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援外医生：就因为带了个2000元的国货，我被当地军阀团团围住 | 我在非洲当医生09

大家好，我是陈拙。

高三时，我参加过学校一个特傻X的活动——

我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老师问6个体现家庭经济差距的问题，比如：

“你父母上过大学吗？”“他们给你培养过特长吗？”

回答一个“是”，就能往前走一步。

问答结束时，有人已经遥遥领先，有人还站在原点。

最后，全班一起跑向终点。

老师想以此刺激家庭条件不好的同学，同样的终点，他们必须跑得更快、更努力。

我当时很不理解，为啥她眼睁睁看着孩子受困于距离的差距，却不肯帮他们把起跑线往前挪一点？

直到今天我看到这个故事——

援非医生谢无界试图挪动这条“起跑线”。

他带了一个价值2000块的国货助听器来到非洲，想以最公平的方式，从贫富悬殊的两个孩子中，挑选出最需要它的人。

这个想法让他付出了极大代价。

我还记得，2021年7月的那个下午，我坐了足足3个小时的车，手里紧紧抓着一袋面包。路面颠簸、尘土飞扬，天气又很热，我肚子里一直翻江倒海的想吐。

那是我作为中国青海援非医生去到非洲的第4个月，也是我到非洲以后，第一次离开首都，前往乡村义诊。我带了很多面包，想捐给那里的孩子。 

颠簸了五个小时后，我终于把面包送到了第一个孩子手上。

但还没等到那孩子走出队伍，人群就把他包围了。人们在从他手里抠面包。

我想阻止，但很快自己也被排队的人包围动弹不得。

同事告诉我把面包掰碎，不要再给他们一整条，让领到的人在走出队伍前直接吃掉，只能这样。

这场闹剧一直持续到傍晚，物资发完后，还有人在车前张望着不肯离去。我站在原地发愣，这时有个小男孩哭着走过来拽住我的袖子。

他的右手有一个指甲大的鲜红伤口，鲜血混着泥土往下流；左手则拿着一只已经被拉断的拖鞋往我眼前递。

我认出来那是我们刚刚发放给小孩的拖鞋。大概是有人跟这孩子抢拖鞋，硬生生抠掉了他一块肉。

我顺着他的手指看向了疑似“凶手”的几个年轻男人，正好和他们对上眼神。

他们还在看着我们，看着医疗车。那眼神像没有吃饱的野兽。

我头皮麻了一下。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这片大陆上资源争夺的原始和血腥。

也是在这一刻，我才终于意识到两个月之前，自己做的那件事到底有多傻——

就在两个月前，我放出了一个消息：我，一名中国医生，带来了一个助听器，打算捐赠给这里的失聪患者。

免费捐赠，只有一个，先到先得。

助听器在布隆迪有多罕见呢？简单来说，作为一名耳鼻喉专科医生，在援非的两年间，我没有再见过第二个。

但最开始，我还天真地以为，这只是一件好心的小事。

第一个知道这件事的是我的本地护士玛丽。

当时，我一边问诊，一边闲聊似的问她，能不能帮我找一个有点聋但又不要太聋、最好还是后天失聪的患者，我想捐个助听器。

玛丽一脸茫然地问我，“助听器”是什么？

我震惊地发现，这里的人竟然根本不知道助听器这个东西的存在。他们一直以为失聪就像腿断了一样，是没得治的。

我告诉玛丽，聋子能治，只要戴一个“助听器”。

这东西我手上正好就有一个，在国内的时候从患者手上买的二手的，品相不好，但将就将就也能用。我带来就是为了帮一帮需要的人，不要钱，白送。

玛丽越听笑容越大，抓着我的手连声说谢谢，接着扭头就跑了出去，把诊室里的病人都撂下了。

没两分钟，她带着一群医院的工作人员回到诊室，正在看病的病人也被请了出去。

一个拿着本子的人一边记录一边向我问着：“一共几副‘助听器’，为什么没有和物资一起捐赠？”

