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市场经济的心态，从何而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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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古原

大家好，我是古老板

在市场经济在中国高速成长后，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但今天的中国，依旧有不少人有强烈的反市场的心态，尤其是城市平民阶层，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给人们带来的只有祸害和不幸。

在他们嘴里，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岁月才是美好的时代，那时的人们很幸福，不攀比，不玩游戏，也不刷抖音，大家很平等。

而在市场经济大发展以后，大多数人的生活变得压力山大，在市场上赚到钱的人，几乎没有几个好人，他们要么是权钱交易，要么靠坑蒙拐骗，甚至他们都有原罪。

而那些新崛起的各种商业活动，正在用直播、无聊的娱乐在腐蚀人们的心灵和精神，社会道德堕落了，到处充满的是只看钱，不认人的事情，天价的彩礼、拜金女、炫富女们是市场经济带来的产物。

这样的社会，不会给人带来幸福，只会带来痛苦和愤怒。

他们指责，这一切都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恶果，底层人民根本没有富起来，他们是企业家眼里的韭菜，只受到了无尽的压榨和盘剥。

教育、医疗和住房成为三座大山，让普通人越来越痛苦。甚至有些人开始羡慕朝鲜人的生活，他们说，那样的生活才幸福，哪怕没有什么钱。

那么，明明我们比四十年前富得多，但你却发现，社会的痛苦和指责反而比当年更多了、更普遍了，这是为什么呢？

本文是一个系列长文，要揭露这一心态的来源及带来后果，当然，这篇文章对有些人来说，很虐心。

在很长时间以来，中国是一个身份社会。

古代中国，有贵族，那就是士大夫阶层和皇权家族，他们是社会的上层。

其实在计划经济时代，也存在身份社会。国企的工人与农民，二者之间是有着巨大的差异的，国企工人的子弟可以继续在国企工作，而农民的子弟只能成为农民。

干部的子弟也有明显更高的概率成为干部，各个阶层之间是有着泾渭分明的区别的。

而在市场经济中，人们也在沿用这种上中下层的概念在描述社会阶层。

这种描述实际上是在把市场经济中获得更多财富的人定义为身份更加特殊的一群人。这一定义，甚至广泛被民间使用，不管是媒体还是私下交流，底层中层上层的概念被广泛使用。

然而，市场经济中的财富变化的现象，与过往身份社会形成的阶层完全不同。

贵族的财富不是一种市场现象，它不是来自于满足消费者的过程，那么也不可能因为消费者的唾弃而失去。

贵族的财富来源于奴役和世世代代的继承权，再往上溯源，我们能清晰地发现，他们的财富来源于军事征服或是继承了军事征服的特权。

而在改革开放之前形成的固定阶层来源于计划经济的指令模式，他是由自上而下的命令体系构成的。在指令经济模式下，每一个人的身份阶层也是被固化的，甚至继承权也开始出现，国企的工人一样可以继承上一辈的职务，顶班制是公开的制度。

周劼和北海鲶鱼之所以刺痛人们的心，也源于此。

人们批判身份社会的弊端自然是无比正确的，但显然，批判不止于此。因为他们还在批判无数商人和企业家。

而市场经济中的大部分企业家们，他们的财富来源于消费企业产品的消费者。他们在市场中的地位，完全由消费者决定，如果消费者要抛弃他们，他们马上就被取代，他们创造财富的能力也将马上消失。

过往改开史当中，无数知名的企业早已消失不见，大多数企业家最终成为了市场经济的失败者，是消费者抛弃了他们，是消费者选择让其他企业主为他们服务。

有人说，大清帝国时代也是市场经济，他们以此来反对市场经济，他们说，在漫长的历史中，市场经济没有带来财富啊，他们以为在没有实施计划经济的时代，就是市场经济了，这完全是扯淡。

市场经济是一种以企业家为主体的社会制度，谁有能力服务消费者谁就能脱颖而出，大清帝国时代哪来的市场经济，那是一个反市场经济更为严重的时代，代代相传的征掠者和士大夫们才是社会的主角。

