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婚就奖1000元：浙江常山鼓励婚育试验引争议

▲ 初婚奖励政策的背后，是日渐严峻的人口难题。（视觉中国 / 图）

责任编辑｜曹海东

第一次结婚，收到政府的“份子钱”是种什么体验？

从2023年8月24日起，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规定，双方均为初次结婚登记且女方年龄在25周岁及以下的夫妇（至少一方为常山户籍的），给予1000元的奖励。

这条提倡适龄婚育的政策出自《常山县优化生育政策的若干措施（试行）》，一经公布即受到舆论关注。

其中，年龄和金额成为关注焦点——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为什么限制女方25周岁的年龄上限？1000元的奖励是否太过“小气”？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汤梦君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据我所知，这是国内首个初婚奖励政策，释放了当地政府鼓励适龄婚育的积极信号。常山县作为初婚补贴政策的开创者，有一定的前瞻性，但政策实施的方式仍然值得商榷，年龄和金额的设置也许符合当地县情，但不代表可以推广到全国。”

8月29日，常山县民政局工作人员回复南方周末记者，由于初婚补贴政策发布后民众反映意见较多，目前暂时不对外进行政策说明，但这个补贴政策会按照实施细则要求继续推进执行。

常山为初婚奖励设定女方25周岁的上限，让许多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女性不解。

按惯例，25岁，是普通三年制研究生毕业的年纪，距离2020年中国女性平均27.95岁的初婚年龄还有接近三年。

南方周末记者以“结婚登记咨询”为由致电常山县民政局婚姻登记中心，工作人员表示该政策确实对男方年龄没有限制，但女方必须是25周岁及以下，“假设今天是你25岁生日，那么明天来登记就享受不了这个补贴”，原因是“让你（早点）生小孩呗”。

汤梦君指出，从医学角度看，25-29岁是女性最佳生育年龄，女性的生育力在35岁以后会快速下降，而初婚和初育之间通常有两到三年的间隔期，设置25岁的年龄上限，很可能是为了鼓励当地女性在最佳生育年龄内完成初育。

从“优生优育”的政策目的来看，“仅限制女方初婚年龄”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女性是生育的主体，高龄产妇的风险确实更大”。

理解25岁年龄线，除了最佳生育年龄，还可以从平均初婚年龄入手。

浙江省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填报初婚的调查对象平均年龄达到28.38岁，其中男性为29.20岁，女性为27.50岁，与2010年相比，平均初婚年龄推后约3岁。

汤梦君提醒，关注全国平均初婚年龄提升之余，不能忽视中国初婚年龄的人群差距。“中国人的初婚早晚，具有混合型特点，这和我们国家发展的不均衡现状有关。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初婚初育的年龄相对更高，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仍然存在一些早婚早育现象。还有一种未到法定婚龄的事实婚姻现象，外出务工年轻人婚前同居导致的未婚怀孕，也会促成他们快速走进婚姻。”

“任何政策的出台背后，都需要经过一定的研究和测算，要符合当地的实际。如果常山县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在25岁上下，那么这个年龄限定也无可厚非。”汤梦君说。

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初婚补贴政策 （公众号“常山发布” / 图）

初婚奖励政策的背后，是常山县日渐严峻的人口难题。

南方周末记者梳理常山县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现，2017-2022年，常山县全年办理结婚登记数从2184对连续下降至1208对，降幅达到44.7%。与之相对，到2022年，常山县全县出生率也从2017年的14.2‰逐年回落至5.3‰。

结婚登记数和出生率连续六年走低后，常山县在2022年首次迎来人口负增长。从人口结构上看，2022年，处于生育旺盛期的18-34岁人口仅占常山县总人口的18.2%。

根据“常山发布”，本次出台的《常山县优化生育政策的若干措施（试行）》，目的正是为常山县打造“浙西第一门户”提供人口红利和持久动力。

该文件共包含十八条生育支持配套相关政策，内容涉及家庭、住房、机构三个维度，补助金额最高达到20万元，以一次性发放房票的形式补贴生育三孩的家庭。

常山县的人口困境代表了经济相对落后的中小县城人口流失的现状。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各地想保住一定的人口规模，就必须吸引本地人回流，或是抢夺高素质的人才。

