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骢：为战机改变生日的总设计师

2023-09-13 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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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共7119字 | 阅读需13分钟

1930年3 月26 日，云南省昆明市诞生了一个与战机有着不解之缘的孩子，他的名字叫做宋文骢。宋文骢以赤子之心，为祖国的航空工业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他的一生似乎都与3 月有着密切的联系：3月26日是他出生的日子，68 年之后，因为他最心爱的“孩子”首飞成功，宋文骢决定将自己的生日改为3月23日。而在2016年3月22日13点10分，也就是歼—10 首飞成功18 周年“成人礼”的前一天，宋总设计师于北京301医院溘然长逝。令他欣慰的是，我国的战斗机研制事业已在他的开创率领下，正阔步迈向全新的历史阶段。

少年伤痛，心怀救国壮志

宋文骢的童年时代正是日寇向我疯狂进攻的时期。抗战爆发后，日军就封锁了中国本土几乎所有的沿海对外联系通道。云南省地处西南边陲，利用这一地理特点开发出的滇缅公路、驼峰航线以及滇越铁路便成为了当时仅有还能使用的对外联系枢纽，为接受抗战物资装备作出了历史贡献。也正因如此，位于抗战后方的昆明虽然相较于其他城市距前线较远，但仍旧频繁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轰炸。躲避轰炸，已经成为昆明人习以为常的事情。在这样的环境下，宋文骢自出生起就和天上的战机结下不解之缘。可惜的是，每天在头顶呼啸而过的飞机，是敌军的。据宋老后来回忆，在他小时候的记忆中，似乎满大街都是伤兵和难民，时常见到的都是焦土和弹坑。日本人的飞机，几乎每天都在头顶上盘旋，隔三岔五就来轰炸昆明。敌机一到，整个昆明城都在刺耳的警报声中乱作一团，宋文骢就背上弟弟妹妹赶紧往附近的防空工事里跑。1938 年，是中国战场整体态势发生变化的关键一年。那年夏天的某次空袭结束后，宋文骢看到自己家门口围了一群人，他好奇地挤进去，看到一张破席子盖着一位刚刚被日军炸死的老人。这样的惨状，几乎天天上演，冲击着他幼小的心灵，以至于小宋文骢产生了一个朴素的愿望：“等我长大以后，也要去开飞机，去炸死那些日本鬼子。”“防空警报，警报什么呢？警报中国飞机跑了，日本飞机来了，我们完全没有抵抗能力啊！”没有自己的战斗机而造成的人间惨剧，使年幼的宋文骢明白了“一个国家航空落后，挨打就会没完没了”的道理。高中毕业之后，年仅19 岁的宋文骢于1949 年7 月加入解放军，成为滇桂黔边区纵队的一名侦察员，由此开启了他的革命人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表现突出，宋文骢在云南军区情报处谍报组长的岗位上调入空军二航校学习，毕业后又如愿以偿地进入空军，成为地勤机械师，主要工作是修理苏制的米格—15，这也是他第一次正式和战斗机打交道。有一次，还是普通地勤的宋文骢遇见了苏联的机械师切尔尼晓夫，年轻的宋文骢竟然对他说：“你们的飞机不好。”这令切尔尼晓夫大为吃惊，问宋文骢为什么，宋文骢便指出苏联飞机在设计时对于维修保养方面的考虑不周。这逗笑了切尔尼晓夫，他拍了拍眼前这个年轻人的肩膀，开玩笑道：“小宋，以后你会是中国的飞机设计师。”苏联人感到好笑。实属情理之中。建国初期不要说天上飞的战斗机，就是地上跑的坦克装甲车辆，我们都造不出来，又有什么资格评价老大哥的设计不好呢？1951 年，宋文骢参加了抗美援朝。亲临战场，他再一次感受到了制空权对于战争的关键作用，进一步坚定了他想要造出“中国人自己的战斗机”的决心。1954年8 月，宋文骢成功考入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并进入空军工程系的飞机发动机专业学习深造。1958 年，还在读大三的宋文骢，受命参与了我国“东风113 ”的研制工作，并担任了该型战机总体设计组的组长。虽然最终该项目未能成功，但年仅28 岁就参与飞机研制全过程的经历，还是为他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提升了他的专业能力和素养，这些都为他以后“着眼全局，协同各系统，总体牵头，一条龙服务”的设计理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0 年7 月，宋文骢大学毕业，先后在沈飞、国防部六院一所工作。1962 年，在沈阳601 所总体室布局组的宋文骢，针对当时航空工业底子薄基础差的客观事实，向六院提交了一份名为《使用2 台815 发动机进行米格21 飞机改型的初步分析》的报告。直到两年以后的米格21 改型会议一筹莫展的时候，这份探索新一代战机的方案才被人们发现。正是两年前的这份“双发”分析报告，直接促成了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架超音速歼击机歼—8 的立项投产。在60 年代中苏关系破裂的大背景下，中国在航空技术上面临着更加严酷的封锁。为此，宋文骢在多方协同帮助下，成功创立了飞机设计中“战术技术、气动布局”这一专业，并由他亲自担任组长，成为我国该领域专业的开拓者和建立人。在此基础上开创出的完整技术论证、气动布局的方法体系，为将来我国自行设计战机打下了理论和人才基础。

