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创立事务所后的第一个作品看贝聿铭的设计之路：自然与文化的空间艺术

知晓圈内事

2023/09/26

贝聿铭（I.M. Pei），1917年4月26日出生于广州，10岁随父亲迁至上海生活。应祖父贝理泰的要求，他每年暑假都会回苏州，在祖宅狮子林度过难忘的童年时光。苏州园林的生活影响了贝聿铭日后的设计哲学，在贝聿铭的心中播下了“人与自然共存”的种子，也带给他关于家庭、历史与文化的思考。

1935年，贝聿铭赴美留学，先后在麻省理工和哈佛学习建筑。毕业后，他于1948年加入地产商齐氏威奈公司（Webb and Knapp），担任建筑部总监（Architecture Director）一职。在这里，他有机会接触了大尺度的都市建设项目，并获得了都市设计的宝贵经验。这些经历促使他跨越建筑物本身，关注到了环境和社会的层面，并重视社区空间与社区意识的塑造。

©Youshf Karsh

为了更多的创作自主性，贝聿铭于1955年自立门户，成立了I.M. Pei & Associates联合事务所，后经两度更名成为Pei Cobb Freed & Partners联合事务所。自此，贝聿铭开始了具有个人风格的设计生涯。他善用钢材、石材、混凝土、玻璃，以大胆的几何线条塑造了一座座划时代的建筑，如巴黎卢浮宫广场上的玻璃金字塔、香港中国银行大厦、苏州博物馆新馆等。

1989年3月29日，贝聿铭坐在巴黎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旁边 ©Bernard Bisson—Sygma via Getty Images

随着一件件惊世之作面世，贝聿铭愈发名声大噪，并于1983年获得了普利兹克奖建筑奖。他坚持创作到近90岁，留下了大量的经典作品，被誉为“最后的现代主义建筑大师”（the last master of high modernist architecture）。今天，我们将沿着时间脉络，从贝老的事务所成立后的“第一个”作品开始盘点，带大家一起体会贝老的设计哲学的诞生与演化。

中银大厦内部结构 ©Josef Gartner GmbH

路思义教堂位于东海大学校园的中心，由美国《时代》、《生活》杂志的创办人亨利·路思义（Mr. Henry R. Luce）为宣扬福音并纪念其父亲，传教士亨利·温特斯·路思义（Mr. Henry W. Luce）而捐款兴建。作为一所教会大学，当时地处偏远山区，交通不便的东海大学尚缺一处精神与灵魂的“避风港“，于是校董会决定兴建这座神圣的教堂。

©东海大学

1954年，台湾建筑师陈其宽和华裔建筑师贝聿铭就此项目展开了合作。1956年8月之后，教堂的一切事务皆交由陈其宽负责，并于1962年9月开始施工，1963年11月建成。这也成为了贝聿铭事务所成立后建成的第一个项目。

贝聿铭（左）和陈其宽（右）两位建筑师于教堂内合影 ©东海大学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教堂建筑的形式已经形成了一套模板，所以贝聿铭起初设想的是砖砌哥特式建筑。但地震频发让建筑师们打消了这个念头，最终采纳了陈其宽提出的 “倒船底” 的构想，并以道家 “无而后有，虚而后实“ 的思想，为路思义教堂打造了”亦柱、亦梁、亦墙“的混凝土薄壳结构。

教堂施工照片 ©东海大学

教堂的外墙覆盖材料则是釉面菱形瓦，最初的设计方案是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屋面常用的蓝绿黄三种颜色。最终，建筑师们选择了统一的黄色琉璃瓦，以呼应中国宗教建筑的正统色彩。天空的蓝和草地树林的绿反射在镜面般的外墙上，构成了传统的文化属性。菱形瓦和内部交叉的格子梁，构成了形状呼应的视觉美。每隔一层瓦上还设有凸出的钉头，借此形成的线条增强了双曲面的曲度。

©Anonymous Blogger

这一形式打破了传统的教堂模式，但又巧妙地将基督教博爱牺牲之崇高旨意与本土的文化传统结合在了一起，创造了一座既具有精神性又有设计感的新式教堂。延伸向上的屋脊天窗，仿佛在引领人们走向空灵而高远的精神天堂，如同哥特式教堂高耸的拱顶，同时具有“一线天“的意涵。轻快优雅的曲线和稳重的倒船样式自然地相得益彰，在台风和地震多发的环境中亦能保持稳定与耐久，带给人十足的安全感。