2022年，常山县人口净迁出1403人，面对流失的人才，常山县不止一次地选择用“真金白银”挽回。根据中共常山县委主办的《今日常山》报道，2022年常山县出台《人才新政28条》，人才专项资金由880万元提高至2400万元，对重大人才项目奖励补助上不封顶。

从常山鼓励婚育试验引发的争议来看，要制定一个完善的鼓励婚育政策，重要的一点是分析清年轻人晚婚的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教授张会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导致年轻人晚婚的整体原因，一是个人受教育程度提高，人们重视追求自我价值，婚姻从“必需品”变成了锦上添花的“副产品”；二是青年人群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住房、就业的压力加剧人们对未来的焦虑和不确定感。

具体来看，汤梦君认为，男性多数是想结婚而被迫不结婚。一方面在彩礼、婚房的压力下，缺少结婚的经济条件；另一方面，传统男性婚配习惯往低处找，但出于失衡的性别比和向下萎缩的人口结构，男性择偶要面临更大的挤压。

女性多数是主动选择不结婚，教育和经济水平提升后，女性会权衡结婚的利弊，追求职业发展、对伴侣要求高的女性，更容易视婚姻为枷锁。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结婚带来的较大经济支出，数额较小的现金奖励对婚育起到的激励作用非常有限，反而会激起部分年轻群体的抵触。据此，汤梦君建议，可以在现金补贴之外，拓展婚配服务支持、倡导减少彩礼和摒弃大操大办的社会风俗。

此外，政策决策者也需要有性别平等意识，提高性别敏感度，尤其当政策受益人群是家庭的时候，需要考虑女性利益是否会被忽视。

常山县民政局婚姻登记中心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必须自登记之日起一个月内填写《初婚补贴申报表》，审核通过后，1000元补贴会发放至夫妻一方的常山社保卡中。这意味着，如果只有男方是常山户籍、拥有常山社保卡，女方就无法共享这份奖励。

汤梦君指出，女性的利益往往隐藏在家庭中，如果补贴没有发放到女方手里，而是混入家庭资金的池子，或是给了男方，就无法实现鼓励女性婚育的初衷。“要鼓励婚育，就需要减轻女性在家务和生育方面的负担，也要让男性摒弃传统的社会性别规范，意识到婚姻内的性别关系是平等的。”

将积极生育的支持措施提前到结婚这个步骤，常山走在了国内的前沿。

2018年，山西曾被传将实施婚姻消费补贴制度，但据《钱江晚报》报道，婚姻消费补贴基金未经政府机构拨款，是企业发起的商业行为。

2023年4月，浙江绍兴上虞区制定出台《上虞区优化生育政策（试行）》，推出优化生育政策13条，给予每对在上虞区登记结婚的夫妇价值1000元的礼包。

事实上，和中国一样保持“婚内生育”传统的日本和韩国，也推行过结婚奖励政策。

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从2016年起推行“结婚新生活支援事业”，向新婚夫妇发放最多3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5万元）的补贴，以帮助他们支付房租、押金礼金、搬家费等新生活所需费用。

由于日本初婚年龄普遍提高，2021年后，日本将年龄限制从34岁以下提升到39岁以下，奖励金额也提升到最高60万日元。截至2022年10月，日本约有36%的市町村引入该项政策。

为鼓励生育，韩国沃川郡于2019年制定了“人口增长支援事业”，向在该地区居住1年以上的新婚夫妇提供2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1万元）作为婚姻安置基金，并在3年后追加300万韩元奖励。

2023年3月底，韩国庆尚南道启动“新婚夫妇购房贷款支援事业”，结婚未满5年且年收入合计在8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4万元）以下的新婚夫妇，一年可以申请最多150万韩元用于支付购房贷款利息，如满足条件，最多可获得五年的补贴。

在汤梦君看来，日本和韩国虽然都在鼓励婚姻上实施政策干预，但启动时间太晚、政策范围有限，实施效果仍有待观察。

“我们有必要吸取日韩的教训，不能等到不婚不育成为社会的常态再进行政策干预。要趁着传统的婚育观念还在，找到合理的政策路径支持和鼓励结婚。从更宏观的层面上，通过改善经济环境、减少企业对女性的歧视，增加年轻人对未来稳定性的预期，从而营造一个生育友好型的社会。”汤梦君说。

其他人都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