图1 中国航空工业历史上的里程碑——歼-10

中年发奋，澎湃强国雄心

在正式接手歼—10 之前，宋文骢还曾担任过“六五”计划中首个重点项目歼— 7 Ⅲ的总设计师。70 年代末期，我国航空工业与空军现役装备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较大，中央军委决定通过歼—7 大改来改变这一情况。由于种种原因，该型战机最终只生产了17 架，但在设计过程中宋文骢坚持自主创新，积累了重要经验和人才力量，为后来中国航空工业的腾飞，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坚持自主创新是需要面临诸多困难的，其实在当时完全有继续走仿制照搬老路的选择，但宋文骢要求所有参与人员严格按照自行设计的流程进行，严禁任何照抄数据的行为。得益于他的坚持，歼—7 Ⅲ的整个设计过程中所有的参数都是经过自行设计协调过的，从战机的整体设计到各个子系统的协同，从结构强度兼容到发动机和进气道匹配都使得设计队伍积累了宝贵的克服技术问题的经验和教训。在国际封锁的条件下，我国填补了在全天候中高空轻型歼击机领域不能自行设计战机的技术空白。这不仅延续了整个飞机设计队伍的活力，而且还有利于将诸如新型工艺、新型材料、发动机等关键部分上所积累的经验，应用于后续二代机研发改进上，为后来我国完全自行设计的三代机乃至四代机等新型战斗机的研发锻炼了设计队伍，宋文骢就曾表示，“如果没有当时的创新，也就不会有现在的歼—10”。1980 年6 月17 日，宋文骢成为了成飞首席专家，担任 611 所的总设计师。此时，我国航空工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大了，并且还有被进一步拉大的风险。为此，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邹家华于 1981 年底向邓小平建议着手研发自己的新一代歼击机。邓小平认真听取建议并得知初期投资预计约 5 亿元，立即作出了重要批示：“新歼项目较为重要，前期投资 5 亿左右，目前花钱也不多，拟同意。”改变世界航空格局的“10 号计划”得以正式展开。在 1982 年的新一代战斗机方案论证中，最初的选择并不是歼—10。在会议休息间隙，宋文骢争取到 15 分钟的简短汇报机会，改变了歼—10的命运，也就此改变了中国第三代战斗机的未来，所以有人将歼—10 的诞生与这次会议结合起来，称其为“改变历史的15 分钟”。

飞机的最终方案原本应当在601 所的歼—13 和650 所的强—6 改中诞生，宋文骢代表的 611 所仅仅是作为与会代表参加会议，据他后来回忆，“当时有一个电话让我到北京去参加新歼的方案论证会。本来主要是让我们去听一听、学习学习”。在沈阳和洪都各自提供的方案中，人们普遍认为由于洪都方案中“可变掠翼”技术不成熟以及 650 所自身的研发能力不足，沈飞以美军F—16 为仿制对象的歼—13 方案将会胜出。宋文骢得到与会通知后十分激动，立马和同事将当时成飞关于新型气动布局的资料整理出来，带去了北京的会场。其实从他踏入航空工业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在探索中国人自己的新型战斗机应当如何设计，包括在研制歼—7 Ⅲ的过程中，宋文骢也一直在为设计未来战机做准备。所以，当新型歼击机的方案报告结束后，他提出能否由他代表成飞进行一个简短发言的要求，经过同意后，在15 分钟内，宋文骢将他半生所积累的理论，以及他对于未来空中作战的理解展示给了所有与会人员。相关专家领导大为惊讶，尤其是新型的气动布局引起了他们浓厚的兴趣，经过讨论，会议最终决定暂停机型选择，再给两个月时间对成飞和沈飞进行方案完善。第二次方案论证会议上，宋文骢及其团队做了更加充分的准备。当时连夜用有机玻璃制作的一架歼—10 模型至今仍被奉为歼—10 最初的模型。现如今虽有各式各样精致的歼—10 模型，都无法取代那架简陋的透明模型。宋文骢在作报告时，发现模型太小，台下的人看不太清楚，便灵机一动把它用投影仪投影出来。极具时代感的模型征服了在场所有人，令他们看到了歼—10 的未来。在之后的两年时间里，通过反复的研究论证，宋文骢提出的新型气动布局在新歼方案中胜出，并被列为国家重大专项。宋文骢终于获得了实现儿时梦想的机会，他担任总设计师的“10 号工程”于1986 年最终获批并开始研制，他将为祖国设计面向新世纪的新型战斗机。

