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一位母亲去见她刚死去的胎儿，是我当医生时做过最温暖的事 | 医院奇闻录74

大家好，我是陈拙。

小时候干过挺混蛋的一件事。

我从小就发现，我妈肚皮上有一道特别长的疤。

我合理推测过，她也许是个隐藏身份的女英雄，这疤就能证明，她一定参与过极其危险的活动。

后来她告诉我，这活动确实挺危险——是为了生我留下来的，还说，你的生日就是母亲的受难日，以后一定要孝顺妈。从那之后，我不但对那道疤祛魅了，还觉得有点被“绑架”。

直到看到今天这个故事——

故事的讲述者叫梁镇恶，曾是一名妇产科医生，2022年之后，她成为了一位新手妈妈。

无论在知识还是经历上，她都是一个最理解妈妈的妈妈。

直到听她讲完去年的经历，我才意识到，即使妈妈就在我们身边，但我们大多数人，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如何来到这个世界，也并不理解一个女性从女孩到成为妈妈，到底经历了什么。

休完产假回到医院上班的第一天，我被暂时借调到了医务科工作。

而医务科的一大块任务，就是处理医患纠纷。

没想到来的第一天，就接到了一个棘手的案子，同事们争相给我描述，有对夫妻多不讲理，多暴躁，多难搞，拖了半年多了还没有和解。

火力最猛的时候，女方甚至还出手打了我们的一位同事，被拉去派出所拘留了。

通过病历和同事的描述，我才了解到，女方不仅是闹事的病患，还是一名失去了孩子的妈妈。

听到这，我一下就被击中了，因为也是六个月前，我曾经离失去我的孩子是那么那么的近，“胎儿宫内窘迫，新生儿重度窒息，产钳助产，肩难产，产后出血，产程中宫腔感染……”

产妇叫婷婷，因为不孕症做了好多次试管，才好不容易怀上了双胞胎宝宝。

怀孕20几周时，婷婷的宫颈管持续缩短，宫颈就像是扎紧口袋的绳子，而两个小宝宝就住在这个逐渐增大的口袋里，而现在，扎紧口袋的绳子越来越松了。

这意味着这两个小生命随时有流产的风险，这么小的宝宝一旦流产，能否存活就非常考验医院的救治能力了。

六个多月前，她住到了我们医院保胎。

这么小的宝宝，甚至不能被称为早产儿，只能被称为流产儿，分娩方式的选择陷入两难。

如果选择剖宫产，流产儿出生之后能否存活尚未可知，而产妇子宫上留下了手术瘢痕，下次怀孕预计她还是需要做试管婴儿，如果仍然是双胎妊娠，子宫破裂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可如果选择经阴道分娩，这么小的孩子能否耐受分娩时的缺氧也未可知，尤其是双胞胎经阴道分娩，通常第二个孩子会比较危险。

第一个孩子娩出之后，第二个孩子往往可能胎位改变以至于无法经阴道娩出，或者还没等他娩出，胎盘就开始剥离。

如果第二个孩子不能快速娩出，胎儿立刻会进入到严重缺血缺氧状态，非常危险。

此时的婷婷已经规律宫缩，宫口开大，最终和她本人以及家属商量之后，还是考虑选择对她的损伤最小的分娩方式。

加上婷婷已经规律宫缩，宫口开大，考虑到对她的损伤最小，如果能短时间内阴道分娩，孕妇自己把宝宝生出来是最好的。

婷婷和她老公签字，决定经阴道试产。

医生担心的情况还是出现了。

第一个宝宝娩出后，第二个宝宝胎位不正，胎心还一直往下掉，医生赶紧行内倒转术并固定胎位，让宝宝的头朝下，胎头下降到可以拉产钳的高度立刻将他拉了出来，产钳就是一种特质的钳子，把它放进阴道里，就像娃娃机一样，夹紧宝宝的头，用力往外拉，从而帮助胎儿快速娩出。

