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以此文献给第一个翻译

全本《三国演义》的中国人

The epic Chinese tale of loyalty and war in a dynamic new translation.

一部史诗般中国忠诚与战争最完美的翻译文本。

四月的佛罗里达州风和日丽，蓝天白云，气候宜人。Tampa这头墨西哥湾的海风拂面而来，驱车在Tampa海湾的跨海大堤上，令人心旷神怡！我专程前往St. Petersburg， 来到老朋友艾维生先生的宅邸，看望这位与我交往了36年的美国友人。我叫他老艾，如今他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

老艾的长相像著名的美国作家海明威，银白色的胡子和头发，高大的身材。几年前我邀他一起去古巴旅游，在海明威故居和海明威纪念雕像亭参观时，有游客看见他惊呼“这不就是海明威吗”！？不少游客纷纷过来要和他在海明威雕像前合影留念，他来者不拒，笑眯眯，乐呵呵的，颇有些得意。

艾维生在古巴海明威纪念亭

老艾不是作家，也不是学者，更不懂中文，但是他却默默地做了一个创举。

他自掏腰包聘请一位中国人重新翻译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全本《三国演义》， 亲自审译编辑了一部让外国人易读易懂带有原汁原味的（easy reading，easy comprehension, and fidelity to the original book）的新英译版的《三国演义》。

2014年老艾默默地在美国出版了他的《三国演义》（The Three Kingdoms)（以下简称“艾版《三国演义》”），由Tuttle出版公司出版，在中国境外即北美、拉美、欧洲、亚太和日本发行。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部由中国人翻译，由美国人资助并审译编辑出版的《三国演义》，可以说是由美国人和中国人合作的产物。担任翻译的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英语专业虞苏美教授（1940－2019），她是有史以来第一位以一己之力翻译全本《三国演义》的中国人。这在四大名著（还有《红楼梦》《水浒》《西游记》）中仅有，因为即使《红楼梦》的英译本，也是由杨宪益先生和他的外裔夫人戴乃迭共同翻译的，另外两本则完全是由外国人翻译并首先出版的。

要知道国内有多少翻译工作者和英语专业人员对翻译像《三国演义》这样的巨著望而却步，深知其难度。虞教授于2019年去世，享年79岁。我写此文，未能赶在她在世时发表，深感遗憾！此文也是献给她的！

艾版《三国演义》The Three Kingdoms，由Tuttle 公司出版发行

同样遗憾的是，《三国演义》2014年的再度被翻译成英文并在境外正式出版，中国的翻译界和出版界对此似乎浑然不知。

出于对三国历史故事和人物的超级喜欢，老艾在反反复复阅读审译的过程中，又撰写了根据《三国演义》的赤壁之战故事的“Red Cliff: The Glory of Conquest”（《赤壁之战：征服的荣耀》）和“Red Cliff: Strategy of Deception”（《赤壁之战：诈术》）两本书，并于2015年出版。据说，美国培养中级军官的著名的陆军军事学院(US Army College of War) 有兴趣把这两本书列入推荐学员课外阅读的书目之中，曾经和老艾进行过沟通。

英文版《赤壁》 Red Cliff 丛书

看到老艾多年的辛劳结出了成果，我建议他考虑把艾版《三国演义》在中国出版发行，他欣然同意。

2015年10-12月期间，我带着艾版《三国演义》先后与北京的国家外文局（即外文出版社）， 和我的母校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联系，推荐他们在中国出版发行艾版《三国演义》。

遗憾，原来我看好的外文局即外文出版社没有接，尽管他们以前曾经出版过外国人翻译的英译本《三国演义》（C. H. Brwitt-Taylor 的“邓罗版” 《三国演义》，英文书名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Moss Robert 的“罗慕士版”《三国演义》，英文书名Three Kingdoms ）。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梁瀚杰和刘华初两位编辑接到我的联系后喜出望外，答复我说他们很有兴趣，一经看完艾版《三国演义》即审定后，要出版发行中英文双语对照的《三国演义》。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这两位编辑还告诉我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访问时，到西雅图等几个城市特地安排对几所美国的中文学校赠送书籍。在赠送的中英文对照的双语书籍中有四大名著中的《红楼梦》《水浒》和《西游记》三本，都是他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唯独缺了中英文双语对照的《三国演义》，这是极大的缺憾。之前不是没有《三国演义》的英译本，而是他们认为之前的两个版本的翻译质量不尽人意，没有选中，他们的出版原则是“宁缺毋滥”。如今有了艾版《三国演义》，就可以弥补这个遗憾了！