©justperhaps/T-Life Hostel

1961 年，贝聿铭应美国科罗拉多州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的天文学家 Walter Orr Roberts 邀请，来到落基山脉设计了梅萨实验室。整个建筑群雄踞科罗拉多州山顶，可以俯瞰西部和南部的金色山谷。这是贝聿铭成立事务所后第一个独立完成设计并建成的作品，由此也展开了对贝氏设计理念的探索。

©TOM ROSS

为了获得灵感，贝聿铭走出事务所，在山野之中日夜宿营，体验崇山峻岭和灿烂星河。他甚至深入岩穴生活的印地安人遗址，发现以山岩砌筑的塔形建筑物在群山面前丝毫没有渺小感。于是他借鉴了当地古老的印第安人的悬崖住宅村落（Mesa Verde cliff dwellings），用塔楼、连廊、广场等元素，将两个建筑群串联成了一个微型社区。

©TOM ROSS

而正如赖特对建筑的最高赞誉那般：“我们从不建造一座位于山上的建筑，而是它原本就属于那山”，贝聿铭用砂岩制成混凝土，并将其染成与周边砂岩一致的色调，再用灌木锤在表面敲打形成粗糙的条纹痕迹，使得建筑群就像是科罗拉多山顶生长的坚硬厚重的巨大岩石群，无论是色彩还是质感，都与辽阔的落基山脉浑然一体。

而正是从梅萨实验室开始，几何构型成为了贝聿铭独特的个人风格。他的混凝土建筑逐渐摆脱了早期的密斯风格，更彰显出庄严的雕塑感和类似宗教建筑的仪式感。

©TOM ROSS

秉持着融合自然的空间观念，贝聿铭热衷于设置串联内外空间的内庭。直到创作后期，贝老也对这一手法情有独钟。

©TOM ROSS

1978年，正值我国改革开放前夕，贝聿铭受邀回到中国访问。当地政府希望他在故宫附近设计一幢二三十层的现代化高层旅馆，为中国建筑树立一个现代化的样板，同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追求现代化的标志。贝聿铭回绝了这个建议。他希望做一个既不是照搬美国的现代摩天楼，也不是完全模仿中国古代建筑形式的新建筑。最后，他选择了在北京郊外的香山，设计一个低层的旅游宾馆。

陈从周，赵无极与贝聿铭（从左至右）在香山饭店 来源网络

在之后差不多四年的时间里，贝聿铭和他的设计团队不辞辛劳，克服种种困难以打造这座“具有中国传统建筑特征的现代建筑”。香山饭店的设计方案是一个只有三到四层的分散布局的庭院式建筑，其形式采用了一些中国江南民居的细部，如白粉墙和青砖线脚做法，加上现代风格的平屋顶白色方盒子形体，构成既有古典园林意境，又有现代风格加持的创新空间。

香山饭店设计轴测图 ©Pei Cobb Freed & Partners

园林中的石头采用了更符合现代审美的石头；白墙青砖的图案来自唐宋木构建筑中木结构和抹灰墙体构造自然形成的构图，组合方式却受到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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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庭是传统的四合院形式，但又加上了一个现代网架支撑的玻璃顶，相应地采用了一系列现代的空调换气设备来保证中庭的正常使用。

香山饭店四季厅 ©新华社

饭店的各座客房翼楼自中庭不对称地向外伸延，既保护了场地中的原有树木，包括两株八百岁的银杏，又遵循了传统中式园林的布局及空间运用。贝聿铭曾言：“中式园林犹如迷宫，不会从头到尾一眼看穿，置身其中难窥全豹......那关乎规模、关乎多个消失点，亦关乎惊喜——那是出乎意料的欣悦。”

©视觉中国

香山饭店最终于1982年竣工，成为了改革开放后外国建筑师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个作品，也是贝聿铭回到中国大陆设计并建成的第一个作品。这座充斥着古典园林色彩的现代饭店和贝老广为人知的混凝土几何设计和闪烁玻璃结构作品大相径庭，在当时也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建筑学报》甚至专门组织了香山饭店研讨会，引起了中国建筑界新一轮关于民族形式与风格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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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贝聿铭来说，香山饭店无疑让他开始更深入地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建筑的融合方式。他在1981年秋天接受日本建筑师高濑隼彦和《空间设计》（SD）的采访时这样说道：“最初我们觉得好像有两种设计方式：一种是照搬就有的形式，就是支撑在红色圆柱上的金黄瓦顶，四周围以栏杆。如果看看台北的圆山大旅馆（The Grand Hotel），也许可以使你想象出那将是个什么样子；再一种则是考虑到旅馆大体上是外国人使用的，因此感到以采取他们所熟悉的西欧风格最为适宜。在我看来，无论哪种方式都是错误的，因此一定存在着处于两者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这第三条路成为了贝老对中国建筑师的呼吁，也成为了他探索设计中所蕴含的“内聚力与历史“的开端。

