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5天，学了3句“日语”
《先声》·第6期
作 者：陈为 正和岛总编辑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总是押着同样的韵脚。
——马克·吐温
“企业家都是神通广大的孙悟空”。
松下幸之助向坐在对面的邓小平发出一句感慨。
这位日本的“经营之神”是白手起家、无中生有的典范。有一次，有人问他为何成功？他讲了3点自己的“优势”：因为学历低，只有小学学历，所以知道向人请教；因为自小家贫，所以保持财务稳健，不会乱花钱；因为一直体弱，所以懂得授权别人，依靠团队。
这是他和邓公的第二次见面。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日，参观松下电器时，曾问询首次见面的松下幸之助能否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帮点忙”？松下慨然应允，“愿意倾我所有，全力以赴相助”。
第二年6月，松下幸之助受邀访华，成为首位访问新中国的知名国际企业家，邓小平亲切接见了他，几天内先后见了两次。
他们谈了很多话题，松下先生就中国的改革开放直率地提了很多建议，邓小平说，“作为大公司，像你这样提意见的，我还没有遇到过。”
作为企业家，自然也会谈企业，这位资本主义国家的首富对共产党的领导人说，企业是“社会公器”，能促进社会的和平、幸福与繁荣，而企业家就是能上天入地、七十二变的孙悟空。
“是啊，可惜中国的孙悟空还不够多。”邓公吸了一口烟，幽幽说道。
在日本待了5天，学到3个词
1、素直
每个到过松下政经塾的人都会对墙上高悬的“素直”二字印象深刻。
这是我时隔八年、第二次造访松下政经塾。8月20号，我和正和岛20多位岛亲一起，赴日参访游学一周。公司的日本游学已经举办十多次，这里几乎是每次必“打卡”之地。
在松下幸之助看来，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是理念、人才与物质，所以他在创办松下电器之外，又于1946年创办PHP研究所，研究“繁荣、幸福与和平”；1979年，他又创办松下政经塾，旨在为日本社会培育精英，当年他已84岁。迄今，松下政经塾已为日本政商学界培养三四百位高阶人才。
多年前，步步高创始人段永平参访松下，对“素直”一词念念不忘，觉得跟他的理念“本分”相像。
何为“素直”？这次我们的随行导游拍下并解释了它的10条内涵：不为私心所困；倾听；宽容；识真相；明大义；虚心好学；融通无碍；平常心；懂得价值；博爱的心。都是既“素”且“直”的道理，大道至简。
松下与邓小平的交往经历，便可见“素直”风格。除了率真建言，访华碰面时，松下幸之助承诺会联合日本电子工业界，助力中国工业改革。
未想，回国后发现，当时日本电子产业界因对中国不了解，并不热衷投资合作，松下的倡议遇冷。为此，1980年，松下特意飞到北京，向邓小平致歉，并表示松下电器将单独同中国合作，打造中外合资企业的样板。
1987年，中国企业与松下公司合资成立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投资规模达到248亿日元，成为当时最大的中日合资企业。
回溯中国40余年改革开放历程，灿烂荣光、可歌可泣，这把“大火”离不开中外诸多英杰为之添薪加油。2018年，中央向10位国际友人颁授中国改革友谊奖章，松下幸之助即是其中一位。
2、三方好
同样获得中国政府表彰的日本友人还有三枝富博。
他是伊藤洋华堂的社长。其母公司柒和伊控股旗下运营着大名鼎鼎的7-11便利店和伊藤洋华堂、西武百货等商场。根据德勤《2022全球零售力量》显示，柒和伊2022年零售营收达到523.1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650亿元）。
自1997年进入中国以来，伊藤洋华堂相继在成都、北京落子11家商城。他们在中国共有3100位员工，其中日本人只有16名。
8月21日走访伊藤研修中心时，三枝富博先向我们致歉：他的汉语原本交流无碍，3年疫情下来，语感日渐生疏，只能用日语演讲了。但他自得于自己的中国身份：2020年“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以及——成都荣誉市民。
三枝闻言如同触电，他觉得这是一次“冲击性的相遇”，预感这次会议会成为自己人生的转折点，于是积极请缨前往中国。
等飞机落地成都，三枝一行人大觉失落。当时日本流通业已颇为先进，国民生活质量较高，中国当时的GDP只有日本的五分之一，放眼整个成都更是堪称经济的“不毛之地”。
怎么办？这时候，理念的作用开始显现。团队经过研讨，将中国公司的口号确定为“我们能为中国人民做些什么”，目标明确为“打造让大众愉悦和感动的店铺”。
其后，尽管经历了非典、四川地震、反日事件等多重冲击与危机，他们对事业目的和价值更加清晰，“通过切磋琢磨和中国顾客与员工一起成长到今日”。
在研修中心，最让中国企业家震撼的是伊藤雅俊的一段话。伊藤雅俊是公司创始人伊藤让的弟弟，他和7-Eleven会长兼CEO铃木敏文分别成为公司百年历史中最为重要的两代经营领袖。
视频中，伊藤雅俊说：经营者要将三种情况视为理所当然——供货商不卖给我们货，银行不给我们贷款，顾客不光顾我们的店铺。但在“三难”的情况下，也要努力通过做出让顾客“感动、感谢、感恩”的产品，来达到“三方好”（即卖方好、买方好、世间好）的目标。
