧金山回国时在船尾的合影。
2023年4月27日，聚焦19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的新书《归来》在北京正式发布。这本书采集到1950年代前后归国到北美留学生一千八百余人，其中一千三百六十余人有比较完整的人生轨迹和事业成绩资料，是学术界对那个时代的那群学者资料的首次收集研究。
王德禄 刘志光 ｜ 撰文
本文聚焦于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这批科学家的命运体现在对政治与科学、去国与归国、个人与国家等相互交织的多重选择之中。他们大部分是抗战胜利后，通过国民党政府组织的留学考试出国留学的。50年代他们中很多人想回国为新成立的共和国服务，美国政府禁止他们回中国大陆，他们却想方设法，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中国。这些科学家在新学科的建制、科学人才的培养以及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其中有些科学家尤其在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订和“两弹一星”的研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批科学家在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很多冲击，有人被关入监狱，甚至有人自杀。在这批科学家身上能够见证科学与政治复杂的关系，能够见证冷战对科学发展的影响。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在中国百年留学潮中是特殊的一批。二战使中国成为同盟国的一员，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又使中国成为共产主义阵营的一员。前一个因素使中美关系进入黄金时代，中国出现了留美高潮；后一个因素使中美关系走向紧张，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进入敌对状态。中国留学生首当其冲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中国留学生经历了这些复杂的关系带来的波折。中国国民党政府是二战后留美高潮的主要推动者，中国共产党政府又明确鼓励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回到中国。而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是矛盾的，从鼓励他们回国到限制他们回国，经历了政策的演变。
受抗日战争的影响，中国的留学教育几乎停止。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成为同盟国中的重要成员，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日益密切，国民政府开始将战后建设人才的培养提到议程。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指出战后建设需才孔亟。4月28日，蒋介石指示国民政府教育部等部门“以后对于留学生之派遣，应照十年计划，估计理工各部门高中低各级干部所需之数目，拟具整个方案为要”。1943年抗日战争胜利在望，国民政府为了适应战后建设的需要，教育部制定了《五年留学教育计划》、《1943年度派遣公费留学英美学生计划大纲》和《国外留学自费生派遣办法》，经济部制定了《选派国外工矿实习人员办法》，交通部制定了《派遣国外实习生办法》，此后，尤其是抗战胜利之后连续多年，出现了新的赴美留学的大潮。教育部在1944春天举行了英美奖学金研究生实习生考试。之后，交通部、经济部都开展了选送留学生出国留学工作。[刘真主编 1980，2082-2118页.]
1943年12月，教育部举办了第一届自费留学考试，共录取327人，被录取人员于1944年秋陆续赴美。之后，清华大学举行第六届公费留学考试，共录取32人。1944年12月，教育部举办英美奖学金研究生实习生考试，共录取209人。1946年7月，教育部在南京、上海、重庆、北平等九地各设考点，同时举行公费留学考试。是年7月，第二届自费留学生考试与公费生考试同时举行。共录取自费生1900人，其中赴美留学者至1947年10月已逾千人。1948年1月，国民党政府以外汇支绌为由，宣布暂停留学考试[李喜所、刘集林等著 2000，122-128页.]。
民国32年（1943年）9月2日，中国第二届自费留学生乘戈登将军号邮轮去美国，在邮轮上的合影。
在技术发展领域，国民政府考虑派留学生去美国学习制造原子弹。1946年俞大维找到物理学家吴大猷、化学家曾昭抡、数学家华罗庚，委托他们三位帮助选派一批青年去美国学习如何制造原子弹。后来，他们选派了朱光亚、李政道、唐敖庆、孙本旺、王瑞于1946年5月从上海启程去了美国[何学良、李疏松、[美]何思谦 2007，13页.]。同时，中共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认同和平建国之道路。中共也开始考虑战后成立联合政府，暗中选拔并资助了一些地下党员，让他们通过国民党组织的考试后出国留学。罗沛霖、张大奇和王天眷都是共产党支持并派到美国去的。[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罗沛霖、杨敏茹.]这样就形成了二战后的留美高潮。这一时期，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6200人左右，其中学习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的人约占80%。[1]
