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欧·拉斐尔·莱夫（L. Rafael Re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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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美国《外交》杂志网站刊登了一篇作者为麻省理工学院刚刚卸任校长雷欧·拉斐尔·莱夫的文章，呼吁不能切断所有中美高等学府之间的联系。全文如下：
正文
自上世纪70年代末美中建交以来，两国领导人一直肯定两国大学在研究和教育方面的合作对于促进繁荣与友谊的价值。然而，由于担心美国大学实验室的科技进展流向中国，如今美国决策者有意无意地阻止学术交流。2021年，中美两国科学家合著研究论文的数量十年来首次下降，离开美国前往中国发展的华裔科学家也与日俱增，针对有意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的调查显示，对很多人而言美国不再是令人向往的目标国家。
8月下旬，美国政府对于两国学术交流继续保持谨慎姿态，直到最后一刻才续签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中科技合作协议》，这一可追溯至1979年的协议要求中美两国承诺鼓励两国人民和组织的互动，并为科研合作以及科学家和学生的交流提供便利。拜登政府仅将协议有效期延长6个月，而部分国会议员则希望该协议寿终正寝。中美两国在科学探索方面的合作显然是出于各自国家利益，但维持两国科学家的关系之重要性或许远超往年。北京和华盛顿的关系已降至冰点，正在形成有损两国乃至世界的危险竞争。高等院校能够为稳定中美关系做出贡献，与此同时不会增加美国科研成果流失的可能性——只要高校正确评估与竞争国家同行合作所带来的风险。但大学和美国政府也应该避免高估风险。大学往往能够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相互理解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即使在冷战高峰时期，美苏两国政府均认为双方应在科学技术领域开展合作。1958 年签订的《莱西扎鲁宾协定》授权哥伦比亚大学和莫斯科大学以及哈佛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互派教授代表团。该协议还责成美国国家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推动更广泛的系列互访。这些交流活动启动18年后，由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凯森（Carl Kaysen）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发现，上述项目在构建两国科学家的相互关系、协助美国了解苏联的科技能力、以及改善两个超级大国关系等方面获得 "令人赞叹、甚至是无与伦比 "的成功。诚然，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与今天的美中关系存在重要差异。美国与苏联的经济关联度不高，却与中国联系紧密，这意味需要处理困难程度远超冷战时期的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的纠葛问题。如今，更多技术具有商业和军事双重用途。这类重叠导致识别太过敏感而不允许合作的科学领域变得更加复杂。尽管存在上述差异，我们依然有理由相信学术交流能够帮助我们超越各自的国家叙事，在追求科学真理的过程中找到共同之处。美国高校促进国家之间相互理解（与此同时也促进美国利益）的一个最重要方式就是培养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来到美国留学的国家生数量超过世界任何其他国家，而中国和印度则是美国高校的最大国际生源地。正如大家经常指出的那样，美国大学吸引世界最聪明和最优秀人才的能力已经成为美国核心成功要素。这恰好也是风险最小的全球参与模式。一般而言，学生受限于信息获取渠道，因此他们为外国政府效力的作用有效。然而，近来我经常被问及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美国大学要为不友好国家培养人才？