我说就一副，而且是我个人的东西。

他点了点头，重复追问道：“那请报一下型号和数量。”

我立马意识到了他要做什么。一起援非的眼科大夫跟我说过，这里的“捐赠”很坑。

上回他碰到过一个失明需要做晶体移植的病人，布隆迪没有晶体，眼科大夫自己联系国内要到了一份国家捐助的晶体。

但因为这份晶体走的是“正规渠道”，直接捐给了医院，病人再申请手术的时候，就必须为晶体支付高昂的费用。因为付不起钱，这个病人最终还是没做移植手术。

我带助听器来就是想帮助买不起的穷人，又不像晶体要做手术配，凭什么白白给医院收过路费？

我装作很为难的样子说，这个没有办法交给你们，因为它是个二手货，甚至连包装都没有，我觉得它不符合捐赠给院方的条件。

果然，听我这么一说，那几个人互相耸了耸肩，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诊室。

来过这么一出，我不太放心医院会不会帮我找一个真正需要的病人接受捐赠，于是又准备了一个B计划。我私下找到了我的朋友托马斯。

托马斯是一名医导，也是抗艾滋与妇女儿童保护两个基金会的负责人。他常常以基金会的名义，资助各种看不起病的穷人来医院看病。

虽然我俩经常拌嘴，但我打心眼里认同他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好人。

得知自己是第二个知道消息的人，托马斯有点沮丧。他半开玩笑地问我，真的不打算卖吗？他能帮我找到“出得起价”的人。

我咽了咽口水，还是坚持无偿捐赠，只有一个原则，就是“公平”。

托马斯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眼。

没想到，正是这个B计划，把我卷入了漩涡。

没过几天，一辆“敞篷跑车”在整条街的注视下开进了医院。

那是一辆掀掉了顶棚的普通轿车，车的前排坐着两个黑西服，后座坐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梳大背头、穿着黄色西服，是那种刺眼的鲜黄。

整套行头就写着两个字，土豪。

但我万万没想到，这位年轻土豪竟然跟着我进了诊室，一屁股坐在了病人的凳子上。

我问他干什么的，他不回答，自顾自地拿了我桌上的纸笔，在纸上写了“亚布查”这个名字。

还要再写下去的时候，跟着他的黑西服男人突然伸手盖住了纸。年轻土豪看了黑西服一眼，默默地把笔递还给黑西服。

我被他们搞得一头雾水，黑西服这时才清了清嗓子，派头十足地向我介绍，我面前的这位年轻人就是某某某大将军的遗孤，亚布查先生。

功勋卓越的大将军在几年前遇到炸弹袭击，全家罹难，唯一幸存的次子亚布查也失去了听力和语言能力。他们得到消息，我这里有能帮助亚布查的东西，今天特意来“取”。

我问黑西服是谁介绍他们来的？

黑西服用手语问了亚布查几句，转头对我说：“向我们介绍您的是医导托马斯，他说您是位医术高超，且富有同情心的中国医生。”

我本以为按托马斯的性格，会给我介绍一个穷孩子，没想到竟然找了个军阀公子？

我拿着电光源耳镜，准备检查下这位公子，却被黑西服拦住了。

黑西服说要检查得先经过亚布查的允许，而且在此之前还要查一下我的耳镜，以免有危险。

我真的想推开门把这俩特权踹出去。

我把耳镜递给了黑西服，他装模做样地摆弄了会，可能是也觉得露怯了，又板起了脸教训我，说我的捐赠与否将会影响到两国邦交，这是他们对我的考验。

考验？只有党和人民才能考验我，我不远万里跑这让你俩考验来了？

我本来都掏出了助听器准备给亚布查试戴，这下转身就锁进了柜子里。

黑西服目瞪口呆，转头跟亚布查快速地比划着什么。我知道肯定是在骂我，因为他俩看我的眼神凶极了。

就在这时，我的护士玛丽开完会回来了。我把诊室里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她，并且坚决表示我不想把助听器送给这位将军的遗孤。