2015年12月22日，刘华初编辑通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选题会议决定‘引进出版’”艾版《三国演义》。当我电话告知老艾时，电话那头的他兴奋地惊呼“Really! Thanks to God! Thank you, my long time friend!”（“真的吗！我的上帝啊！感谢你，我的老朋友！”）

特别巧的是，老艾聘请的此书翻译虞苏美教授，她也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多次聘请编辑或者审译过多本书的著名翻译工作者，出版社自然对虞教授的水平和翻译质量是充分信任的。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们聊到虞教授时，让我很感触的是，她翻译了《三国演义》竟然没有自己主动向他们提及，显然虞教授是一位非常有诚信和低调的人，书虽然是她翻译的，版权是老艾的，虞教授的美德可见一斑。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对艾版《三国演义》进行了认真的审译和校对编辑，发现缺失几个章回的开头诗，于是请虞教授做了补遗翻译，虞教授尽力而为，出版社感到十分满意。

2017年，经过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虞教授、老艾的共同努力，新版中英文双语对照的《三国演义》终于出版发行了。这就补齐了四部古典名著的中英文双语对照本。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中英文双语对照《三国演义》

一个普通的美国人，既不是汉学家，也不是学者，老艾为什么要翻译出版《三国演义》？他又有什么样的“中国情结”？艾版《三国演义》的翻译过程又是如何？出版后的读者又有怎样的反应？

作为老艾几十年的朋友，我觉得有必要说出他的故事并回答以上问题。

老艾的英文名是Ronald Iverson，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中英文双语对照《三国演义》印刷时，把他的名字按照官方译名标准翻译为罗纳德·艾佛森。不懂中文的他没有注意到这点，他几十年来与中国人交往时所使用的名片上那个为许多中国朋友所熟悉的名字“艾维生”被改掉了，这使许多认识他的中国朋友没有注意到他们所认识的老艾对传播中国文化的这一贡献。

1985年老艾第一次访问中国，当时他作为芝加哥市长哈罗德·华盛顿（Harold Washington，黑人）任命的“芝加哥姊妹城市代表”访问了沈阳，之后他联系安排了沈阳市市长和芝加哥市市长的互访。他也是时任芝加哥市文化办公室（Chicago City Cultural Commissioner）主任   Lois Weisberg女士的朋友和兼职的“文化顾问”。其实老艾不是公职人员，而是企业家，他的花卉种植与供应商的业务曾经做得很大，是美国当时最大的连锁零售商Kmart的园林产品的主要供应商之一。

八十年代是中美关系的蜜月期，双方有几十对城市和省、州先后建立了姊妹城市/姊妹省州或者友好城市/友好省州的关系，增进了双方地方官员的交流，以及以文化交流带动的双方的经贸关系，增强了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中国方面与芝加哥市建立了姊妹城市关系的是沈阳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的是上海市。

1986年年底的一天，老艾来到我在芝加哥密执安大道120号大楼的办公室，我们第一次见面。他要谈的是几个月后即将到来的1987年中国春节期间，他想在芝加哥市搞一个“中国园林和菊花展”，作为庆祝中国新年的一项活动，希望得到我的支持和参与。他带我来到Chicago Park District即芝加哥市公园和公共领地管理局，这是一个管理芝加哥市所有公园、绿地、公共停车场和公共土地的政府机构，可想而知其资产之大和实力。

与该机构负责人见面谈了搞这个活动的设想后，得知，老艾与上海市的园林部门有花卉合作，得到了上海方面赠送的100多种菊花品种。他转赠给了芝加哥公园管理局，他们正在做组培。美国的菊花品种不多， 他们有兴趣邀请中国方面来一个代表团带菊花来他们的Garfield植物园展出。作为对等的文化交流活动，中国方面也邀请芝加哥到中国搞一个芝加哥的花展。