痛心的是，二宝最终没有抢救回来。

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说，27周的孩子孕周太小了，对缺氧的耐受力很差。

幸好大宝虽然在在新生儿科治疗了很久，但最终健康的出院了。

从二宝没了开始，她和家属就每天在住院部堵着医生办公室质问，不让医生正常查房、工作，不肯出院。

后面我在医务科也见过类似的家属，他们跟着医生查房，拍医生的视频传到网上，要么就是坐在医生办公室一直问病人的病情，和以往的医闹不同的是，他们不吵也不闹，但就是一直干扰你正常工作，可是也没法直接驱逐他。

同事说，这对夫妻俩要求的赔偿额度非常高。

医院组织过多次讨论，认为处理过程中没有明显的过错，但是出于人道主义可以给予免除医疗费，以及适当的补偿。但他们一直无法接受。

我准备好空白的调解记录表，拧开笔帽，做好了详细记录的心理准备。

科长也表情严肃，如临大敌。

婷婷和她丈夫推着一个婴儿推车走进办公室，里面坐着一个可爱的男宝宝。夫妻二人的表情安静而克制。

婷婷开口，对我们科长只说了一句话，“我接受你们的方案。”

科长也没有想到她这么爽快的就答应了，准备好的开场白卡在喉咙里。

我的笔也卡顿在白纸上。

科长愣了一下，赶紧回答，好的好的，那最好了。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

因为没有预料到他们会直接答应，我们之前甚至都没有联系过相关科室，后续需要她先去办理结账，我们再去财务科报备，还需要他们一起去医调会（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上签字确认。

我负责陪她去办理结账，一路上她都很沉默，我试着张了张口：“其实今天是我产假回来上班的第一天呢。”

我已经准备好遭她白眼或者当做没听见了。

谁知婷婷接了话茬：“这样啊，你宝宝多大了？”

我说差不多六个月了，她说那我们差不多诶。

我看到她眼底里突然就有了光，紧接着问我，“你家宝宝吃奶怎么样啊？我们最近怎么都不肯吃奶粉，我奶又不够了，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这不是和我家宝宝情况一模一样嘛，话匣子刚打开，办理出院手续的同事就打断了我们的对话，说还需要她先把自费的钱垫付了，等流程结束后再把钱打给她。

她一瞬间收起了笑容，“还要我付钱？”

我赶紧和她解释只是先垫付一下，最后肯定会退的。

“你们自己想办法吧。”婷婷的语气恢复最初的冷漠，她从插卡机上拿回了自己的医保卡，大步离开。

回到医务科，远远就听到她的丈夫和我们科长正在理论，因为发现补偿费用的细节有出入，他们记得的一笔钱在我们的记录里没有写。

他们一口咬定说医院之前答应了的，但是我们的书面记录里并没有写到，两方各说各的，实在是没有办法，科长又赶着去开会，最后说如果患方能证明确有其事的话也行，然后他就匆匆的离开了。

留下我和他们一家三口，她丈夫这时候已经很生气了，控诉我们这么大一家医院，说话不算话，出尔反尔。

我让他别急，一起想想办法。

后来我去申请去保卫科调当时的监控，看看有没有录像留存，证明医院确实答应了这个条件。可惜时间太长了，会议室的监控只保留三个月，已经看不到了。

去派出所看调解记录，也是因为调解未成功，他们没有记录详细的方案，而且确实时间太久了，当时负责调解的民警也不记得细节了。

那天跑了很多地方，找了很多人，最后也没拿到想要的东西，我生怕婷婷又会回到那个暴躁的状态。

走的时候她哭了，“我都同意你们的方案了，为什么还要这么难。”

