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非洲看到最可怕的事：这里的医生不治病，专门制造病人 | 我在非洲当医生08

大家好，我是陈拙。

我从小被家长教育不要说谎，甚至被恐吓：“说谎的人要吞一千根针。”

我慢慢长大，发现这是一句屁话。

大人比小孩更爱撒谎。小孩撒谎，可能只是为了一块糖，大人撒谎，想索取的东西可不止这些了。

我前两天听了援非医生谢无界聊了聊。

他说起一段经历，是自己和一个孩子，在非洲共同见证了一个要人命的谎言——

当地政府斥巨资建一栋住院大楼，据说是一个慈善项目，所有来这的患者，都会得到最好的治疗。

但当地医生都清楚，患者的病，是由这些医生亲手制造出来的。

谢无界无力去戳破这个谎言，他只能看到这些医生们，将病人一个又一个送进这家医院。

最终打破沉默的却是那个才16岁的小孩。

2021年夏天，我在非洲布隆迪首都的省医院里见到了一个女人。

她很瘦。大部分黑人女性都又高又壮，但她感觉一阵风就能吹倒，走路时得一只手扶着墙，另一只手则抱着下腹。

看到我，她松开扶墙的那只手冲我打招呼，努力露出笑容：“萨瓦（你好）。”

她是一名阴道直肠瘘的患者。某次分娩手术中，她的阴道一直撕裂到直肠。在这之后，她的排泄物会不受控制地从阴道流出，随时随地。

她做了无数次修补手术，但没过多久又会再次感染、粘连。

因为无法再生育，又需要反复住院，她被抛弃在了这座小楼里。

这座小楼叫做“瘘中心”。在这里，至少有20个类似的病人。

他们浑身散发着臭味，有的不能控制小便，有的不能控制大便，有的始终在修补、感染、再修补的循环中，甚至可能因此死亡。

他们被称为“瘘病人”，“瘘”就是指那个永不愈合的口子。

但在我眼里，这根本就不是病，而是一系列不该发生的手术事故。他们都被人骗了。

刚来到这家医院的时候，院长就特别自豪地向我们介绍过，这是他们全国乃至全中非最好的“瘘中心”，专门拿来收治瘘病人，政府为此拨了巨资。

但作为一名中国医生，我只觉得这很奇怪。

“瘘”不算一种非常常见的病症，要么是因为外伤，或者长期溃烂，但大部分是因为术后并发症，比如分娩手术。

尽全力做手术，也有可能留下好不了的瘘口，但正常情况下不会。

而这栋三层小楼里，住的几乎都是手术并发症的病人。大部分是女人，因为妇产科手术。

一个健康的女人，正常地生个孩子，没有基础病、没有胎位不正，就因为倒霉，从此要不断做修补手术、不孕、甚至终生无法控制自己的大小便，这应该吗？

我不相信，可我不能追问，问了也没用，因为我只是一名“友好”的援非医生。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每天上班都绕着这栋楼走，掩耳盗铃，不愿意见到那群“手术失败案例”，良心受不了。

直到我认识了少年罗塞夫。

在和罗塞夫成为“盟友”之前，我见过他两次，两次印象都很不好。

第一次是在菜市场，我在采购，这小子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拽住我的衣服恶狠狠地喊：“给我你的护照！”

眼神像刀子一样，把我吓得抓起包就跑了。

后来本地人告诉我，这孩子本来应该卖卖惨，骗你给他护照照片，然后拿去酒吧赊账。他是业务太不熟练了，反而把你吓跑了。

这就是我对罗塞夫的初印象，一个不专业的小骗子。

第二次见到罗塞夫，他满脸是血，被送到了我的诊室。

送他来的是急诊科的护士，护士告诉我，这孩子在我们医院的瘘中心做维修小工，因为偷吃患者遗留下的食物，被患者的老公及家人误认为是小偷，痛打了一顿。

小骗子在瘘中心偷东西，糟糕的地方配烂人，我不无恶意地想。

我让罗塞夫拿开堵鼻血的抹布，大概看了一眼：鼻骨骨折，而且鼻翼左侧的皮肤有些裂伤，还得缝上几针。

我一边清理创面，一边奚落他：“来了医院还不老实？”