我的东西不送给我不喜欢的人，身为一名中国援非医生，这点权力应该有的吧？谁还没有个后台了？

护士玛丽是本地人，向来有点谄媚权贵。我本以为她会劝我，又或者去找院方领导来调和此事，没想到她看了对方一眼，立马拍案而起痛斥他俩，说再不滚出诊室她就要报警。

俩人灰溜溜走后，护士玛丽才告诉我，这俩人根本就是骗子。确实有这个将军，但是将军死的时候很年轻，根本没有子嗣。

她还愤愤地说，在布隆迪诈骗外国人可能没什么，但要是敢侮辱军官，那肯定是要下地狱的。

不一会药房主任也过来了，身后还跟着院长。他们是赶来建议我将助听器交给院方保管，以防这类事情再次发生。

我婉拒了他们，但其实心里已经有点发慌，没想到有人搞这么大阵仗就为了骗我。

紧张的情绪甚至让我忽视了一个问题——亚布查的病情是真的。他确实听不见，说不出。他曾经试图给我写些什么，却被黑西服打断了。

当时我并不知道，我错过了一个孩子的呼救。

那时候更让我头疼的是另一件事——助听器的第二个候选人。

这个病人来之前，很有意思，先来的是药房主任和两名保洁。

要知道在这家人人摸鱼的医院，我半年请不动一次保洁打扫我的诊室，这天竟然一来就是两个，打扫了足足40分钟。

先是几桶清水浇地清除浮尘，然后是肥皂水浇地，接着用小刷子，一寸一寸地将地板刷净，最后再跪着拿抹布把水擦干。

打扫完以后，护士玛丽把排队的病人都赶了出去，告诉我有个病人要插队。

我在座位上等得都无聊了，跟玛丽闲聊：是总统要来吗？还是什么非常大的官？

她只是耸耸肩，并没有向我讲什么。

10来分钟后，门被一行三人推开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娃娃脸男孩，两个妇女。

三人穿的都是当地传统服饰，身上衣服十分朴素，还打着补丁。但仔细一看，朴素的衣服上一点泥都没有，就连补丁都像是刻意缝上去的装饰，针脚十分漂亮。

进门后男孩看了一眼女人，女人立刻把头顶的篮子放下，走到他跟前，好像听候吩咐的样子。

男孩不耐烦地问她：“要多久？我们需要呆多久？”

女人回答说不会很久，但男孩没听到似的又问了一遍。这次女人蹲到男孩面前，摘下口罩又重复了一遍，似乎是为了让男孩看清她的嘴型。

这个孩子聋但不哑，大概率是后天失聪。

女人告诉我，男孩叫丹尼，她是这个男孩的母亲，他们已经经过医院层层筛选，是符合助听器捐赠条件的病人。

我打算自己再检查一遍。但还没拿起耳镜，丹尼就语气很冲地命令我先消毒。

怎么都看不上我的耳镜？我把刚擦过的耳镜又擦了一遍，将将搭上孩子的耳朵，又被迅速推开了。

丹尼恶狠狠地问了母亲一句“我可以走了吧”，自顾自地就跳下凳子出了门。

我压根什么都没检查上，女人也被孩子气得直擦眼泪。

看氛围不好，我主动跟女人搭话，问这孩子听力下降的原因和时间是？

女人说，她儿子是因为4年前一次发烧没钱看病，落下了耳聋的毛病，而且脾气也变坏了。

她一边哭着说都是她的错，一边弯下腰打开了她带来的篮子，里面是满满的一筐鸡蛋。

我有些感动。对于男孩的冒犯，我倒没有非常生气，因为听力下降的影响之一就是脾气坏，这反而正说明了男孩的失聪不是装的，他可能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我正要打开柜子取出助听器，诊室的门突然被踹开了，医导托马斯冲了进来。