但是她跟我说谢谢你一直在帮忙。

后来我跟领导说，其实他们提的那项赔偿也就两三千块钱吧，但是我又不能说，要不就给她算了。

我回到家跟老公说，我觉得我做不了医务科的工作，医务科需要的是能谈判的人，可是我心太软，想太多。

我看过之前关于婷婷的调解记录，上面写得密密麻麻。前期基本上是她丈夫在闹，在住院部、医院大厅都闹过。一般情况下，妈妈身体虚弱，精神上也受到打击，不会再有精力去声讨医院。

但唯一一次，婷婷出手打了我们的同事，也是这一巴掌，直接让她被公安机关带走。

她后来向我转述，同事说自己生孩子的时候还痛了好长时间，一天一夜才生出来，但是她生这个孩子用了几阵力就生出来了。

这句话点燃了婷婷的不甘和愤怒：“我孩子生的是轻松，那你要不要也生一个死的?”

时隔好几个月，婷婷和我提起这件事的时候，依然会被“轻松”两个字刺痛。

“那我生的轻松是我想要的这个结果吗?”

从她跟我接触之后，她好几次问我：“如果我那个时候非要剖，你们会不会给剖?”

如果她自己挨一刀，能换回孩子的命，她肯定毫不犹豫。

婷婷觉得自己没有保护好这个孩子，没有坚持要去剖，没有把这个孩子救下来，然后她又把这种内疚转嫁到医院。

我也知道同事并非恶意，意思是让她往好处想。但无论如何，我不能再火上浇油了。

如果不是自责到了极点，她不会把矛头转向医院，一次次提醒自己失去了孩子的事实。

给她多少钱其实都弥补不了心理的创伤，但是如果没有补偿，她心里这个坎更过不去了。她要的是医院表态这次没做好，认识到下次可以做得更好，再有类似的小朋友能够被保下来，她心里也会好受一点。

那天下午，调解卡住，对补偿金额的分歧，需要领导来决定。

我只能陪着他们坐在办公室里等领导开会回来，看下一步该怎么办。

这对夫妻就这样坐着发呆，偶尔看看手机，看看窗外，婴儿车里的宝宝也很乖，把玩着手里的小玩具，没有哭闹。

如果二宝没有离开，应该也是这个模样。

听说婷婷遭遇的人都会因为双胞胎最终少了一个唏嘘不已，觉得母亲辛苦求得的双胞胎，结局却不圆满。

我试着对婷婷开口，接上之前被打断的话题，“你家宝宝很乖呢，长得也很可爱。”

婷婷摸摸宝宝的头，不由自主地露出笑容来，“哪里哦，在家里也是一直闹，出来还好一点。”

此时的我和她好像不是来投诉的患者，和接待投诉的工作人员，我们不过是萍水相逢的两个普通的宝妈，我们聊奶粉的品牌，聊改善夜醒的办法，聊治疗湿疹的心得。

最后我试着小心翼翼的说，“其实我觉得你真的已经很坚强了，我生宝宝的时候也很危险，我都不敢想如果他出了什么事，我该怎么办。”

我仔细地辨别着她的表情，怕触到了她的逆鳞。

婷婷很惊讶地问我，“你们医生自己都懂的呀，也会遇到危险吗？”

“懂归懂，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我的表情瞬间晦暗下来。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超级乐观开朗的人，离抑郁症很远。直到把孩子从医院接回家后的一个中午，我把娃和月嫂、我婆婆都关在了卧室外面，在房间里哭了三四个小时。

有一天我就跟老公说我想跳楼。说这话的时候，我难以启齿，因为娃出生之前，我很难理解那些轻生的念头，我对这样的自己感到陌生。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变得越敏感脆弱。