罗塞夫突然暴怒：“不！我没偷！”

他每个音节咬得都很使劲，以至于血点子从鼻子里喷出来，溅满了我的白大褂。

罗塞夫竟然被这场面吓到了，像小孩似的重复说着对不起，想帮我脱下大褂。

但他忘记了自己手上也有血，一抓一个血印子。我喊着别动别动，为了让他冷静下来，干脆找了个话题，让他说说自己到底为什么被打了。

罗塞夫说，他是吃了东西，但不是偷的，是瘘中心的那个女病人主动给他的，因为他帮忙干了很多活。

我说那你干嘛不说出来呢？

罗塞夫说，打他的是女病人的丈夫。他担心这个丈夫知道真相后，会去打那个女病人。

我一下有些恍惚。

是的，虽然我一直不敢去看瘘中心，但想想也知道，那不只是病，也是一种处境。

如果你身上一直散发着那样的臭味、如果你也干不了体力活挣不到饭钱，你也不敢为了同情一个小工，得罪照顾你的丈夫的。

但我惊讶的是，这个小骗子竟然会知道这些人情世故，还为了保护别人，挨了这么一顿毒打？

我有点怀疑罗塞夫在编故事，但也只能权且相信，没追究他差点打劫我的事，缝合的手也轻了一点。

但缝合完擦个汗的功夫，还没下医嘱，罗塞夫就不见了，一起消失的，还有我沾血的白大褂。

第二天一早，我就跑去瘘中心找他了——清晨的非洲还有些寒意，加上我也确实担心罗塞夫卷了我的白大褂跑路，出去招摇撞骗。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走进瘘中心。

首先扑面而来的就是一种难以描述的气味。

这里相当于一个大旱厕，病人瘘口淌出的排泄物不可避免的会有味道，空气中甚至还有瘘口感染的腐肉气味。

我想快点找到罗塞夫就跑路，但这里除了病人，竟然连个护士都找不到。

也对，这种气味，护士也不愿意待吧。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护士，刚说了罗塞夫的名字，她就噢了一声，告诉我罗塞夫在屋外修葺地面。

接着，建筑工地的工人告诉我，罗塞夫在垃圾场焚烧垃圾；垃圾场的工人告诉我，罗塞夫被护士叫回去帮忙了。

我一路骂骂咧咧地又转回了瘘中心。这罗塞夫是什么超人吗，谁都知道他，啥他都能干。

刚到病房，我就闻到一阵阵排泄物的恶臭。

罗塞夫正在给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换造瘘袋，没戴手套口罩不说，那换造瘘袋手法和换垃圾袋差不多。

忙完这边，他稍稍在腰间擦了擦手，又转过来搀扶另一边的女病人下床。

好不容易搭理我，还是一句小大人似的：“等会聊，我得先带她上厕所。”

那口吻淡定得好像我的外科同事告诉我他一会有台开胸手术。要不是这小子脸上还有我缝的针，我还真以为他大变身了。

我叫住了他，指了指自己的鼻子：“你的填塞物该取出来了，一会来诊室找我。”

紧接着带了一句：“洗完手再摸我的白大褂！”

直到下午临近下班时，罗塞夫才终于姗姗来迟，也还上了我的白大褂。

他洗得很干净，带着太阳的香味，简直让我怀疑是不是他洗的。

我一边换药一边跟他闲聊：“你到底是干嘛的，怎么感觉什么地方都有你？”

