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万中国人,卷入黄金非洲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表外表里(ID:excel~ers),作者:王熙媛、曹宾玲,编辑:付晓玲,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刚果就业,折寿十年。”看到这条评论的时候,毛莉狠狠点了个赞。
天知道她在工作上都经历了什么:身为中企外派,翻译、外联、财务、商务、人事行政这些工作她全都要干,一个人当N个人使,工资却只领一份。
更棘手的是,当地职能部门吃、拿、卡、要,十分难缠,往往应付一项检查,就够她喝好几壶的。
这样一地狼藉的现实,和国人“去非洲赚大钱”的设想多少有些出入。
在努力也不一定涨工资的时代,越来越多国人将目光投向非洲——传闻中,那里宛如20年前的中国,只要够聪明、够努力,就能在贫瘠的地方开出花来。
这几年,“我在非洲卖炒粉挣国内四套房”“00后在非洲一年攒下第一个40万”的造富神话也屡见不鲜,人们对“非洲淘金”愈发心驰神往。
按共识,目前已有200多万中国人常驻非洲。
然而,伴随勤劳的国人走出去的,还有“走到哪、卷到哪儿”的宿命。
除了毛莉等打工人,本文涉及到的,在非洲开餐馆、卖二手衣服、卖手机的创业者们,无一例外感受到了“中式内卷”的压力。
“黄金非洲”正在退变成“白银非洲”,去非洲躺着挣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一、在狂热的非洲,手可摘黄金
十八、十九、二十……安琪数了一沓绿油油的美金递给服务员,留下一句“不用找了”,潇洒转身离开。
几个朋友聚一聚,花费1.4万人民币,安琪丝毫没有心痛的感觉。毕竟她在非洲,很快就能挣回来。
2013年,刚从普通大学英语系毕业的安琪,在懵懂中踏上了飞往安哥拉的飞机,本意是想吃三年苦,给自己的履历贴贴金。
焦虑的她没有留意到,那一年有个新理念——“一带一路”倡议被提出,更没有预料到,自己的命运会跟其深深地绑在一起。
有关数据显示,2013年时,37%的非洲基建项目由西方公司推进,中企只能分到12%;到2022年,价值5000万美元以上的非洲基建项目,有31%落入中企囊中,西方企业仅占12%。
随着“基建狂魔”一同崛起的,还有身为建筑公司外派员工的安琪。
她所在的公司承接了不少大项目,她几乎年年涨薪,很快就从刚落地的8000/月涨到了年薪几十万的水平,增速与国内巅峰时期的互联网大厂不相上下。
可工作却要比大厂悠闲得多。“这里不可能8小时饱和工作的。”安琪说,她经常会在办公室翘着二郎腿等下班,且一年只需工作11个月,剩50天带薪休假。
甚至安琪连出门购物,坐的是公司配备的安全专车,因为早年愿意外派到非洲的勇者少之又少,中国员工都被“捧在手心上”。
受访者供图
这样的生活,不仅称得上非洲中产,对比当时国内的精英中产,也不落下风。
但安琪还是会遗憾——曾经有个成为千万富翁的机会摆在她面前,可她没有抓住。
她一直没有忘记,刚到非洲时的魔幻场景:自己攥着轻松到手的美金,看着黑人大哥拎着二手电脑远去的背影,感觉活在梦里。
旧电脑她已经用了四年,在国内本来只能几百块低价处理了,但在非洲,不需要任何维修装饰,依然可以卖出2000多元的价格。
“安哥拉人对中国来的东西十分新鲜,毫不夸张,真的是追着你买。”安琪说。
尝到甜头之后,她转手就把自己的手机卖了,售价比买新机的价格还高。后来索性把自己带来的衣服、物品都放在二手市场,很快也被一抢而空。
这足以说明,“非洲热”的那些年,为何会“黄金遍地”。
事实上,据海关总署数据,2000年至2022年间,中国对非洲进出口值累计增长超20倍,年均增速达17.7%,连续14年问鼎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
