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默访华为什么有三大不同？

对舒默率领的美国参议员代表团访华，都不会抱有太高的期望，认为只是走一下形式罢了，最终也不会有什么实际的具有突破性结果。

虽然此判断不会有太大的差错，但可能会忽视这次访华与此前拜登政府高官访华的差异，以及其所带来的特殊意义。

这里，仅就舒默此行的与众不同稍作阐述。

一、“民选的不一样”

这次美国参议员的代表团有民主党、共和党议员各三位，分别代表着纽约、新罕布什尔、佐治亚、爱达荷、路易斯安纳等州。按照舒默自己的话说，拜登政府访华的那些官员们不是被选出来的，而这次是选出来的议员来访，所以他们的想法、诉求可能会不太一样，交流的效果可能也会有差异。

在美国这样的制度背景下，任命的和民选的官员的一个重要差异，是民选的这些议员来自地方。舒默率团访问也标志着此前中美高层互动以行政部门高层主导，逐渐开始拓展到地方乃至民间。

除了舒默这个参议院代表团外，众议院的Ro Khanna也在筹备一个由众议员组成的访华团。另外，一直和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有深度交流、合作的加州也将由州长纽森率团访华商讨相关议题。

这些议员代表团的成员和基层政府有前往中国的诉求，本身就说明他们认为光由白宫的行政部门和中国互动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或者还有其他他们可以做得更好的对稳定双边关系或者加深美国基层和中国关系更有效的地方。

基层的关注点和所涉及的利益，自然和联邦政府各部门的关注点稍有差异。与此前更为宏观、抽象的话语相比，基层会关注较为具体、实际的利益。舒默此行其实总体上只关注两个议题：

1.如何在经济上能够实现互惠，让双方公司在对方国家能被平等对待（当然舒默讲的主要是美国公司在中国被平等对待）；

2.如何能进一步加深在芬太尼供应议题上的合作。

舒默口中说“美国不想和中国切断贸易关系”，实际上反映出的是他所在的纽约州有很多公司是在和中国的贸易中获益的，而他代表自己选区的公司希望中方能平等对待他们，能有公平竞争的环境。

可以看到，虽然舒默在公开场合并未提及中国公司在美国被区别对待，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上了美国的“实体名单”被打压、制裁，但他的表述反映出美国基层依旧希望让经济议题取代安全议题作为中美对话的核心议题。

而芬太尼这个议题上，舒默认为虽然中国公司已经停止直接生产芬太尼，但是中国仍然在出口芬太尼前体，并运往墨西哥，而这些芬太尼前体最终经过加工会流入美国。

美国内部我交流过的官员们私底下都明白这是美国自己处理不好这个问题——我时常跟他们说，就好比你们有枪支问题，总不能去怪那些出口钢铁的国家吧？但是因为政客们在政治上不能丢分，所以他们都选择了对自己成本最低的处理方式，也就是将问题甩锅给中国、墨西哥。

除了关注少数几个具体的议题外，这些民选的议员中有不少并不需要像拜登政府的一些官员那样，需要在意总统或者党派的选举、连任，因而政治包袱会轻一些。

在沙利文主导的白宫内，一切行动乃至对外表态都需要考虑其对拜登及民主党选情的影响。因而一些简单的向中国的妥协、示好的话都成了难上加难的事情。

而舒默这样的议员不仅不需要特别在意是否能连任的困扰，他自己“对华强硬”的名声就让其哪怕在中国释放善意和友好也不会损耗太多政治资本——乔治华盛顿大学的Sutter教授就表示，舒默20多年来一直对华强硬，其他人没什么可说的。

这一层逻辑也能解释当年能访华并让中美关系破冰的，为什么是右翼的尼克松总统，因为他当时不需要担心在美国国内被包装成“是去向共产主义国家妥协、投降”的，而左翼的领导人则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二、行为的空间不一样

还记得2022年佩洛西不顾各方警告、劝诫依旧一意孤行要去台湾时，白宫给出的解释是美国的“三权”之间是互相独立做决策的，白宫并不能命令佩洛西做什么、不做什么。

而中美关系在特朗普和拜登时期，时常出现这种“白宫管不着”或者“白宫没法管”的情况。但中方一直对话交流的对象却又恰恰是白宫及联邦政府的官员。

也就是说，无论双方行政系统高官的互访多么频繁、所设立的沟通渠道多么畅通，都没有办法改变国会作为挑衅、破坏中美关系重要（甚至是主要）源头的现实。

麦卡锡本来打算在今年春天也准备去台湾，而蔡英文、赖清德“过境”美国的时候本来预想的活动要更为高调、实质，而拜登政府为了避免本来就已经处于低谷的中美关系再次滑向更深的深渊，做了相当多的工作，才让麦卡锡作为议长期间去台湾的事情被放弃，也让蔡、赖在美国时都只能缩头缩脚，连公开采访的邀请都不能接受。

