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今天学到一个冷知识，它能在灾难意外面前，帮你迅速判断自己还有多久能得救。
在所有大型灾难现场，所有伤员都会被分配不同颜色的丝带。
如果被分配为绿色和黄色，代表没有危及生命，不需要为自己担心；
但如果拿到红色丝带，代表着有生命危险，会被第一时间抢救。
援非医生谢无界在两周前，见到了一种特殊颜色的丝带——
他因此在非洲这个大陆上，见到了一种最恐怖的伤痕，也必须以医生的身份做出最艰难的抉择。
同时也因为这种颜色的丝带，他得以结识一位最值得敬佩的本地医生。
从诊室的窗户看出去，我时不时会被一望无际的非洲大陆惊到，接着就会想到，我的父母、妻子、女儿，都在距离这里八千多公里的另一片大陆上。
援非的日子是孤独的，我所在的诊室只有我一名医生。有回我用注射器的针头自制出了一把叮咛钩，很得意，但是想到要炫耀给护士得翻译成法语，又觉得算了。每天饭点对我来说都很重要，医疗队队友们会齐聚在食堂，只有在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尽情地说中文，聊自己的故乡，也抱怨医院里的事。那天，我刚走进食堂，就发现氛围不太对。队友们边吃饭边聊着什么，眉头紧锁，怒气冲冲。我坐下后不久，妇产科的中国医生也来了，她手里没端饭，却提着一袋奶粉，站在门口墙边默默地抹眼泪。我听了一会才知道，她带的奶粉是自费买给一个小病人的。有个5岁的孩子被送到我们医院，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嘴边都是烂疮，绿头苍蝇一直在他脸上盘旋。非洲医院缺医少药，很多检查都做不了，我们无法判断孩子的病因，只知道目前有重度营养不良、重度贫血。中国医生建议先给输血和深静脉营养，恢复起来再试探下一步治疗。结果这个方子被穆邦达省医院的外科主任盖伊医生一票否决。在他的授意下，医院仅进行了最保守的静脉补液治疗。3天后，孩子不治死亡。亲手抱过那孩子的中国医生一直在哭，其他医生也义愤填膺，指责那个盖伊医生是杀人凶手，边说边把手机里孩子生前的照片递到我眼前。
孩子的照片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就在走进食堂前一分钟，我还以为，穆邦达省医院的盖伊医生，是我在这片大陆上难得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我还记得，在医院门口他叫住我，笑着自我介绍说，他就是盖伊。他跟我身材相仿，挺胖，但那天他还穿了一件绷得紧紧的墨绿色T恤，T恤背后用闷骚的桃粉色写着一行英文：我们曾经一起抢救病人，一起躲在走廊抽烟，吐槽看不惯的领导，他帮我撑腰。我以为我们是朋友，但到这时候我才发现，了解一个人，不是那么简单。在初来乍到的两周里，盖伊一直都是我们饭桌上的热门话题。院长曾经在欢迎仪式上花了半小时向我们炫耀，这是一位“全科医生”，“从妇产科的剖腹产手术到骨科的常规手术，包括耳鼻喉科的内镜手术，甚至彩超、CT相关辅助科室的工作，没有他不会的”。外科的队友说，每天早上他们做手术前，这位盖伊医生都会出现在手术室里，核查病人的基本信息、手术术式等。这本来是麻醉科主任的活儿，盖伊是自行加了一道检查，只针对中国医生。有时候我们排的手术多，他来不及检查完，甚至会强硬地推后乃至停掉部分手术。病人病情危急，术前还会做很多准备来调整身体以备手术，他说停就停了，耽误治疗怎么办？有时候中国医生在做手术，盖伊还会专门进来检查，碰到我们缝合做得比较慢，他就会边摇头边叹气地走开，但又不说你做错了什么。作为小专科医生的我，本来没有什么机会被盖伊“监考”。但有天上午，我正在看诊，突然被一名护士叫下了楼。护士把我带到了急诊区，一个孩子正在嚎啕大哭。