我把芝加哥方面的提议转到了北京市政府外办，因为北京是拥有最多最好的菊花品种的地方，每年在天安门旁边的中山公园都有中国最好的菊花展，那是我喜欢去观赏的地方。北京市方面开始时同意派代表团带菊花来，但希望芝加哥方面承担费用。芝加哥方面意见是如果承担北京方面的来访费用，那么要reciprocal 即对等（而不是简单的“互惠”哦），芝加哥方面去北京的费用请北京承担。本来合理的要求，北京市方面没有接受。

尽管与北京搞这个交流的计划落空了，但是芝加哥公园管理局还是在1987年中国新年期间在芝加哥植物园举办了“庆祝中国新年”的花卉展活动。此次活动还邀请了在芝加哥的一些华人艺术家在现场演奏表演中国音乐和歌舞、作画和制作中国工艺品，供游人欣赏。记得，在芝加哥当地的华人知名画家刘河北女士、陈海韶先生（岭南画派），还有舞者郭北满等人都去参加献艺。

芝加哥公园管理局Garfield植物园1987年“欢庆中国新年花展”，合影左一是艾维生，中间是本文作者

由此，老艾与我的联系增多了，也建立起个人之间的友谊。

八十年代末，中美关系走入低潮。老艾访问中国的步伐没有停止，而是更多了。1990年中国第一次举办了亚运会，以此全面铺开了北京市大规模的城市开发和建设。那时的北京城市规划和建设与国外的差距是很大的。老艾想把芝加哥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先进经验即做法推荐给北京，为此他复印了一本珍贵的限版的介绍芝加哥城市早期规划和建设的珍贵资料Plan of Chicago，希望送给北京市的领导。芝加哥的城市建筑和规划是很有历史和世界闻名的，据说世界上学建筑专业的一定都要到芝加哥看看那里的建筑，因为在建筑方面芝加哥曾经是引领世界风骚。那时美国最高的建筑就在芝加哥：Sears Tower即西尔斯大厦，110层楼（高442米，最顶尖高度527米）。当年北京的最高建筑是位于建国门外的中信公司总部的“巧克力大厦”仅29层（高101米）。

为此，记得是1991年，我在北京安排他拜访了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张百发。那天，张百发热情接待了他，接受了这本资料。

芝加哥城市规划

90年代中国的主要城际交通工具是绿皮火车，老艾尝试了绿皮火车的滋味。看到人山人海的火车站和拥挤的火车上的情景，他觉得中国的发展应该是高速铁路网，而不要学洛杉矶（汽车和高速公路网），可以学习欧洲发展bullet train即“子弹头快速火车”的铁路网。为此他去法国和西班牙与那里的铁路部门和公司进行了接触，索取资料。他也去过日本，可能觉得日本“新干线”的高铁太快了，那时还不适合中国。

有一天他提出想同中国有关方面的领导谈一谈，提供西班牙和法国的快速火车的做法和资料。我觉得他想象力也太丰富了，有点异想天开。执拗不过他，我还是联系了当时的国家计委。记得是1996年左右他到北京访问时，我陪同他拜访了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陈同海，递交了有关资料，专门聊了“子弹头火车”即高速铁路问题。他是不是第一个到中国政府部门推荐“高铁”概念的人，我不知道。但是，他的热情可见一斑。

老艾先后35次到访中国，他每次到中国都想做点什么事。他有空时就到当时位于通县的三间房和日坛公园等地的古董商店（那时潘家园古董市场还没起来形成气候），还有一些民间工艺作坊，观赏和收集一些古董和工艺品。下面这张诸葛亮座像木雕的照片，就是他请北京一工艺厂用一根整木按照真人大小规格雕刻制作的，作品完成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老艾自称是诸葛亮的粉丝，他非常敬佩和欣赏诸葛亮的智慧，所以他渴望有一个他所崇拜的偶像的作品，一直把这座诸葛亮座像放在客厅里。在出版《赤壁》丛书时，他特地把此诸葛亮雕像的照片作为了封面设计。

老艾在北京定制的诸葛亮座雕像

老艾喜欢中国文物，自然，故宫博物院是他最喜欢去的地方。90年代初，老艾萌发了把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请到美国展览的想法。对于这个想法，我觉得还比较实际可行，因为我在1988-1989年期间办过湖南长沙“马王堆汉代出土文物”到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博物馆的展出，了解文物出国外展的程序和有关部门的交道，有这一方面的经验，便答应支持协助他。