事实上，在我们此行所交流的经营者与研究者中，几乎每个人都会提及“三方好”的宗旨。
最后一天我们参访了京都的塚喜商事，这家企业的掌门人认为，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整个民族在不同阶段经历了四大危机：
大地震，日本分别于1923年、1995年和2011年经历关东大地震、阪神大地震、东日本大地震；
经济危机，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
政治危机，二战期间东京大空袭与原子弹爆炸，战后大日本帝国崩溃；
全球性流行病，1918年，西班牙流感致使32万日本人死亡，2020年新冠肺炎日本将近1.6万人死亡。
然而很多企业在社会变乱之中继续传承，首因即是能贯彻“三方好”的经营理念。
根据京瓷研究专家堀树分享的数据，2022年，日本达到百年的企业新增3826家，总数已达37085家。在他看来，这些长寿企业的第一特征即是“经营目的中含有‘三方好’的要素，并在公司内共享此经营目的。”
3、不易流行
任天堂揭示了另一密码。
在很多人印象里，这家“游戏之王”是一家年轻公司。实际上，自1889年以花札骨牌开业以来，任天堂已穿越无数风雨，经营134年，是一家有创新基因的老公司。
任天堂前法务部长朽木鸿次朗退休后成为公司的讲师和顾问，他遍阅公司历史，熟悉公司实务。在他看来，任天堂能活得长，核心密码在于“坚持与灵活性的平衡”。
100多年来，公司专注于自己的优势方向，追求给人们带来“娱乐”和“游戏”，采用“无厂制造”模式，将制造外包，坚持无债务经营，不做无关多元化。在产品开发上，却极为注重独创性，公司每做新品必问：“这是新的吗？不同于以前的产品吗？”
这即是日本人所谓的“不易流行”——既要坚持不变的传统与使命，也要关注“流行”，与时偕行。
本次日本行的第一课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员冈野寿彦分享《日本人“失去的20年”对中国企业的启示》，检讨日本企业得失后，他的结论是：企业一定要兼顾“攻与守”，在“深挖”企业已有核心竞争力的同时，在经济环境变化、技术快速迭代中“探索”新事业。
这和吉姆·科林斯的结论是一致的，在影响了无数经营者的《基业长青》里，这位著名的管理专家将最重要的经营原则概括为“保存核心，刺激进步”。
在伊藤研学现场，我看到柒和伊的企业文化里有一句有趣的话，“用鸟的视角，虫的视角，鱼的视角来观察世界的变化”，我就此询问74岁的三枝富博这句话意涵。
他说：“鸟在天上飞，飞得高，看得远；虫趴在地上，对近处的土壤和草木看得清；鱼在河里游，对水温和流速的变化最敏感。作为领导者，要对全局、具体和变化，都有洞察。”
“东洋镜”：日本的大与小
距离2015年首次来日，一晃已八年，世界巨变。
任正非2001年访日后写下《北国之春》，谈访日印象：
“一踏上日本国土，给我的第一印象还是与十年前一样宁静、祥和、清洁、富裕与舒适。从偏远的农村，到繁华的大城市，街道还是那样整洁，所到之处还是那样井然有序；人还是那样慈祥、和善、彬彬有礼，脚步还是那样匆匆；从拉面店的服务员，到乡村小旅馆的老太太，从大公司的上班族……
所有人都这么平和、乐观和敬业，他们是如此地珍惜自己的工作，如此地珍惜为他人服务的机会，工作似乎是他们最高的享受，没有任何躁动、不满与怨气。在我看来，日本仍然是十年前的日本，日本人还是十年前的日本人。”
这次游学，我与随行者多有类似感受，尽管经济增速不振，地震灾害频发，日本人的冷静、自制与团结，似乎从未变过，从容有序的节奏似乎也未变过。
当然，我们清楚，日本这个国家是复杂的，日本的民族性格是复杂的。
这次有两位首次过来的企业家说，之前没来就是因为“心里这道坎儿实在过不去”。在官方和民间话语里，中日之间“一衣带水”，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现实里，两国却又常起波澜，甚至惊涛拍岸、不共戴天。
但这个多面的邻居，这个“东方的西方”国家，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和学习的。日本人口1.26亿，全球人口过亿的国家只有14个；总面积37.8万平方千米，如果放在欧洲属于排名前10的国家；日本去年的GDP总量为4.23万亿，约占中国的四分之一，但也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不属小国。
松野丰是一位中国通，曾担任野村综研中国首任总经理，目前是日中产业研究院院长。根据他的研究，从企业角度，中国人对日本企业竞争力的认识存在显著误解。
九十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企业的经营效率和企业利润却不断爬升，尤其疫情后，不降反升达到新高。
从产业角度，日本在汽车零部件、化学工业等领域有较高竞争力，中国则在服装、食品、信息通信设备方面优势明显，产业互补性很强。
从经济结构看，中国GDP增长较快，但目前劳动生产率只有日本的一半左右。特别是发展阶段上，日本在二战后经济高速发展，迅疾成为全球GDP第二位的国家，尔后经济泡沫破灭，进入低速增长阶段。
其间数十年，日本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不断。在这种种考验、磨难、危机之中，日本如何冲决网罗，化危为机，正是当下中国最好的镜鉴。