答案是：培养（包括不友好国家在内的）国际人才总的来说对美国有百利而无一害。全美范围内，即使在工程、计算机和数学等对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核心领域，国际学生也获得了超过半数的博士学位。美国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主办的 "博士学位授予情况调查"（Survey of Earned Doctorates）告诉我们，大多数获得美国博士学位的国际生（包括四分之三以上的中国博士生）打算学成后留美工作和生活。尽管美国政府设置重重障碍，但他们中大多数人最终还是达到了目的。截止2017年，2000年至2015年间90%获得美国博士学位的中国STEM学生继续留在这里帮助美国发展。他们没有把自己巨大才能贡献给祖国，而是选择留在美国发光发热。这是值得我们国家庆祝的人力资本收获。遗憾的是，美国近年来一直在自毁长城，2017年开始，特朗普政府针对穆斯林国家实施旅行禁令，这种政策阻碍优秀学子赴美深造。2018年，美国政府将攻读某些专业的中国研究生学签有效期从五年缩短至一年。2020年5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停止向就读（或曾就读）于支持国家 "军民融合战略 "中国高校的研究生发放签证。拜登政府则保留了这项政策。针对中国研究生的这项限制过于宽泛且不透明，其执行标准亦不清晰。全美安全和新兴技术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and Emerging Technology）2021 年发布的一项分析称，该政策在其有效期内每年或导致3000至5000名中国学生无法入读美国研究生项目。尽管国家安全法规定中国公民有义务协助情报搜集工作，但中国留学生涉及威胁美国国家安全或经济安全的报道颇为罕见。来到美国后，国际研究生很难继续留在美国。他们中大多数人学成后将从一种临时身份转换到另一种临时身份，没有获得永久居留绿卡的明确途径。由于美国设有严格的绿卡配额，不少国家和类别的研究生往往苦等数年才能保证自己和家人被意外驱逐出境。在麻省理工这样的大学，很多国际研究生利用其研究成果设立新公司并成为企业家。然而，美国没有为这些优秀创业者提供专门签证，而是要求雇主提供担保。这些创业者不得不证明自己是他们所初创公司的雇员（这可能导致被解雇），这就迫使他们在可能丧失自己发明的控制权或离开美国之间做出艰难抉择。事实上，华盛顿两党已达成相当共识要求政府解决这类问题，尽可能为STEM领域获得高级学位的国际生留美工作及在美国创办公司提供方便。多年来，亦有很多提案呼吁STEM领域的国际研究生直接获得绿卡。7月，参议员德宾（Dick Durbin）和罗兹（Mike Rounds）的立法提案允许获得STEM领域高级学位的留学生免受绿卡配额限制。但由于在全面移民改革问题存在激烈分歧，此类提案一直遭到国会搁置。如果无法留下来，那么接受美国教育、在美国大学校园获得非凡学识的国际生将回到故乡帮助美国的地缘政治对手构建对抗能力。与中国的其他类型合作，包括科研机构的合作则需要大学更加谨慎从事。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和工程领域超级大国，其科研和开发领域的投资仅次于美国。鉴于目前在中国开展的研究质量很高，中国研究人员也是美国研究人员在科学和工程期刊上最常见的国际合著者，全面限制与中国同行的合作意味着限制美国的进步。尽管如此，中美两国均面临与日俱增的压力，为研究和教育交流设置更高壁垒。
2019 年，麻省理工学院针对中国、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的潜在国际合作及其他地方可能存在特殊风险项目加强审查流程。相关方案经过仔细筛选，其中最棘手的项目经由最高管理层组成的小型委员会审核。到了2021年，随着中美关系日趋紧张，MIT清楚地认识到校方需要制定一项特定的中国战略。麻省理工成立一个专门小组研究该问题，并责成该小组在获取科学/教育合作利益和规避损害美国国家/经济安全之间找到平衡点。如今，该小组提出的建议已成为学校政策，将中国的国防院校、军事研究所、普通院校的国防实验室，以及军事供应商或其他相关公司排除在可能合作伙伴之外。
由于大多数中国相关的合作交流由MIT教师发起，因此该小组的报告向麻省理工研究人员提供指引，让他们获悉哪些活动可以展开、哪些应予以规避。校方要求研究人员确保任何合作均属互惠互利、并提醒他们不要参与人才招聘计划（其他国家科学家有偿到中国开展研究或设立实验室），并在研究小组内就信息共享设定规范。