1992年6月，我安排并陪同老艾到故宫博物院进行了接触和会谈（第一副院长裴焕禄，方国锦等人接待），也拜访了主管对外文化交流的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的有关负责人。他与“艾维生基金会”的名义与故宫博物院签订了协助故宫文物收藏出展美国的协议书（代表故宫博物院签字的是方国锦）。有了这个协议书，老艾就方便和美国的一些博物馆进行沟通。之后，老艾邀请了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裴焕禄一行到美国访问，还把代表团一行请到他位于华盛顿市郊弗吉尼亚州的农庄家中住了2天。

好事多磨，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方努力，2001-2002《故宫博物院宝藏展》终于成行，先在洛杉矶的 Bower艺术博物馆和加州Oakland的博物馆各展出三个月。然后在芝加哥市的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展出6个月, 达拉斯的Museum of Art展出3个月，休斯顿的 Museum of Nature History展出6个月。

据报道，在芝加哥展出期间，平均每天有5,000多人来馆参观，成为一大轰动事件。馆方从此展获得了近500万美元的利润。而且此次故宫博物馆的出展还打破了几个先例，一是打破了之前规定的在国外期间故宫文物不能停留超过一年时间的规定。在美国5个博物馆的展出时间，包括布展和闭馆后装箱运输的时间，一共巡展了两年。二是打破了原来规定的故宫博物馆出展文物最多一展不超过100件文物的规定，此次巡回美国实际上是按照不超过100套，如一套桌椅按一记件，实际件数有了突破。

无疑，《故宫博物馆宝藏展》因应美国民众的热烈反响，国家特批了此次出展的安排，对宣传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文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故宫午门

故宫宝藏出国赴美展出是很不容易的，既需文化部报国务院特批，涉及展品的选择即何种文物可以出国的限制规定，还有安全和保险问题。出展的沟通和协调的历程耗费了数年，老艾也成为了“故宫的朋友”。只要他到北京给故宫打电话，故宫必请他到故宫会一会老朋友，走走看看，他先后出入故宫十多次，必有故宫方面的有关领导接待，我对他说中国人是念老朋友的，他是故宫的座上宾，是进故宫不要门票的贵客。他听了，有一种成就感，还挺美滋滋的。

在与故宫方面的接触中他了解到，故宫曾经发生过数起盗贼进入故宫偷窃文物案，当时最近的几次发生在1980年和1987年，震惊全国。老艾了解到，故宫的安保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遇到了一些难题。

故宫始建于明朝1406年，落成于1420年，占地总面积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相传故宫共有9,999间半座屋，实际据1973年专家现场测量，故宫有大小院落90多座，房屋有980座，共计8,704间，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故宫是世界上参观客流量最大的博物馆，限客之前曾经出现过单日客流量最高达到一天18万人次。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完好的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代宫殿建筑群，收藏有180多万件各种文物，对防火防盗的要求不言而喻，而宫殿面积如此之大房间数量如此之多，在夜间的保卫工作的难度更可想而知。

故宫数次发生盗贼翻墙进入或者隐藏进故宫盗窃文物事件，其实盗贼也没有什么高超手段。据当时故宫方面在与艾维生的会见中介绍，尽管安装了部分探头，夜间也有人工巡视，但是，由于90年代的故宫的安保技术手段还很落后，尤其在夜间对于房间内发生了什么很难准确掌握。比如，白天开馆，一些展馆的大门是开着的，难免有飞鸟和小动物进入。闭馆后，包括一些平时不开放的殿内房间里，一些飞鸟、黄鼠狼、耗子等等小动物都会在夜间出来活动，引发室内的监控警报。鉴于故宫对防火的要求极高，故宫里许多地方不能随便安装电线乃至普通照明，室内是黑暗或者昏暗的。警报触发后，中控室却不能准确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一旦中控室发现某个房间发出警报和动静，马上派出保安去查看，到了现场，经常发现不了任何问题，而且有时一天夜里一个房间内都可能多次发生警报，每次保安都必须立即赶过去到现场检查，忙于奔命，很伤脑筋。

故宫太和殿殿顶脊兽。老艾请故宫窑按照此殿顶脊兽的四分之三规格烧制了一套仿制品，原打算捐给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博物馆收藏，后因故未能实现。目前这套琉璃瓦仿制品还存放于故宫博物院仓库

