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 年，我们选择的代表作品是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这篇小说体现了“天理和人欲的斗争”。宋明理学有一句名言“存天理，灭人欲”。《莎菲女士的日记》似乎也有这个意思，但小说要存的天理；已经不是宋明理学说的天理，而是“五四”新文化观念。“天理”，是新的天理；“人欲”也是新的人欲。

《莎菲女士的日记》作者：丁玲，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04

这篇小说最惊世骇俗的地方，是主人公莎菲女士以日记的方式，以自白的方式，对人欲的大肆张扬。比如看到美男子凌吉士“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都足以闪耀人的眼睛，但他还另外有一种说不出，捉不到的丰仪来煽动你的心”，莎菲就忍不住掉进了爱河：

于近一百年前，在小说中表达这种基于男色的女性欲望，是多么石破天惊！在此之前，即使在色情小说里，也很少有这样赤裸的表达，特别是女性对男性产生的身体欲望，几乎是一种书写的禁区。

电影《色，戒》

所以，莎菲女士的这种人欲的表达，是新的欲望。而与这种人欲交战的“天理”，也不是三纲五常、三贞九烈。莎菲女士这样的新女性，绝对不会将这种旧礼教的束缚放在眼里。莎菲女士（或者说“五四”新文化）所遵奉的“天理”，是对高贵灵魂的追求。小说里这样写道：

我在电子书上重读《莎菲女士的日记》时，发现有读者批注发问：在当下社会，怎么区别一个灵魂高贵或是卑劣呢？确实，这种区分在当下社会显得有些无效，只要一个人没有违法犯罪，似乎无法用“高贵”或“卑劣”来判断Ta的灵魂。

电影《黄金时代》里的萧红、丁玲和萧军（从左至右）

但是在“五四”新文化观念当中，高贵与卑劣的分野是非常清晰的。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组织进德会，基本的道德规条是“不嫖娼，不赌博，不娶妾”，而高级会员还要遵守“不吸烟，不饮酒，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吃肉”这五条。也就是说，道德高尚的人对世俗的享受都抱着拒斥的态度。那个时代的精英知识分子，很多人还怀着新道德洁癖的理想主义。

而美男子凌吉士，恰恰是一个被“五四”新文化观念鄙视的俗人，莎菲不禁在日记里质问与感叹：

因此，阻挡莎菲与凌吉士发生进一步关系的，不是所谓“理智”，莎菲说她已经丧失了理智，她写道：

唉！无论他的思想怎样坏，他使我如此癫狂的动情，是曾有过而无疑，那我为什么不承认我是爱上了他咧？并且，我敢断定，假使他能把我紧紧的拥抱着，让我吻遍他全身，然后他把我丢下海去，丢下火去，我都会快乐的闭着眼等待那可以永久保藏我那爱情的死的来到。

…………

为什么呢，给一个如此我看不起的男人接吻？既不爱他，还嘲笑他，又让他来拥抱？真的，单凭了一种骑士般的风度，就能使我堕落到如此地步吗？

这大概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口嫌体正直”。但是，莎菲是真诚的，阻止她向欲望投降的，是她“自尊的情感”。所以莎菲说“一个人的仇敌就是自己”。

因此，《莎菲女士的日记》的走红是必然的——对爱情的全力追求，表达隐私与欲望的大胆、无所畏惧，还有对道德、自尊、平等理念的坚持。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特色，而它们都被容纳融合在了莎菲女士的身上。

电视剧《觉醒年代》

像莎菲这样在北京漂泊的年轻女学生，写下男女情爱的日记，在叙述上大胆又新鲜，这样的小说会赢得读者的青睐一点都不奇怪吧。《莎菲女士的日记》能让丁玲一书成名，正是充分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情绪特征。

另外，美男子凌吉士的身份也很有意思。小说把凌吉士设定为新加坡人。我查过北京大学 1920年代的学生档案，发现有日本留学生，有暹罗（泰国）留学生，但是没有看到新加坡学生。《莎菲女士的日记》把凌吉士写成一位南洋华侨，有什么用意吗？

首先，南洋人在现代作品里代表着一种异国情调，就像《围城》里的鲍小姐、《倾城之恋》里的范柳原。南洋人跟中原人不一样，他们生活在热带地区，他们比传统中原人更热情、更浪漫，也更敢于表达欲望。同样是追求莎菲，拿来跟凌吉士对比的苇弟，是一个只会哭的年轻人，只有善良而缺乏危险，配不上莎菲这样的新时代女性。