家人问我一句今天奶怎么样？够不够？

我心里想，又来催，难道是我不想下奶吗？难道是我不想喂他吗？难道在你眼里我就是一个饿死他的妈妈吗？

不可否认的是，他确实跟着我吃了很大的苦。

他出生时，因为跟着我经历了一系列难产事件，甚至还重度窒息，因此直到出生后的两三个月，我感觉他的神经系统发育没受什么影响，悬着的心才渐渐放下来。

在这整个生产过程中，无时不刻都是风险，即使我是妇产科医生，也是没有“免死状”的。

生产前，我妈妈劝我剖宫产，少受罪，我却对她的想法嗤之以鼻，众所周知，顺产是对母婴最好的选择，我对自己的身体条件很有信心。

做了这个决定，我就开始严格地执行计划。

做孕妇操，坚持走一万步，是我孕晚期的日常，控制体重，增强体力，为最后的顺产认真的做着准备。

可是那一天一直都没有到来，直到超过预产期5天，我住院催产了。

做了分娩前的各项检查，预估胎儿体重在7斤到7斤半之间，查了我的骨盆条件一般，但考虑到我166cm的身高，骨盆大小生一个7斤出头的娃总还是够用，主管医生对我很有信心。

随着催产素缓缓的滴注入血管，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有痛感的宫缩，随着时间的推移，感觉越来越强，越来越紧密。

那是一种经历过的人才会理解的独特疼痛，和刀砍锤砸都不一样，腹部像被大力反复撕扯揉捏，没有任何措施、任何姿势可以缓解，上一阵疼痛还没完全过去，下一阵又紧接着汹涌而来。

老公全程都陪着我，他也有些紧张，不知所措，照着护士教的按摩手法帮我捶打腰部。

此时的我大脑已经完全被疼痛占据，无力再去处理语言系统，克制住不大喊大叫已经用尽了所有理智。

唯一支撑着我坚持下去的，是医生过半个小时会来查宫口，看能不能打无痛。

事实上，作为医生，我清楚的知道，早在2016年的分娩镇痛专家共识里就写明，宫口大小不再作为分娩镇痛开始时机的判断标准。

但事实是，在临床实践中，种种原因导致到现在为止，仍然按照宫口开2-3cm才可以打无痛。

今天的夜班是一个男同事，他看到是我，弱弱地问，要不要喊个女医生来查。

我在宫缩的间隙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赶紧查，别哔哔！”

然而我最后残存的理智，在被告知宫口只开了1.5cm的时候彻底崩溃了。

男同事犹豫不决：要不等等再打吧。

我大喊：“不行不行，我要死了，快给我打无痛！”

我一边抢过无痛分娩知情同意书签字，一边掏出手机拨通了夜班麻醉的电话。

分娩镇痛就是人类之光，随着凉凉的液体从背后缓缓注入，我感觉我活过来了。

我昏昏沉沉的睡了一觉，起来吃了早饭，宫口开全了。

真正属于我和宝宝的战场开始了。这是对十月怀胎最隆重最艰难的一场大考。

我相信每一个经历过的妈妈都会记得那句口令：宫缩来了，腿踩住，深吸气，屏住，用力解大便一样拉下来！

坚持坚持坚持住，再来一点！换口气再来一次！

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从助产士的表情，我知道产程进展并不顺利。

我的信心随着体力的耗竭一点一点流失。

从每一阵宫缩间歇还能喝点水说说话，到全身被汗湿透，头发凌乱的沾在脸上，再到眼神涣散，只靠着本能跟随助产士的指导用力。

即使如此，胎头下降的依然很慢。

主管医生已经站在我房间不走了，纠结半天问我，你想再努力一下还是转剖宫产？

我听着胎心监护仪上持续发出的咚咚咚声，那是坚强有力的小心脏跳动的声音。

他都还在努力，我还是想再试一试，但我明白，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也终于明白了，生孩子到了最后拼的就只剩下意志力了，就像一个只能跑400米的人，去跑马拉松，意识已经涣散，理智也荡然无存，唯一支撑自己一次又一次积攒起力量的，就是心里默念：宝宝现在只能靠你了！