孩子左侧脸颊上有一道血淋淋的伤口，从头皮撕裂至脸颊，孩子母亲正徒劳地试图用纱布堵住汩汩流出的鲜血。护士告诉我，她们找不到急诊科的医生了，所以只能来找我。我的火噌就起来了。这样的事不是一次两次，自从我们来了，本地的急诊科医生时不时就会溜号，任由护士找不到人，最终来求助中国医生。我们都有自己的活儿，也不一定会做急诊的手术，但要是不来，他们就敢让病人在急诊一直等着，从早等到晚。我们也知道，治这帮家伙唯一的办法就是坚决拒绝。但眼看着鲜血顺着孩子的下颌滴落在地板上，我再一次心软了。我赶紧给孩子做了简单的包扎，让我的学生带着家属及患儿去拍头颅CT，护士准备全麻清创缝合手术。趁着他们离开，我跑回诊室，花了一个多小时看完了正在排队的病人们，估计CT该做完了，又跑回来。我心里祈祷学生别坑我。也不是一次两次，我回来时会发现病人还坐在原地，学生已经躲到了某处摸鱼。但这次，护士却告诉我，患者已经做完头颅CT，甚至进了手术室有20分钟了。怎么这么快？我匆匆推开手术室的门，却在手术室里看见了一个一身白大褂的人。
抢病人在医生之间是挺不友好的行为，何况又是大名鼎鼎的盖伊。我想起队友们的抱怨，心里难免有点不舒服。但盖伊开口就是一顿彩虹屁：“很漂亮的判断，我和您想的一样，也是要在全麻下行清创缝合。”我准备全麻是为了防止缝合中孩子疼痛挣扎，造成伤口缝不好二次感染，是一种比较费事的方案，没想到盖伊竟然所见略同。我不愿意就这么走了，也好奇传说中的盖伊做手术究竟如何，干脆把手术助理赶了下来，自己戴上手套给盖伊做助理。一上台我就发现了个很恐怖的事情，孩子打了全麻，却没有插管，只扣了个面罩！病人打了麻醉后，负责呼吸的肌肉可能也会被抑制，如果不插管进行辅助呼吸的话，孩子很容易窒息。我慌忙问麻醉师怎么回事，麻醉师根本没理我。他在用听诊器监听孩子的心跳，因为这里没有监护仪。盖伊叹了口气，在一旁回答：“开台才9分钟，一个很小的手术，我保证在20分钟内完成。”速战速决，窒息的风险就不那么大。但他还是听劝地让护士手动测一下孩子的氧饱（血氧饱和度），一测，89%。就在这时，麻醉师突然举手示意所有人安静，突然，他把手中的听诊器往旁边一扔，开始给孩子做胸外按压。孩子心脏停跳了！不知道是因为窒息还是麻醉过量，总之就是停跳了，就因为一个小小的清创缝合手术！我还处于惊呆的状态，盖伊已经迅速从护士手中接过复苏球囊，一下一下地往孩子口中泵入氧气。一下、两下，两分多钟后，麻醉师的表情放松下来。孩子的心跳恢复了。整整三分钟的抢救，我竟然什么都没来得及做，只是看着盖伊忙乎。从头皮发麻的紧张中回过神来，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问责盖伊：“你怎么敢在别人孩子的身上这么做？”心脏停跳，有一半的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插管导致的窒息。盖伊头也没抬，好像没听见一样，已经开始默默地缝合伤口。麻醉师替盖伊解释：“病人家里很穷，盖伊老师想给病人省钱。”我也碰到过类似不得不压缩手术条件、冒险为病人省钱的情况，可是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敢这么做。因为钱省在别人兜里，手术出事风险却在医生身上。这是我的病人，甚至没有人告诉我这个病人如何强烈要求不插管，盖伊什么时候下了这个决定？
手术室里安静了一会，盖伊突然开口问我：“为什么这个小手术，你要选择全麻？”
