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深圳的公园不种树，每株植物都是自然的意愿

2017年，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在深圳举行，深圳市政府承诺要为大会建立一个纪念园。

基于过往的口碑和成绩，广州土人景观得以获得这个项目，为国际植物学大会设计纪念园，这当然是很高的职业荣誉。

国际植物学大会多牛啊！但凡略微学过一点科学，你就会知道植物对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所有动物的重要。离开光合作用，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无处谈起。植物是我们地球家园最重要的建构者、维系者。

了解了植物的重要，也就能明白国际植物学大会对于人类的重要。它是全球顶级的植物学家、植物学机构讨论最新的植物学状态和植物学发展的全球会议。从1900年第一届举办开始，大会每六年举办一届。而在中国举行、由中国的城市承办，还是第一次。

接到这个项目，我感觉给了我们一个发问发声发言的重要机会，我们的思想和工作将可以得到来自当代顶尖的各国的植物学家们的批评指教，也可以在此表达我们对现有城市和各类公园植物种植状态的困惑，以及由此而来的突破性想法和愿望。

事实上，我们的社会在如何看待植物的问题上颇为混乱，观念和实践都与生态文明时代存在时差。大多数人的植物观念，就是觉得“好看”就行了。为什么你觉得它好看？那些“不好看”的植物对这个世界重要不重要？这些问题一般人从不去想。大多数城市盛行的是彩叶植物、模纹花坛，植物成了城市美化的调色盘。

我们做公园，已经太习惯了由人去挑选植物，由人说了算，以领导、甲方、设计师、园丁的观赏趣味为导向，一会儿要种银杏、樱花，一会儿要种罗汉松、棕榈树，深圳是公园城市，整座城市有上千个公园，全中国的公园就更多了，种什么植物，全都是人说了算的，大大小小的园子里，都是人的意志、人的权力。自然偶然带来的几棵天然植株，还被当作野草，被园丁悉数铲除。

这与人类的植栽史密切相关。大约二万年前，早期的人类已经开始“管理”野生植物了，是的，人类文明的历史，同时就是驯化自然的历史，驯化和支配植物的历史。到了16世纪的哲人培根（Francis Bacon）则大声宣布：“人类，有支配自然的权力”。

一直以来的人类文明，就是“权力”的同义语。我们圈养了猪、牛、羊等牲畜，将它们的肉作为食物，驯养了狗作为看家护院、牧羊牧牛的帮手，还有畜力马、驴、骡，用来耕作田地、运输货物。除了动物，我们还驯化了很多植物，全球农业用地面积占了陆地总面积的近40%，这里面有耕地，有草地和牧场，我们人类食用的粮食，以及我们驯养的动物们的食物，都来自这些土地上的植物。

除了食用，药用和其他实用功能，植物还一直被用于人类的审美，从古代的巴比伦空中花园，到中国文人的松梅竹兰，都是人们热爱植物的例证，但也流露了培根所指出的“种族假象”（Idols of the Tribe）——即以人的感觉作为认知事物的尺度。文人喜欢松梅竹兰，并不是喜欢这些植物，而是喜欢这些植物象征的他们自己。

园林学科有一个词叫“观赏植物”，这个词本身就很有问题。有什么植物是“不可观赏”的呢？文化的偏狭、局限带来审美的偏狭、局限。这不是生态文明时代应该要的东西。

今天，生态文明被提到很高的高度，但什么是生态文明？如果一切还是须臾不离人的权力、人的意志，这是生态文明吗？我们宣称要解决自己与自然的关系，很多人却连一眼真正的自然都没有见过。

我们常给孩子们灌输一个口号叫“热爱大自然”，但是真正的大自然在哪里呢？是在罗汉松里，还是彩叶植物模纹里，抑或在花坛里？孩子们会以为它们是大自然吗？不客气说，生活在大都市的孩子们成长中所见的，大多数是“假自然”或者“赝品自然”。