终于，只差一点点了。

突然监护仪里“咚咚咚”的声音开始变缓，我的心也跟着沉下来了——胎心在频繁减速。

随着我的病房里医生护士越来越多，我知道情况有些严重了。

这是最纠结的情况，努力了这么久就差一点点就能经阴道分娩，但是宝宝有些挺不住了。

可如果这时候转剖宫产，也需要时间转运到手术室，还要一层一层开腹进去，有这点时间可能就能自己生出来，但如果不转剖宫产，又没有马上生出来，宝宝就会很危险。

“再给你最后五分钟。”主任下了最后通牒。

持续走低的胎心像是给我血液里注入了肾上腺素，昏昏沉沉的大脑又强制开机。

我蓄积起最后的力量，胎头又往下走了一点点，但紧接着是一阵巨大的胎心减速。

不能等了，我问主任：“位置可以拉产钳了吗？”同时，主任下达指令：“拉产钳！”

产钳手术器械包和所有需要的物品，护士早已经放在产床边，消毒、铺巾、麻醉、侧切、放产钳一气呵成，跟随主任拉产钳的动作一起用力，但是并没有等来宝宝生出后的轻松感。

宝宝的肩膀卡住了，大家又忙活起来，“肩难产，屈大腿！”

我心里又是一凉，肩难产，脐带受压，宝宝几乎没有氧供。

只能用尽所有办法让他赶紧生出来，宝宝的锁骨可能会断，宝宝的神经可能会损伤，妈妈的耻骨联合也可能会断，妈妈的会阴可能会撕裂，但是没有其他办法，为了救命必须全力以赴。

我使出最后一丝力气。

终于，我看到了他，他紫紫的，静静的，没有一点声音，我的心坠入了悬崖。

宝宝出生后的一分钟，我听到护士大声喊出他的Apgar评分：3分。

这个评分是医学上用来评估新生儿健康状况的，电视里你能见到的那些哭声嘹亮的孩子都是满分10分。

3分意味着重度窒息，意味着需要抢救，意味着随时有生命危险。

我曾经见过一个苍白窒息的新生儿，最终他的大脑缺血缺氧导致液化，变成了一滩水。无论再怎么维持生命体征，都失去意义了。

我此时的脑海一片空白，学过的关于新生儿窒息抢救的东西都没有了痕迹。

唯一能想起来的就是奶奶在我生产之前对我说，“不要害怕，我帮你求过观音菩萨了，你要是觉得痛念阿弥陀佛就会好了。”

当时的我虽然认真的答应了，但心里想的是如果真的念阿弥陀佛，也是阿弥陀佛快点给我打无痛吧。

此时此刻，我唯一能做的，竟然就是一直在心里默念阿弥陀佛。

“不要瞎想，你给我振作起来！你自己大出血了！”主任的话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

看着主任手上身上的血，身体还来不及感受到出血带来的虚弱，抢救中的宝宝发出了一声轻轻的啼哭，眼泪到这时才扑簌簌地落下来。

新生儿科医生安慰了我一句，别担心，交给我们，就匆匆地把宝宝带去了NICU（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

我知道这不是情绪可以崩溃的时候，我的战争还没有结束，胎盘娩出时一阵大量出血，一下就溢出了聚血盆，涌到了主任身上，再淌进医疗垃圾箱中。

促进宫缩的药连打了几针，但考虑到我之前血色素比较高，血源又很紧张，暂时没有输血。

还好，很快血就止住了，但是为了预防再次出血，主任在我的阴道内填塞了纱布。

等这一切操作完毕，主管护士也带来了好消息，我的宝宝经过抢救目前基本上已经平稳下来了。

婷婷很惊讶：“你们医生生孩子也会这么危险吗？”

我用力地点头。

我以前也以为这些我都懂，都可以通过我的知识去做好预防，但真的到了自己身上，才发现风险之所以称之为风险，就是谁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发生，什么时候发生，发生在谁身上。这一切不过是概率问题罢了。