再有一层，凌吉士是南洋华人，这个群体里很多是混血。这是上面说的比较热情、浪漫的来源之一。但另一方面，南洋华人家族没有受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家族伦理更为保守，对于长幼尊卑的秩序，联姻结亲的体面，讲究程度往往反而胜过了国内。我们试看《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乔琪，也能够折射出这种复杂而纠结的特质。

电影《第一炉香》中的乔琪乔

另一方面，南洋是华人经商的集中区域，所以南洋男人的形象也带上了资本主义的色彩。凌吉士这位南洋来客，长得非常漂亮，但是满脑子都是金钱、地位这些世俗欲望——这是“五四”新文化特别要排斥、摒弃的特质。

新文化运动除了反对旧礼教、旧家庭，对资本主义社会也有着巨大的反抗动力。“五四”小说一方面反对礼教吃人，另一方面也批判资本的罪恶。《祝福》批判礼教的压迫，而《春风沉醉的晚上》则充满着对资本的厌恶。这两者合起来，才构成了新文化的整体语境。

在《莎菲女士的日记》里，凌吉士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象征。凌吉士这个角色写得并不好，很平面，但是在现代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资本世界的实体形象，它往上勾连着《春风沉醉的晚上》里隐形的资本压迫，往下开启了《子夜》里对资本家吴荪甫、赵伯韬等人的详细描绘。

《莎菲女士的日记》篇幅不太长，但是集合了好多当时的流行元素—女性、进步、解放、资产阶级、天理和人欲的斗争，这部小说不仅是丁玲成功登上文坛的标志，也是民国小说发展的一座里程碑。

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1928年发表在《小说月报》上。

丁玲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手稿

丁玲步入文坛时才二十出头，她的顺风顺水多亏了叶圣陶慧眼识珠。叶圣陶主编《小说月报》时，在众多来稿中，他发现了丁玲的小说《梦珂》，不仅刊用了这个不知名的年轻人的作品，而且直接摆在头条的位置。紧接着，《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都是头条刊用。除此之外，叶圣陶还主动帮丁玲联系开明书店，将这几篇小说结集出版。而这四篇作品里，《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当时是带有爆炸性的。

这篇小说打动叶圣陶，震惊了文坛，到底独特在哪儿呢？在于它的日记体形式。

用日记的形式写小说，清末就开始被中国读者接受了。1895年，《巴黎茶花女遗事》被翻译引进中国，小说里有一段叙事者展读马可日记的情节，就运用了日记体形式。如果说译著不算数，那么民国初年的爆款小说《玉梨魂》可能更有说服力。作者有意模仿《茶花女》，在小说中插入了一段日记，后来更是应读者要求，彻底将小说改为日记体。

可见日记这种形式并不新鲜。不过这些严格说来还不算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日记体小说，还未实现“日记进入小说的布局”（陈平原语）。

丁玲

真正将日记体的锋芒展露出来，给人以冲击力的，还是现代文学的开山力作—鲁迅的《狂人日记》。鲁迅将日记体形式与启蒙思想极富才华地结合在一起。小说中最震撼人心的，是日记形式带给读者的那种“受迫害狂”心理的袒露，读者直面叙事者内心的痛苦、恐惧与绝望，主人公在吃人的历史与社会里那一声“救救孩子”的绝望呼号，让启蒙思想直抵人心。

鲁迅之后，五四时代的庐隐、冰心也都在作品里尝试使用日记体。那既然形式谈不上创新，《莎菲女士的日记》轰动文坛，又怎么会得益于日记体这种形式呢？

因为正是日记体的形式，才让一个百无聊赖的三角恋爱故事闪烁着时代的光芒。莎菲女士身边有个小迷弟，姓白，被莎菲叫作苇弟，苇弟年龄实际比莎菲大四岁，但性格柔弱，心地单纯，动辄哭哭啼啼。莎菲对苇弟谈不上热烈的爱情，但享受苇弟对她的依恋和追求，多少有点玩弄的意味，不主动，也不拒绝，不时还吊一吊胃口。而三角恋爱的另一个角，是一个叫凌吉士的男人，他是南洋华侨，相貌俊美，让莎菲怦然心动，甚至有点自惭形秽。第一次见面后，这个人就在莎菲心里忘不掉，拔不出。于是莎菲巧使手段拿下凌吉士，但随着与他的深入接触与交流，莎菲发现他爱的只是最肤浅粗俗的金钱、名望、肉欲，是十足的市侩之徒。然而矛盾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市侩之徒，却又实实在在让莎菲心旌摇荡，忍不住思念。最后莎菲决定南下离开北京城。