了解到故宫遇到的难题，老艾把此事挂在了心上。回到美国后他联系了几位安保技术专家，自己出资把他们带到北京与故宫的领导和保卫部门见面，其中一位专家曾经参与过白宫的安保技术应用的咨询和设计。了解到故宫对防火的严格规定和要求，他们建议可以采用不会引发火灾的低压线路，适当安装高效的和可视可控的照明，加上诸如远红外线和各种不同的传感器，夜视仪，如音响传感器、动静传感器，无死角伸缩zoom探头等等设备和技术，使中控室即使在夜间也能准确判断和做出必要的快速反应，提出了不少很好的具体建议，这里不一一而足。

类似以上这些事例，老艾做了不少，不一一道来。

正是在这些频繁的来华访问和进行的文化经济的合作活动中，老艾会见过不少国家部门和地方政府的领导人，以及各界人士。他发现，在与各阶层的人士的会见、交谈或者聚会时，哪怕就是与普通中国百姓如在出租车上、在酒店餐馆和市场，与司机服务员的聊天，《三国演义》这本书即书中的故事或者人物经常被提及。

《三国演义》如此脍炙人口，深入中国社会的各阶层， 四大名著中唯独这本似乎对中国人影响最大，为百姓所津津乐道，一定有其道理，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从1988年开始，他陆续多次阅读过《三国演义》的英译本，即“邓罗版”（1935年出版）和“罗慕士版”（1995年正式出版，之前出版过部分章节）。

邓罗版英译《三国演义》和罗慕士版英译《三国演义》

在阅读之前的译本的过程中，他觉得好像差点什么，有些地方似乎没看太懂，书的印刷编排读起来也不是很方便。他想，“邓罗版”和“罗慕士版”是由两个外国人翻译的，他们都不是中国人，他们的中文水平不得而知，也许他们没有完全看懂《三国演义》原著，或者理解有限。他隐隐约约地感觉他读的英文版《三国演义》一定和中国人自己读的原著《三国演义》不太一样，而原书应该是很有味的，他不能缺了点什么，一定要看到最忠实于（fidelity to）原著的翻译。于是，老艾起了一个念头，为什么不请一位更懂自己母语的中国人来翻译呢？他渴望读到一个更好的译本。

在一次访问上海时，老艾认识了上海画家沈柔坚，两人成为了朋友。交往中聊起了《三国演义》，老艾说出了这个想法，希望沈先生推荐一个翻译人才。担任他们之间谈话翻译的沈先生的女儿说她的老师的英文很棒，可以和她谈一谈。于是老艾结识了虞苏美教授。

1994年，老艾与虞苏美教授在上海第一次见面。经过商谈，虞教授开始时有点犹疑，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她答应试一试。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有多个版本，虞教授选择了120回章节的版本，老艾自然尊重她的选择。随后虞教授全身心投入这一艰巨的工作。她那时还不会使用电脑，也没有条件，于是她用笔翻译一个章回，然后由她的女儿协助打印，再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老艾。老艾收到一个章回阅读一个章回，对于不太符合美国人英文表述的地方进行修改和修饰。修改一个章回后发回给虞教授，请虞教授继续斟酌，每个章回经过几个来回再定稿，直到两个人都感到满意为止。为了此书，老艾和虞教授在中美两地见面6次，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的讨论交流就难以计数了。

记得是在1995年的秋天，老艾请我一起从华盛顿飞加勒比海的圣·马丁岛（Saint Martin）度假，他在那里拥有一海滨别墅，这次是我第二次应邀和他一起去那里度假。在岛上每天的朝夕相处我发现老艾开始多了一项工作：阅读虞教授发来的译稿，进行修改和编辑。此时的他，与其说是在编辑，不如说是在阅读，因为他太想知道《三国演义》真正的情节和故事了，读的都有点入戏。有时他会和我讨论《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津津乐道有些人物，尤其是诸葛亮，他已然成了诸葛亮的粉丝，难怪他会在中国定制诸葛亮雕像并带回美国安放家中。

