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贩余华英被判死刑：拐卖11名儿童，还卖过亲儿子

▲ 2023年7月14日，贵阳市中级法院公开审理余华英涉嫌拐卖儿童案，众多寻亲者在法庭外聚集。（南方周末记者 刘怡仙 / 图）

责任编辑｜谭畅

在零下几度的北方院子里，杨妞花说水冷，不愿洗头，人贩子将旁边剩下的热水直接浇到了她的头上。在火车上，那个女人还恐吓她，如果不吃饭就要把她扔出火车窗外去。杨妞花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正是这些痛苦的记忆使她记住了对方的长相与名字——余华英。2021年通过视频寻亲成功后，她向公安机关提供了人贩子的线索。

2023年7月14日，贵阳市中级法院公开审理余华英涉嫌拐卖儿童一案，公诉机关指控其在1993年至1996年间拐卖11名儿童，涉及8个家庭。公诉机关认为，余华英的行为已构成拐卖儿童罪，且情节特别严重，建议判处余华英死刑。

杨妞花作为唯一出庭的受害者坐在原告人席上，她问：“余华英你还认得我吗？”

余华英低声答“认得”，没有抬头。长达3个多小时的庭审中，她始终没有转过脸看杨妞花。余华英将满60周岁，身形瘦削，头发发白。杨妞花看到，当余拖着脚镣走进法庭时，脸上流着泪，泪痕直到耳根处，网友指为“鳄鱼的眼泪”。

当日庭审中，余华英对许多作案情节表示“不清楚”“记不到了”。但8个家庭历经漫长而绝望的寻亲，有的还因此分崩离析，伤痕难以抚平。

被拐那年，杨妞花5岁，却记得当时的许多画面。这也成为她寻亲路上的助力，直至最后找到余华英。

抵达河北邯郸，杨妞花记得中间人提供的住所是一处小院子，左右两间卧室。她和余华英住在较大的一间，那里有两米多长的炕，屋子中间放置了一个火炉。余华英总是板着脸，没有笑容。北方寒冷彻骨的冬夜里，杨妞花也会被赶出去看门。

由于是个女娃，杨妞花很久没有买家看中。大概一个多月后，她才被余华英带到两个村庄间的地里，以3500元的价格卖给当地的老太婆，带回给聋哑儿子抚养。在这以后，杨妞花叫这个老人为“奶奶”，喊哑巴为“爹”。

她在养家没有受到虐待，奶奶和聋哑养父都对她如亲人。但奶奶从未避讳杨妞花是买来的；有时候走在村道上，其他老人会指着她说，“当时你太贵了，不然我们就买回去了”。奶奶觉得杨妞花聪明，学太多知识容易跑掉，于是小学六年级就没让她上学了，13岁开始外出打工。

杨妞花说，那些日子里时常想起小时候的画面。她记得自己的“家”在山区，喊外婆“阿布代”，爸爸的名字叫“杨新民”（音），妈妈叫“麻衣”。她还有个姐姐名为“桑英”，比自己大几岁。姐姐放学回家，会从上坡走下来，她会在院子里等姐姐回家。邻居的男孩腿有残疾，时常背着她玩。

她从未放弃找家，2012年也曾采血录入全国打拐DNA数据库，但未有回音。2021年，无意间看到一则寻亲短视频，再度萌生寻亲的想法。

接下来的过程堪称寻亲奇迹。开始的几天，她只是把记忆中的画面配上文字发布。她记得的信息很多，记得自己被带走的时候堵在集市上，那里的女人头上戴着梳子；记得自己是从父母打工的地方被拐的，租住在二楼……

评论区里很快有人留言，贵州苗族喊外婆叫阿布代，甚至有网友具体至乡：“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苗族乡的苗族支系歪梳苗。他们头上插着一把30公分的大木梳。”更重要的是，杨妞花的堂姐无意间刷到媒体转载的信息，转给了杨妞花的亲姐姐桑英。那些关键的信息点，手绘的猪圈图，摔倒时姐姐哭泣的画面一一对上了号。十余天后，杨妞花视频认亲成功。

遗憾的是，父母在杨妞花被拐后伤心过度，一年后父亲因酗酒离世，母亲遭受双重打击后精神失常，次年也离世了。再度回家时，杨妞花只能跪在父母坟前嚎啕大哭。

她说记得小时候的某个晚上，她和父母住在一个有狗的地方，晚上父母吵架，外面狗吠声四起。后来她喜欢听着狗叫声入睡，好像爸妈就在身边。而现在，父母不在了，有些东西永远找不回了。