盖伊的反应竟然是笑了：“瘢痕？哪有愈合不要瘢痕的？瘢痕就是告诉这个孩子，下次坐车时该牢牢地抓住骑车的人。”护士告诉过我，这个男孩受伤是因为从自行车后座跌落，脸着地。盖伊手上正缝到孩子的面颊，我拦住了他，接过他手中的线，小心翼翼地开始使用小针做减张缝合。盖伊默默地看着，7厘米的伤口我足足操作了30分钟，他没有再因为我的动作慢而发出叹气声。伤口缝完后，只留下了一条细细的红痕。我炫耀地对盖伊说，没见过这么缝的吗？盖伊说他会这种缝合，但接着他又神情莫测地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说：“不愧是中国医生，可以不计成本地去救治每一位病人。”我弄不明白盖伊这句话是夸是贬，可他已经扭头离开了手术室。我脱下手术服，正在擦汗，盖伊突然杀了个回马枪，看着我认真地说，20分钟是足够的。我回想了一下，确实，按他的缝针方法，20分钟足够了，如果没有意外，孩子确实不用插管。盖伊的心里好像有一把精确到毫克的秤，谁对谁错，一场手术花多少成本，都要放上去称一称。缝合时，我跟他提起了急诊科医生擅离职守的问题。我心想作为外科主任，他应该有权限治一治这帮人。我瞪大了眼，他继续说，如果你们医疗队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就举报或者制止，情况会演变成这样吗？我想说你是没看见孩子的样子，但盖伊没等我回嘴就说了，当然问题更大的是急诊科医生，他会去处理他们的。那天之后，急诊科溜号的现象一夜之间消失了。队友们摸不着头脑，我也没有说我和盖伊医生的对话。这成了我俩的一个秘密。盖伊工作的地方在东楼，我在主楼。每天早上，非洲医生们参与升旗仪式，我跑步路过时，会和盖伊打个招呼。有时候上班，我还会留意一下医院门口有没有他妻子的摊位。盖伊的妻子在医院门口摆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盖伊时发现的。其实在合作手术之前，我们就见过一次。那天早上我去街上打牛奶，突然被一个黑人叫住。对方问我是不是援非医生，热情地自我介绍说，他就是盖伊。通勤车停在他背后，他刚从车上下来，跟我打完招呼，转身去接后面的人下车。她太瘦了。裸露在外的双臂没有丁点脂肪，眼窝深深凹陷着。盖伊很简单地介绍了一句“这是我妻子”，忙着搀扶住这个女人。他双手紧紧握着女人的胳膊，眼睛替女人看着脚下的路，神情无比耐心。夫妻俩在医院门口行了贴面礼告别，盖伊走进医院上班，而女人则慢悠悠地坐到了树荫下，摊开了一块花布，上面有做好的麻绳和做麻绳的材料。那时候我很困惑，在非洲，大部分有地位的女性都比较忌讳出门，以盖伊医生的收入，即使孩子大了，应该也不至于让妻子在街上摆摊。我心里闪过一丝不对劲，但还没有好奇到上前追问。只是跟着走进了医院，开始了又一天的工作。
盖伊工作的地方在东楼，我在主楼。每天早上，非洲医生们升国旗，我跑步路过时，会和盖伊打个招呼。有时候上班，我还会留意一下他妻子有没有在医院门口摆摊。
在我耳边吐槽盖伊的人，从队友换成了学生。学生们不肯从我这轮转去他的科室，说他太凶了，没有教学，做错了就骂，去他那什么也学不到。按照我的性格，其实多带一波学生也没什么，但想起盖伊又要板着脸说“你们也有责任”，我又觉得有些脸热。学生不轮转走，该跟盖伊学的东西学不到，对他们肯定不是好事。我狠下心，直接拿起学生的书包塞进他们怀里，把他们推出了门。门外一直喧闹，我等了半天不见平息，才发现吵嚷的不是被我赶走的学生，而是急诊科。我出去看热闹，才知道医院刚刚收治了一名大官，病症是头晕呕吐。就我看热闹的这8分钟，人已经吐了4次了。私人医院诊断为脑血管意外，怀疑小脑梗死，送来我们这里拍了个CT，正打算送去比利时医院进一步检查；还有人收集了他的呕吐物要送去警察局和检验中心，害怕是下毒，据说官员昨天吃饭的餐厅，负责人已经被控制起来了。同事补充了一个细节，要不是这位官员家的私人CT机恰巧坏了，人家本来都不会来我们这拍片子。一动就吐，这个症状听起来好耳熟，不是我们耳鼻喉科的耳石症吗？我拨开人群想上前给病人查体，但官员的随行人员立马拦住了我。我眼尖地发现盖伊也在转运车上，立马扬声冲他喊：“盖伊！