以我此行所见所感，日本企业有几个明显的特征：其一，注重“现场力”。伊藤雅俊有条经商心得，“如果习惯用汉字或者晦涩的语言来思考事物，就会离现场越来越远。”他们相信现场有神灵，现场有创新，现场有答案，管理者必须深入企业经营制造现场，鼓励一线自下而上创新。
其二，注重“社会性”。很多日本企业都有明确的利润之外的价值追求，普遍提倡“三方好”理念，尤为让人意外。此次探访的很多企业讲自己的企业文化往往先从《论语》的义利观讲起，“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或是荀子所言的“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
其三，有“整体感”。日本人信赖集团主义，以企业为家，企业也为这些“企业战士”提供统一的、广泛的、持续的庇护。我们曾问三枝富博管理中日员工有何不同，他说，中国员工的长处是有个性、有想法，短处是想法太多，个性太强。
但日本企业显然错失了互联网大潮，冈野寿彦比较中日企业，谈起华为基本法规定——将10%以上的营收用于研发，小米宣布将硬件利润率控制在5%以下，对这种兼顾速度与“长期志向”的企业佩服有加，也对字节跳动、美团、滴滴等中国第二代平台企业颇有艳羡。
日本人的长与短
站在国民性的角度，日本人值得学习的，也有几点。
其一，认真。
鲁迅对日本人的认真印象极深。他对好友内山完造说过，“日本人的长处，是不拘何事，对付一件事，真是照字面直解的‘拼命’来干的那一种认真的态度。”“中国把日本全部排斥都行，可是只有那认真却断乎排斥不得。无论有什么事，那一点是非学习不可的。”
1932年，鲁迅在辅仁大学讲演时也说：“日本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做戏似的……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其二，公义。
日本人恪守本职，注重公德，是普遍信任的社会，就像一个交响乐团，“每个人都严格地按照曲谱，演奏着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最后成就整个乐章的完美”。而儒家注重私德，虽然讲究人和，却又各怀心思，往往是面和心不和。
傅高义曾讲过，同样到他所在的哈佛大学考察，“在日本，一个团能将其考察的成果向其他的考察团提供，而在中国，很多情况下是前面的团考察的结果，后面的团不知道……中国各单位、部门的本位主义太强，缺乏彼此联系和协调。”
我们的社会，总是不乏在高铁上大声放音乐、在小区里放手遛恶犬、在车库里随意大小便的“巨婴”，让不少人不堪其扰、不胜其烦。各方面人士多讲讲日本“敬、净、静”的情形，或许会有汗颜与改观。
其三，学习。
日本在小岛上崛起，成为大国、强国，离不开强悍的学习力。日本人能够没有偏见、没有情绪地向强者学习，此次的随团导师、《简读日本史》作者张宏杰对这一点印象尤为深刻。
张宏杰研究发现，白江口一战后，日本发现唐朝强大于自身数倍，于是多次派遣遣唐使赴长安学习。十六次派出的遣唐使在风波与疫病的击打下，死亡率接近50%，献出生命的多达上千人，但日本人依然无所畏惧地渡海学习。
近代美国“黑船来航”，日本没有仇视这一“侵略”事件，反而感谢“侵略军”司令佩里由外推开日本大门，得以进入新的世界。日本每年都要举行“黑船祭”，并在当年登陆的横须贺市修建纪念公园，纪念佩里的黑船终结了幕府统治下的锁国状态，成为推动日本回归世界的原动力。
1875年，李鸿章接见日本外交官森有礼时曾直言相问，日本学欧洲习俗，穿欧洲衣饰，是否感到羞耻？森有礼回答，“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绝不是受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当然，日本人的短处也是明显的。
集团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与集体信仰，终究会侵蚀个体意志与自由，对内会造成僵化与压抑，对外则可能造成暴虐与残害。侵华日军当年在中国所犯下的累累罪行罄竹难书，让国人难以忘怀。在历史的书页上，血迹或会发黄，却终究不会消失。
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指出：“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倔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复杂的日本人。
西洋镜是美丽稀奇的，却也有伪善的一面。家门口的这面“东洋镜”，时常看一看，对我们大有好处。
[2]. 涩泽荣一（日），《论语与算盘》，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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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沈望望
编辑 | 夏昆 轮值主编 | 夏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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