罗塞夫说，他在瘘中心就像是劳务外包，建筑工、护工、清洁工……只要是有人让他去做，他就得去做。

他没有固定的工资，那些使唤他的人心情好了，会给他小费或者吃的，心情不好则什么都没有。更莫名的就像上次，好不容易拿了小费，又要挨顿打。

我说即使这样你也不能换造瘘袋啊，这是经过专业培训才能做的事。

罗塞夫说，护士们都嫌瘘中心脏，不愿意去，患者们的瘘袋一直都是家属换。这个老人没有并没有家属，也只有他来代劳了。

说的时候，他还摆出一副挺自豪的样子。

我严肃地说，你的操作有违规，这样会造成感染的。

罗塞夫笑嘻嘻的：“他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违不违规我不知道，也不在乎，我只是‘完成工作’。”

他很在乎这份工作。之前在菜市场打劫我的那个时期，他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晚上就睡在别人的铺子底下，不挡风不挡雨，还会半夜被赶走。

相比之下，他还挺感谢瘘中心的。

换完药，罗塞夫一溜烟地跑了。我坐在诊室里想了一会，觉得，也许我该好好教教他怎么换造瘘袋。

这是我认识的第一个瘘中心的人，而这孩子看起来不是个坏人，只是没人教。

瘘中心的存在我无法改变，可如果能教好罗塞夫，那些可怜人至少会有一个合格的护工。

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了瘘中心。从罗塞夫惊讶的表情来看，他根本没想到我会再来。

我不但来，还一来就撸起了袖子，指挥他去洗手、找护士要双无菌手套还有口罩和帽子。

看罗塞夫面露难色，我又补了一句：就说我要的。

我一面操作一面向罗塞夫讲解步骤和难点：裁剪的底盘要微微大于造瘘口约2mm；要均匀的涂抹防漏膏，用棉签蘸着生理盐水涂抹于造瘘口……

罗塞夫一走神，我就板起脸说：“认真听，明天我要来看着你操作！”

他被吓了一跳，立马集中精神，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手。

我忍不住笑了，这小子狼狈的样子像极了实习时的我。

其实我根本没有权力管他，他只是下意识地听从我们这些看起来有钱有学问的人。想到这里我又有点心酸。

边换药，罗塞夫还充当翻译，帮我跟这位病人聊了几句。

这位老爷子是5年前肠道手术感染导致的造瘘。因为他终身都要带着这个瘘袋，他的家人把他抛弃在了这个瘘中心。

老爷子总挂在嘴边一句话：“人生没多长了，忍忍就过去了。”

罗塞夫送我出瘘中心的一路上，几乎每个病患都会乐呵呵地和他打招呼，他也会一一的将那些病人介绍给我。

一楼全是女病人，乍一看会以为是妇产科。但妇产科总有新生命的欢声笑语，而这里大部分女人都很沉默，有一种久病不愈的畏缩感。

只有一个叫丽贝卡的女病人我印象很深，她又高又壮，看起来也很精神。罗塞夫帮她晒衣服，她在旁边看热闹，还问我要烟抽。

罗塞夫告诉我说，丽贝卡很喜欢瘘中心，因为“比起家里的劳累和丈夫的拳脚，疾病带来的痛苦不算什么”。

这些女人很爱跟这个孩子聊天，什么都跟他说，他则会帮她们洗一些大件的衣物、抬一些重物，手术后搀着她们四处走走，便于她们排气。

我问罗塞夫，你为什么要帮她们？

罗塞夫误解了我的意思，他回答说，因为护士说了这些病人得少蹲起、少使劲啊，一不小心就会瘘口感染的。

我说，可是这和你没关系。

罗塞夫理所当然地说，她们生病了啊，而且没家人帮助她们，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我顿了顿，突然转移了话题。我说你知道我们做操作前为什么要带手套、帽子、口罩吗？

罗塞夫秒答：“为了防止患者感染，你说过的！”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保护自己。

“所有事情都一样，先保护自己，才能保护别人。”