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握国内政权后为进行战后建设，急需懂科学技术的人才。此时也是留美科学家学成之时，中国政府要全力争取、动员他们回国参加建设。中国政府曾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1948年，从美国回来的中国共产党员杨刚在西柏坡向周恩来汇报了在美留学生的情况。1949年6月18-19日，留美科协在匹兹堡正式成立。1949年夏，中共南方局安排赴美留学的中共党员徐鸣专程回国，向周恩来汇报了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情况。周恩来明确指示：“你们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在美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技术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于杰 2010，5页.]同年9月，徐鸣再次赴美，把动员留美科技人员回国作为中心任务。1949年12月6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统筹回国留学生招待及介绍工作、学习，以及对在外留学生的调查、宣传、接济等工作，高教部专门在北京西单的旧刑部街10号设立了归国留学生招待所，作为归国留学生安排工作过渡期间的专用招待所。后来，先后在上海、广州、武汉、沈阳等地设立归国留学生招待所。[2] 12月18日，周恩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郑重邀请在海外的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而此时的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却充满了矛盾，摇摆不定。美国政府受到日益加深的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从大的方面讲，以美国移民局为代表的一派希望中国留学生回国，以美国国务院为代表的一派希望中国留学生留在美国。当中国的内战影响了中国留学生的经济来源时，美国政府给中国留学生提供资助；当中国留学生学成归国时，美国政府出钱给中国留学生买船票。然而，随着麦卡锡主义影响的日益加深，美国政府鼓励甚至下令驱逐一部分中国留学生。随着冷战的加剧和国共内战，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地位越来越尴尬，他们手里仅有的国民党政府的护照被没收了，各地相继出现逮捕中国留学生的事件。后来，美国政府下决心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美国政府政策的摇摆主要是由于中国国内政治诸多不确定因素造成的。由于国共内战，使向中国留学生汇款的渠道被切断了。中国学生面临着经济来源的问题。1948年美国国务院拨款8000美元，1949年4月美国国务院又拨款50万美元，1949年10月美国国会同意从原来准备给国民党政府援助资金里拨出400万美元，用于救助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在1950年6月，美国国会又专门通过中国地区援助法案”（China Area Aid Act of 1950)，允许政府拨款600万美元，用于对中国留学生、学者的救济工作，这些资助一直持续到1955年，总计花费800万美元左右。比如师昌绪就曾拿了半年的资助，“美国移民局说，不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如果有什么困难，美国国务院给提供生活费。当时我就领了一段时间的生活费。那些钱是当地的州政府给提供的。”[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师昌绪.]钱学森被扣留以后，美国国务院召集了十个大学的校长，开会问他们如何对待那些被扣下来的中国科学家，采取什么政策？因为像钱学森这样的都想回去。一般情况下，中国留学生毕业后都要回国，美国不允许他们留在美国工作。美国总统想知道，是只扣留钱学森，不让他回国，还是把其他人一起扣下来？这十个大学的校长说，绝对不能让这些人回去，尤其是学理工的。”[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何国柱.]在钱学森之后陆续有一些科学家被美国政府拘留。中国留学生不能接触保密的项目，个别人被驱逐出境。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不仅吊销了他们的护照，还禁止他们回中国。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的态度逐渐明确，这就是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慢慢地，学理、工、农、医的中国人都不允许回国，学社会科学的随时可以走。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人被关起来，有人被搜查。有时候尽管找不出毛病，就是不允许回国。直到1951年10月9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开始明确禁止中国留学生离境。他们开始给申请归国的学理、工、医的中国留学生出示正式的司法文书说，“根据1918年5月22号通过的法律第225款和美国总统颁布的2523号通告，你离开美国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因此我们命令你，不得离开或企图离开美国。否则将处你以不超过五年监禁或不超过5000元的罚款，或二者兼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46-47页.]1950年，国会通过“中国地区援助法案”修正案，允许中国留学生就学期间和毕业以后在美国工作。1953年8月7日，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的“难民解救法案”（Refugee Relief Act of 1953)允许至少一部分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从学生身份转为永久居民。[3]这也是百年留学史上，美国第一次让中国留学生留在美国工作。
1950年代初，恰是二战后留美热潮期间出国的留学生学成之时，学成归国是那个时候留学生们的当然选择，再加上留美科协的动员工作，1950年代初有大量的留学生回到了中国。
科协系列是世界左翼科学家的群众组织。留美科协也是在这样一种思潮下成立的。但是留美科协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更多直接的影响和领导。在最近出版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一书中，专门讲述了中国留学生留美及回国事宜[彭亚新主编 2009，334-346页.]。抗日战争之后形成的留美高潮中，很多左翼人士甚至中共地下党员到了美国，其中有侯祥麟、顾以健、计苏华、刘静宜、罗沛霖、丁儆。这些人的赴美为留美科协的成立奠定了基础。此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成立的主要的学生组织是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Chinese Student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CSCA），很多中国留学生参加了这个组织。随着中国国内战争形势的发展，全国科联留美分会的成立提到议程。1948年年底，全国科联在美国的一些会员开始酝酿在美国成立全国科联留美分会，甚至葛庭燧、侯祥麟、丁儆、顾以健、涂光炽等人聚在一起讨论过此事。但是考虑到在美国成立一个中国全国科联的分会会在政治上受到影响，就取名为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科协）。留美科协以“响应解放，准备回国”为主要宗旨。