老艾信任虞教授对原著的理解，她的中文功底和英文水平。虞教授出生于1940年，是老大学生，文革前就接受和已经完成了系统的教育。

虞苏美教授晚年照

100多年前，清代学者严复提出了翻译的标准“信、达、雅”，这三个字一直是中国翻译界和英语教学奉行的信条。我想，虞教授是一个出色的英语教育工作者和翻译工作者，她在翻译此书时奉行的正是这个原则。

经过近3年夜以继日的笔耕，虞教授在1996年底基本完成了译文初稿。老艾则继续阅读“精雕细琢”，终于在1998年，一部三卷本1,371页，近1,500万字的120回章节的全书英文《三国演义》，在老艾和虞教授两人共同的努力下初步定稿。

看了前面文中说的正式出版时间，也许有人会问，1998年定稿，为什么拖了15年左右直到2014年才正式出版？这也是我向老艾提出的问题。

老艾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他不会在自己的一部作品出版后获得了那么多好评和赞扬，就吹嘘自己当初就有什么样的远大抱负和计划，渲染自己在传播中国文化或者在为中国做了什么贡献。迄今他都是默默的、低调的，甚至都没有这么想过。他对此问题的回答很简单也很诚实。他说当初他聘请虞教授翻译《三国演义》，就是想自己也能够读到这本为亿万中国人所津津乐道的古典小说，要原汁原味的。他一开始并没有出版计划，原来他并没有那个“初心”。

定稿后的十多年中，老艾时不时阅读和编译他的《三国演义》。慢慢地他觉得为什么要让这本好书躺在自己的书房里呢？为什么不让其他美国人和世人也能欣赏到这本好书呢？而且他深信通过与其它两个老译本的比较，他的《三国演义》翻译的质量更胜一筹。此时他决定要出版他的《三国演义》。

之前老艾费了巨大的心血和时间精力和虞教授合作，就是要确保这个翻译文本是一本“an easy reading，easy comprehension，and beautiful novel”（“一本易读，易懂，好看的小说”）的《三国演义》。老艾说，“虞教授的翻译初稿总的来说是很不错的，他做的工作就是做部分文字修饰，更符合美国人的表述”。他相信这是一本高质量的翻译。

老艾自己没有直接的翻译经验，他肯定也不知道在中国有“信、达、雅”这个翻译界的三字信条。而他要出版这本巨著，他要亲自“操刀”把关翻译的质量，他是怎么考虑的呢？

他对我说，第一个原则是”fidelity to the original book” （忠实于原著），这正是“信”。第二个原则是 “flow”，即“流畅”。

美国著名畅销书作家John Grisham（约翰·格里沙姆）在被问及“写书最重要的是什么”的问题时回答说，“是流畅，你就希望读者看书翻页时，书的写作就得足够的流畅“。格里沙姆的这个论点成为了老艾在编译《三国演义》书对这一作品和思想表达的座右铭。

老艾1967年毕业于位于芝加哥的美国西北大学商学院MBA专业（Northwestern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该校的商学院在美排列前茅。2010年他受上海同济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邀请到该校做了数个月的讲学，给中国的MBA学生上课（国际商学专业International Business学生，讲授商务战略和营销），在讲授商务写作技巧时，他爱对学生说的一句话是：“不在于你说什么，而在于怎么说。这是我在学校时学到的”。他说这也是他在编译此书时遵照的一个信条。

老艾近照

与另外两部译本相比，技术处理上艾版《三国演义》更注意读者阅读时的方便。艾版《三国演义》三卷本各卷开头都有目录和各章回的页码，这是另外两部译本没有的。其它译本开篇就是第一回。读者要了解一本书，首先看目录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多人的习惯做法。而且在读完了一部巨著后，有的读者会想回头再看看其中的某个章节或部分，如果没有目录和页码的帮助，像此书分三册1,300多页，会是很困难的。这点虞教授和老艾考虑到了。

《三国演义》书中的人物有数百人，对于非华人读者来说，读中国人的名字和熟悉记住人物名字也是阅读中经常遇到的一个困难，艾版《三国演义》胜于其它两个译本的地方，也体现在这一方面的处理。老艾把《三国演义》的主要人物的名字在书的开头就一一列出，并对其身份做了简介，采用的是拼音，这样在阅读过程中对人物名字和身份的提醒和查询就方便多了，有助于阅读。