而概率这个东西，一旦落在个人身上，就是百分之百的灾难。

从胎心晚期减速（最危险的一种胎心减速），到肩难产，整个过程不超过八分钟，发展进程快到我来不及分析和思考。

每一步都这么难了，还能更难吗？答案是能。

婷婷的内疚我完全可以理解。如果我是普通的孕妇，我可能也会怪医护人员，为什么没有给我查出来，我的骨盆出口是有问题的，生孩子会比较难。

但我自己就是医护人员，也都没有准确的判断出这一点。

我不能怪他们，因为我自己是医生，我明白医疗的局限性，有些事情只有发生了，你才知道它会发生。

婷婷听我说完这些，叹了口气，沉默了下来。

小宝宝已经坐不住了，哼哼唧唧搓眼睛要抱抱。夫妻俩决定先回家，明天再来。

我望着他们推着婴儿车离开。

我没有看到同事嘴里的那个泼妇，却看到了一个为孩子日夜操心的普通妈妈，和守护在她身边的丈夫。

这对夫妻这次并没有漫天要价，再抬高条件。消失了这么久才来，也是因为出院后全心全意抚养这个活下来的孩子，他们一家人一定度过了很艰难的时光。

活下来的这个孩子，也许带着离开的孩子的那一份，加倍回馈了婷婷，才让婷婷在悲伤的间隙，还能被日常所牵绊，感受平淡的幸福。

最终，因为双方最后争议的差距不大，科长请示了院领导之后，同意了他们的方案。

签字的那天是他们夫妻两个人来的，签完字，婷婷看了我好几眼，欲言又止，看我向她走过去，终于开口问我，“那个，就是……那个宝宝，你们会怎么处理他啊？”

我知道小尸体会和其他医疗垃圾一起送去焚烧处理，我迟疑了一下说，“会一起送去火化的。”

她张了张嘴，红了眼眶，深呼吸平复了一下心情，对我说，“那火化之前，能给他穿上衣服吗，他总不能就这样……”

她努力克制着尽可能平静地说完这句话，我说好，一定会替她办到的。

看她走进电梯，我追上去，拦住电梯门：“你喜欢什么颜色啊？”

她被我没头没脑的问题问的有点懵，我赶紧解释，“你不是说想给小朋友穿套衣服嘛，你喜欢什么颜色，我帮你安排。”

像是一根绷紧的弦突然断了，她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让我也一时间不知所措。

她丈夫搂着她的肩膀，替她和我说：“我们会准备的，下次过来拿给你，麻烦你了。”我条件反射地点点头，看着电梯门缓缓合上，感觉自己说错了什么。

要把小尸体送走的那天，婷婷和她的丈夫带了一套衣服，那是一套蓝色的包被，还配着一副手套、一双袜子，一顶小帽子。

之前婷婷问我该买什么衣服好，我猜测普通衣服很难穿上了，建议她选择好穿戴的那种。

我伸手接过衣服的时候，她突然不肯松手，声音带着哽咽，“我能去看看他吗？”

我第一反应是拒绝，“你别去了，看了徒增伤心，我替你去吧，好不好？”

她擦掉眼泪，抿紧嘴唇，“你让我去看看他吧，我可以的，真的，我有心理准备了。”

婷婷只在意识模糊的时候见过二宝一面，之后二宝就被送去抢救了，她只匆匆的看了一眼，那也是母子俩的最后一面。

应该是在把衣服递给我的时候，她才终于有了要和孩子告别的实感。

我说：“让你老公替你去看好不好？”

我和她丈夫一起劝说了好久，可是她还是执拗地一定要去看。

婷婷坚持，如果不让她看的话，她都不愿意和我们和解了。

我只好说我联系看看，打电话给总务科的同事，想问问小尸体的情况。

总务科说因为冻存时间太久了，整个肢体已经完全冻成一个冰坨子分不开了，面目也基本无法分辨，唯一能证明身份的就只有手腕带了。

总务科的同事反复跟我强调，“不要让患者和家属来看，肯定会受不了的。”