1950年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芝加哥召开年会时集体合影。1949年1月29日，20余人在芝加哥成立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美中区”；3月17日成立了留美科协耶鲁区会，有11个会员；3月19日留美科协费城区会成立；4月2日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留美科协纽约区会，有35名会员；5月13日在华罗庚家中成立了留美科协伊利诺伊大学区会，会员15人。在这段时间里还有衣阿华区会、普度大学区会、俄亥俄区会、西雅图区会、印第安纳区会等多个区会。美国各地区的区会纷纷成立。到5月底，东自纽约西至西雅图已成立了13个区会和10个学术小组，会员从20多人发展到340人。1949年6月18-19日，留美科协在匹兹堡正式成立，50多位来自各地的代表参加了会议。1949年8月，全美已有留美科协地区分会19个，会员410人；到1950年3月，地区分会增至32个，学术小组达20个，会员达718人。[冯季,神州学人,1987年第2期56-57页、1987年第3期54-55页、1988年第1期49-50页.]《留美科协通讯》是留美科协的刊物。1949年为双月刊，1950年为单月刊，发行量最多时上千份。李恒德等三人曾负责费城区会的编辑工作。李恒德说：“留美科协成立后出版了一个刊物《留美科协通讯》，我负责编辑。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留美科协改成在芝加哥附近开会，编辑工作转交给别人。此后，这个刊物再也没有出版。我现在还保存着这个杂志。《留美科协通讯》的存在使得留美科协的整个经历更加明朗。”[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李恒德.]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卡锡对美国的舆论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非美活动委员会和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将留美科协列为非法团体。经留美科协干事会表决，留美科协于1950年9月19日宣告解散。[李恒德,纵横,1984年第2期44-55页.]中国学生去欧美留学，很少有人能够留在所在国。在1950年代初的归国潮中，中国留学生都怀有学成归国的心理状态。当时大部分中国留学生是专门乘坐APL（American President Lines）轮船公司在太平洋往返的“克里夫兰总统号”、“戈登将军号”、“威尔逊总统号”回国的。1949年9月的“克里夫兰总统号”上有梁思礼、陈利生、严仁英等20几位中国留学生。1949年11月的“戈登将军号”上有葛庭燧、陆星垣等多位中国留学生。1950年1月的“戈登将军号”上有唐敖庆、陈椿庭等18位中国留学生。1950年3月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上有华罗庚、朱光亚、王希季等几十位中国留学生。在香港逗留期间，华罗庚在船上发表了《告留美人员的公开信》，通过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信中引用的“梁园虽好，非久居之地”，感染力很强，成为在留学生中广为传颂的佳句；朱光亚在回国之前就联合52位准备回国的留学生署名，发表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1950年春的“威尔逊总统号”上有严东升等多位中国留学生。1950年6月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上有罗沛霖等34位中国留学生。1950年8月31日的“威尔逊总统号”是1950年代初留学生回国途中发生故事比较多的一条船。这条船上，留学生人数最多，共有128位。采访余国琮时，他说：“当时乘坐我们这条船回来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是最多的，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了，我们预感到美国要限制中国留学生回国，大家纷纷动身回国；二是，留美科协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一些人已经有了回国的打算；三是，那时候学校都放了暑假，我们回国比较方便。”[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余国琮.]在美国洛杉矶发生了赵忠尧携带的书籍、笔记本几乎全部被扣留事件，在日本横滨发生了拘留赵忠尧、罗时钧、沈善炯3位中国留学生事件，在菲律宾发生了鲍文奎被拘留未遂事件。这在中国留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预示着中国留学生回国之路将不再平坦。乘坐这条船回国的中国留学生还有邓稼先、涂光炽、叶笃正、余国琮、傅鹰、庄逢甘等人[沈善炯述、熊卫民整理 2009，58-78页.]。1950年9月开出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上有冀朝铸、王曾壮、张元一、张庆年等90多位中国留学生。后来又有几条船搭载部分留学生回到了中国。比如1951年2月的威尔逊总统号上有颜鸣皋、刘恢先（洪晶）夫妇等100多位留学生；1951年4月的“戈登将军号”上有徐光宪、高小霞夫妇。