所谓“假自然”或“赝品自然”，最极致的例子是有的公园干脆都不种真树了，种工艺美术厂出的塑料树，特别真，不死，好管养；另一种“假自然”，种的树是真的，但不顾气候土壤支不支持，喜欢就偏偏要种，必要时靠打点滴穿棉袄维持。再有，就是培植五颜六色的树、花、草。科研人员不闲着，养护工人不闲着，这个社会的水果越来越甜，公园树上的花越开越艳………人可以制造一切。

根据统计，在著名的“胡焕庸线”东部，集中着我国96%的人口，在经济体量大的城市里，人际关系是紧张的、尖锐的，土地也已经不堪重负。过宽的马路、过大体量的建筑、极大的广场、极深的地下步道……跟人类庞大的建造物相比，人口稠密地区的自然早就丧失了它本身的大多数美感，已经被越来越多丝毫不懂得谦让的人造物件人工设施挤兑压迫萎缩得不成样子了。

我有一个很崇拜的先哲，他叫利奥波德（Aldo Leopold），他是美国著名的生态学家，被称为美国国家公园之父。他曾说：“那些因为没有商业价值，被忽视、被排除的大地社会成员往往是土地系统完善功能的基础。” 他提醒我们，那些被我们漠视的大地成员，比如园丁铲除的野草，可能就是生态中极为重要的部分。一切围绕着人类想干什么，这不叫生态文明。生态文明一定程度上是去人类中心化的。如果我们漠视自然的意志和权利，最终损害的是人类的利益。

最后，我要说“纪念”这件事对我来说其实挺难的，一提到“纪念”，通常是十分端庄、十分严肃、十分“端着”的，转换为设计语言，往往是中轴线，是纪念碑、纪念塔、纪念亭、纪念柱………还要有名人、雕像。好在深圳是个鼓励创新的城市，那我们可不可以创新地理解“纪念”这件事——让大自然自己设计一个公园？能不能让深圳这么一个繁华的城市里的人们，有机会认识相对真实的大自然？

最后我们拿出了设计方案，告诉组委会，整个场地我们什么植物都不种，不仅不种树，也不种一棵草，不种一株花。专家评审会上，有些专家们沉默，有些专家反对，他们问我，植物学大会要的植物在哪？我解释到，人不种，风会种，鸟会种，昆虫会种，整个场地换土时土壤里面的种子也会拱出来。在这个纪念园里，我们把人的权力、人的意志、人的挑选……统统拿开。

需要一书，有一位专家，深圳本土自然与历史研究者南兆旭先生，当时挺身而出支持这个方案。南先生是最早编写深圳城市自然志的，他写过一本《深圳自然笔记》。当然，面对专家争执不下的声音。决策权被交给了市领导，当时的植物学大会筹委会负责人表了最重要的态，他说，我看土人景观的这个方案抓住了一个点，即人与植物的伦理关系、哲学关系。他说，我不认为深圳每个公园都应该这样做，但深圳有一个这样的公园，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

事先，我打过卦，该方案有99%的机率会被枪毙，只有1%的可能会通过，但我们就是那1%。应该是提了个特别“叛逆”或者特别“颠覆”的方案吧，但我们真的就这样把这个公园做出来了。

纪念园里人为设计的部分很少。只有唯一的一条观察径，我们开玩笑地称它为“思想的闪电”。

观察径从东侧的入园口开始，朝着西侧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方向延伸，由一条大的观察径，分散出更小的观察径。廊道以石骨水泥地面结合锈铁护栏，途中最大的构筑实际就是一个不大的生态厕所，而且是藏在地表下面的，整体的工程量是非常小的。

一般一个项目完工的时候，往往是它最高光的时刻，但是2020年初，纪念园刚完成的时候，大家看到的是最荒凉、最“凄惨”的景象——在锈铁围起来的观察径之外，全是裸露的土地，但是我们跟其他公园不一样的是，它开始伸出双臂拥抱未知、拥抱自然，它将是动态的，每天都在生长，每天都在变化………