我把她丈夫拉到一边，对他说了目前小尸体的情况，“她现在真的不适合再受到任何刺激了，我们一起想办法劝劝她吧，我真的担心她承受不了。”

婷婷望着我的眼睛：“从他出生的那一天起，我一眼都没有看过他，他在我肚子里陪了我那么久，我真的想见他一面，送他最后一程，不然我真的这辈子都无法心安，梁医生，我求求你了……”

最后声音越来越小，只剩下无声的哽咽。

听从医院同事的意见很重要，但我想，我是真的拦不住她了。

谁能拦住一个母亲见自己孩子最后一面的愿望呢？

我也在想，如果我是她，我会去见吗？

我曾经以为母爱是在孩子出生的那一刻就自然降临的，但实际情况是，见到孩子第一面，我才真正开始建立和他之间的联系。

我生产之后第二天复查血常规，血红蛋白比之前少了一半，我竟然出掉了全身一半的血。

就这样在床上瘫了两天，稍微一动，填塞的纱布就在缝合的伤口上摩擦，加上生理性涨奶的痛，每一项都痛到眼泪掉下来。

但更大的折磨来自于自己的心理，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懊悔，我为什么要这么坚持自己生，如果我早点要求剖宫产是不是他就不会有危险，如果我不那么早强行要求打无痛，会不会生得更快一些。

老公对我说，你已经尽力了，你很棒，宝宝也很棒，你们俩都会好好的。

第三天取了纱布，我终于可以勉强走走了，我换了手术衣，顺着往常走了无数遍的路走去新生儿科病房，心情却是那么的不同。

这种感觉好神奇，85床的小患者是我以前只匆匆看过一眼的孩子。这次我的目光在他身上停留了一会，然后继续找我的宝宝。

找到他了，比隔壁床的小宝贝胖许多，嘴里插着管子，脸上有一个产钳印，小脚上打着留置针，小手上有抽过血留下的淤青。

我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这就是每天在肚子里踢我的那个小朋友啊，陌生又熟悉。

一旁的护士说：你抱抱他呀，我小心翼翼地把他从小床上托起来，用生疏而僵硬的姿势搂着。

脑海中响起一句话，你有没有为谁拼过命。

是的宝贝，从你出生的那天起，我们就是生死之交了。

我不敢想象，这如果是和孩子的最后一面，我该有多绝望。所以如果是我，也会做出和婷婷一样的选择。

归根到底，我和婷婷曾经处于同一节点，只是最后走上了两条路。

所以如果在不违反规定的情况下，只要婷婷这么做能心理好受一些，我没有理由再拦着她。

但我还想做最后的一点努力，我让她答应我，先背对着他，等我们给他穿好了衣服，都穿戴整齐了她才可以转过来看。“宝宝也不想让妈妈看到他不好看的一面对不对，这个你答应我，我就带你去。”

她说好。

我们医院很少有人去世，那也是我入院以来第一次去医院的太平间。

我以为会是很大的地方，就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整个房间充满了冷气，有很多的金属抽拉柜。

但放小尸体的太平间只是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小房间，放着一个像超市里卖雪糕冰棍的那种冰柜，边上是一个解剖台，上面空无一物。

只有涉及医疗纠纷的，或者是需要做医疗鉴定的尸体才会被存起来。

我让婷婷背对着解剖台站着，我牵着她的手说我替你看，然后给她描述我们穿衣服的步骤。

那个小小的宝宝从冰柜里拿出来的那一刻，连我的心都被击穿了。

我以为他至少会被放在一个小小的盒子里。

我能理解，对于医院来说，死胎娩出后，就和胎盘这一类的医疗废物没有什么两样，最终都会统一送去焚烧销毁，可我还是不能接受他被装在一只医疗垃圾的塑料袋里。

我不敢想象一个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放在医疗垃圾的塑料袋里，冻成一块无法鉴别五官，甚至无法和塑料袋分开的冰块是什么样的心情。

