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美国以外，还有一个国家以成熟的创新创业生态享誉全球，更有“创新国度”之称，它就是我们本次将深度分析的以色列。以色列是一个国土面积仅2万多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国，在自然资源匮乏、周边强敌环伺的情况下却能跻身世界创新强国，形成了仅次于硅谷的第二大创新生态系统，凭借只占全球0.2%的人口却获得了20%的诺贝尔奖。据统计，作为全球创业公司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以色列拥有7000多家科技企业，其科技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数目超过整个欧洲，人均风险资本投资居世界首位，是全球高科技资本市场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以色列有超过一半的出口产品为高科技产品，全球最大的350家企业都在以色列投资或在以色列建立研发中心。与硅谷相似，以色列的创新创业活力也是政府、大学、企业、资本多方作用的结果。正是因为以色列土地贫瘠，所以他们的高科技萌发于农业，使得农业人口不足5% 的以色列不仅解决了自身粮食问题，还向其它国家大量出口优质农产品；没有淡水，所以他们发明了海水淡化、污水循环再用、“空气变水” 等领先世界的造水科技；没有自然资源，便转而发展人力资源；国内市场太小，同时强敌环伺，被周边地区市场孤立，这样的客观环境促使他们积极与世界各国开展贸易，多数公司从创立之初就着眼于国际化战略，发展全球市场。他们坚信唯一不受限于经济体量的就是“想法”，因此从政府到企业会着力在创新精神和创业想法的质量上保持高水平，进而世界各国才会争相找他们合作。看似资源短缺的短板反而驱使以色列人勇于创新、奋发图强，由此催生了第一波科技成果。同时，充满威胁的外部环境也使以色列非常注重国防军建设，该国也是全球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实施男女义务兵役的国度，此外，以色列还通过科学技术的广泛使用来弥补其与周边阿拉伯穆斯林的人口悬殊问题。义务兵役相当于一所创新型大学，这个为战争储蓄力量的机构在接下来的数十年内，持续不断地为以色列贡献了许多创新人才。在军队中往往是以任务为导向，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和预算内解决战场上实际面临的问题，这也使得年轻人能掌握到前沿技术、跨学科思维与能力、决策领导力、团队合作精神、跌倒后再爬起的韧性等技能与品质。以色列义务兵役制度是“任务导向型”教育方式的完美示例。例如，第81 部队和8200部队的大量“毕业生”在退役后成立了超过1000 家公司，涵盖网络安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领域，包括即时通讯开创者ICQ、安全巨头Palo Alto Networks、网络数据公司Onavo（Facebook收购）、以及微软Kinect 技术背后的3D视觉公司PrimeSense（苹果收购）等。以色列“Talpiot” （塔楼）计划同样也塑造了一批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拔尖技术人才，每年挑选最顶尖的2%的高中毕业生送往大学学习科学和工程，而后在2年的服兵役期间继续在该领域内进行深入学习，从“塔楼”项目毕业的近三分之二人员成为了以色列顶级学术专家与成功企业的创始人。直至今天，如果要问在18 至60岁人群中有多少位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在工作年龄人群中有多少人口拥有科学技术的大学学位，那以色列的数字是1.5％，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是日本和美国，比例仅为以色列的一半。以色列政府自上而下为科技创新搭建了基础平台，覆盖创业的各个环节，但不会进行过多具体干预。政府给学校的基础研究提供资源帮助，鼓励跨学科、跨校的合作，只要在政府的指导性大方向内，学校就拥有完全的自由。20世纪60年代，以色列政府在14个部门中分别设立了首席科学家办公室（后更名为国家技术与创新总局），采用“科学家治国”，由各领域的领军人物——大学教授、企业负责人、政府领导、风险投资创始人等专业人员担任首席科学家，负责以色列的国家科技政策制定、科研经费分配、日常科技管理工作等工作，且以全职的方式负责到底，帮助政府建立生态系统。
首席科学家办公室架构政府扶持建立风险投资行业，重点发力支持风险很高、回报很远很慢的行业。在2年内政府可为企业提供能覆盖85%运营成本的资金支持，为投资者提供安全保障，同时，专业风险投资机构、科技园区在政府的资金资助下自由运作，激发了风险投资在科技领域的热情。政府从1993年起实行Yozma风险计划，由政府直接出资设立政策性基金，主要投资于通信、IT和医疗技术等领域的企业。除了用作政府对初创企业的直接投资，作为母基金，Yozma将初始资金中的80%投入到与国际投资者共同设立的10个风险投资基金里。Yozma计划成功推动了以色列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在十年内以色列的风险投资基金总额翻了六十倍。