距离自己被拐已25年，她强烈地想要讨回一个公道。2022年1月，杨妞花开始着手向贵阳警方报案，提供各种线索，例如她记得拐走自己的人叫余花英（音），能辨认样貌，知道同村的介绍人。

正是由于杨妞花的报案，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于2022年6月6日对杨妞花被拐一案正式立案调查。在最初的供述中，余华英仅招认了6起拐卖经过。后经过公安机关侦查，2023年6月9日，贵阳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时，涉案的被拐儿童已增至9名；后追加起诉一起两姐弟拐卖事实，被拐儿童达11名。

2023年7月，余华英案庭审后，杨妞花回到织金老家探望外婆。（南方周末记者 刘怡仙 / 图）

余华英原是云南鹤庆县白族人，1963年生。她曾在狱中写过自述，称自己出生在一个很穷的家庭，家中姐弟四个，她是最小的。

“我的一生都在受苦。”余华英在自述中称自己8岁上学，但只读了两年，母亲去世了，她只好辍学回家劳动。17岁，父亲也去世了，“思想上更加痛苦，更加劳累”。鹤庆县此前是全国14个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县之一，2018年脱贫。

余华英自述，21岁时，嫁给重庆的王某文，户籍落到重庆市大足区（此前为四川省大足县）。只是“婚后他家里更穷、更苦，家里什么都没有”，唯一的好处是，丈夫对她很好，两人在结婚第二年生下女儿。女儿三岁时，丈夫生病去世，“我和女儿的生活更苦了”。

余华英写这份自述时间为2004年，当时她化名“张芸”，因拐卖儿童，被云南省大姚县法院判处八年有期徒刑。

据余华英在贵阳市中级法院一审庭上供述，丈夫王某文并未去世，上述2004年的案件同案犯“王伟”便是丈夫，当时跟她一起拐卖了两名儿童。王某文在1990年前后（女儿两三岁时）曾因盗窃罪被判刑入狱，留下余华英独自抚养女儿。

在余华英落户的重庆老家，当地村干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以前很同情她，“丈夫进去了，一个人带着女儿在外面打工不容易”。直到看到相关新闻，才知道她后来成了人贩子。

余华英在老家共有两处房子。一处是三十多年前建的煤渣房，已经坍塌荒废；另一处是四五年前新建的单砖瓦房，门前杂草已长至两米多高。

在法庭上，余华英供述自己犯罪的起点是卖自己的亲生子。丈夫入狱后，她在外打工时认识了龚某良，两人于1992年生下儿子。但当时两人各有婚姻，无力抚养，龚某良提议将私生子卖到邯郸，那里有朋友能找到买家。通过邯郸的中间方，他们最终以5000元卖出亲生孩子。

不久，龚某良在贵州做水果生意失败，亏了不少钱。余华英称，当时是龚某良提议再找娃娃去卖。在起诉书中，检方指控的首起犯罪事实为1993年正月初七，余华英伙同龚某良在遵义火车站附近，将6岁的男孩蔡战胜拐带至邯郸，以4000元价格卖出。

此后是1993年8月、1994年7月、1995年7月、1996年7月、1996年10月等陆续将其余10名儿童拐带至邯郸。

余华英采取的拐骗手法相似，都是在一个地方租房子住十天半个月，一边和周边的人混熟，一边物色合适的小孩。和小孩熟悉后，用零食诱拐离开。被拐家庭大多不富裕，有的是父母在做环卫工，早出晚归；有的在街边做补鞋生意，一整天都在外面；还有的以收废品为生，没人看顾孩子。等到发现时，余华英和龚某良早已离开。此前在审讯时，余华英曾招供其为避免他人怀疑是他们拐卖孩子的，会故意留下衣物、棉被等，不收拾便直接逃离。

被拐的孩子以5000元、6000元、12500元等价格卖出，杨妞花在11个被拐孩子中所卖价格最低，为3500元。这些钱分赃时均是余华英和龚某良拿大头，给邯郸村里的介绍人部分好处费。

余华英在庭上称，她和龚某良之间有分工，龚某良负责物色孩子，并安排好时间，将孩子带到火车站，余华英在火车站接上孩子，再带到邯郸。余华英称拐卖儿童的钱交由龚某良管着，“他是当家的”。此前，多位受害者和家属表示被拐前，余华英给了冰棒或者苹果等食物，吃过以后孩子会昏睡。但公诉人多次问及为什么小孩不哭闹，为什么给小孩买冰棒等，余华英都否认给孩子用迷药。