在评估国际合作涉及风险时，美国大学应考虑杜绝与外国同行合作引发的风险。如果能够找到折中方案，高校就能维护开放的科学研究、开放的学术交流、以及思想和人员的自由流动。
错误指控
然而，在涉及中国问题时，有时候美国学者需要保障其人身安全免受美国政府迫害。2018年，美国司法部发起“中国行动计划”，这类针对所谓中国政府资助人员从事间谍活动的行动，打击了在美华裔研究人员的信心。再加上疫情爆发期间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浪潮，导致美国亟需的高级人才群体深感恐惧和焦虑。
此事也波及到MIT人员，因为我们同事，知名教授和热传递/能量转换专家陈刚被联邦联邦检察官指控其政府拨款申请未披露中国关联。一开始我们就对他充满信息，最终司法部撤回诉讼。他的故事并非孤例，很多针对高校研究人员的类似案例都被撤销甚至驳回。
此后，司法部认识到 "中国倡议 "名称的不公平（暗示具有中国关系或中国血统者的起诉门槛较低）并终止了该计划，转而实施更广泛的《敌对国家威胁战略》。但影响依然存在，如今，类似陈刚这样遭到错误指控的研究人员在工作中及决定是否寻求联邦资助或接受研究生或合作者时都愈发谨慎。亚美学者论坛（Asian American Scholar Forum）发起的一项针对就职于高校的华裔科学家的调查发现，72%受访者表示作为学术研究人员在美国感到不安全，86%发现在美国招收国际学生更困难。
科学合作是重要的外交形式
在考虑安全风险时，除了遵守政府规定，每所大学还应该制定相关政策，帮助学校和教师个人确定某项对外合作是否合适。显然，美国政府必须对非法转让技术给外国的个人采取措施。但是，政府和高校领导层均有责任确保合法国安考量不至于形成一刀切的政策，导致多数学术交流无法开展。风险程度因合作类型而异，因此应予以恰当评估。例如，相比共享实验设施的合作，各国科学家采用在各自实验室工作并共同发表论文的合作模式或许不会引发很大问题。
在气候变化、疫情预防、癌症治疗和食品安全等特定领域，合作产生风险较低、对人类的潜在贡献巨大。即使中美两国竞争激烈的科学和工程领域，也有可能搁置竞争进行基础研究合作。这类合作取得的科学进步将公诸于世，造福全人类——即便两国可以通过该成果发展自身优势并投入竞争。
如果强行阻止中国相关合作，美国大学将失去与中国科学家共享创意和资源加快应对全球挑战的能力、也会失去通过合作、竞争、吸引优秀人才壮大自身的能力。最重要的是，美国更加无法了解中国的现状——不仅关于技术发展和军事现代化，还有中国人民的目标和愿景。作为一种重要的外交形式，科学合作能够促成开明、容忍和同理心。一旦开始为更崇高的目标共同工作，来自长期敌对国家的教师和学生往往能够克服文化偏见而尊重彼此。学术氛围中构建的人际关系可以产生巨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冷战期间，在考虑纯粹科学问题时美国科学家与其苏联同事建立的信任感有助于达成双边军备控制协议。虽然并非所有人都认同2015年伊核协议，但该协议能够达成部分得益于参与谈判的两位关键人物——时任美国能源部长莫尼兹（Ernest Moniz）和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萨利希（Ali Akbar Salehi），前者曾在麻省理工任教，后者则毕业于麻省理工。正如莫尼兹所说，尽管两人在校期间互不相识，但他们有共同的朋友和专业联系，这有助于建立互信。美国需要对战略竞争对手具有更全面的了解，其目的除了挑战对方，还为了在一个非零和世界寻求和平共处和共同繁荣而求同存异。如果中美两国不再打算了解彼此，其结果或许是灾难性的。大学具有得天独厚的能力，通过教育、研究和共同解决问题来搭建沟通渠道。由于大学拥有科学和学术的共同语言，所以在政治对话似乎不可能的时刻，高校有时是唯一能够架起沟通桥梁的机构。尽管存在政治阻力，美国大学应该接受并承担建设这些桥梁的重任！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university-united-states-diplomacy?check_logged_in=1
作者：雷欧·拉斐尔·莱夫，编译：海哥，原载：外交杂志，本文经编者授权发布，版权归属作者/译者/原载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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