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九次国运: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克林顿主义/现代中国的十次国运(九)
第九次国运: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克林顿主义
1989年,苏东剧变,波兰、匈牙利、东德、罗马尼亚等国相继爆发颜色革命。
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随后美军对伊拉克发动“信息化战争”。在绝对的力量差距面前,几十万伊拉克装甲部队灰飞烟灭。
1991年,苏联解体,红旗从克里姆林宫缓缓落下。苏联从1979年的巅峰期,到解体,仅隔了12年。
祸不单行的是,出于和平演变的目的,美国加紧对华封锁,投入大量资金试图在我国引爆颜色革命,中美关系进入长达三年的停滞期。面对中国市场,外资陷入犹豫,有些甚至做好了撤离的准备。外贸一度熄火,国民经济受到很大冲击。
海湾战争和苏东剧变给了我国极大震动,前者使我国看到了和美国的巨大差距,后者使我国深刻认识到西方的阴险狡诈。围绕这点,国内掀起了巨大争论,一部分观点认为我们应该学习美国,放松对经济的管制;另一部分观点认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反和平演变工作。
其中最核心的分歧在于:未来几年乃至几十年中美关系到底能不能搞好?
在经历了漫长的争论后,1992年,南方谈话公布,终结了社会上对姓资姓社的争论,对于市场经济的作用一锤定音。随后,我国推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引起一波“下海潮”,中国经济腾飞的号角再次吹响,国民经济迎来两位数增长。
在外交上,针对美强中弱的特点,我国专门制定了“韬光养晦”的政策,对美国的挑衅适度克制,致力于发展经济,并等待转机的出现。
克林顿时期中美关系经历了“先低后高”的过程:
1993年,克林顿成为新一任美国总统。最开始的时候,克林顿试图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使美国工商界看到了中国庞大市场的机遇,包括比尔盖茨、巴菲特等顶级富豪均主张与中国缓和关系。华尔街耗费上百亿美金对美国国会进行游说,希望放宽对华投资限制。最终,在美国资本家的敦促下,克林顿的对华政策从“遏制”转向“接触”,中美交流的大门再次打开。
1993年,中美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举行元首会晤,这距上一次元首会晤已经过去了四年。1997年,中国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宣布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关系进一步升温。1999年,在克林顿等人的推动下,美国同意中国加入WTO,这为后来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奠定基础。
在很长的时间里,中美关系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呈现“政冷经热”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亚太的稳定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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