即使在欧洲市场经济大发展的时候，也是破除封建王权和神权的时代。对君主制度的反抗，就是对身份社会的反抗。

在那样的时代，企业家的身份从来都是低贱的，中国的士农工商体系，把商当作最劣等的职业，而在欧洲，经商的犹太人则经常被贵族们当成提款机和随意欺凌的阶层。

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家的命运如何，众所周知。

身份社会中，人们被划分为具有不同的地位、权利、资格的世袭群体，法律赋予有的人以特权，又剥夺另一部分人的权利。

那种制度与市场经济是完全不相容的。

消灭贵族制度，消灭身份社会，并确立法律之下的人人平等原则，才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才会存在私有产权和企业稳定的发展预期，市场经济才得以创造繁荣。

在一个基于地位、身份或种姓的社会中，一个人终其一生的活动都是固定不变的。

他一生下来就具有某种身份，他在社会中的位置是由僵化的法律和习俗所决定的，这些法律和习俗为每个阶层的人都分派了明确的特权、责任，或明确地规定他不具有某些资格。

只有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才存在阶层跳跃。

阶层跳跃这一名词，是身份社会特有的，不少人将这样的词用于市场经济中，其实起到了错误误导的。在市场经济中，人们的实际生活水准取决于服务消费者的能力，他只存在多少，而不存在阶层。

古代中国的科举，能够中举的也大部分是士家子弟，普通人连读书的机会都不会有。

在金庸小说中，穷人家的子弟逆袭成为贵族，往往成为主题，因为极其罕见，比如韦小宝。绝大多数普通人，穷其一生，也无法跨越身份的鸿沟。

在法国1789年革命前的旧制度下，欧洲贵族讲的都是文雅的法语，第三等级用的是“白话文”，而城镇的低等级和农民一般都说本地方言、语法和词汇都不纯正的混杂语和行话，受过教育的人士是听不大懂的。

不同等级的穿着也不同。不管是谁，在随便什么地方碰见个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认出他的等级。

在大清刚刚垮台时，无数的遗老遗少们就对人人平等原则发出了怒吼，他们认为这是“礼崩乐坏”，社会将不伦，老爷的尊严都没有了，那怎么了得?

过往在国企里呆过的老工人们，也对自己当年的上层身份怀念不已，作为“主人公”，他们认为现在一些商人、企业家爬到了他们的头上，物欲横流的观念取代了过往根正苗红的标准，金钱成为了唯一的标准，那些粗鄙的、没有品味、没有身份的人却拥有了财富，享受了美好生活，而他们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人，现在却两手空空。

这些批评后面都隐含着一种观念，那就是当年他们的地位来源于自己的独特的身份，他们绝不会为当时的农民所付出的一切感觉到难过，他们只为自己在社会中高人一等地位的失去伤心不已。

要求公平分配财富，就成为了他们的诉求，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下，那些人发的财都是不义之财，他们作为国家曾经的特权阶层，却没有分配更多。

大清的遗老遗少和计划经济时代的国企老工人，他们的哀叹和不满，其实都是对身份社会的怀念。

然而市场经济是奖励那些努力生产、努力服务消费者的人，他不会在意任何一个人的所谓身份，只要你能为消费者服务，消费者就会用金钱奖励你。

他是真正人人平等的社会制度，不管任何一个人，都不需要上一辈祖先的身份加持，只要你有能力，能生产出好产品，就能拥有更多的财富，试问，世间还有哪一种制度比这种制度更加平等？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不存在阶层，也不存在阶层跃升。

现有的阶层，不过是身份社会的遗留物，周劼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而是身份社会的遗产。

因为，在市场中，真正进行对具体的个人进行评价的，不是政府，也不是家族，而是消费者。

消费者是市场经济当中真正的帝王，他能让一个人富，也能让一个人破产，他喜怒无常，今天喜欢很甜的饮料，明天青睐无糖饮料，谁能满足他们变化无穷的需求，谁就能获得更多的奖励。