艾版《三国演义》还专门增加了脚注，对当页中的某些词或者事件做简单的注释，而且脚注就放在当页，而不是像其它书籍那样一般都是放在全书的最后，这又是艾版《三国演义》的一个亮点，是另外两部译本所没有的。如果没有这些脚注，有些读者在阅读时可能不解，但出于麻烦或者其它原因就一带而过了，有了脚注就极大地帮助了读者阅读的理解和连续性，读起来有了轻松感。

以上就是老艾和虞教授在翻译出版这本书时的一些考虑即独特做法，为此做了大量的技术处理工作，也是艾版《三国演义》出版后得到的好评，尤其是那些读过之前两位译本的读者纷纷就此做了点评。

艾版《三国演义》是由一位受过完整系统教育且踏实中文功底的中国人，和一位地道的美国人进行的紧密合作，按照这些标准做到了忠实于中文原著，流利的英文表达，地道的美式英文，产生了一部迄今最好的全本《三国演义》英文译本。艾版《三国演义》是中美合作的产物，胜于之前单纯由外国人翻译的之前的两版《三国演义》。

在艾版《三国演义》和中英文双语对照的《三国演义》的封面上，有这么一行字：“ The epic Chinese tale of loyalty and war in a dynamic translation.（一部史诗般中国忠诚与战争最完美的翻译文本）”。这正是老艾和出版商对此书翻译质量最好的高度总结性的精确评价！

外国读者又是如何评价艾版《三国演义》的呢？现在来看看在亚马逊在线书店上热情洋溢的读者写的很多读后感即评论中的几个：

一位留名Gabriel 的读者写道：“这是《三国演义》译本中最好的：一部古典著作的最佳译本。我特别推荐这个译本，因为它翻译的如此出色，而不是试图在把故事进行总结归纳。”   

一位留名Suise O’Brien的读者写道：“一本必读的书：这本中国经典文学《三国演义》的新译本读起来非常棒。它解释了一群敬业的人如何围绕一个想法团结起来，希望它成为现实。刘备绝对是个有灵气的领袖，是他们一帮人的核心人物，每个人都有突出的特点。我现在更好地理解了一个受启发的想法如何会吸引追随者来尝试实现有价值的目标。通过看到诸葛亮对事件的影响，我现在也更好地理解了明智建议的重要性。他深思熟虑，然后向他的领袖刘备解释如何明智地应对，以取得有价值的结果。但如果没有关羽的巧手帮助，还有张飞和赵云，这些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成功需要三个要素：有价值的想法、好的策略和熟练的实施。

刘备有许多挑战需要克服，但这种以目标为导向的思想和良好的实施策略的结合是成功的关键因素。阅读有抱负的人如何通过忠诚和专注的努力取得成功，这很有意义。虽然我刚刚读过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一部分，我渴望读完第二卷和第三卷，以了解所有这些事件的结局。

我发现中文名字很难理解，但本书前面列出的主要人物表提供了容易找到的信息，帮助我阅读这个激动人心的故事。

在书的关键节点加入小诗句，这种创新使用是不寻常的，但相当令人愉快。这本书的作者、它的翻译者艾维生和虞苏美翻译得很好，制作了一本很棒很棒的书。”

另外一位留名W. Bevins的读者写道：“这是我期待已久的译本：我读过《三国演义》的其他译本如“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即邓罗译本），喜欢里面的人物和故事。这个译本生动活泼，引人入胜，是我最喜欢的，远胜其它译本。译者和编辑值得大大的夸奖，因为他们让每一页都颇具分量。因为书中的一些故事情节错综复杂，其它译本的翻译搞得过于繁琐。

如果你也在读这个译本，你可能已经知道这是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史诗之一，我不是在推销。我要补充一点，这是我发现的第一个人名使用拼音而不是“韦德音标”的好翻译，这个区别有如白昼。我现在可以用拼音来发音记住人物和地名了，因为我最初是为这些人名和地名学习拼音的，书中数百个人物的名字交替出现，之前的其它翻译本的音译是令人沮丧的。”