这是耳石症！”盖伊看了我一眼，院长已经把我推开，抬着担架就要上转运车。我有点恼火，提醒道，耳石症最怕颠簸，比利时医院离这里100千米，“你们是要他的命？”我大摇大摆地回了诊室。过了一会，援非医疗队的队长跑来问我说话到底有没有把握。我还想问他怎么会说出这种话，队长转而暗示我，官员转走了没关系，要是在我手上治出个什么好歹，那就是外交事件，“外交无小事”。我立马举起双手宣布，我的诊断可能是错的，赶紧让官员去更好的医院吧。没想到盖伊没搭理我，径直在我对面坐下，压低声音说，现在病人在补液，“我们有5分钟的病例讨论时间”。几个问题之后，盖伊迅速认可了我的判断，站起身打开门，向我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不是总抱怨我抢了你的病人吗？这次，我还你一个。”
治疗如我所料的不顺利。病人情况比较严重，一碰就吐，一吐脑袋就会动，耳石就又飘回去了，治疗迟迟没有进展。
耳石复位不用器械，不开刀、不拍片，就是扶着病人的脑袋转来转去，看起来很像跳大神。我感觉到周围的目光越来越不信任。如果在平时，我可能会缓一缓，让病人先住上院，等到第二天或者他不是特别难受时候再复位。但想到这位官员的地位，我根本没有退路。就在我无从下手时，盖伊俯下身，在官员耳边耳语了几句。不知道他说了什么魔咒，奇迹发生了。在接下来的诊断、复位，整个过程中，官员竟然真的忍住了没有动，甚至连手都没抬一下。我舒了一口气，突然发现身上的衣服全都被汗湿了。不得不承认，我紧张了，因为这个官员的身份。各种语言的感谢、道贺声传入我的耳朵。随行人员几乎是一窝蜂地冲上来，一拨感谢我，一拨拥向院长，赞美他的果断决策。没想到，盖伊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溜到了吸烟点，正抽着自己用烟丝卷的香烟。
他示意帮我做一根，我知道他们卷烟会用舌头封口，连忙拒绝了，蹩脚地自己学着做了一根。生烟不好抽，直咳嗽。盖伊看着我笑，问我为什么不去合影，“中国医生不是很喜欢拍照留念吗？”像往常一样，盖伊先叹了口气，接着说，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眼前的这个中国医生，是唯一一个把你当成病人看待的人了。”盖伊说，官员最怕的就是其他医生心里有鬼，想拿他的病换功勋，所以这时候鲁莽一些反而好。我不得不承认，盖伊比我更了解他的国家，知道怎么“救人”。如果只有我在，今天肯定要惹大祸。一支烟吸完分手的时候，我最后问了盖伊一个问题。我问他为什么不想教学生？就像以前一样，他给了我一个奇怪的回答，“我的人生观已经不适合教学生了”。就像以前一样，盖伊没有再解释。而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谈心的机会。在这之后没多久，因为两件事，我的医疗队队友们彻底和盖伊划清了界限。第一件事，是因为盖伊阻止中国医疗队给一个病因不明的5岁孩子输血，导致孩子在入院仅6天后就夭折了。这家的父亲因为车祸在医院不治身亡，本就不幸的他们却因还不上抢救费，被扣留在医院近1年的时间，只能乞讨为生。我经常看见那个大男孩抱着他的弟弟，呆呆地坐在医院门口。
无家可归的两兄弟
有队友于心不忍，觉得这种方式也无益于他们还钱，只是医院泄愤而已。他们私下凑了30万布法郎（约600人民币），打算给这对母子“赎身”。没想到这件事又被盖伊阻止了，说他们医院的事不用我们管。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大道理能解释这种决定。我怒气冲冲地跑到了盖伊的办公室，直接将三十万布法郎摔在了他的桌子上。
盖伊好像早就知道我会来，因为他正对面的桌子上，摆着一根卷好的烟。