风口一直在眼前,可安琪因为种种原因,最后没有迈出做生意那一步。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些敢于迈开手脚的人,踩在非洲的风口上,收割黄金般的财富。
十年前,彬彬在踏上前往安哥拉的飞机之前,万万没有想到,这趟非洲之旅会把当时还一无所有的自己,变成千万富翁。
他无意中发现,在国内,旧衣服的回收价格每斤不到两块;但是一旦转手到了非洲,每件衣服能卖到几块、几十块。
其中的暴利,让他蠢蠢欲动。在原公司干了三年,他和妻子终于攒够了四十万创业启动资金,于是毫不犹豫地递交了辞职信,在当地的中国城租下一间商铺,用来卖二手衣服。
他联络国内的朋友,专门收别人不要的二手衣服,把干净的分为A类,有破损的分为B类,将每包几十斤的旧衣服包裹成批地从国内寄到非洲。
四年过去,彬彬的店铺已经营收超过千万。他又在中国城花了300万买了两家店铺,又花了200万建仓库,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现在,彬彬在国内开的车,已经是百万级别的保时捷卡宴。他和妻子从家境平平的年轻人,到实现财务自由,中间不过才几年的光景。
但非洲也是一片复杂的大地,财富的血脉喷张的背后,往往写着贪婪与代价。
二、收割的人,同时也在被收割
“一个箱子交25美金。”安检口的“工作人员”拦着波卡,傲慢地抛下话。
没有正规程序,没有机器安检,只有手动开箱安检和没穿工作服的安检员,这个外观宛如中国小县城汽车站的地方,其实是一国的首都机场。
而波卡的行李箱被摊在木台子上,周围的“工作人员”以各种理由克扣“违禁品”,想要赎回还要交钱。
面对这堪称明抢的行为,波卡很气愤,但看着眼前近一米九的大块头,她还是掏了50美金,拎着自己的两个大箱子逃之夭夭了。
受访者供图
落地的第一天,非洲就狠狠给了波卡一个下马威。她隐约意识到,自己带着亚洲面孔走在路上,约等于一只招摇过市、等着被薅的肥羊。
在后续的工作里,这个认知被不断验证、加固——美金是与当地人沟通的桥梁,办一件事儿,不掉几层皮,很难成事。
以至于有一次,听到自己被黑人小哥“登门拜访”,波卡都吓了一跳,第一反应是一把关上办公室的门,“就说我现在不在。”
在非洲,不速之客突然不请自来,绝对没好事。波卡左思右想,工作任务已经完成了,对方来的目的大概率是:要小费。
然而,上次和对方交接工作后,惯例的交小费环节,波卡已经把自己身上仅剩的10美元现金都给对方了。她决定继续躲在门内,耗到对方耐心耗尽为止。
但据同事转告,小哥也在大厅里干坐了几个小时,丝毫不见要离开的意思。
波卡受不了了,只好托同事替自己递了五十美金过去。果不其然,对方一拿到钱,就兴高采烈地走了。
事实上,能用几十美金打发的“上门讨薪”算不幸中的万幸了,碰上大镰刀,才是真正的欲哭无泪。
看着被一把摁住的同事,毛莉忍不住惊呼了一声。执法人员则相当“绅士”地说,“出于对女士的尊重,我们不会碰你。”他马上叫来了自己的一个女同事,毛莉定睛一看,体型有三个自己那么大。
十分钟前,从执法人员坚持要进门查水表开始,毛莉已经感觉有些不妙了。公司有自己独立的水井和水泵,根本不需要查水表。
进门后,对方果然没去看水泵,而是向着办公室的方向横冲直撞。她连忙用法语制止,“你们没有权限进入!”对方居然用中文大声回复道,“我是移民局的!”
随后,倒霉蛋毛莉和同事们就被押在原地,和叫喊着要“把你们送进移民局关押”的执法人员们“谈判”。
说白了,就是谈一个合适的罚款价格,然后渡过难关。
受访者供图
类似的“谈判”,毛莉其实已经处理过许多次——公司常常会收到政府开出的10万、20万甚至100万美金的离谱罚单,理由往往更离谱,比如在没有水表的公司查水表。
知道他们所谓“罚款”是为了中饱私囊,毛莉一般会先放狠话施压,“我们公司有很多其他政府部门的关系,非要和我们撕破脸的话,让你们一分钱都拿不到!”
不过,对方在听到这番话之后可能会更生气,“那你去联系吧!就算你去找总统,也还是罚这么多钱!”
