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我素未谋面的故乡

因为夏天一直在山海关避暑，我终于有机会去了一趟哈尔滨，去看我哥一家和二姐一家。

哈尔滨，这座离我老家1600多公里的城市，这个夏天之前，我从未去过，但却早已听说过无数遍。道里、南岗、建国公园、中央大街、顾乡，这些地方，我早在村里人的言说中，与它们相见过了。

在遥远的上个世纪90年代，父亲就跟着邻居，去哈尔滨收破烂，那是这个没读过书、种了一辈子地的中年男人最好的赚钱方式。不需要技能，不需要学历，只要肯吃苦，背着袋子，骑着车子，在大街小巷吆喝，在各个垃圾桶里翻找，总比守着几亩地赚得多。

村里其他人的状况，也不比父亲的选择权多，于是，你带我我带你，我们大半个村子的人，竟都去了这个东北工业城市，去收破烂。每次过年时，村里人聊天的很大一部分内容，都是在哈尔滨干什么事时遇到了村里的谁，发生了什么事。

村里很多人，都靠在哈尔滨收破烂“发了财”，父亲自然也想提携提携自己的孩子。在我读初中时，不相信我能考上大学的父亲，就屡屡劝我不要上学了，跟他一起去哈尔滨收破烂。年少的我不知道哪来的冲劲，竟然敢对父亲说：“你不要我上学，我就去法院告你！”

去法院告自己的父亲，肯定是不现实的，但在母亲的劝说下，父亲也打消了让我去收破烂的想法。后来我一路考上了高中、大学和研究生，渐渐远离了家人的世界。而二姐和我哥，却在父母的带领下，去了哈尔滨。开始时是溜街收，后来开收购站，甚至在哈尔滨买房，一晃就是20年。

我读大学时，父亲还去哈尔滨收破烂，那时，我就一直想着去哈尔滨看看他们。可这么多年，要么没钱，要么没时间，直到父亲去世，我也一直都没有成行。这次终于去了哈尔滨，像是圆了一场多年的梦。

到达我哥的收购站时，嫂子挎着零钱包，正在门口数别人送来的饮料瓶子。这让我想起我的父母，当年，他们应该也是这样把或捡或收的废品，送到收购站卖掉的吧。如今，我哥和二姐都开了收购站，总算在父母的基础上做了升级。但这么多年，我们的生活都依然建立在废品之上。那一张张硬纸板，一个个塑料瓶，一块块铜铁铝，都变成了我上学的学费，二姐娶儿媳妇的彩礼，以及我哥新盖的房子。甚至是我们家里用的水龙头，或者睡的床，都可能是从哈尔滨收的废品。我们的生活里，充满了哈尔滨的痕迹。

嫂子见到我，很是开心，赶忙让我进屋里坐。他们租的是一个门面房，在一家理发店和一家汽车维修店之间。屋里是一大间，大半地方都堆放着待售的白色塑料泡沫板，还有一小部分空间当做厨房。

中午，嫂子在废品收购站里做了一顿家乡味道的饭，摆在两张小桌子上吃。为了迎接我的到来，我哥特意把泡沫板卖掉，刚好来拉泡沫板的人饭点才来，我哥把一块块泡沫板拉出去，散落的碎屑，用手遮着，才没有落到碗里。

即使如此，在千里之外的陌生城市，见到自己的亲人，吃到家乡味道的菜，还是让我觉得特别地踏实。

这份踏实，我哥和二姐可能感触得更深吧。

二姐的收购站，离我哥直线距离只有六七百米，二姐做了什么好吃的，都会叫我哥一家去吃；我嫂子买了什么好东西，也会给二姐一家送过去，我哥和姐夫，也会经常一起在晚上喝酒聊天。总之，彼此有个照应。我嫂子说，这样的关系，邻居都羡慕不已。

二姐的收购站，是租的锅炉房。有两间，一间放废品，一间住人。他们在几公里之外的群力买的三室一厅的商品房，留给儿子和儿媳妇住，二姐和姐夫，带着他们的女儿和孙子，住在收购站。而我哥和嫂子，则在收购站旁边买了一套房子，他们和儿子，倒不用在收购站住。