公园里的土壤都是从深圳各处迁移过来的。园区原址曾经是一个建筑垃圾掩埋场，这里本来也是有绿化的，就是一些人工草皮，基本长不出其他什么植物。土壤和一般的土是有区别的，土壤是带有机成分的，是由植物和昆虫的尸体共同形成的结果。土壤十分珍贵，一块深度30-50厘米的土壤，要一、二万年的时间才能形成，即使是1-2厘米厚的表土也要耗费几百年。 

建筑工程上有一个名词叫“生态施工”，指的是施工的时候要把表面的表土收集保护起来，之后再施利用，因为它是有机的，种植物的时候可以重新移回来。但我们社会现在的工程显然没有那么细致，挖地基的时候就把表土都一起挖掉了。考虑到纪念园的精神意义，我们选择迁移土壤的地方也具有代表性，它们来自深圳的关内关外，有大沙河公园，也有龙华观澜和大鹏地质公园。

仅仅几个月之后，园区里就变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记得上大学的时候，一个广东同学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他说小时候有一次学农劳动结束后大家都回去了，他发现自己把铁锹忘在地里了，几天后回去找，结果发现铁锹上都长出树叶了，这当然就是个段子，但它道出了岭南就是这么一片阳光普照、雨水充沛的美丽热土，这样得天独厚的亚热带条件，是极适合植物生长的。

我在广东生活了近40年，我懂得在这个地方，我们完全可以“信任”自然的伟力，亚热带大自然的生命力完全会突破我们的想象。回访的时候，我在生态厕所下面发现了一棵血桐，长得相当茂盛，几乎已经可以遮荫了。说实话，我们并不知道在这么短的三几年时间，会长出这么多植物。包括这株血桐在内的不少乔木，都长得相当高大了：南洋楹、构树、大叶相思、山黄麻、大叶紫薇……还有很多含羞草，我手一碰它，它就把叶子都闭合了，就像我俩在打招呼一样。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公园是我们设计的，也不是我们“设计”的，它是由大自然本身创造的，持续地带给我们惊喜。

含羞草其实也是一种“外来入侵”物种。根据红树林基金会志愿者在2020年7月的回访，公园建成半年内生长出至少11个科属，37种植物。其中有7种植物在深圳被列为外来入侵植物，除了含羞草，还有田菁、鬼针草、刺苋和阔叶丰花草。

在最初提案的时候，有反对的专家曾说，如果照我们的设计，本土植物一个都活不了，因为外来入侵品种太霸道了，最后就是它们一统天下。恶性的外来入侵品种的确很霸道很强悍，但部分原因是拉了“偏架”（打绿怪），部分原因是本土植物也没有那么怂。在2022年5月，红树林基金会的志愿者为我们收集了园区内生长的27种的本土植物，包括海芋、狗牙根、龙爪茅、马齿苋等。当然，无可否认，有了比2020年更多的外来入侵品种，14种，“臭名昭著”的薇甘菊也列为其中。根据他们的观察，外来入侵品种虽然占优势，但仍然有大量的本土植被在生长。在自然的主导下，本土植物和外来入侵品种正在相互博弈、相爱相杀。

深圳有句话叫做“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口号很有意思。人类这个物种也是在迁徙中不断变化的，中国历史上一共有六次人口大迁移，我们岭南的客家人、潮州人、广府人也是从其他区域迁徙过来的。就连广州的市花木棉花，是否是真正本土物种都是存疑的，有研究称木棉花的原生地是印度。“本土物种”是一个相对概念，我们都是在物种大交换中不断地发展。