消失多日的托马斯像一个复仇使者一样出现，指着丹尼的母亲大声数落：你们为什么要冒充穷人？“明明那么有钱，还要像水蛭一样，榨取穷人最后的一点血”。

现场一片混乱，护士玛丽在一旁大声的向托马斯喊着“stop”，想把他推出诊室，警告他再闹会叫警察。

看到玛丽的反应，我一下就懂了，她和丹尼有勾当。

这个丹尼恐怕才是真正的权贵。他打听到我的脾气，故意打扮得很朴素，投我所好，还让我身边的保洁、护士都神不知鬼不觉地为他铺路。

护士玛丽被我识破后，反而指责我说，丹尼确实有钱，但他之所以装穷，不就是因为你的捐赠会倾向弱势群体吗？“他们害怕遭受不公平的对待。”

医导托马斯则让我不要听玛丽胡言乱语，他给我介绍的第一个患者亚布查才是真正的穷人、可怜人。想想那个孩子受过多少歧视，才会以为助听器只有富人才能拿到，花半年积蓄租车来演戏！

富人卖惨是为了公平，穷人装阔也是为了公平，我彻底被搞晕了。

我把两个后援团叫到了一起，郑重其事地警告他们，别搞花样了，我必须听到听力下降的真实原因，这是关乎助听器能否有用的，谁先说我就给谁，这总公平了吧。

消息放出去后的第二天，富孩子丹尼就赶到了医院。

打开门看到是他的时候，我心里轻轻叹了一口气。

这次他穿着正常的衣服，不至于打着补丁，但也没有很奢华，显得一张娃娃脸更稚气了。

跟着他的是家里的女佣，女佣告诉我，丹尼妈妈“没有得到允许出门”，所以不在。

丹尼很配合地让我检查了耳朵，我清晰地看到了他鼓膜上很大的一块钙化斑。

我的手机放着一首轻音乐，丹尼毫无反应。

我向丹尼询问听力下降的真实原因，他板着脸想了一会，突然绷不住，眼泪掉了下来。

他说，他是被爸爸打聋的。

他毫不掩饰地告诉我，他那身居高位的父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烂人，在外风光，在家殴打妻子。

四年前，丹尼为了保护母亲，被父亲狠狠扇了一耳光，从此听力就很模糊。

丹尼告诉我，上次他扮成穷人，也是父亲要求的。他不愿意骗人，所以全程一直臭着脸，故意不配合。

我问丹尼，你恢复听力后想去做什么？

丹尼毫不犹豫地说，想听见妈妈在说什么。

他说，自从他失聪后，晚上路过妈妈的房间时经常会看见妈妈在流泪，嘴唇翕动。可是他听不清，问妈妈，妈妈也不说。

他想知道妈妈为什么难过。

丹尼说话时，我换了一首更劲爆的音乐，开得很大声，丹尼看向了我的手机，问了一句，为什么那手机那么吵？

我心里大概有数了，丹尼的听力大概在70分贝左右，而且出现了不辨字的情况。粗略判断下，他是可以用这个助听器的。

如果按照承诺，我应该把助听器给丹尼，一切到此为止。但，穷孩子亚布查还没有来过。

丹尼的故事是很动人，但亚布查呢？他甚至没有机会为自己辩解。

我心里有一个声音在问：这会不会太不公平？

我没有当场把助听器给丹尼，丹尼也没有催促我，检查结束后就彬彬有礼地告别了。

但之后几天，他的故事仍然一直在我耳边回荡——这不是修辞手法，是真的有很多人在我耳边反复提到丹尼。

有神父穿着笔挺的西服，专门来告诉我丹尼是多么虔诚。

还有一些老头、老太太，会在我下班时叫住我，告诉我丹尼是如何帮助腿脚不方便的他们。

甚至有一些孩童在我的诊室外念儿歌，大概内容是品学兼优的丹尼是如何帮助他们战胜霸凌的。

护士、主任、院长，也会时不时地来我这串门，三句话不离丹尼这个孩子的过人之处。

见我不为所动，他们甚至直接了当地问我，是不是变了主意想卖了？“你可以开价，多少都行。”