这门来钱快的生意，让余华英一度过上富人生活。余华英的表妹在证词中提到，她在2002年曾找余华英送走私生子，当时觉得余华英“特别有钱、有能力，在新疆、贵阳、河北、楚雄等地做水果生意、开饭店”。知道余华英拐卖儿童后，表妹才意识到“我的孩子相当于被她卖了”。

余华英在重庆老家的一处单砖瓦房，房前杂草已有两米多高。（南方周末记者 刘怡仙 / 图）

一审时，余华英曾两次流泪哽咽，一次是提及自己卖掉了亲生儿子，她情绪激动，用手抹泪；另一次则是审判长问及她的女儿上学情况，她有些哽咽。由于常年四处逃窜，女儿并没有在固定的地方上学，余华英感到歉疚。

余华英丈夫的嫂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王某文首次入狱后，余华英到城里打工，曾将一岁多的女儿托给她照顾。半年多后，王某文嫂子也生下女儿，余华英担心她照顾不好，于是赶忙将女儿接走。之后，她了解到另一位村民也帮余华英照顾过孩子一段时间，“也是这家带一下那家带一下”。

“提起自己的孩子，她泪如雨下，可是对别人的孩子呢？”一审结束后，杨妞花愤怒地说。

重庆的受害者家属柏体才也认为，余华英毫无同理心。柏体才和余华英是多年牌友，没想到她会对自己的孩子下手。

那时是1996年，此前的三五年时间，余华英接连在贵州多地作案，成功卖了孩子以后回到重庆大足居住。在大足，人们日常的娱乐休闲就以在茶馆喝茶打牌为主，茶馆遍地都是。柏体才回忆，他与余华英相识于大足县里的沧州旅馆，那里集茶馆住宿一体，楼下每天都有十几桌人同时打牌，上百号人来来往往。余华英和龚木匠（龚某良）一块住在西门街附近，经常带着女儿来玩。

茶馆里牌友之间虽未当着余华英的面说什么，但是私下里都知道“她是专门偷娃娃的”。可当时柏体才并未警觉，平常他和余华英打牌，儿子柏大友就跟她的女儿一块玩。直至儿子不见了，柏体才才醒悟过来。

尽管四处躲藏，余华英还是多次回到大足租房居住。1997年，柏大友的舅舅从朋友处得知龚某良回到大足县城，“揍了一顿”，但是龚某良否认拐走孩子，被扭送去派出所后，不了了之。1998年，柏体才托人打听到余华英也回到大足，住在县城的白山脚下，于是连夜带着警察上门，把她带回去问话。余华英也否认拐走柏大友。由于没有证据，警察拘留她一天一夜后，释放了她。此后，柏体才再也没听说余华英的消息。

余华英真正被记录在案的刑事拘留仅有两宗。2000年，余华英因涉嫌拐卖儿童被河北邯郸警方刑事拘留两个月，但未被起诉；2004年5月，余华英将一名男童从云南拐至河北永年县，于王某付家等待买家时，被当地警方抓获。

云南大姚县法院认定，余华英和王伟（王某文）两人合伙在当年3月及4月分别拐带一名男童到河北永年，分别判处两人有期徒刑八年。余华英后来获得两次减刑，在2009年服刑期满出狱。余华英的辩护律师在庭上称，余华英2009年服刑结束后已有悔意，她辗转到福建打工，不再贩卖儿童。

杨妞花的辩护律师王文华则认为，余华英的悔过态度不足。他认为在2004年的受审过程中，余华英是以假名接受判罚，仅承认了两起拐卖儿童案，没有供出其他孩童的情况。“如果当时就如实供述，那么今天案子中的十余个孩子都能更早地找回父母，减少遗憾。”王文华从相关卷宗上看出，几乎是公安机关查到多少犯罪情况，余华英便承认多少。

8起被诉拐卖案的背后，是8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检察院起诉的第一起案件中，被拐的蔡战胜是家里最小的小孩，当时跟着12岁的大哥到火车站附近捡酒瓶子。蔡战胜的二姐蔡回英说，当时余华英应该是带走了兄弟两人，上火车后又想办法甩掉哥哥，只带走了6岁的蔡战胜。

大哥在弟弟被拐后身体一直不好，六年后因病离世。母亲本来身体不好，有一段时间出现精神异常，经常自己兜头浇冷水，意识不清，被送到医院治疗后才逐渐康复。

蔡回英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父亲一个人拉着板车做苦力赚钱，存下一点钱，便出门到外地找孩子。云南、四川、广西、广东、福建、河南、江西等地，他都去过。那时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在家，都由母亲照顾。父亲在外，偶尔会寄钱回家，家里经常揭不开锅。