1951年9月20日启程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上的谢家麟、董彦曾（宋娟娟）夫妇、孙以实、方琳、张权等8位中国留学生正沉浸在回家的喜悦中，然而10月9日发布的禁令波及到了他们。当他们乘坐的轮船抵达夏威夷时，美国移民局官员和联邦调查局特工登船，专门与这8个人谈话，出示了正式的司法文件，将他们押下轮船，不久送回旧金山[谢家麟2008，43-46页.]。1950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取消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因为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美国朋友被查出是美国共产党员，美国政府就指控钱学森也是共产党员。[张纯如著 1996，253页.]美国政府的指控让钱学森做出了回国的决定。1950年8月，当钱学森一家买好船票准备回国，登船前被扣留，9月7日被美国政府拘捕，并被关押在特米那岛上，15天后交保金获释。此后钱学森一直处于美国移民局的限制和FBI的监视中，直至回国。1951年10月，当李恒德买好了船票准备回国的时候，宾夕法尼亚移民局把他找去，进行审问。移民局没有抓住把柄，后来将李恒德释放出来，并没收了他的护照，禁止他离开美国。移民局还让他每个月给移民局报到一次[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李恒德.]。1950年10月，颜鸣皋在耶鲁大学已经买好了回国的船票，开船两周前突然被捕，被关在纽约的埃利斯岛，4天后，交了2000美元保释金才被释放。之后美国将其遣送回国[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颜鸣皋.]。1951年5月25日，黄葆同办理回国手续时，美国当局以“居留证过期”为借口，将其逮捕，关押在埃利斯岛。1951年9月17日，黄葆同被关押114天后，交了2000美元保释金获释。移民局要求他每周一到移民局报到一次[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30-235页.]。1951年，毛汉礼被旧金山移民局逮捕。保释出狱后，他花了三年时间与美国联邦政府就无理阻挠其回国事宜打官司。直至1954年毛汉礼才得以回国。1951年10月从纽约传来朱廷儒被捕的消息。1951年朱廷儒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药学院硕士学位。他申请回国时，被美国移民局和归化局审问，遭到一顿毒打，并被拘禁一个星期，交保释金后获释，1955年才得以回国。1952年1月中旬，美国宾州传来杜连耀被逮捕的消息。杜连耀在实验室赶做博士论文时，美国移民局以“非法留居”为罪名将其从实验室抓走，把他关在宾州移民局所在地匹兹堡。三天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学帮他交了2000美元保释金。被释放出来后，杜连耀把宾州移民局上告到美国移民总局。官司打了将近半年。后来移民总局说杜连耀的情况特殊，可以回国，但必须在两个月内离开美国，否则要驱逐出境。当他去办手续时，美国政府说中美现在处于敌对状态，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允许离开美国，也不许去美国以外的任何地方。如果去了或者企图去了，就会收到巨额罚款单。杜连耀1955年6月才得以回国[王德禄等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杜连耀.]。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遇到的难题较为严重的是被捕入狱。发生的这几个案例大部分都在旧金山、纽约等美国的大城市。这些人大部分在留美科协活动中都比较活跃。同时，钱学森的案子在其中较为引人注目，因为这个案子具有很大的麦卡锡时代的特点。从这些案例中也可以看出，冷战使美国整个社会充满了怀疑和不安定。
1953年7月，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被禁止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开始活跃起来，他们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中国总理周恩来，甚至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写信。这些努力终于使中美日内瓦谈判议程上增加了扣留中国留学生事宜。中美双方在日内瓦关于留学生的谈判使美国政府解除了对中国留学生回国的禁令，又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开始回国。在日内瓦谈判之前，他们已经把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事炒得沸沸洋洋。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政治压力逐渐减小。中国留学生又可以聚会在一起，他们开始给各方人士写信。那些准备回国的留学生尽管受到了阻碍，但是他们回国的心情日益迫切。他们决定给国内写信，让中国政府早日了解他们目前的处境。有一次，李恒德在费城邀请了二十多位来自纽约、波士顿、巴尔的摩的朋友。他们共同起草了给周总理的信。1953年5月3日，李恒德、周寿宪等15人在信上签名。据说，这是递交到中国政府手里的最早的一封签名信。1953年12月21日，李恒德等留学生又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费城、波士顿和芝加哥三地的15人参与了签名。中国留学生为了将美国扣留他们的事情公开化，他们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写了两封公开信，要求美国撤销限制中国留学生离境的命令。第一封公开信是梁晓天执笔的，1954年3月份开始起草。1954年8月5日，他们征集了26人签名。并把公开信发给总统、48个州的国会议员、群众团体和各大报社。艾森豪威尔在此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承认了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事情。但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艾森豪威尔由于准备不足，说话吞吞吐吐，显得不是那么理直气壮。为了进一步给美国政府施加压力，1954年9月2日，美国中西部的中国留学生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写了第二封公开信。这封信是王祖耆带头起草的，有9人参与了签名。1954年11月，中国留学生给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发出了公开信，张兴钤、张斌、陈荣耀、周坚、虞俊等30人在信上签名。