这天，医导托马斯在我经常喝饮料的商店截住了我。

他问我是不是打算将助听器给这个富孩子了？如果这样的话，他就告诉穷孩子亚布查别来了，毕竟来一趟的费用对于他也是一种负担。

我反问托马斯，是不是觉得我应该将助听器给你介绍的那个亚布查？

托马斯看了看我，摇了摇头说算了，“你顶着的压力太大了”，说完还拿起我的可乐，自顾自地喝了起来。

我的火立马就起来了，搞得我好像将助听器给丹尼，就是屈服于权贵一样？

我郑重地说，助听器并不是看谁可怜、看谁贫穷才给谁，而是要看是否适合他，如果亚布查比丹尼更适合，我肯定会给他，没有人能给我压力！

甩下这句话后，我指着托马斯喝过一口的那半瓶可乐，向老板示意钱由托马斯付。

其实我心里知道，富孩子丹尼已经很符合需求了，穷孩子亚布查要怎么能“更”符合呢？

我甚至有些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我跟亚布查只有一面之缘，对他压根没有什么好印象。

只是托马斯说的一句话一直扎在我心里。他说，穷孩子表现得越咄咄逼人，意味着他们越绝望。

我的拖延显然引起了丹尼或者他的权贵父亲的警惕。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每天都会有许多人来排队，声称自己失聪，需要助听器。

护士玛丽一反之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态度，一本正经地记录每一个患者的信息。药房主任每天都来维持队伍的秩序。下班前，院方的人都会跑来问我有没有在这些人中选出合适的病人。

医导托马斯让我不要相信这些手段。他给我看了一些偷拍的照片，是这些人坐在同一辆大卡车上，还有在另外一个地方排队领薪水。

他们是被人雇来冒充患者的，出钱的大概率就是丹尼家，他们希望我一时疏忽把助听器丢给其中某一位，他们就能渔翁得利。

我说我还不至于被这种小把戏骗。又过了几天，我的诊室直接被盗了。

准确地说，是只有我放助听器的柜子被撬开了。

但因为很久前我就害怕出现这种情况，将助听器拿回了驻地，那柜子原本就是空的。

什么也没偷到的小贼似乎对我彻底失去了耐心，在墙上用鲜红的喷漆喷上了几排大字：“杀人犯”、“骗子”。

院方叫来的警察被我打发走了。院方再一次“建议”我说，要么赶紧完成捐赠，要么将助听器托付给他们。

终于，在诊室被盗的第二天，我等到了穷孩子亚布查。

这回，亚布查穿着很朴素，也没有再喷那种熏人的香水，默默地跟在一个男人身后，走进了诊室。

领着他的男人也就是上次代他说话的那个黑西服，原来，这人是亚布查的叔叔。亚布查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叔叔是他的监护人。

亚布查三岁时就失聪了，因为一场大病。上帝夺走了他的听力，却赋予了他更罕见的天赋。

叔叔用夸张的语气说，亚布查是天才，是上帝选中的人。

作为一个聋哑人，亚布查仅靠教会学校里半搭子的特殊教育，就学会了英语。接着直接进入了常规学校，一路成绩优异，甚至考上了高中。

布隆迪没有大学，考上高中已经相当于国内高考前10%，甚至布隆迪是没有残疾人特殊考试的，亚布查相当于用一条断腿跑进了全国前10%。

我脑子里不合时宜地闪过一句话：富人靠科技，穷人靠变异。

但实际上，我接诊过那么多聋哑人，很清楚聋哑人在一般学校学习不可能靠的是“天赋”，就像你很难说一个没有腿的人踢足球有天赋一样。

亚布查就算再有天赋，也得付出普通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去模仿、理解一套完全不属于他的东西。