“我们就跟爸爸说不公平，弟弟是丢了，我们两个还在你身边啊。”蔡回英说，父母是由于身边的一对儿女才撑下来，而她和弟弟也是尽可能地听话，给父母一些慰藉。

后来父亲减少外出寻子的频率，可是哪里有消息，还是第一时间出去核实。很多时候，那些消息真假不清，还有许多是骗子打来电话，父亲时常一次次抱着希望出去，又一次次希望破灭。直到2014年，父亲六十多岁还在东莞一边打工一边寻子，姐弟俩以需要他帮忙带孙子为由，喊父亲回家。

2022年，公安机关侦办余华英案件时，发现蔡战胜被拐线索。经DNA比对，余华英拐至邯郸的一名男娃确认就是走丢的蔡战胜。蔡回英记得，认亲见面那天，长辈说“家里一切都好，就是你大哥没有了”。蔡战胜落泪了，那是他对亲生家庭最深的记忆——“我有个哥哥”。

另一被余华英拐走两个孩子的家庭在遵义，夫妻两人是清洁工，每天工作之余找孩子的下落，对老三照顾不周，其4岁时因病夭折。2016年，丈夫因病去世，临终仍嘱咐妻子不要放弃找孩子。

一对黔西县布依族的夫妻为找孩子上过寻亲电视节目《等着我》。孩子母亲皮永会1990年代在市场卖菜时，留在家里的孩子跟着表哥到学校玩耍后失踪，后经公安侦查确认是余华英拐走。

节目里，他们说最大的遗憾是到贵阳谋生丢了孩子。为此，他们又努力好多年，在村里建好一栋别墅，买了轿车，等孩子回来。几经波折，他们通过电视节目找回了儿子，但因养家与亲生家庭关系复杂，孩子只回来一次。

“抓到人贩子又有什么用，又不能赔偿。”父亲王太友抱怨，言语里更多的是遗憾失去的亲情再难修复。

过去以贩卖孩子为生、东躲西藏的余华英，在接近六十岁时，过上了稳定安逸的生活。

2023年被抓捕归案时，她正在大足一个小镇上的茶馆打麻将。小镇距离大足城区十余公里，一路上都是林地，鲜有房屋，显得尤为偏僻。

小镇上的街坊说，大概在四五年前，余华英嫁给这里一位姓顾的老头，一直在镇上住着。她的住址是一个三米多宽的临街店面，进深有七八米，有一条走廊通向后方的厨房。二楼的阳台是与邻居共用的，面向后面的田野绿地，视野开阔。余华英冬天的毛线拖鞋、绒毛拖鞋还晾晒在阳台上。

对于这个小镇上的人而言，余华英是客气、和蔼的老太太。“白天收拾收拾家里，下午去打牌。”邻居说，顾老头大她十岁，平常会到周边县城打工，留下余华英一个人在家。余华英对顾老头一家都极好，顾老头的儿子孙子过来，她都热情地做饭、买零食给他们吃。余华英的生日在腊月，顾家孩子买来蛋糕，也邀请邻居一块吃饭。

唯一不变的是，她还爱打麻将。周边的人都知道她喜欢到大足县城的茶馆打麻将，至于是哪间则不大清楚。但是她很少上隔壁的茶馆。邻居猜测是因为那里的赌注小，不过5元一把，她一般玩20元一把的。

在余华英落户的重庆村庄，村支书称自己在该村村委工作近三十年了，只见过余华英三次。第一次是2013年前后，余华英来咨询社保的事情；第二次是2018年前后，她过来咨询医保的事情，但仅是咨询需要哪些文件，最终也没有登记办理；第三次则是2022年10月份前后，她得知村里将再次征用土地，她回来看看，当时村干部在现场测量，她就跟在后面看，说话很客气。

该村支书称，2013年前后，村里曾经统一征地，被征地的村民可以领取社保。按照余华英的年纪，55岁以后便能每月领取社保金几百元，到现在也已领取四五年时间了。

庭审时，余华英曾两次对被拐家庭道歉，希望获得他们谅解，也希望法院能从轻处罚。至于杨妞花等受害者提出来的民事赔偿，她说愿意赔偿，但自己的财产仅有老家的四间瓦房，无力承担。

杨妞花难以接受余华英的道歉。二十六年来，她心心念念想要“回家”，可是真正回来时，双亲已经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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