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事情进一步公开化。此外，中国留美学生曾向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寻求帮助，也向美国朋友寻求帮助。虞俊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但是爱因斯坦在回信中说，他自己已经被怀疑是共产党了，不方便替中国留美学生讲话[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48-63页.]。1954年8月，致美国总统公开信发表以后，引起了美国媒体的注意，其中《波士顿环球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有影响力的媒体对在公开信上签名的中国留学生进行采访，并在醒目位置刊登了留学生因美国政府禁令不能回国的报道，张兴钤与师昌绪、林正仙的合影也出现在报纸的醒目位置上，美国政府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消息传遍全世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57-258页.]。
1954年3月梅祖彦到了巴黎。不久，他去了中国驻瑞士的大使馆，在那里见到了中国官员，并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情况。5月，代表团又请他和柴俊吉去了一趟瑞士，向他们询问了很多美国方面的事情。梅祖彦和柴俊吉是日内瓦谈判时仅有的两位到瑞士与中国代表团见面的中国留学生，他们提供的信息对中国代表团的谈判十分有用[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梅祖彦.]。日内瓦谈判会议上释放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成为主要议题。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提出中方应该允许被扣留在中国的美国人（包含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美国飞行员）从中国自由离境。中国提出美国应该允许被扣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自由离境。1954年6月5日，中国代表团团长王炳南和美国代表团团长约翰逊进行了第一次接触。6月10日，他们进行第二次谈判，中美双方未就在美被扣留的中国人员数目一事达成共识，中方提出有5000人滞留在美国，但美国人对这一数字不予认可。美方只承认申请回国而不予批准的120人。1954年6月21日，约翰逊和王炳南会谈。当时约翰逊把15位根据美国法律可以离境的中国留学生的名单交给了王炳南。当王炳南提出要120人的名单时，约翰逊拒绝了。约翰逊说只要批准了，就会把被批准人员的名单提交给中国政府。后来，美国移民局通过调查得知，120位被扣中国留学生中有57人希望回到中国。美国政府决定给他们发放离境许可证，分批批准，每批10-15人。美国政府表示，会将被批准人员的名单提供给中国政府[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64-83页.]。梁晓天说：“……美国报纸宣布放了十几个中国留学生，从我收到的一封信中得知我是其中之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02页.]梁晓天实际上是第一批被批准的10人之一。在这10人中，参加留美科协并积极要求回国的除了梁晓天之外，还有宋振玉、范新弼。这10人中除了他们三人，其他的人没有被提起[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9，206页.]。李恒德曾这样回忆：“1954年的7、8月份，美国放了10个人，10月份又放了22个人，这其中有我。”[李恒德口述、王文乐整理,神州学人,2009年8月14日.] 10月份被批准的22人中还有汪闻韶、蒋士a、刘有成、罗会元、蒋锡夔、许葆玖夫妇、管士宾等[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16页.]。刘有成也回忆说：“我们同一批由美国回国的有十几个人，其中有汪闻韶和李恒德。”[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23页]这22人的名单不全，也可能有人被批准了，但是没有回国。第三批被允许回国人员的名单是1955年4月宣布的，共76人，师昌绪就是那一批被允许回国的。师昌绪说：“之后美国政府宣布了允许回国人员的名单，共有76个人，包括我。他们通知了个人，这些允许回国人员的数目在报纸上刊登了，要不然我也不知道有76个人。他们4月宣布的名单，我6月份就离开了美国。”[王德禄等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师昌绪.]1955年4月4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撤销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的命令。陈荣耀回忆说，他是1955年4月禁令解除后，第一批回国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50页.]。但是，钱学森仍然处于被软禁状态。他专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写了求救信，通过蒋英在比利时的妹妹寄给陈叔通。他在信中写道：“……阻碍归国的禁令已于4日被取消，然我仍深陷囹圄，还乡报国之梦难圆，省亲探友之愿难偿，凄凄然久之……恳请祖国助我……。”钱学森的信很快转到周恩来的手中。在日内瓦谈判中，王炳南出示了钱学森的信。1955年9月10日，中国方面宣布释放美国12名飞行员。同年8月4日，钱学森接到美国允许回国的通知，9月17日，他偕妻子和儿女踏上了回国的旅程[张纯如著 1996，315页]。