我试图向亚布查传达我的敬佩，但他只是紧张地看着叔叔，并不搭理我。

叔叔告诉我，亚布查比较怕生。毕竟他除了读书，几乎什么都没操心过。

他们家并不富裕，但自从他们发现了亚布查的天赋，可以说是举全家之力在培养亚布查。

叔叔甚至让他自己的亲生孩子早早停止学业，为亚布查省出学费。他作为一家之主，专门学了手语，和自家的神童交流。

而亚布查也没有辜负他们的期待。

高中毕业后，亚布查引起了一所埃塞俄比亚的大学的注意，对方愿意破格录取他，提供全额奖学金，唯一的要求就是亚布查能够“进行无障碍沟通”。

出国留学在布隆迪原本是贵族的特权。但只要得到这个助听器，亚布查就能成为大学生，亚布查乃至他们全家，都能打破这条贫穷的锁链。

说到那理想的未来，叔叔几乎手舞足蹈起来，以至于没有注意到，亚布查从头到尾没有回头去看那个大声放着音乐的手机。

我的猜测没有错，亚布查的残余听力恐怕在90分贝以上，助听器对他根本没有用。

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是命运。

叔叔越描述他们一家为了神童亚布查付出了多少，我心里越忐忑，他们能否接受亚布查用不了助听器这个事实。

我让护士玛丽先去库房拿一下我电耳镜的电池，玛丽非常警惕地看着我。我向她保证她不在时我不会将助听器给任何人，她这才匆匆离去。

支走护士后，我快速检查了亚布查的耳朵，肉眼可见的情况基本符合他们说的病史，也符合我的判断。

接着，我问了亚布查和他叔叔一个问题：昨天诊室的失窃，是你们干的吗？

亚布查的叔叔明显有些惊讶，连忙向上帝发誓，他和他的侄子绝对没有干。

可亚布查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我，突然站起身跑去打开了柜子，看了一眼，接着朝叔叔摇了摇头。

我和叔叔都有些愣住了。

最开始我以为亚布查摇头是劝他的叔叔不要撒谎，紧跟着我才想起，亚布查是聋子，根本听不见我们说话啊。

他就是发现我们在聊柜子，就跑去打开了，摇头的意思是告诉叔叔柜子里没东西。很可能叔叔跟他说过，柜子里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就像小孩看见人家家里有吃的，伸手就拿，全然不顾我正坐在这里。

可是他已经27岁了，这完全不是“不善交际”能形容的吧？

亚布查的叔叔沉默片刻，艰难地解释着：“昨晚是我一个人来的，亚布查并没有来……”

看到叔叔的难堪，亚布查像个犯错的孩子一样躲到了叔叔身后，把脸埋到了叔叔的肩膀下。

我看着亚布查紧张的神情，突然明白了他一直以来给我的割裂感。

除了第一次见面时在纸上写自己的名字以外，亚布查从未主动和我交流，无论是语言还是眼神。

他有点像一个高功能自闭症患者，头脑天才，但社会功能就像个孩子。可能是因为聋哑无法与外界交流，也可能因为家人完全包办了他的生活，让他只管读书。

他是个神童，可是我却觉得他有些可怜。

助听器帮不了他。一个新的计划，在我脑中渐渐成形。

我告诉亚布查先回去等信。接着，我放出了一个消息，想得到助听器，必须要先找一名专业的听力师，做一个听力图测试，拿来给我看。

我没撒谎，在国内正规流程确实需要听力图。之前我没提过这件事，是因为连我都不知道布隆迪哪里有听力师，我担心这会把穷孩子拒之门外。

两周后，如我所料的，富孩子丹尼率先带来了一份非常正规的听力图，听力师在上面用本地语写下了建议：“建议佩戴助听器改善听力。”