试出对方深浅,毛莉就会伏低做小说软话,“不是这样的,你看我们关系这么硬,不还是来找你解决了吗?我们也是想通过协商解决问题,也希望能让你赚到。”
之后就是极限拉扯,短则一两周谈妥,长则一两个月都扯不清。
但是毛莉觉得耗时长一些也值了,毕竟一次成功的谈判能给公司省几十万美金,在各种无妄之灾里,少亏一点是一点。
她也常常安慰自己,虽然非洲有不友好的一面,但不管去哪里都要入乡随俗,只要有钱赚,交一点学费也无伤大雅。
可问题是,非洲捞金的黄金时代正在消逝。
三、卷入非洲的国人,错失黄金时代
叮叮当当的一阵敲打声,吸引了叶谦的目光,望着眼前正热火朝天装修的饭馆,他的心底五味杂陈。
那是最近2个月,附近第二家准备开业的湘菜馆,加上他开的那家,几百米的一条街,挤挤攘攘塞进了3家湘菜馆子。
叶谦早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他依稀记得,去年9月份看到的数据里,坦桑尼亚只有1~2万中国人,但今年,这一数据暴涨至6万左右。
这些人,多是逃离国内竞争压力,把非洲当出口的。
而非洲,也确实可以不负众望——在国内开餐馆、开发廊、送快递,要实现月入10万,相当于痴人说梦。但在非洲,叶谦只花了一个月就做到了。
他在坦桑尼亚与朋友合伙经营着湘菜馆、美容院和物流公司,三家店同时营业的首个月,总流水就突破了一百万,利润高达30%~40%,他能分到其中三分之一。
在他看来,哪怕非洲掘金已经喊了很多年,但依然不乏商机,挣钱不是难题。
这在数据上也有验证。今年前5个月,中非贸易进出口值同比增长16.4%,继续高位前进;而今年上半年,非洲仍有37个价值5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由中企承包。
但这些光鲜的数据,放在数以十万计的人口年增长面前,显然不够给力。
“一年人口翻三倍,怎么可能不卷?”叶谦说,当地华人有钱又有闲,随着越来越多人常驻非洲,像中餐馆这种赚钱多、门槛低的生意,往往最先打起来。
受访者供图
这让叶谦的压力骤增。他表示,别看非洲一道菜的价格是国内的两三倍,但当下物产匮乏之下,成本压力也不容小觑。
比如小龙虾、鱼类、牛肉丸等食材,都需要从国内进货,进价能达到国内市场价的5~8倍;从国内请来厨师,薪酬也是翻倍的。
而湘菜馆没什么竞争壁垒,同质化的结局很可能就是打价格战,一旦卷起来,跟国内餐饮店苦兮兮挣辛苦钱没两样。
事实上,叶谦担忧的未来,已经成为凯元不得不面对的当下。
2019年之前,凯元在深圳华强北卖手机,但一直走下坡路,听说早年去非洲的人都发财了,他也飘洋过海来到非洲,卖几百块一台的翻新机、山寨机。
在他的设想里,自己应该坐在办公室里,指挥非洲大学生帮自己买手机,但现实是,他窝在几平的档口里,每天面对着修不完的售后机,以及囊中羞涩的顾客。
据凯元描述,他所在的手机卖场,近7成档口都是中国人在经营,不大的一块地,随处可以听见普通话。
最近一两年,卖场客流量并没有太大起色,随随便便就能卖上百手机的日子,肉眼可见地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暗流涌动的争锋。
比如,明明大家约好了不降价,但他发现同行们还是会偷偷给客人打折,他也被迫加入其中,利润越做越薄,从最开始每台手机能挣差不多150~200元,跌到只有100元利润。
甚至在对话之前,他刚刚赔本卖出了一台售后手机。
这是因为翻新机问题特别多,他的保修期只有1周,但每天依然有一箩筐的机子需要维修,他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在售后上。
修也修不好的,只能亏本甩掉,因为运回国内的运费太高,都是一锤子买卖。
凯元非常后悔自己没早点来非洲,虽然现在生活无忧,但日子越过越没滋味,似乎也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因此,对于最近来咨询非洲创业的朋友,他都会奉上一句忠告:要么趁早来,要么别来。
安琪也有同感。她在非洲待了三年又三年,一直不是很想走,但最近开始动起了回国的念头。
她的工作依然很轻松,但近两年明显感觉公司没有初来时的如日中天了。
再过几年,等国内十几套房子的贷款还得差不多,她就提前退休,回国养老。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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