©seemingphoto.com

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海岸线之外的人工岛上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Islamic Art），是贝聿铭最后一项大型文化建筑作品。2008年落成时，贝老已逾耄耋，他在设计中力图将较久远时代的价值观融入当今的文化之中，捕捉“伊斯兰建筑与文化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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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贝聿铭在中东考察了月余，探访了各地的伊斯兰建筑以获取灵感。由于伊斯兰文化的多样性，要探索到其真正的内核，更需要抛开各地建筑的历史、文化因素，从中找到共性。而几何，便是共性之一，又完美契合了贝老的设计风格，成为了该作品中重要的设计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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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落成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在其造型上与开罗伊本图伦清真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的外形，借鉴了伊本图伦清真寺多层八边形叠加收束向上的形式，形成了恢弘的力量感。基于选址在波斯湾边，易受到海浪侵袭，设计师周围设计了新月形围栏，以减少海洋对建筑的影响。

开罗伊本图伦清真寺 ©cityseeker.com

建筑外观由产自法国勃艮第的白色石灰石堆叠而成，在太阳光的直射下通体纯白；夜幕降临时，在灯光的辅助下，海面倒映出它的轮廓，显得愈发神圣、肃穆。建筑细部则采用了典型的伊斯兰风格几何图案和阿拉伯传统拱形窗，为这座庞然大物增添了几分柔和，中和了它的阳刚。

©Yueqi Jazzy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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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中央大厅的中心顶部，则是一个类似于八芒星的穆卡纳斯(Muqarnas)穹顶。穆卡纳斯是伊斯兰文明的产物，“将斜角或冲天或内收的几何细分成许多微型斜角，产生一种细胞结构”，成为了伊斯兰建筑中典型的装饰纹样之一。在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内，抬头看向穹顶，阳光从中心照射下来，复杂的几何切面带来光影重叠，变化多端的眩晕感，让人不禁屏住了呼吸。这也契合了贝聿铭后期 “让光线来作设计” 的理念，他期望“在建筑完成时，光影成为建筑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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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与多哈伊斯兰博物馆同期设计的作品还有苏州博物馆，二者在外观上虽有些许共同之处，但究其内核，却体现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苏杭婉约气韵的巨大差别。

苏州博物馆 ©视觉中国

总结贝聿铭的设计作品，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其各时期风格的转变。他于肯尼迪图书馆项目摆脱了早期的密斯风格，用几何构形取代了规矩的方盒子，蜕变出雕塑性的造型，再到晚期更着重于自然光和空间的结合，他持续地对形式、空间、建材与技术研究探讨，展现了更多样变化的建筑空间。

约翰肯尼迪图书馆的建筑师贝聿铭 ©波士顿环球报

贝聿铭从他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家族文化和所接受的西方建筑理念中获取养分，通过建筑的艺术创造将文化的传承以崭新的模式，可视化地呈现在大众面前。他拥有对多样文化的好奇、包容与尊重，天才而又直白地使用简单的几何图形，构造出了宏大而又强烈的建筑。

日本美秀美术馆 ©Miho Museum

贝聿铭的建筑设计从外观来看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但其内核却具备的对于不同文化的解读和诠释。这是对文化的基本尊重，是以永恒而坚硬的混凝土外壳，柔软地包裹了对于文化的理解与传承。

贝聿铭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中，1978年 ©Esto

与自然融合的空间观念主导着贝聿铭一生的作品，而空间内隐含的文化符号和社会意识让他的作品更具永恒的价值。有人评价贝聿铭既是一位富有远见的设计师，也是一名精明的商人，在政商两界都游刃有余。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是一位真正的、纯粹的、杰出的现代主义艺术家。他的设计可以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在任何时候刺激着人们的感官、情绪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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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编辑｜Gogh

专栏/审核｜Mel

审核编辑 | Miran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