抱怨市场经济不公平的人，只能证明一点，他们服务消费者的能力不如另一些人。

法律上，没有任何手段禁止你去服务消费者，你可以挑战马云，挑战王健林，也可以挑战所在城市里某一个火爆餐厅的老板。

只要你能生产出让消费者尖叫的菜品，你立刻可以取代那个年入千万餐厅老板的财富地位。

消费者也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他，而选择你。

这是何等公平的制度？ 

如此公平的制度，为什么这些人会反对呢？甚至你会发现，即使是在身份社会中身处底层，万世不得翻身的人，也有人在反对市场经济。

即使是当年的国企工人，他们现在的生活也比当年好上百倍，因为这些人当年即便是特权阶层，他们也只能住在单位分配的狭窄的筒子楼中，家里没有任何贵重财产。

这就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了，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来临时，他们怎么会反对呢？

米塞斯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其深刻的洞见。

他认为，在身份社会中，个人可以把自己活得不太好的命运归咎于他自己无法控制的环境。

假设一个人是个奴隶，他这个身份决定了他一生的大部分命运，而这个身份是由环境决定的，他并不是个人的人力所能控制的力量。

甚至他一出生，这个社会就给他指定了奴隶的地位，这既不是他努力的结果，也不是他失败的后果。

因此，身为奴隶，并不会因奴隶的地位而羞愧，因为，找不到可以鄙视自己的理由，他只是人生的运气。

比如，他的妻子会对他说，你为什么是奴隶而不是奴隶主？

他要怎么回答？他可以回敬她：“如果我生来就是奴隶主的儿子，我就不会娶你，一个奴隶的女儿；我会娶另一位奴隶主的女儿。你不是奴隶主的夫人完全是你自己的错，你为什么不再聪明一点，生在一个好人家呢？”

他不能成为奴隶主，不是他的错，是环境的错。一个国企工人，一个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民，一个大清王朝时代的平民，都可以这样对他的老婆说，我只所以是现在这样鬼样子，只是因为我没有一个好爹。

我的人生，是运气的结果。因此，我不能为我的人生结果承担责任，更不会接受因我的身份被指责和感到羞愧，因为，这不是我不努力带来的，我努力能改变我的出身吗？不可能啊。

身处身份社会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根本无需焦虑，反正改变不了，反正不由自己的努力决定，我为什么要焦虑呢？

很多人说，计划经济时代的人不攀比，真实原因是，攀比不了。因为你努力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那怎么攀比呢？

在一个人人命运被注定了的世界，个人努力对个人生活无法构成影响的社会，攀比是毫无意义的行动。

大部分人安然地接受了命运对自己身份的安排，他们也不羡慕贵族，那只是你祖上命好，他们嫉妒的对象是自己同一阶层的人，哪怕同事今天工资加了五块钱，他们也会痛苦不已。

然而在市场经济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老婆如果在家里训斥他，你为什么只赚三千块一个月，而隔壁老王可以赚一万？楼上的李三可以赚十万？

这时，你是无言以对的，因为在市场中，给予你和老王的机会是一样的。

人们经常谈论市场经济的残酷，说的最多就是市场经济是按照每个人对他的其他人的贡献大小来安排他的地位、财富的。

起主导作用的原则是根据成绩进行分配，这时，自己境遇不好，只能怪自己，而无法找到借口。

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跟自己差不多的人成功了，而自己却失败了。这种失败不是真正的失败，因为每一个人都将受益于市场经济，这种失败是相对于他个人的野心和期望值而言的，是完全主观的。

很多普通人哪怕收入很低，依旧对现在的生活很满足，他们比较的方式是和过去比，而不是和其他人比，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市场经济的失败者，而认为自己是市场经济的受益者。

但对于那些对自己有很高期望值的人来说，就不一样了。

他们都知道，很多让他嫉妒的人，都是白手起家，当初自己跟人家是同时起步的。更为痛苦的是，满清的遗老遗少们，他们当年的奴才，很快都通过努力改善了自己的生活，而自己却成为了变卖家产的破落贵族，这让他们心里极不平衡。