1954年10月，梁晓天、宋振玉、范新弼3位中国留学生乘坐美国驶往九龙的海轮回到国内。这是日内瓦谈判开始后，第一次坐船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从此，中国留学生的第二波回国高潮拉开了帷幕。1954年11月29日从美国驶往香港的“威尔逊总统号”成为解禁后中国留学生回国乘坐的第二条船。这条船上有汪闻韶、李恒德、刘有成、罗会元、蒋锡夔、许葆玖夫妇等十几位中国留学生[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16页.]。据刘有成回忆说：“我们乘的轮船快到檀香山时，通知我们回中国的留学生到船上一间办公室集合，美国移民局的人和我们谈话，他说轮船现在快要到美国西部国境线最后一个口岸了，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想回美国去？如果想回去就在夏威夷下船。我们十几个人都不作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21页]1955年4月初，黄葆同（冯之榴）夫妇、王仁、张家桦、吕家鸿、谢心正、沈心立、骆振黄、郭明达、蔡君陆一起乘船回国。据王仁回忆，他们回国途中听说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禁令彻底解除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45页.]。1955年5月初，陈荣耀（沙逸仙）夫妇、王明贞（俞启忠）夫妇、徐璋本、陆裕朴等一批中国留学生乘船回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50页.]。1955年6月从旧金山起锚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上有20多位中国留学生，比如童诗白（郑敏）夫妇、钱宁、焦瑞身、张兴钤、师昌绪、林正仙、杜连耀、周同慧、刘铸晋。他们从旧金山上船，7月抵达香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63页.]。1955年7月初，谢家麟乘坐“威尔逊总统号”，经过二十多天到达香港。[4]1955年9月15日，从旧金山起航的“克利夫兰总统号”是第二波回国高潮中留学生人数最多的。乘坐这条船回国的有钱学森（蒋英）夫妇、李正武（孙湘）夫妇、许国志（蒋丽金）夫妇、王祖耆（沈学均）夫妇、何国柱（刘豫麒）夫妇、洪用林（张发慧）夫妇、胡聿贤（戴月棣）夫妇、肖伦（萧蓉春）夫妇、陈炳兆、许顺生、疏松桂、陆孝颐、张士铎、冯启德、刘尔雄、刘骊生，以及钱学森、李正武、何国柱、胡聿贤的6个子女共计30个中国人。据许国志回忆，这是美国解禁后回国人数最多的一次[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许国志.]。因为钱学森在这条船上，很多记者纷纷想采访钱学森，所以这条船成为新闻界关注的焦点。1955年11月25日，陈能宽、何炳林（陈茹玉）夫妇、李荫远、胡日恒、郑林生乘坐威尔逊总统号回国。1956年2月，黄茂光回国；侯虞钧回国；9月，张文裕（王承书）夫妇、郭永怀（李佩）夫妇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回国。[侯艺兵、彭继超,神州学人,2009年10月20日]1957年1月，林兰英乘坐威尔逊总统号回国；2月，谢毓章回国。
1956年2月20日晚，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近期和解放后从欧美日等国家回国的700多名留学生。1956年2月22日，周恩来审阅批准了争取留学生回国工作组《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回国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根据总理关于大量争取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今年内至少争取一千人回国的指示，我们认为对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应采取普遍争取的方针，重点应放在美国。”[金冲及主编 2008，1092页.]留美归国的科学家经常提到，有一个周恩来审定的争取留学生回国的800人名单。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始，留学生归国几乎停止了，留学生招待所几乎也撤销了，之后回国的人成为个别现象。梅祖彦说：“那时候有个很不准确的统计数字，在美国大概有5000个中国留学生，真正想回国的可能不到500人。而我们知道，在那2-3年里，实际上回国的只有200多人”。“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几乎没有人回来，只有个别人回来了。”[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梅祖彦.]可以说，国内的政治运动使得东西方的交流关闭，也关闭了留学生回国之路。申葆诚的解释较为可信：“1956年周总理提出‘向科学进军’，争取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当时基本上没有人回国。抗美援朝的时候，中国留学生回国的热情很高，1952年回国的人多一些。1952-1958年，大家慢慢的了解到国内开展了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回国的人越来越少了。”[王德禄等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申葆诚.] 1958-1965年，仅有申葆诚、黄敞、王天眷、谈镐生等人回国。在1956年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一系列文件中，有一份知识分子工作安排小组提交的《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到留学生回国人数，报告说“从一九四九年八月到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由西方国家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多达一千五百三十六人，其中从美国回来的就有一千零四十一人。”[金冲及主编 2008，1077页.]这个报告统计了两次回国高潮的人数，只是当时仍处在第二次回国高潮过程中，所以统计不是很全面。有一种说法是1954-1956年共回国200人。我们认为，1950年代从美国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应约为1200人，其中第一批约1000人，第二批约200人。