图2 宋文骢团队与歼 -10 全尺寸金属模

五十载春秋风华，二十年丹心铸剑

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宋文骢作为歼—10的总设计师，与当时整个中国航空工业面临着诸多困难：技术底子薄弱、研发资金缺口较大、科研人才体系不合理等等。此外，一些人认为自行设计不如采购进口苏联现成战斗机，对歼—10的研发不屑一顾，甚至是讽刺挖苦，再加上国际上的技术封锁，新型歼击机的设计从“怀胎”伊始就注定需要克服无数的阻碍和艰险。首先是整体设计理念上的困难。虽然在二代机歼—8的研制上首次采用了自主的形式，但仍未能够脱离苏式战斗机的设计影响。歼—10作为一款面向新世纪的第三代战斗机，从方案提出伊始便有摆脱旧体系束缚的志向，再加之采用的是全新的鸭式气动布局，使歼—10在设计研发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多少有价值的参照物和技术资料，因此宋文骢所率领的团队，只能够依靠自身的技术力量去逐个攻克面临的技术难题。面对国际上的技术封锁，宋文骢向来力主自力更生。 1987 年6 月，在与国际先进企业关于起落架试制问题的谈判中，外国专家依仗着技术优势，漫天要价，甚至还威胁如果不接受现在的价格，以后还会涨价。“你们技术不行，你们方案不行，你们的工程师更不行，这样的起落架，你们无论如何都搞不出来。”宋文骢并没有被困难吓倒，经过慎重考虑，他决定自主研制起落架。他对负责该部分的同事们语重心长地说：“不要等，不要靠，也不要指望外国人会帮助你！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歼—10 飞机的起落架流着我们自己的血液。”最终，他们自主研发的起落架，花费不到30 万就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之前外国公司的报价是研发经费的几十倍。宋文骢的团队依靠自身的力量，一步一个脚印，还攻克了譬如气动布局、电传飞控和综合化武器系统等关键难题，为中国航空工业的腾飞积累了技术、锻炼了人才。战斗机设计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歼 — 10 涉及航空航天、电子元件、化学工业等诸多行业近 120 余家单位。整个飞机包括16 个大系统和91 个子系统，几乎每一个基础系统都面临着极大的技术挑战。宋文骢主持解决了我国飞机制造的无数个“第一”—— 第一个腹部进气道设计、第一个水泡式驾驶舱、第一个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飞控系统等等。除了国际上的技术封锁，歼—10在研发的过程中还遭到一些人的质疑。

图3 歼 -10 总装交付

宋文骢作为总设计师，没有留洋经历，也没有硕士、博士的头衔，再加上1986 年项目上马时他已经56岁了，不少人并不看好歼—10 能在他手里完成定型。有人“善意”提醒他，按照惯例一型新飞机定型通常需要10 年乃至更久的时间，歼—10可能到你死都搞不出来。但宋文骢不为所动，认为飞机在谁手里定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歼—10 的研发，为未来造出更先进的战斗机铺平道路。歼—10还差点因为没钱而夭折。当时财政困难，不少军工企业不得已生产民用品以维持生存。民间亦有“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的顺口溜。当时，“10号工程”总投资额仅有人民币40 亿元，各分系统的上百家研制单位所需经费也都在这 40 亿里，导致成飞自己几乎没有钱去搞对外合作和做试验。这也是造成歼—10 研发一度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1989 年，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了解到苏—27SK和中美“和平典范”计划的流产，更加深了一些人对于自行研制战斗机的怀疑。当时仍处于图纸阶段的歼—10 更是饱受质疑，有人喊出“要打赢，靠27 ”的口号，认为搞了多年没有结果的歼—10 不如直接下马，把钱省下来购买苏—27。由于歼—10 长期处于论证阶段，也让有些领导认为成飞研发歼— 10，无疑是“5 分钱想上长城，是不切实际的”。在巨大的压力下，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对于歼—10 项目以及宋文骢给予了坚定不移、毫无保留的支持。刘华清赞同宋文骢关于苏—27 和歼—10 配合成军使用的想法，并表明了对自行研发第三代战斗机的坚定态度：“苏—27 再好，那也是别人家的孩子；歼—10 无论如何困难，也要搞下去！”为了回应质疑，宋文骢于1991 年制作完成了一个全尺寸的样机给空军参观。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召集各大军区的空军将领观摩，此后空军对于歼—10 的态度才大为改观。歼—10 原本预定的涡喷—15 发动机迟迟没有到位，刘华清和时任国防部长张爱萍派宋文骢到俄罗斯进行引进发动机的谈判。宋文骢不辱使命，最终将 AL—31F 型发动机引进国内，并根据歼— 10 的特性改进成为AL—31FN。解决了歼—10 发动机的燃眉之急，新发动机却带来了与旧机身的匹配契合问题。宋文骢针对新发动机技术特性，重新设计后段机身，并修改腹部进气道。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立项开始，到1994 年完成整机设计，再到1997年试验机制造，最后到 1998 年成功首飞，在所有环节和关键试验中，宋文骢都做到了事必躬亲，对每一项子系统的进展程度都了如指掌。在歼—10 顺利完成首飞后，宋文骢便把后续工作交给了年轻的杨伟，转而开始探索下一代战斗机的气动布局设计。他后来在《中国工程科学》发表的《一种小展弦比高升力飞机的气动布局研究》一文，为中国四代机的问世，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为自己“儿子”改变生日