但拜登政府显然意识到，要是每次都需要大动干戈游说，实在太耗费精力和政治资本，不如直接让国会和北京也能建立起自己的互动方式，以拓展沟通的渠道。毕竟一个木水桶，长板再长，能装多少水还是取决于短板的长度。而国会议员代表团访华其实就是在尝试“补短板”。

此次舒默率团，中国外交部给对方提出了三项要求：

第一，希望舒默的访华能够增进美国参议院对于中国的客观了解；

第二，希望舒默的访华能够增进美国参议院与中国人大等立法机构的对话与合作；

第三，希望通过舒默的访华能够为中美关系注入积极的因素。

事实上，这三项在舒默眼里也是应该做且值得做的，虽然增进了客观了解之后不一定会采取实质的行动，虽然立法机构的对话与合作可能并不会有特别重大的产出，但做了一、二两条之后，或多或少会对中美关系注入一些积极的因素。

比如舒默在美国的时候，到处宣传说美国的新能源汽车无法进入中国市场，而中国的新能源车却可以在美国卖，这就是不公平的体现。但在美国这么说，没什么人会去反驳、解释，自然而然就不会有对复杂事态更细致地了解。

而在中国，当他再抛出这样的言论的时候，中方可以立刻告知中方视角下，美国对中国公司的不公平待遇。哪怕就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车出口美国有27.5%的税，而含有中国零部件的新能源汽车（比如含有中国造的电池）享受不了美国本土制造的新能源汽车价值7500美金的优惠。所以，中国新能源汽车哪怕性价比再高，经过这样的关税加补贴的操作之后，也就基本失去了竞争力。

再比如，此次带队共和党人的参议员Crapo就提出了他对中国对美国美光科技这个半导体生产商的产品进行限制的顾虑——因为美光科技的总部分别设在纽约州和爱德荷州，正好是舒默和Crapo所代表的州。

他们关注中国对美国高科技公司的制裁，但只有到了中国才会有人义正词严地告诉他们美国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打压、制裁，乃至投资的限制，要比中方采取的动作更具规模、更令人有顾虑。美光科技的经历是多少家中国科技公司的经历，舒默和Crapo能否借此机会至少做更多客观的了解？

而拜登政府从目前来看，可以做的修补中美关系的操作已不太多。随着大选年的到来，我们无法指望因为白宫的推动而让关税能有大幅度的下降，联邦政府对中国高科技领域“小院高墙”的策略是不是能做到不外溢到其他领域还很难说。

但国会一方面可以制止很多已经或者准备介绍的对华强硬的不利的议案，另外还有可能通过立法，在一些双方有共识的方面进行新的立法。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国会议员的行为空间和余地显然要比行政系统多一些。

三、时机与大背景不一样

布林肯、耶伦、雷蒙多等访华，可能在当时更多是希望稳定住中美关系，让关系不再进一步恶化。虽然他们也希望能为11月在旧金山进行的APEC峰会做一些前期的交流，但当时都还未进入实质性阶段。

而当前，离峰会只剩一个多月了，在这个关头，中美两国领导人能否在峰会上见面，对两国关系乃至全球局势都已变得十分关键。

而舒默及接下来潜在的更多中美官员的互访，可能都能为元首会晤创造更好的环境。

所以，布林肯、耶伦、雷蒙多在中国出一些小问题、有一些小争执都还可以弥补，但如果舒默带的团出了问题，那么今年中美两国实质上缓和关系的契机就有可能稍纵即逝。一旦到了明年，台湾地区的选举、美国的大选都可能因为政客自私的行为而让中美关系雪上加霜。

时机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与中美之间，也有全球大背景的因素。

哈马斯向以色列发起突然袭击，背后可能有伊朗。这使得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本来刚刚出现的要缓和关系的势头又变得扑朔迷离，会不会爆发区域性的大规模战争当前仍然是未知数。

而欧洲的俄乌战争依旧硝烟弥漫，让我们看不到任何停火、停战的迹象。如果中美再处理不好关系，让亚太地区也成了不稳定乃至有重大冲突的地区，全球性战争可能就不远了。

旧金山的两国元首的潜在会晤，因双方的智慧和使命感，完全可以避免让亚太陷入这样的局面。舒默率领的代表团的成功访问也因为这样的大背景而变得尤为关键。

所以，即便没有实质的突破性的成果，我们也看到了此次代表团访华有它的与众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