留学生回国后，一般被安排到科学院、高等院校，极个别被安排到工业部门的研究所或者工厂。这批人有的有所作为，有的在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在那个时代里，他们的事业和生活与共和国的命运共沉浮。19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在“十二年规划“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二年规划中提出四大紧急措施，即发展计算机、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参与计算机规划的有华罗庚；参与电子学规划的有王士光、孟昭英、马大猷和罗沛霖；参与半导体规划的有王守武；参与自动化规划的有钱伟长、罗沛霖、疏松桂。四大紧急任务除了做规划外，还做了一系列安排。比如，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若干跟四大紧急任务有关的研究所，包括半导体所、电子所、计算机所和自动化所。”[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守武.]各大学也成立了相应的系，比如北大很快成立了计算技术系。一批学数学的高年级的学生被调往计算技术系。除了北大高年级学生外，从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共抽出30人集中训练、集中学习，发给了北京大学的毕业文凭。这批学生是我国培养的第一批学计算机的大学生。[5]“两弹一星”实际上是在十二年规划的前一年（1955年）启动的，在十二年规划中也将原子弹和导弹作为两项保密的紧急措施被列入规划。当时原子弹的研究处在高度保密过程中，科学家参与此事大部分是围绕人才培养展开。北大技术物理系和清华工程物理系在人才培养方面起了较大的作用。科学家进入原子弹研制的核心部门是由于苏联撕毁协议、停止了对原子弹研制的支持才开始的。1960年，当中苏关系破裂时，中国的科学家才有机会更深入的参与此事，当时二机部拟定了一个由中央组织部批准的105人名单。许多留美归国的科学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参与到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的。1960年疏松桂从中科院调到二机部参与核武器研制工作。“我去二机部工作是中央点名的。当时挑选了105个人，大部分人我都认识，但是留学回来的并不多。陈能宽、邓稼先、朱光亚等人，在这105个人中，他们是留学回来的。”当然，还有一部分参与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科学家不在这105人名单中，他们是1955年特聘的，比如科学院的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等人。当时原子弹的研制包括四个部门，理论部、实验部、设计部和生产部。理论部主任是邓稼先，实验部主任是陈能宽，搞爆轰试验的，属于物理性质的；设计部主任是龙文光，主要负责整体设计、结构设计；设计部后来分为两个部分，疏松桂主要负责自动引爆控制系统，担任自动控制室主任。从这个安排可以看出，留美科学家在原子弹研制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疏松桂.]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了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其中有10位是留美归国的科学家，他们分别是邓稼先、屠守锷、钱学森、郭永怀、杨嘉墀、陈能宽、吴自良、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留美归国且获得“两弹一星”元勋称号的科学家。
1949年以后，国内政治运动接踵而至。留美归国的科学家虽然认为这些运动纯粹是在耽误时间，但他们已经感受到运动的无情压力正在加剧。沈善炯曾在美国学习生物化学遗传学。回国前，他就知道国内已经开始批判遗传学的孟德尔学派，只能搞李森科的遗传学，甚至他也知道李景均在中国农业大学由于受到批判而出走香港，转到美国。所以他在与中国留学生交往时绝口不谈遗传学。他暗暗想，回国后只搞生物化学，不搞遗传学。[沈善炯述、熊卫民整理 2009，42-56页.]沈善炯的案例充分说明，在美国的科学家无法真正的理解什么是思想改造？什么是学术批判？思想改造以批判“崇美、恐美、亲美”的思想为核心，早期留美归国的科学家成为思想改造的重点，他们往往几次检查都不能过关。1950年代初回国的科学家，因为刚刚回国，不是思想改造的重点，当然有极个别人挨整了。陈荣悌说：“思想改造期间，程京得了精神分裂症，有点神经不正常。”[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刘珺珺采访陈荣悌.]
徐璋本（王德禄、杜开昔采访徐璋本时所摄，1988年）
徐璋本回国后曾在清华大学物理教研室工作。反右运动期间，他被划成右派。王明贞说，“徐璋本也是右派。当时在学校大礼堂宣布徐璋本是个大的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我去听了，因为都是我们教研组的人。当时徐璋本要组成一个党，自己起名叫劳动党，还动员我们参加这个党。……徐璋本又贴小字报，争取会员参加他的劳动党，那还了得。他被抓起来了。”[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后来，徐璋本被投入监狱，度过了20多年的牢狱生活，1979年才出狱。[6]申葆诚兄弟姐妹四个，有三个成了右派，包括申葆青在内。申葆诚说：“那时候我不知道，弟弟、妹妹没有告诉我。其实他们告诉我了，我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当时根本不知道反右运动这么严重，也不知道什么叫右派，还以为是普通的运动。看到他们戴着右派的帽子在新疆呆了20年，这个时候我才开始小心处事。”[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申葆诚.]
申葆诚
1957年反右运动，很多留学归国的科学家都要受到冲击。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专门晋见毛泽东，张劲夫说现在科学家很少，“物以稀为贵”，在反右斗争中应该保护科学家。毛泽东犹豫了一下，同意了，让他去中央书记处谈。邓小平是总书记，主管反右斗争。张劲夫找到了邓小平，邓小平让中科院党组代中央起草一个文件。回到中科院后，张劲夫找到中科院秘书长杜润生一起代中央起草了一份文件，文件规定：凡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后回国的科学家，一律不参加反右斗争的运动。[余志华主编 2009，117-118页.]