这孩子吃过很多苦，但仍然在努力向前。我希望他不要受伤。

我把罗塞夫介绍给了几乎每一个队友，告诉大家他在瘘中心照顾那些病人。

医疗队的同事们都知道瘘中心的情况，愿意从其他方面帮帮罗塞夫，比如让他来干点小活，然后给小费。

罗塞夫开始经常到我诊室来等我们差遣。没事时，我跟他聊聊队里发生的事，聊聊中国是什么样的、我是怎么治病的；他则跟我说说瘘中心的某某出院了，某某又做手术了……

再后来，罗塞夫似乎又忙了起来，来的次数少了，每次来还带着本书。我有其他病人的时候，他就在诊室角落里写写画画。

我想难道他是跟我们中国医生走得近了，知道知识的力量了？想想还挺欣慰的。

一次，队友叫罗塞夫陪他去市场买肉，罗塞夫蹦着跳着出去了，随身的稿纸落在了我的诊室里。

正好空闲，我好奇把稿纸拿起来看了看。

稿纸上满满当当写了一大堆，又密又乱，有英语也有法语，还有些看不懂的拼写，估计是当地语，看起来相当费劲。

我找了护士帮忙辨认，护士认了半天，又拿起罗塞夫带来的书看了一阵，告诉我这可能是份申请书之类的东西。

她说内容上她很多也看不懂，但里面一大部分是从书上照抄的，而且拼写错误极多。

罗塞夫为什么在写这个？他是在练习吗？

我将那堆纸原封不动地扣回了书上。不知为什么，我有些不好的预感。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医院的角落撞见了罗塞夫抽烟。

我有点惊讶，这孩子不是连饭都吃不起了，怎么还有钱抽烟？

他看见我来了，慌忙把烟头扔在地上，一同扔掉的还有一叠烧了一半的稿纸。

我捡起来看了看，又是那天那样英法夹杂的东西。

罗塞夫很紧张地看着我。我看他神情感觉不对，下意识地问起来，这到底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写这个？

最后，罗塞夫终于承认，这些稿纸，是瘘病人们托他写的福利金申请。

事情的开端，是我见过的那个造瘘老人。

最近老人感觉到自己快不行了，想喊家人来给他收尸回故乡。但因为他的孩子们早已不接他的电话、不看他的短信，他只能写了一封家书，想花钱请人抄五份，寄给不同的家人。

他托罗塞夫帮忙找人，抄一份大概是1000布法郎（约2块人民币）。

罗塞夫觉得抄写不难，想自己接这个活，为了让老人放心，他还吹牛说自己有高中学历。在非洲，这是很了不起的学历。

老人很放心地让罗塞夫去干这件事，甚至都没有检查就塞进了信封。

这件事之后，老人又问罗塞夫，既然有高中学历，会不会写申请书，能不能帮他向一些慈善基金会、疾病的基金会写救助申请？

他的养老金和医保都已经所剩无几，想申请一些国外的补助金付医药费。

也不知道罗塞夫是被虚荣感冲昏了脑子，还是被钱迷了眼睛，居然应了下来。

他甚至利用了我们医疗队对他的关照，声称自己甚至可以让中国医生为他们做手术。

他的“生意”很好。这里很多人都被家人抛弃，也没有收入来源，急需申请救助。罗塞夫给他们的价格是每份申请2W布法郎（约40人民币）。

在当地这差不多是普通人一周的收入，对病人来说，更是拿治病钱换的。

我问他，那你到底会写这个申请吗？

罗塞夫承认说，他不会，但那些病患几乎都是文盲，也发现不了。

我脱口而出：“你这是诈骗啊！”

“这些申请是病人的希望啊！他们信任你才让你去做的，你是怎么忍心骗他们？”

罗塞夫摆出一副无所谓的表情，他说，反正就算真的写申请，也不可能申请到钱啊。造瘘老人识字，住进来5年间他写了不下30封申请，除了退回的信件，连个回信都没有。

“都在骗，为什么就我不行？我还会用我赚的钱给他们买东西吃，这些病人大多数甚至连个探望的人都没有！”