1998年3 月23 日，歼—10 经过无数次方案论证研究后，终于迎来了首飞。歼—10 是在科学的方案和过硬的技术基础上诞生的，对每一组试验数据，宋文骢都有近乎苛刻的要求，所以他在签字放飞时非常有信心。但毕竟歼—10 是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架三代机，大量使用了新技术，研发团队对此次首飞倍感压力。雷强是试飞大队首席试飞员，也参与了歼—10 研制，他将战斗机飞行员的实际操作需要和部队习惯反馈给宋文骢的设计团队，获得了良好的效果。试飞的当天上午天气本来很好，雷强也做好了起飞的准备，但天公不作美，云底高度从原来的 5000 米降至 2000 米，低于试飞所要求的3000 米，试飞现场都笼罩在巨大的压力之中。直到下午3 时30 分，天气开始好转，雷强在做好登机检查后进入驾驶舱，向为他壮行的领导同事告别。雷强下定决心，只要飞机不在空中爆炸，就是摔，也要把歼—10 的试验机摔到跑道上。随着塔台指挥员的指令，雷强驾驶着黄色试飞涂装的歼—10 原型机冲上云霄，到达预定高度后，雷强顺利进行了改平、加速、减速、模拟减速下滑等一系列动作，紧接着又完成了超低空通场、坡度和滚转响应等科目测试。本来按照原定计划，试飞至此基本可以结束了，但雷强见油箱还有剩余燃料，便请示再完成了一次低空通场。中国人自主研发的三代战斗机在空中翱翔了17 分钟后，平稳地降落在了跑道上。现场掌声雷动，雷强接过鲜花，忍住泪水说道：“这才叫做真正的战斗机！”作为刚刚诞生的“新生儿”歼—10 的父亲，总设计师宋文骢也难以抑制心中的喜悦，当场宣布将他本人的生日改为歼—10 首飞成功的3 月 23 日。歼—10 作为中国航空工业从弱到强转折的关键产物，承载着所有航空人的辛酸苦辣，也是宋文骢全部心血和灵魂的结晶。作为共产党员，宋文骢一生没有私心。为了克服当时不合理的科研体系，他力排众议，提出三级设计师的体系构想，理清了各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的责任关系。他建立的经济责任制在节省经费的同时，还极大提高了各成品的质量。关于评审技术，他提出严格把关，全流程论证以确保在整体研发进程的基础上最大程度整合各系统，为歼—10 的研发和我国航空设计团队的体系化、规范化、专业化方面奠定了重要基础。他坚持“两个配套”和“两个紧密结合”，要求在新飞机的研发过程中每个系统间要配套，与空军现有装备要配套；战斗机要与军队装备需求紧密结合，要与一线飞行员紧密结合，极大地提升了战斗机从新装备到新武器的转化效率。他从不认为歼—10 是个人的成就，在面对采访时，他总是强调团队里默默无闻的专家、同事们的作用。宋文骢在审阅汇总到总设计师室的成果时，总是将报告中自己的名字从主要负责人中划去，他认为自己只是“做了该做的一点工作”而已。宋文骢培养起来的年轻设计团队，现今都已成为中国航空工业的骨干。他的得意弟子杨伟现在已经成长为新一代战斗机的总设计师，包括歼—20、歼—10 改和枭龙战斗机在内的先进战机都是他的杰作。可以说，没有宋文骢的赏识和支持，成飞就没有今天这支世界一流水平的战斗机设计团队。“老马信步小众山，青骥奋蹄白云端。深幽奇峻通天路，同心无畏任我攀。”宋文骢的一生都在践行少年时要为祖国设计出先进战斗机的诺言，他一生荣誉等身，却一心想着为我国航空工业培养人才、奠定基础。这位为战机改变生日的总设计师，为中国空军的壮大与航空工业的腾飞贡献了毕生心血。对于真正的英雄，历史从不会遗忘，共和国也一定会铭记。宋文骢的精神，将激励和鼓舞着我们朝着世界一流军队的建设目标不断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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