文革期间，在中关村福利楼上贴着一幅大标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许多从海外回国的科学家看到这幅大标语不寒而栗。几乎所有的从海外回国的人都被怀疑成“特务”。文革期间流行的口头禅是“海外归来是特务，监狱出来是叛徒。基本如此。”文革期间，195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有8人自杀，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周华章、周寿宪，北京大学的董铁宝，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程世祜，南开大学的陈天池，大连化物所的萧光琰，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清华大学数学系的周华章是1968年9月30日跳楼自杀的。[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 2008，257页.] 1976年5月，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周寿宪是在自己住所自杀的。[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北京大学数学系的董铁宝是1968年10月18日上吊自杀的。[王友琴 2004，119页.]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是1968年12月15日自杀的。[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黄茂光.]也有人对林鸿荪自杀的说法存在异议。中科院力学所的程世祜是1968年10月23日自杀的。[王友琴 2004，94页.]南开大学化学研究所的所长陈天池是1968年12月20日自杀的。大连化物所的研究员萧光琰是1968年12月10日晚在牛棚服用安眠药（巴比妥）自杀的。12月14日，他的妻子甄素辉和15岁的女儿小洛连也一起服用巴比妥自杀了。[白介夫, 炎黄春秋,2005年第7期.]中国科学院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是1968年2月22日自杀的。[7]
文革期间被正式关进监狱的科学家也很多。我们仅以清华大学为例来清理被关押科学家的情况。清华大学的谢毓章、高联佩夫妇、王明贞夫妇、王振通夫妇都被正式关进监狱了。1968年谢毓章被抓进监狱，蹲了四年，1972年获释[王德禄等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谢毓章.]。1968年1月，高联佩和许健生被抓进牛棚，后转入北京半步桥监狱，四年零四个月后才获释[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 2008，327-330页.]。1968年3月，王明贞和俞启忠被拘捕。王明贞被关了五年，1973年11月获释。俞启忠被关押了7年，1975年4月才被释放[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 2008，89-94页.]。清华大学的王振通也进监狱了，被关了三年多[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
改革开放后，留美归国的科学家除了作为一般知识分子经历了面上的落实政策外，还另有一个小小的历史插曲值得一提。1979年3月，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的大约28位1954-1955年回国的科学家联合专门给中央起草了一份报告，要求为他们平反。1979年9月8日上午，中科院院长方毅召集这批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座谈会。方毅在会上讲话，说他是受邓小平的委托来开这个座谈会的，对这批科学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方毅说，不仅要为他们平反，还要把他们的事迹载入史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87-88页.]。与会者在会上讲述了文革期间董铁宝、周寿宪、程世祜等人自杀的悲惨经历。中科院化学所的张斌由于带手铐，手都被磨破了。当她说到自己的经历时，不能自已，被人扶出了会场[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杜连耀.]。这次会议开成了一次诉苦申冤的会议。此后，留美归国的科学家在晚年受到了更多的社会尊重，有许多人在各自岗位上发挥“余热”，也有一些人留在国内的时间较少，更多的时间呆在国外。这批留美归国科学家的下一代中大多数是在美国出生的，拥有美国国籍，改革开放后就去美国学习和工作了。来源：本文于2012年2月发表于《科学文化评论》“科技与社会”栏目|《赛先生》【饶议科学】|【留美学子】再编辑·诚意推荐且无商业链接作者简介：
王德禄：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原所长；
刘志光：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
[1]关于留学生人数，我们是根据中美两个官方文件估计的。美国的文件中提到，截止到1954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共5400人。美国的文件是1954年日内瓦谈判第204号文件（1954,5,31，华盛顿），这是华盛顿和日内瓦美国代表团之间关于美国政府是否释放被扣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一事的电函，这个文件中提到：“……现在在我们看来目前在美国的5400名中国学生中想回到中国大陆去的不会超过一打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 p72]。中国的文件中提到，1949年以后从美国回到中国的留学生人数有1000人。这个文件是1956年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一系列文件之一，名字是《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中说“从一九四九年八月到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由西方国家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多达一千五百三十六人，其中从美国回来的就有一千零四十一人。”[金冲及主编 2008. p1077]。[2]新华网（新华通讯社主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年10月-2009年9月）.[3]根据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Cal Poly Pomona）科学史教授王作跃提供的资料Committee on Educational Interchange Policy,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8-55: A Study in Government Policy（New York: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956）。[4]中科院院士物理学家：谢家麟.天津日报•武清资讯.2009年7月14日第13版.[7] 2010年12月15日.王德禄采访俞惟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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