这就是《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主要情节，整部小说由 34则日记构成，这 34则日记也是让整部小说脱胎换骨的关键。

西方日记体小说的出现伴随着个人意识觉醒的潮流。世俗日记的主要功能不再是叙事，而是倾诉情感、宣泄情绪、剖白心理。这样的文体也正与“五四”思想启蒙、个性解放的潮流相呼应。如果说鲁迅的《狂人日记》偏重于对宏大历史文化问题的反思与批判，那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则是个性解放、自我意识勃发的典型，其中女性独立意识的呈现，尤为难能可贵，是“五四”启蒙运动退潮后的回响。

鲁迅听闻丁玲被抓为其写的悼诗《悼丁君》，很长时间后才得知对方还在世，这首诗也成为有名的“乌龙诗”

比如这段莎菲在面对凌吉士表白时候的冲动与挣扎：

日记的写作日期是3月28日凌晨3点，为什么强调凌晨写日记？因为这里藏着莎菲的辗转反侧——当晚10点凌吉士的表白与莎菲的挣扎让莎菲一夜未眠。莎菲虽然从理性上瞧不起凌吉士的市侩，但男性肉欲的诱惑却又让她挣扎，最终莎菲心怀羞耻地接受了凌吉士的一吻。整个挣扎的过程中，女性内心深处的欲望、迷离、空虚、冲动、思虑，都被毫无隐晦地书写出来，展现在读者面前——一个没有被母爱圣洁、大家闺秀、端庄矜持这类话语遮蔽的女性声音。而这一表达能够区别于历代男作家模拟的闺怨作品，能够表现出一个深受启蒙思想洗礼的女性的声音，还要归功于日记体小说这种带有现代意味的文学形式。

小说之外的思考与闲聊

莎菲女士的朋友圈（仅供娱乐）

孟岳（中学语文老师，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小说里有一股萦绕不去的苦闷气息，现在的年轻人还苦闷吗？

李子（共读小组成员）：对生活，对两性，青年都曾有苦闷的经历。这种经历如果被女性传统的身份压抑，连选择的权利、连苦闷的外露和低语的权利都没有，自然是大大地异常。

但这种苦闷，的确又只是人的众多苦闷的一种。这无关性别，生命之河该流向何方，我到底应该做什么才对自己、对身边的社会有一定的价值？—眼前的困局该怎么破，身边人的期望该怎么应对……诸如此类，大概是我所敏感的青年苦闷的底色。

尹伊（共读小组成员）：现今是屏幕时代、肉感时代、消费时代。无论男女，互联网让任何隐秘的欲求都能找到排遣的路径，莎菲女士“五四”那套新伦理在今天看来有点迂腐了，霸道总裁甜宠剧才是潮流。但对今天的女性来说，苦闷可能更隐蔽。欲望的刺激、表达与展示随处可见，但欲望的真正满足更难了。放弃了莎菲式的灵与欲的纠结，放弃了中间的抵抗与结尾的出走，消费、宣泄之后的落寞，往往会让苦闷沉得更深。

绿茶（共读小组成员）：这份苦闷背后也有具体的大时代以及个人经历的背景。丁玲在《记胡也频》一文中，表达了那时的精神状态。在 1927年国民党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一些她心中敬重的人牺牲了，为此感到痛苦，试图在小说中寻求安慰：

“我很恨北京，我恨死的北京！我恨北京的文人！诗人！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讲话，或者只像一个热情诗人的爱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苦痛极了！除了小说我找不到一个朋友，于是我写小说了，我的小说就不得不充满了对社会的鄙视和个人的孤独的灵魂的倔强。”

此时的丁玲虽然沉浸在胡也频热烈的情感中，但她内心的孤独和倔强却通过小说喷涌而出，一发不可收。这份“苦闷”也让丁玲在文坛一炮走红。

杨早（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职业读书人）：不要忽视丁玲的女性身份对这份苦闷的加成。当占人口一半比例的群体不再借助他者代言，而是自己开口说话时，越是激进的发言，越容易引发喝彩，也就越容易被污名化。

选自《小说现代中国》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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