同样的心理发生在国企工人身上，原来和他们一样的国企工人，有些人成为了老板，而另一群他们看不起的农民，他们或他们的子弟都迅速富起来了。

而害怕进入市场经济的他们、在市场经济中无所适从的他们，只能依赖国家的救济，领着一点退休工资，或是在国家的庇护下在国企拿着低工资。

他们在老婆面前，是无比痛苦的，因为，他们必须得承认，他们当下的境遇，就是自己造成的，而这种承认太痛苦了。

中国现在富裕的人中，九成以上的父母都是一穷二白的，因为在四十年前，中国几乎没有富人，现在即使是农村，哪个村里都有一些在外地闯荡发了财的人。

让很多人在市场经济下不舒服的，正是下面的事实：

市场经济给每个人都提供了爬到人人都向往的地位的机会，但竞争法则决定了，最后只有少数人能够达到。

一个人本来期望得到很多东西，但最后，自己的雄心只有很少一部分得到了满足。他总是看到，有的人在自己失败的地方竟然取得了成功。总是有一些人超过了他，面对他们，他在潜意识中滋生出了一种自卑情结。

流浪汉对拥有稳定职业的人、工厂的工人对领班、经理对副董事长、副董事长对公司的董事长、家产只有几万块的人对百万富翁，产生的就是这种心态。

每个人的自信和道德均衡感，都受到那些证明了自己天赋和才能更出众的人士的辉煌成就的冲击。每个人都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败和不足。

德国历史上有一个学者叫尤斯图斯·默泽尔，他强烈反对根据个人的功劳来提拔公务员和军职人员，他认为，应该根据这些在职人员的祖先和其贵族血统，及他的年龄和服务时间来提拔。

默泽尔说，如果成功只取决于个人的功劳，这样的社会是完全无法维持下去的。

每个人天生都倾向于过高估计自己的价值和赢得的奖赏。

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境遇是由那些在自己内在的功劳之外的因素所决定，那么，那些处于社会等级最低等的人就会坦然接受这种结果，他们会知道自己的斤两，他们仍然会保有自己的尊严和自尊。

但如果完全按照个人的功劳决定生活境遇，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那些没有成功的人士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凌辱和伤害。其结果必然是，他们将憎恨和敌视所有比他强的人。

市场经济就是这样一种靠个人的优点和成就决定每个人成败的社会。

默泽尔作为心理学家是正确的，他已经洞悉了那些做了努力但没获得成功人的感觉。

在市场经济中没有成为更优秀的人，有一些人为了自我安慰，恢复自信，这样的人就开始寻找替罪羊。

他努力说服自己相信，他的失败并不是自己的错。

他不断地告诉自己，他并不差，他与跟那些盖过了自己的人至少一样地优秀、高效而勤奋。

转过头，他们开始批判这个社会。

大部分指责社会不公的声音其实在说，他们现在的境遇来源于社会不公。

他们说，我们现有的邪恶的社会秩序却并不是把奖赏给予那些最应当获得的人；相反，吃香的是那些不诚实的、无耻的恶棍、骗子、剥削者和“冷酷无情的个人主义者”。

当无法在能力上找理由时，他们就开始从道德上找理由。

当然，大量的腐败现象和官商勾结现象，似乎在支持他们的这种观点。但真正的真相是，更多的人通过市场经济获得了成功，依附在权力体系中赚钱的人在比例上并不高。

一些商人与官员保持紧密的关系，并不一定是通过权力获利，而是他们要面对复杂的管制，他们希望官员能放他们一马，减少一些管制。

我们必须毫不客气地指出，在今天这个社会中，有大量的人认为他没有成功是因为他太正派了，他们认为他们的失败是因为拒绝使用卑劣的诡计，是不愿意向官员卑恭屈膝，是不愿意坑蒙拐骗。