我向丹尼要来了听力师的电话和地址，随后如约将助听器进行微调，送给了丹尼。

诊室里很沉默，和我最开始设想的捐出一件东西皆大欢喜的样子不同，丹尼并没有表现出感激涕零的样子，反而像我硬塞给他的一样。

送走了富孩子丹尼，我对护士玛丽说，你们已经如愿了，现在能不能帮我一个忙？不要把这个消息传出去。

看着她不解的样子，我解释道：我可能还要处理下穷孩子亚布查这边的事情。

我本打算去找亚布查，没想到他们先我一步，突然来到了我的诊室。

亚布查的叔叔一来就慷慨激昂地向我讲述着，亚布查将要去的那所大学有多伟大，亚布查的命运多艰辛，他们一家人多含辛茹苦互相扶持。

我有点猜到他们是来干嘛的了，于是问他们是不是做了听力图？

亚布查叔叔一开始假装没听见，我重复了好几遍，亚布查的叔叔才不情不愿地拿出了一张纸。

那与其说是听力图，还不说是一张画。没有坐标、没有数值，只有大概的形状，和富孩子丹尼交给我的一模一样，连那句“建议佩戴助听器”的话都在。

很明显，我的诊室里有内鬼，可能又是医导托马斯或者谁，见过那张图之后，“默写”给了亚布查他们。

可是他们根本不用这样做，我要来听力师的联系方式，本来就是为了给他们的！

我知道他们做不到，想帮他们，他们却三番四次地骗我。

我当场戳穿了亚布查的叔叔。我说我告诉过你们，助听器使用是需要符合要求、需要医生调试的。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真的偷到、骗到了助听器，亚布查用得了吗？

亚布查的叔叔赔着笑对我说，上大学对亚布查难道不是好事吗？

他的意思是，就算亚布查实际上听不见，又怎么样呢？能上大学就行了。

我有一瞬间真想发火，质问他们，你们对亚布查现在的社会能力心里没数吗？他一个人去埃塞俄比亚，听不见、说不出、无法交流，你们想过他的处境没有？

他原本就不是什么天才，他是为了你们努力到现在的，他是被你们牺牲了正常的人生！你们到底是想为孩子好，还是只在乎自己能不能培养出一个“神童”？

但紧接着，我想起了那个被撬开的保险柜——

叔叔是自己来偷助听器的，他明知道被抓到是什么后果。他也是自己学了手语，他是全世界花最多时间听亚布查说话的人。

他们是很想要一个大学生，会不择手段，明知道亚布查用不了这个助听器，也教他撒谎。但是他会比亚布查先牺牲自己。

他们只是太穷、穷了太久，他们不知道更好的办法了。

我慢慢平息了火气，平静地说，如果你们真的想要这个助听器，那现在必须去给亚布查做一个正规的听力图。而且下一次我赠予亚布查助听器的时候，你们所有家人都得来。

我没有解释我真正的计划，反而拍胸脯保证，只要他们来，一定给他们助听器。

一周后，亚布查的亲属们乌央央地来了一屋子。每个人都兴高采烈的，齐刷刷地盯着那个之前放助听器的柜子。

他们也确实做了真正的听力图，送到我手上。

因为怕挨打，我将大部分亲戚赶了出去，包括那个亚布查的叔叔。屋里只剩下六个最近的亲属。

我拿着亚布查的听力报告看了一会，最终宣布，就这个听力报告来看，亚布查并不适合佩戴助听器。

而且，助听器很久之前已经被我赠予别人了。

首先崩溃的是亚布查的妈妈，她近乎哭叫地对我喊着些什么，贴心的护士给我翻译道：你是世界上最恶毒的人。

我试着解释为什么亚布查不能戴助听器，告诉他们要真正为亚布查考虑，让一个又聋又哑、无法社交的孩子独自出国，是很危险的。

但就像我想的一样，他们根本听不进去，每个人都一副恨不得吃了我的样子。

亚布查也在对我比划着一句话，他的妹妹告诉我他在说：“你毁了我的人生，我会恨你一辈子。”