在罗塞夫眼中，我又看见了第一次见面时那种凶狠的目光。

我不想再对他说一句废话了，平静地告诉他，现在、立刻，把骗来的钱全部还回去，并且再也不要说和医疗队有关系，如果再被我发现行骗，第一次告知院长，第二次一定送你去警察局。

罗塞夫可能不是个坏孩子，但我们把他捧得太高、给了他太多权力。

回到医疗队的时候，我把这些事情告诉队友。

队友们支支吾吾地告诉我，他们早就发现罗塞夫会把我们给他的活“外包”出去，自己什么都不干，净赚差价。

队友还说，经常看见罗塞夫在路边的啤酒摊上醉倒。喝酒可不是一笔小钱。

没几天，我也亲眼见到了罗塞夫喝醉的样子。

那天我坐着医疗队的车出去买补给，远远就看见罗塞夫在路边摇摇晃晃地走着。

他也认出了我们的车，突然变得异常兴奋，跳起了当地庆祝的舞蹈，还跑上前对我们鞠躬，做出“请”的动作。

司机怕剐蹭到他放慢了车速，谁知他变本加厉，跟随着缓慢的车速，在车边用袖子擦车，表情十分滑稽，像个小丑。

我的火噌地一下就起来了，没等车停稳便冲下车，提着罗塞夫的领子，将他扔到了旁边的沙堆上。

我彻底和罗塞夫绝交了，还专门去了一趟瘘中心，叮嘱病人们不要受骗。

护士们告诉我，已经有一阵子没有见到罗塞夫了。

没有了罗塞夫，瘘中心似乎也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么灰沉沉、臭烘烘的。

我准备离开的时候，有个女病人突然拿着一沓钱冲到了我眼前，抱着我的胳膊摇个不停，用哭腔说着什么。

我听不懂她的本地语，想推又推不开，幸好上次见过的病人丽贝卡突然出现，帮我解了围。

丽贝卡告诉我：“她在问你，中国医生为什么不能帮她做手术了。”

又是一个被罗塞夫骗了的可怜人。

我跟着丽贝卡走出了瘘中心，丽贝卡又问我要烟，这次我给了。

她陶醉地吐了一口烟雾，良久，向我说：“我知道罗塞夫那小子在骗人，我认识字的。”

我问，那你不怪他吗？

丽贝卡说，我不怪他啊。他是个连花钱都不会的孩子，拿着那些钱，大部分都买了吃的给了我们。

“而且，他给了我们希望。”

“可是他在骗你们！”我强调。

丽贝卡拿走了第二根烟，认真地对我说：“那不叫骗，他只是还没有能力做到而已。”

几天后，我来上班的时候，看见医院门口聚集了很多穿正装的人。我的护士玛丽告诉我说，是瘘中心有个老人走了，没人送别，他们医护自发组织送行。

玛丽还说，之前经常来我们诊室的罗塞夫似乎很伤心，走在队伍的最后边，一直哭个不停，她问我要不要去安慰安慰他。

我很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告诉玛丽不可能。

玛丽犹豫了一会说，其实她觉得，罗塞夫不是个坏孩子。

早在罗塞夫来治鼻子的第二天，她就打听过罗塞夫的身世，怕我被人骗了。结果她发现罗塞夫竟然是个正经高中生。他没有撒谎。

玛丽说，罗塞夫本来是家里的老三，母亲生老四的时候，和老四一起死在了手术台上，而且就在我们医院。

母亲死后，他父亲开始迷恋老虎机，卖房卖地，罗塞夫的高中学业也就没钱继续了。

再后来，他的父亲因诈骗入狱，他的两个姐姐接济了他一段时间，渐渐也顾不上了，他就开始流浪街头讨生活。

我忍不住抱怨了一句，老虎机这么丧良心的东西，谁引进这里的？

玛丽脸上露出戏谑的笑容，看着我说：“就是中国人开的啊。”