就像之前每一次对话一样，盖伊先叹了一口气。他将卷好的烟点燃递给了我。我没有具体提问，但显然他知道我在为谁打抱不平。他回答说，我有两个考虑。第一，医院的大门是敞开的，那对母子不走，是因为他们在这里还能乞讨，还能遮风挡雨，出去更是一无所有。“你们缴清费用真的是在救他们吗？还是在满足你们那份虚荣心？”盖伊也解释了他为什么不让我们给那个五岁的孩子输血。他问，你们能给出孩子的具体诊断吗？就算输血保住他一时性命，后续治疗能跟上吗？“如果折腾了一番孩子还是死了，那你有想过，所有这些治疗费用，要谁去承担吗？”盖伊说，他的第二个理由，正是因为他想解决这些问题。他当然可以凭个人的力量网开一面，或者让中国医生捐钱，先放走这对母子，但那条法律不变，其他的医院里还会有人在受苦。就像急诊科溜号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心软，有一个病人被放到晚上，事情闹大，后来的其他病人就不用在急诊室苦苦等待。在这一对母子的天平另一端，他衡量的是许多许多其他人。他问我还记不记得我们合作的那台手术？他说，他很羡慕我。中国医生可以花30分钟为一个孩子缝合伤口，只为了让孩子不留疤。他不是没有这个技术，可他没有这个时间。院长夸他是“全科医生”，那意味着他一直在被各部门借来借去，他根本不是真的在治疗病人，病人也没有得到好好对待。按这个逻辑，那对母子就该被关在医院里，直到布隆迪政府幡然醒悟，解决这一切。但是在走之前，我又忍不住回头问盖伊：“那两个被扣在医院里的孩子，你看过他们的眼睛吗？”我说，他们的眼睛里没有光。他们知道他家欠了医院的钱，甚至从来不敢和医院里的其他孩子玩耍。
大部分队友仍然因为那对母子的事在记恨盖伊，自然不会参加。小部分队友则在困惑，盖伊不是有老婆吗，在门口卖麻绳呢，怎么又结婚？但就在婚礼前一天，我在楼上抽烟时，远远看见盖伊坐在楼下长廊里，对着手机抹眼泪。麻醉师走过来问我要烟，我指了指楼下哭泣的大名医，打趣说，他是喜极而泣了吗？
在楼下哭泣的盖伊
麻醉师诧异地看着我说：“你没看请柬上的名字吗？哪是盖伊的婚礼？”我才意识到，因为过于讨厌盖伊，我们都没有仔细看过那张请柬，就丢到了一边。他告诉我，结婚的女人是盖伊儿子的未婚妻，新郎却不是盖伊的儿子。麻醉师告诉我，五年前，这里发生过一场严重的恐怖袭击，盖伊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受了重伤，和另外10名伤员一同被送到医院。但当时值班的医生却被调走，去抢救一个“更重要”的人。就像本该在耳鼻喉科坐诊的我，被调到了急诊一样。那天的医院里，只有盖伊一个人。他独自战斗了整整15个小时。10个病人只活下来3人，包括他的妻子，不包括他的两个孩子。死亡患者的家属们来医院找盖伊闹事，一半人说他为了救活自己的妻子，抛弃其他病人；另一半人说他因为没有救活自己的儿子，拿其他病人撒气。麻醉师回答说不，他根本没有治疗。盖伊判断他们不可能被救回来，所以直接放弃了。他亲手给自己的儿子系上了黑丝带，标志着放弃治疗。即使那一刻，他们还在呼吸。那天晚上，盖伊不是只救活了3个人，而是因为放弃了包括他儿子在内的7个，他才有时间去救那3个。就在上周，我们医院也曾接诊了一批遇到小规模恐怖袭击的伤者。送过来的患者在楼下分诊，已经死亡或不可能救活的病人，系上黑丝带，危重病人系上红丝带，暂时稳定的系黄丝带。我清楚地记得，我曾亲眼见到一个被系上黑丝带的女人。作为一名耳鼻喉科大夫，那是我见过最恐怖的伤痕，她的耳朵被三道深可见骨的刀伤划开，伤口撕裂有两指宽。我手上的血还是热的，但我没有时间悲伤，匆匆放下她，奔向系着红丝带的病人。平均每个红丝带的病人，至少要花两三个小时去抢救，碰到严重情况，十几个小时救一个人也可能。但在后面等待的每一个黄丝带的病人，都可能随时变红，甚至变黑。我不由自主地想，如果有一次，没有分诊、没有其他医生，我要怎么做这个选择？我要怎么算，生命的轻重？盖伊必须精确、没有感情如天平，才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在牺牲其他人之前，他已经是那个被牺牲的。