Yozama计划聚焦于通信、IT和医疗技术等行业政府系统化地打造生态系统，比如国家网络安全计划就从人才、行业和政府法规三方面配套推出。其中，为培养储备人才，他们决定从教育入手，并在军队里由网络安全专家开发一些军方教育计划，聘用之前在军队中有这方面专长知识的人来教书，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开设课程。现在，以色列每所大学都设有网络安全研究中心，高中便开始教授编写代码、相关伦理问题等内容，进而一步步下移到小学，教孩子们如何生活于网络世界，什么应该和什么不应该在社交网络分享等。从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早在2010年，他们就已建立了高度发达的高科技生态系统，只是那时需要找到一种机制来鼓励想出新主意的年轻人进入网络安全领域。当时，国防工业产品的30％在以色列内部消费，70％则是出口，如果想出口一些国防技术，则需要去国防部申请许可证。政府想出了激励办法，即如果要出售的知识产品具有攻击性，则需要许可证；如果是防御性的，则无需许可证。这个政策一颁布便收到较好效果，以色列为防御性的民用网络安全提供全球8％的市场，而在2018年按行业划分的全球投资中有18％流向了以色列。以色列用同样的思路搭建了国家人工智能计划，开展生态系统的建设，包括教育制度、法规、军队、产业等，鼓励学院与产业之间的合作。与许多国家不同，在以色列，大学的建立先于民族国家的成立，这也使得大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教书育人，更被赋予了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责任。几千年来，以色列是一个把教育看得高于一切的民族，以色列教育预算甚至高于国防预算。创新的根本和动力源泉就是基础科学研究。好奇心驱动是以色列教育的一大特点，提倡由问题驱动的教学方式，而非由答案驱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发明恰恰都是由好奇心驱使的。例如，有“以色列科技研发大脑”之称的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共注册超过3400项同族专利（相当于17900项个人专利），截止目前共有120家公司基于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的技术成立，拥有全球最高的技术转让带来的收入（一年350亿美金）。这个研究所以极高的自由度著称，无考核制度、无项目导向、无硬性指标，99%的项目都专注于更加基础的、长期的、不讲用途且好奇心驱使的科学研究。他们认为，最好的科学研究院不是因为你拥有令人惊叹的实验室和世界上最好的仪器，而是因为你能够组织好最顶尖的科学家， 并让他们自由地工作。对最好的人才给予充分的信任和自由，让他们去做自身热爱做的事情， 就是成功的秘诀。该研究所直接资助科学家，而不是资助某个项目或部门，让转变课题、跨学科合作可以更容易开展。另一方面，为了促进产学研合作，以色列的顶级大学和研究所都设有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机构，且运行效率极高。例如，成立于半个世纪前的希伯来大学科研成果转化机构Yissum就是第一个由大学为了将自己的想法商业化而创建的组织。大多数的技术转化机构都是被动地获取创新资讯，依赖于研究人员主动提交创新项目。而在Yissum 团队里，拥有深厚技术背景和产业经验的专家会整天在校园里与教授、研究人员进行交流，密切关注这些教员在做什么，主动识别在一个仍然处于学术阶段的创意所具有的潜在价值。很多技术转化公司的做法常常是试图把大学里面的创意卖给市场，但发现很多时候，其实这些创意或解决方案与企业的需求并不匹配。因此，Yissum 主动让行业告诉他们需求是什么，然后把这些资讯告诉教员，让他们基于行业反馈扩展其研究或者尝试找到解决方案。在利润方面，希伯来大学采取的分配方式基本上是以色列的一个标准模式，即40%归发明者、40%归大学和Yissum、20%归研究实验室或部门，从而鼓励大学、教授和技术转化公司一起努力将发明商业化。同时，研究获得多少行业资助、获得多少专利也被纳入大学评估终身教授的标准之一。与硅谷一样，以色列同样相信科技是通过人的流动来传播的，人才的流通对于整个生态系统来说非常重要。为此，他们做了很多努力，以使各类人员更容易在大学、业界和政府之间流转。以色列创新生态系统具有“小型”和“紧密联系”的特点。整个系统只有约三十万人，而国土面积狭小在这里反而成为了一种优势。比如，以色列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时，在方圆百多公里的范围内，可供选择的就有超过300家跨国企业和5000家初创企业，这种便利性让人们免去为了工作而迁移的必要，也使人才的频繁互动与流通成为可能。生活在相互重叠的社交圈中可以帮助彼此之间建立信任，有利于未来共同解决未知问题。同时，以色列整个国家犹如一家创业公司，勇于探险而又包容失败，这也使得以色列拥有许多二次创业、三次创业甚至四次创业的连续创业者，促进了行业的人才流动。此外，“内忧外患”的国家条件赋予了以色列人与生俱来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 就算他们之间互为竞争者，也愿意跟彼此分享很多的技术知识和行业讯息，通过通力协作，一起将整体的生态系统变得更好，把国家提升到更高的水平，用科技和智慧改变世界。
创业邦&惠普中小企业AI应用有奖调研问卷征集开始啦！填问卷获现金红包奖励，欢迎中小企业从业者参与，共同探索AI技术应用可能！
👇点击图片可参与报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