他们将少数商人的不良行为，当作了所有企业老板、明星、网红的成功必然路径。

他们乐衷于去扒一些企业家的背景和后台，比如王石、任正非，曹德旺等等，他们认为，是他们曾经有的背景让他们成功了，却丝毫不关心这些企业家是否生产了足够优秀的产品，他们是否服务好了消费者。

在联想舆论事件中，无数跟随司马南的人，根本不管联想是一家世界排名第一的PC企业，只有对消费者服务的能力极其强大，才有可能把一个企业做成世界第一。

他们对联想的批评，实际上在说，柳传志的成功并不来源于他的能力，而是来源于他搞了国家的钱。

在这些对企业家背景的讨论中，他们潜意识在表达一个想法，如果我有这样的背景，我也是大企业家，我也不会比他们差。而我之所以没有，因为我没有背景，我没有关系，并且我有道德。

只有从道德上攻击这些企业家，他们才能找回内心的平衡。

他们说明星就是靠睡导演才成功的，他们之所以不行，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么无耻下流。

他们说，网红就是靠欺骗网民赚钱的，他们没有成为网红是因为他们不屑于骗人。

甚至，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在市场经济中，要成功，就必须不择手段，要坑蒙拐骗，而他自己不得不在美德与贫穷中、在邪恶与富裕中做选择。我之所以赚的钱更少，是因为我还要脸，我有道德。

甚至有人说，一切在中国成功的企业家，不过是靠着与官员的关系才有了今天，他们完全忽视那么多丰富廉价的商品来自于谁的努力。

这种心态，就是一种寻找替罪羊的心态，他非常普遍，在各种社交媒体上都可以找到他的身影，甚至成为了流量密码，只要你能迎合他们的心态，必然成为流量爆款。

在这样的社会中，雄心壮志没有完全实现的人都会对那些获得了成功的人士的财富心生怨恨。愚蠢的人会用诋毁、中伤等形式直接了当地发泄这种情绪。

而一些知识分子，则将他们这种憎恨之情升华为某种哲学、反市场经济的哲学，为的是抑制某种发自内心的声音。

这种声音对他们说，他们的赚得不多，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完全是他们自己的错。而一个人要接受在市场经济中没有赚到钱是自己的责任，这是很难的。

野心遭受挫折所带来的痛苦，是生活在人人更加平等的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不少人所特有的心态。

这并不是由人人平等的市场经济原则本身造成的，而是由于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在知识天赋、意志力量和勤奋刻苦上的不平等，清楚地表现了出来。

一个人事实上是什么样的人，他获得了什么，跟他觉得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应该获得什么，两者之间的鸿沟毫无遮掩地暴露出来了。

幻想某种按照他的“真实价值”对待他的“公平”世界，这样的白日梦正是缺乏自知之明的人士的唯一慰藉。

当然，我并非要否定人们对特权、身份社会的攻击和批评，作为市场经济的支持者，我深深知道，身份社会就是市场经济的死敌。

但是，那些批评市场经济的人，他们本质上并不是反对身份社会，他们其实希望重回身份社会。为什么是城市国企工人阶层更加反对市场经济，为什么司马南的粉在北方和城市阶层中更多？这是一群在市场经济中的失意者，他们在用反市场经济的方式表达自己对身份社会的怀念。

这些人反对周劼时，并不批评国企这一导致身份社会的因素，而是希望自己重新回到国企中，他们想成为周劼。

这一现象不仅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全世界。

摧毁市场经济制度，成为手握选票的很多选民的共同选择，他们要求大搞福利主义，他们要求向富人征更多的税，甚至要用遗产税消灭富人们的继承权，他们要求国家分配财富，将所有人的收入拉至平等。

而通过税款剥夺他人财富，成为税款的使用者，其实不过就是创造了一个新的身份社会，在这个身份社会中，他们可能因为贫穷、肤色和性别获得了特权。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不用面对市场经济下个人野心未实现的挫败感。

下章预告：知识分子中为什么这么多人反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