那天中午，我正在看诊，诊室的门忽然被撞开。盖伊抱着一个男孩冲了进来。当时正在诊疗的我和病人都吓了一跳，我赶忙迎了上去，以为他怀中的孩子有生命危险。结果我却只看到孩子耳后有一大块擦伤，伤口虽大，连血都没流多少。当时我还在记仇他对急诊的那个孩子不好，呛他说：“哪有愈合不留疤的啊，这个瘢就是要告诉孩子以后小心点。”我以为盖伊这么紧张，受伤的肯定是他儿子，但盖伊却摇头否认了，说是路边的一个孩子，被他妻子弄伤了。盖伊告诉我，他的妻子在五年前遇到过一次恐怖袭击，幸存下来后，对暴力事件、聚集的人群和嚎啕大哭的孩子，都有一些应激反应。今天下午时，这个受伤的男孩在医院附近拿着玩具枪在欺负另一个男孩，他妻子一时激动，就把这个男孩重重推倒了。我才明白盖伊为什么把她带在身边。但我还是忍不住问盖伊，这么小的伤口，你怎么自己不包扎？不是说你也会那种缝合吗？盖伊没有回答，直到我完成缝合，要把男孩交还给他时，他突然向我鞠了一躬。他说，谢谢你，“现在的我没有办法给‘和自己有关’的人做手术，我会想起不好的事。”他眼带失落地呢喃了一句：“要是你们一直在就好了。”很早我就听说，盖伊想离开这家医院，但一直被院长驳回。麻醉师说，可能是上次我成功医治官员的功劳，帮盖伊如愿了。我以为盖伊将要调去更好的医院，但麻醉师说，听说是北边一家更破的医院，盖伊妻子的娘家在那里。那家医院也许无益于盖伊施展他的宏图大略，但对他妻子，无疑能得到一份宁静。他也听闻中国医疗队为那对母子和盖伊闹翻了，于是补充道，你们不知道，在你们来之前，是盖伊一直在施舍他们饮食。他还说，就在昨天，盖伊已经帮那对母子把欠款结清了，并且打点了很多人，让那对母子继续在医院住下去。麻醉师说，如果你还有什么不解的话，就尽快去跟盖伊医生说清楚吧。周一，我起了个大早。盖伊就在他的办公室里，那间办公室变得很空，他几乎都收拾完了，好像只在等我来告别。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但最终我只问了那对母子。我问，你为什么要改变自己的决定？他又叹了一口气，回答说，你说得对，“不应该让一些人成为燃料”。我想盖伊收下我们之前为那对母子筹的30万布法郎。他一个人帮那对母子还清欠款，想必负担也很重。我露出困惑的眼神，他笑了，指指心脏说：“这里富有。”他向我挥挥手，又走上了那辆通勤车。他竟然还穿着那件很丑的墨绿色T恤，背后写着“KISS ME”。他真的很喜欢这件衣服。
谢无界一直觉得盖伊“奇怪”，却说不上来哪里奇怪。直到要分别的那天他才明白，盖伊表面是个精英医生，其实跟他的妻子一样，没有走出那场灾难。
他的后遗症是，必须坚信治病是有代价的，要想着患者的医药费，要想着制造病人的法律。
因为他曾经无法支付代价，而放弃了自己的孩子。
但他忘记了，黑丝带意味着无法治疗，那不是放弃，只是接受现实。
那3个人的幸存，不是以7个人的死亡去换的。
该用什么衡量生命呢？ICU一天一万，布隆迪官员的一条命可以用几个人的去偿。
这个困惑，恐怕会伴随盖伊很久，但在故事的最后，他好像又作出了一些改变。
谢无界很希望有一天再遇到盖伊，遇到这个伤心的父亲、称职的医生、不知道困惑是否有被解决的人。
希望那时天气很好，盖伊还在笑，转过身，露出背后一句大大的“KISS ME”。
插图：大五花
本篇952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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