外甥已经是20多岁的小伙子，可以帮二姐和姐夫收货和装车了。从我到二姐收购站，他们就一直不停地在忙。有人来送瓶瓶罐罐时，就幺秤和给钱；没人时，就分类和摆放废品。

和二姐聊起在哈尔滨收废品的事情，她一直感慨只能做这一行。之前我们村也有人退掉收购站，去开板面店，但不赚钱，很快就又回来重操旧业。以至于我们村在哈尔滨干活的人，十之七八都在收废品。

收废品，就是一个手停口停的活。一年从头到尾，都是每天一大早开门，晚上七八点才能关门，二姐一家的晚饭，通常要到晚上八九点才能吃上。除非下雨能得以短暂地休息，即使如此，他们也很少有时间出去玩，以至于在哈尔滨那么多年，很多景点他们都没有去过。

我在哈尔滨的第三天，本来计划要和侄子和外甥女去中央大街和索菲亚教堂。嫂子向我哥请假，也要一起去玩，她说平时我哥肯定不让她去，趁我来哈尔滨的机会，说什么她也要给自己放个假。

我们进索菲亚教堂里面，听了场音乐会；去哈尔滨博物馆，看了欧洲家具和铜版画；而前一天，我和侄子去了哈尔滨美术馆，看了俄罗斯油画展；去众创书局，看了一下午的书。

挣钱的机会不容易，他们一有时间就想开门赚点钱，而不是休息。他们没时间带孩子出去游玩，更没有意识要带孩子去这些地方，虽然这些地方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他们一心扑在了赚钱上，甚至都没有时间去管孩子的学习。孩子吃饱穿暖就行，至于上不上好学，全看他们的造化了。

于是，出现了很奇特的一幕，当整个社会都在谈论内卷和鸡娃时，我哥和二姐家的孩子，处于一种相反的放任状态。他们小时候没有人管，长大了一些，又处于叛逆期，父母想插手时，却发现无能为力。

他们甚至有时候会表现出一种怨恨的情绪，怨恨自己小时候父母不管不问，长大了想管自己的学习，晚了。怨恨父母从没带自己出去玩，没关心过自己的精神世界。甚至怨恨住在收购站，长这么大都没有自己的房间。

我外甥女明年高考，侄子明年中考，但成绩都有点不太理想。我以前一直以为自己读了大学，而且是名牌大学，会激励后辈努力，却发现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嫂子经常跟侄子说，不吃上学的苦，就吃生活的苦，不要看别人，看你爸和你叔就知道了。

虽然我自己也过得焦头烂额，但在家人心目中，不用干脏活累活，多少还是比收破烂强。嫂子的激励有没有用我不知道，有时候我想跟他们讲讲他们的心理状态，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我也经常跟他们说黑龙江高考录取分数是多低，你们要珍惜这样的好机会，但我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听得进去。

我单以为我小时候穷，农村教育落后，需要面对能不能考上大学的问题，却没想到我的后辈到了城里，也同样要面对这样的问题，甚至更严重。我们好像一直在过着一种与主流舆论场相反的生活，那是一种疲于奔命的生活，一种和光鲜亮丽无关的生活，一种没有被关注过、没被叙述过的底层生活。

我想起我到哈尔滨的第一天晚上，嫂子在收购站，下厨做了一桌子菜，叫上我二姐一家，我姐夫的表哥，以及我堂叔和堂婶。我们频频举杯，说起家乡，说起亲友间的往事，喝得眼花耳热。路过的人不会注意到，在这个不起眼的城市角落有一群人，他们也有着滚烫热辣的人生。

喝酒时，在哈尔滨的他们一直在感慨，过几年，等孩子大了一些，考上大学或者考不上，就离开哈尔滨。手里有点积蓄，要么回老家种地，要么去南方随便打工挣点钱，也不在这个离家那么远，又那么冷的地方了。

而孩子们，也曾因为自己的父母是收破烂的，而在同学面前觉得丢人。即使成年人如我外甥，也不愿意再收破烂了。外甥和外甥媳妇送我去火车站的时候跟我说，他们想要去南方打工，想要出去闯一闯。

我哥和二姐都已经40多岁，我堂叔和堂婶更是50多了，用不了多久，他们也都要离开哈尔滨了。他们初中或小学毕业，甚至没上过学，但却在这个遥远的城市落下了脚，找到一条别人看不上，却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的生路。

然而，人事有代谢，他们终究要与哈尔滨告别。至于下一代会不会变得更好，我一点都没有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