我愣了一下，想起罗塞夫第一次见到我那充满敌意的眼神，会不会是因为这个？

罗塞夫只是个孩子。我因为对瘘中心的病人们心存不忍，鲁莽地改变了他的生活，又因为他没满足我的期待而发火。

但其实，从来没有人教过他什么是对错。

丽贝卡说过，他只是还做不到而已。

我连夜查询、整理了几份常用的申请书模板，又找出了一本法语版的《妇产科学》。走到瘘中心门口，又有点不好意思。

就在我抱着书在墨色玻璃覆盖的三层小楼外徘徊的时候，罗塞夫突然出现了。

罗塞夫一上来就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像许久未见的亲人。

接着他就在我怀里哭了起来，嘴里说着“都怪我”。

原来，前两天去世的那位，就是最开始托罗塞夫写家书的老人。

罗塞夫觉得，老人最终无人送终、甚至遗骸都不能回乡，是因为他没有写好那五份告别信。

当时他偷懒，只抄了开头和结尾，告诉了收信人老人快死了，但是却没有抄下老人那些感人的遗言。

他一遍遍地说，他知道错了，没想到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罗塞夫，只是又抱了抱他。

其实，老人快死之前院方肯定是知过家属的，要不然谁来支付葬礼和墓地的钱？他们只是真的不愿意来而已。

我拍了拍罗塞夫的肩膀，把手中的稿纸和那本书递给他。

我说，我知道你上过高中，所以这些申请书模板你可以一点一点啃，再用上这本《妇产科学》，很快就能写出对的申请书了。

那一个月里，罗塞夫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白天黑夜，我都会随时收到罗塞夫的电话，问我某个字怎么写、某个语法怎么用。那个月的话费我快赶上国内了。

护士玛丽告诉我，小罗塞夫现在写申请书不要钱了，只需要申请人自己买邮票。

一个月后，护士们都在传，瘘中心的小罗塞夫给他们申请到了第一笔援助，来自一个叫“妈妈联盟”的民间基金会。

虽然只是几包成人纸尿裤和少量的奶粉，但已经足够在瘘中心引起轩然大波了。

我去了一趟瘘中心，想给罗塞夫道贺，但没有找到他，只有丽贝卡守在那里问我要烟。

抽着烟，她笑吟吟地对我说：“我就说他只是‘还’不能做到吧。”