还有一位留名Edith Bond的教师，写下了这样的评论：“我会把这本书作为给学生讲课的一个内容，一个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十分有趣和令人兴奋的视角：  当了多年的老师，我很高兴在《三国演义》里发现了这么多的文学宝藏。故事的基础是三位英雄刘备、关羽和张飞的偶然相遇。这件事提醒我，我们在生活中遇到许多美好的事情是偶然的，而不是计划好的。他们做出了兄弟情谊的神圣誓言。他们对彼此的忠诚读起来令人欢快。他们的忠诚度一直在经受着检验，即使面临巨大挑战时也能经受住考验。他们的性格截然不同，但这些差异却成为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力量。我们都喜欢各自作为一个个体并被视为个体，但我们最终都属于一个群体，无论是某种形式的正式群体还是一种社会结合。

我喜欢阅读曹操的故事，他是三位英雄的克星。曹操是一位强大而又狡猾的军事领袖。我们知道他有自己的弱点，疑心很重。我经常在脑海中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当一个人疑心很重并害怕做出错误的选择时，该怎么办？他做的和我们通常做的一样：找朋友来讨论遇到的情况，把事情搞清楚，寻求一些好的建议。这正是曹操所做的，结果是让事情朝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

瞧！以上是亚马逊在线书店上读者所写的众多评论中的几例，他们都是美国人，不仅对译文做了高度的评价，也是他们对几个翻译版本做了比较后得出的。而且，他们阅读后对《三国演义》小说的故事和人物的理解以及高度欣赏，显然是通过艾版《三国演义》看懂了《三国演义》，乃至对《三国演义》的精华和意义做了恰如其分的肯定。

艾氏三套《三国演义》丛书

我的案头上摆着老艾送给我的他的三套《三国演义》丛书：英文版《三国演义》，中英文对照双语《三国演义》和两本《赤壁》。还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赠送给我的四大名著中的另外三部中英文对照双语《红楼梦》、《水浒》和《西游记》。这些中国古典名著的外文译本，让不同国籍的无数人从书中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增进的是人民之间的了解、理解直至友谊。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中英文对照双语《红楼梦》，《水浒》和《西游记》照片

看着案头上的书，我再次感觉到精神食粮的重要性和意义。我偶尔会想到五粮液酒在黄金时段的电视广告词“中国的五粮液，世界的五粮液”，不免一笑。虽然我也爱喝五粮液酒，但是，又有多少外国人喝过或者知道它呢？比起五粮液，近百年来读过英译本《三国演义》的外国人比见过五粮液的肯定多得多。罗贯中没有为自己做过广告，但是，他的《三国演义》为中国文学的宝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三国演义》在五洲四海流传， 靠的是为数不多孜孜不倦的翻译工作者，靠的是读者的认可和传播。

老艾对我说，他相信百年之后，在三个译本中唯有他的艾版《三国演义》会不时再版为更多人所读，尽管从书的发行得到的经济收益很小，对他来说微不足道，但此足矣！

写到文章的最后，我觉得有必要再为第一位翻译全本《三国演义》的中国人虞苏美教授特书一笔。翻译工作是很辛苦很不容易的，远非一般人想象。不是学过英语专业的人都是称职的笔头翻译工作者，更不是都可以承担口译工作的。有些称职的文字翻译工作者，又未必能够当好口头翻译，而不错的口头翻译也未必能完成和出版高质量的译著，这就是这个专业的一个特殊性。一个好的翻译必须具备扎实的语言基础，知识面广，或者在某一专业领域具有比较丰富知识，流利的表达能力，甚至超过一帮人的记忆力和反应能力（这一点尤其是口译工作者）。

翻译是人脑的一个特殊技能。即使今天人工智能AI技术有了极大的发展，在人工智能方面研究起步最早的机器翻译，仍然严重滞后，还无法胜任无论是在文字方面的翻译，还是在国际会议或者领导人会谈方面的口头翻译或者同声传译。现有人工智能不管如何吹嘘，迄今还没有可以替代人工翻译的，在翻译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虞教授完成的近150万字的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高质量翻译，是她对中国翻译界的一个重要贡献，填补了一项空白，也是她对自己一辈子翻译工作和英语教学生涯的一个总结性作品呈现。我写此文也是向虞苏美教授致敬和悼念！

艾版英译本《三国演义》和中英文双语对照《三国演义》的出版发行的意义在于，它是对增进世人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个贡献，也是对世界文学宝藏的一个贡献！

作者与艾维生合影于佛罗里达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