她问我，我可以转过去看看他吗，我一把搂住她：“别看了。”

“让他安心的走吧，别让他看到你再有留恋了，你们都要好好的往前走，别回头了。”

我把她的头按在我的肩膀上，但我最终还是没能控制住她。

她转身的那一瞬间，所有伪装的冷静，半年来的自我安慰，和与我谈心时了解到风险不可控的劝慰，全都崩塌了。

婷婷跪在解剖台前凑近小小的尸体，想把孩子护到自己的怀里。

她抱着那一块面目全非的冰块一遍又一遍地道歉，“是妈妈对不起你，妈妈没用，妈妈没能保护好你。”

如果说之前我以为她一定要见面，是出于母亲单纯想要和孩子告别的愿望，在看到这一幕后，我终于明白，她从来没有停止过责怪自己，她想亲口对孩子说抱歉，想把这种痛苦塞进心里，长久保存下去。

她不想忘记这个孩子。

这是一个女人不该承受的命运，却又是一位母亲自愿做出的选择。

她丈夫想努力地把她拉开，而我早已和她一起泣不成声，只能无能为力地安慰她，“让他安心的走吧，看到你这样他也会难过的。”

最终，我们还是只能把衣服包裹在塑料袋外面。

最终，她哭的失去了力气，她丈夫把她抱了出来。他们离开的时候，看着她的背影，我还是忍不住跑过去想对她说点什么，最终也只说出了加油两个字。从地下室走回一楼，落地窗外的阳光洒进来，有些刺眼，我突然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我是唯物主义者，但此刻，我真的希望世间有灵魂，有轮回，逝去的人只是暂时与我们告别。

他们只是去到了不同的城市，遇到了不同的人，那里同样有花开花落，有潮涨潮息，然后在一个霞光满天的夏末秋初的傍晚，我们还会相遇。

后来，梁镇恶所在的科室又接了一个纠纷，一名产妇失去了孩子。

她的家人没有告诉她真相，却让这名产妇在病床躺了一个月，让她目睹着病房里的其他妈妈抱着自己的孩子，忍受一个月见不到孩子的痛苦和疑惑。

与此同时，她的家人不断地去和医院交涉，她的亲妈甚至用女儿的命来威胁医院，你们如果不赔钱，我们就两条命赔在这里。

梁镇恶问他们，你们觉得一条命值多少钱？我觉得一条命是无价的。

“你们已经失去了最宝贵的一个宝宝，现在对你们来说最宝贵的就是妈妈了。千万不要以牺牲产妇的任何代价来换取其他东西了。你们要谈的话随时欢迎你们来医院，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应该让她回到家里，好好休息，养好身体。”

第二天，不知道是不是那番话起了作用，这位产妇就被家人安排出院了。

梁镇恶跟我说这个例子，就和讲述这个故事一样，背后都有类似的初衷，那是一句值得强调千百遍的话——

“失去了最宝贵的宝宝以后，请不要再失去同样宝贵的妈妈。”

怀孕、生产就是妈妈的战争的终场，无论胜利或失败，这时最需要被关注的就该是产妇。梁镇恶见过一个产妇，带着孩子回家的第二天就跳楼了。

另外，我个人认为，梁镇恶记录这个故事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被称赞的过程。

梁镇恶是一名医生，她描述生产时详细拆解了每一步——

那些危险的环节与可能突发的情况、包括她应对这些时的内心反应。

这不再是一个母亲在告诉孩子生育的辛苦。更是一个女人讲给女人听的生娃故事，她作为战场上的“幸存者”，知道她们上场后会经历什么，她用冷静客观的笔触去描写那些环节，就是为了“你起码要让一个孕妇知道，自己在哪个节点需要坚持下去，理解她的痛苦。”

我想，这和迎接新生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