植物没有严格的国界概念、没有海关，风和洋流都挡不住它的自由传播。外来物种，只要没有较大的危害性，尤其不是恶性危害，它就算“深圳人”了吧？“来了就是深圳人”，是信任包容、信任开放、信任流动、信任交换，但要加个前提，就是不能作恶。对待恶性外来物种，也得有措施，想想感慨，在这一小块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其实跟宏观历史、跟我们千百年来发生的事情，似乎也是同构的。

纪念园落成后的三年里，通过红外线检测，还发现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野生小灵猫都来了，还有二级保护动物欧亚水獭和豹猫，它们原先只在对岸的香港米埔湿地自然保护区活跃。还有各种各样的昆虫、浮游藻类、浮游动物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出现，俨然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生态系统。

2020年9月，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纪念园开园。与开园同步，深圳市政府启动了“2121计划”，这是一项预期时间跨度为100年的自然科学实验计划，意在把纪念园开放给公众，特别是植物学研究机构、植物爱好者和青少年，让大家去感知这块土地上的植物演替，去观察大自然里不同物种间相互博弈的故事。

红树林基金会会不时邀请青少年和志愿者，到园区里进行“打绿怪”活动，志愿者老师教孩子们辨认和清除恶性外来入侵品种（绿怪），它们包括薇甘菊、鬼针草、银合欢，这些活动给纯粹的自然主导打了一点折扣，在自然的博弈中拉了一点“偏架”，但十分有必要。

我觉得这些活动特别好，它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第一，它让孩子们见识到了真正的自然，而不是被“驯化”过后，被粉饰过后的自然。第二，它让孩子们直接体会到自然的斗争性，残酷性，亲身接触到自然中植物们的凶恶“敌人”——恶性外来入侵品种，并且动手消灭它们；第三，它以一种趣味性的方式，让公众参与到了公园的维护当中。

说到维护，最近不少地方有些财政吃紧，这凸显了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纪念园的可贵，它当然是个很省的公园，低造价、低维护的公园。之前有报道说，深圳某座公园，每年要花费3000万以上的维护费，非常昂贵。所以一旦城市的GDP不足以支撑这一花费，我们过去那些引以为傲的、布满华美花坛的城市公园们也将难以为继，这可不是好事。

2021年5月，我受邀在“一席”平台做了一次演讲，给大家讲我在深圳做的这个“不种植物的公园”。我没想到小小的一个公园，可以如此地牵动大家的关注和情绪。

在这篇演讲微信文章的评论区里，一名网友写到：“最近广州在砍伐珠江滨江路上几十棵几十年的大榕树，能帮忙呼吁下吗？好难过。” 这个朋友提到的事情最终酿成了一场生态悲剧。被砍几千（有人说过万）棵几十上百年的大榕树，代价之大，生态和文化的损失几乎不可能追回了。可见，景观，做对和做错的景观对一个城市何其重要？对人的精神状态是何其重要？

如果今天我们宣称自己正在建设一个生态文明的时代，那我们是不是需要突破一下固有的、习以为常的、万城一面的植物栽培模式和城市公园模式？我们也许要学会懂得欣赏大自然原汁原味的美，懂得聆听和尊重土地的一点意志和抉择，而不是沉浸在人的中心主义语境中固化，不反思不自察。

当然，我也绝不是赞同18世纪哲学家卢梭的“返回自然”，简单地返回自然其实是返不回去的，我同意华裔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先生在《逃避主义》中表达的意思，我们为什么要建房子？为什么要建城市？实际上我们就是在逃避自然。自然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的母体，但是它也充满了虎豹财狼，充满了长虫猛兽，自然有很多东西对我们是不利的。

就和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纪念公园所呈现的那样，一方面，我们从中看到了自然的博大生机，万物竞生；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直面外来入侵品种带来的挑战和危害，自然界永远不是梦境和桃花源。

如果说这个公园有自然伦理和哲学的追索，那么，我希望它表达的东西绝不是简单线条和理想化的，它既然是真实的，就一定意义而言，就一定交织了我们在许多世代所不能化解的东西，又带给我们在这个时代必要的思考和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