我很想问丽贝卡，真的觉得这笔援助有用吗？

这么好脾气的基金会不知道有几个，而且这些病人们缺的根本不是钱或者纸尿裤，而是她们就不该生这个病，就不该被划开一个口子，扔在这栋楼里。

正是因为有瘘中心的存在，那些医生们才会有恃无恐，任由并发症的出现。

我问过很多本地医护对这个瘘中心的看法，他们大部分是充满敬意，说这是政府的福利，让这些可怜人有地方去。

只有一个朋友趁着四下没人，小心翼翼地跟我说，这就像大坝决堤前在一旁挖的小泄洪池，看起来解决了问题，可早晚会完蛋的。

我们医疗队自己聊这个话题时，甚至有人说，既然政府只补助瘘中心，那么瘘中心是不是一直得有病人？如果没有怎么办？

用最坏的心思想，为什么瘘中心里没有一个“不小心”留下并发症的达官贵人？

这些话，我不能跟已经病了的丽贝卡说，我也不能跟罗塞夫说。

这孩子已经“知错就改”了，难道我要告诉他，他以为对的事情，恰恰是更大的一个错误？

但最终，这份平静被罗塞夫自己打破了。

那天，罗塞夫找到我，希望能通过我拜托医疗队的周大夫给他的朋友做分娩手术。这位朋友预产期已经临近了，现在就在医院住院。

第二天一早我就带着周老师去看了他的那位朋友。

查过体、看过B超单子后，周老师告诉我，患者是典型的头盆不称而且是头胎，得要剖腹产。

我连忙提出，这位孕妇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能不能请周老师亲自操刀手术？

一旁的本地妇产科医生不高兴了，直接打断我们说，为什么这么简单的手术要中国医生来做？为什么要搞特殊化？

我被她噎住了。作为援非医生，我们可以要求给送进医院的中国人做手术，但是帮一个“朋友的朋友”确实过分了。

我只能回绝了罗塞夫。但我也跟他说，周大夫说了，虽然是剖腹产，可是难度不大，只是个常规手术，非洲医生也能做好，不用担心。

一个月后，我看见罗塞夫搀扶着那个“孕妇”，在瘘中心遛弯。

女人的肚子已经瘪下去了，看来孩子顺利娩出了。但她身上，有一股不祥的气味。

罗塞夫淡淡地肯定了我的猜测：“是的，子宫膀胱瘘。”

他说：“因为她夹不住尿，他的丈夫嫌弃她臭得像个厕所。”

我亲眼见过那个孕妇，我很清楚她的情况，不该是这个结局。

罗塞夫没有在他朋友的面前跟我多说什么，但临近下班的时候，他再一次推开了我诊室的门。

我第一次看到罗塞夫这个样子。他穿着板正的西装，表情很平静，手里拿着我送给他的那本《妇产科学》。

书翻到了剖妇产的那一页，从那一页的褶皱程度来看，他翻了很多遍了。

我以为他要问责那个手术，但他问了我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瘘的患者？是不是这个瘘本就不该出现？”

我硬着头皮回答：“对于你朋友的事情我很抱歉，但这个瘘它是个并发症，即使是中国医生来做，也有可能会出现。”

他好像没有听进去，而是按照自己的思路走下去，继续问：

“是不是这个瘘中心就不该出现？”

我只能打太极：“存在……就有它的道理，起码那些瘘的病人有专门治疗的地方了。”

“在中国也会这样吗？出现问题不去找那个颗划破的裤子的钉子，就会补丁摞补丁吗？就当病人是流水线上的产品吗？”

我又看见了最开始罗塞夫拦住我时，那种恶狠狠的眼神。

我没法再撒谎了，我只回答了他一个词：“不会的。”

但罗塞夫甚至没有听到这个词，就摔门离开了。他心中早就有自己的回答了。

几天后，护士玛丽告诉我说，罗塞夫要走了。她问我要不要去送送他。

我问怎么就要走了？

玛丽说，因为瘘中心的修葺已经完成，不需要有人来维护了。

我不相信这个回答，再三追问，玛丽才无奈地告诉我说，他们都听说，院长那里拦下了一封建议取缔瘘中心的举报信。

那是罗塞夫写的。那是罗塞夫用我教他的英语和法语写的。

我脱了白大褂就想去找罗塞夫，犹豫了一下，带上了几个面包和几支笔。

罗塞夫正在宿舍里收拾着行李。他的宿舍就在瘘中心后面，但此时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除了我，竟然没有一个人来送他。

我递上面包和笔，问罗塞夫需要我的帮助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能帮他什么。来到瘘中心前，罗塞夫一无所有，只能睡在菜市场，离开瘘中心之后，他该去哪里呢？

罗塞夫给了我一个深深的拥抱，没有收我的东西。他说：“我并不需要你的帮助，但我的国家和人民，需要我的帮助。”

他告诉我，他会继续坚持现在做的事情，会让这个地方变得更好一些。

他穿上了笔挺的西装，独自一人走出了医院的大门。

我没有再听到他的消息。

我一直觉得，罗瑟夫可能会去从政，高中学历不低，学写申请的时候，他还问过我很多政策相关的问题，有些我一知半解的，他也能慢慢搞懂。

更重要的是，他会因为一个老人的死、因为一个孕妇的伤，完全改变自己。他能听见那些声音。

我想等着他成功，我觉得他会成功，会有那一天的。

就像丽贝卡说的，他只是还没有能力，可是他很快就会学会的。

这是一个蚍蜉撼树的故事。

但谢无界想记录下它，一只“蚍蜉”是如何长大、学习，犯错、改错，为了其他“蚍蜉”，向着大树，发出他的第一击。

他还会继续长大。

插图：大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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