我任由他们发泄了一会，最后开口说，如果你们真的这么为亚布查好的话，现在，我有一个更适合他的方案。

亚布查的情况戴助听器没有用，而是应当使用电子耳蜗。

我之前就听说过，布隆迪有一个印度基金会，可以为人匹配电子耳蜗，和我的助听器一样是免费的。

但电子耳蜗的劣处在于，它不是帮患者“听见”声音，而是制造一种类似电流的东西刺激神经。患者需要有极大的毅力，在家属或听力师的长期陪伴下，重新学习语言。

这个过程漫长而痛苦，我担心亚布查的家人会等不及，仍然坚持要助听器，毕竟他们有骗、偷助听器的黑历史。

但那样的结果就是，富孩子丹尼、穷孩子亚布查，最终都听不见声音，只能生活在谎言中。

所以我选择了逼他们一把，“利用”富孩子得到了听力师的联系方式，然后骗他们花大价钱做听力图，骗全家花费高额差旅费来到首都。

这些就是领取电子耳蜗的必要步骤，现在他们都完成了，只差给印度医生打个电话。

中国有句古话叫“来都来了”。亚布查的家人们在我身后比划了好一阵，最终同意了我的建议，妹妹没好气地要走了那个印度医生的电话。

我没有再见过这一家人。

两个月后，富孩子丹尼再次来到了我的诊室。

和以前不一样，他是一个人来的，看起来很疲惫。我注意到他的鞋底都是泥土的红色，大概他是自己走着来的。

他一进诊室，就板着脸把助听器放在了我的桌上。

丹尼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他的愿望已经实现了，他听到了母亲在夜里的哭泣，母亲说的是对不起。

她在为自己的孩子挨打挨骂甚至失聪而忏悔，祈祷孩子们快点长大。

但他也听到了另一种声音。每天吃饭的时候，父亲总在炫耀地说，自己是如何胁迫了一个医生改变主意，又是如何从另一个病人手中抢到了助听器。

他受够了，他不想再用父亲用诡计得到的东西。

无论我怎么解释，丹尼都不相信我没有受到胁迫，直接扭头跑了。

我拿着这个最终被嫌弃了的助听器，有些哭笑不得。

不知道丹尼自己有没有发现，他读我的唇语时不用再直瞪瞪地看着了。这个助听器真的很适合他，即使只戴了几个月，他的交流能力也在飞速地进步。

我拜托护士玛丽，将助听器再次妥善地交给丹尼，或者他的妈妈。

我也会想起穷孩子亚布查。丹尼能用好助听器，神童亚布查大概也能学会电子耳蜗吧？

在这件事的结尾，我收到了唯一一句感谢，来自我的医导托马斯。

他请了我一支雪茄，半开玩笑半嘲弄地问我：为什么你明明做了两件好事，却没有人一家人愿意真正的谢谢你？

我呼出一口烟气没搭理他，只是笑笑。

不知道那两个孩子会不会听见，此刻我头顶传来的一阵阵鸟鸣。

很久以前，国内有一个节目叫《变形记》，就是让山村孩子和城市孩子交换环境生活一段时间。

围绕这个节目有很多讨论，我看过有一种批评是，它让穷孩子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却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自己得不到。他们给了穷孩子和所有人一样的终点线，却忽视了起跑线的不平等。

听过这个故事后，我对谢无界说，你真的做了一件很珍贵的事，因为你改变的是他们的起跑线。

所有人都告诉那个穷孩子，你已经很穷了，你要抛下无所谓的社交去学习，你有机会就要快点抓住，去骗去偷也好，总之快跑。

而谢无界不仅仅是给了他继续前进的机会，还想听到他自己的声音，想让他和世界说说话：

“你听到那阵鸟鸣了吗？你还想出发吗？那好，你去吧，别着急。”

插图：大五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