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科学大奖得主周俭民：一个“普通人”，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

为何叫周俭民？

周俭民出生于1964年，上面还有个哥哥。说起少年生活，周俭民用了四个字“物资短缺”——买粮买油、买肉买菜全靠票，实行配给制。“75年是特别困难的一年，蔬菜都不够吃。我还非常清楚地记的一件事儿：一天天不亮我就到国营蔬菜店排队买菜，等到菜店一开门，排队的人一拥而上，挤到柜台边去抢菜。”他笑着说：“我那会儿个小，瞬间被挤到一边儿。人散后，菜架上只剩几根残缺的胡萝卜，只好大哭着回家。”

当时这个少年并不知道，多年后他会选择农业相关科研作为终生职业。

尽管有这样不愉快的经历，周俭民还是觉得自己的童年、少年“非常幸福”：“总体还好，没有吃不饱饭的问题，就是没有太多的肉吃。另外，自己没受什么挫折、灾难。‘文革’期间有的孩子随父母下放到农村、有的挨批斗，这些经历我都没有。”

周俭民至今不忘的，还有父亲的心灵手巧。除了会烧菜，他还会做很多事，包皮蛋、腌萝卜、做榨菜、养蚕缫丝……“我和哥哥就在一边帮忙，挑水、洗菜、洗衣服、养鸭子这些活儿我都会干，挺有乐趣的。”

爸爸帮我改志愿

周俭民家住的“地质大院”里有所子弟学校，他的小学、初中就是在这里读的。

“父母对我的教育比较重视，老师的作业肯定要做，成绩不理想会被批评，但也没硬逼着去学。”他不无调侃地说，“我小时候淘气，念书谈不上特别优秀，初中一直第三，高中不堪。”

1978年初中毕业填报志愿时，他面临两个选项，一个是填中专，毕业后就可以直接工作；一个是上高中。他当时觉得早日工作能迅速摆脱父母的管教，就填了中专。“我爸出差回来知道了特别生气，赶紧跑到招生办改志愿，让我读高中。”周俭民的话里透着感激，“如果没有老爸这个决定，我可能早已从工厂光荣退休。”

在成都五中（现成都石武中学），生物老师讲的遗传学深深吸引了他。“在那之前，对生物学的理解就是花花草草、植物动物什么的，这位老师的课让我第一次得以窥探生命科学的微观世界。”

高中毕业考大学填志愿时，父亲建议选川大物理系， “但我填的第一志愿却是生物学。对于我的选择他也没生气，还是比较宽容的。”

“我不太容易被人左右”

说到大学，周俭民很庆幸“自己受没有太多的干扰”。

“当时我们这个遗传班挺叛逆的，同学们普遍不听老师的指导，专业课不愿学。”他回忆说，当时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风，黑格尔哲学、诗歌、量子力学和文学成为时尚。

周俭民自称“比较小众”，专业课学的很用心：“大学期间我在男生里面成绩非常好，当然有的女生比我好一点。”

大学时的周俭民。 本人供图

“我不太容易被人左右，不喜欢跟在别人后面走。这可能是天性，应该是从我爸那儿遗传来的。”他父亲是五几年上大学时就入党的老党员，遇事独立判断，“在‘文革’中，我爸从来不跟风，不相信激进的宣传。他属于‘保皇派’，经常给被批斗的人打圆场。闹得凶的时候，他的很多大学同学躲到我们家。”

决定命运的旁听课    

1984年大学毕业考研究生，周俭民直接报了中科院遗传所。遗传所与地理所等几个所的所在地，当年属于北京市的北部郊区，周围都是稻田，生活配套设施很差，被戏称为“中科院的西伯利亚”。当时研究生宿舍是南沟泥河农场的一栋两层小楼，条件非常艰苦，冬天不通暖气，洗完的毛巾第二天就冻成了硬疙瘩。

但周俭民还是觉得自己念研究生的时光非常快乐：“我们一群研究生做完实验回来，傍晚就在晒谷子的水泥地上踢足球，非常开心。”

比这更让他开心的，是一门旁听课。1985年，导师周嘉平推荐周俭民去北京农学院（现中国农业大学）旁听曾士迈老师讲《植物免疫》课，他天天骑着自行车到那边去上课。“那门课棒极了，曾老的课不仅知识面广，而且英语字正腔圆，非常地道。”

 
更让他难忘的，是曾老师讲的弗洛尔假说。上世纪40年代，美国植物病理学家弗洛尔（Harold Flor）提出了“基因对基因”假说：植物携带抗病基因，可以识别病原微生物的致病基因，并与之精准匹配，从而引发植物的免疫反应。

“我听了之后感觉太神奇了。”周俭民说，“虽然我当时还没有做这方面的工作，但一直就忘不掉这个事儿。”

在他心里埋下的这颗种子，多年后在美国萌发。

到了美国才开始知道什么是科学

1989年，周俭民到美国普渡大学园艺系读博士，专业是植物分子学。

“到美国第一学期非常吃力。”他回忆说，“学了十年的英文，感觉跟没学一样。”

上课听不太懂，周俭民就借老师的讲义、同学的笔记，下课后自学。当时考试实行打分制，分A、B、C、D等。学校有规定：平均成绩低于B，就不能继续享受助学金；达到A-以上，就是优，所以他的成绩大多为A-。

在美国普渡大学读博时的周俭民。本人供图

周俭民喜欢有挑战性的课程。其中有一门课，老师给学生布置一个专题，大家自己去找文献读，之后设计研究什么科学问题、怎么去做……每个学生都要写四五篇研究计划，包括综述、科学问题和研究设想。“这门课挺累的，但对我的提高非常大。”

周俭民在普渡接受了非常好的科研论文写作训练。在论文写作课上，Charles Bracker教授用实例生动地讲解科研写作的要义。在研究论文和毕业论文的撰写中，导师Peter Goldsbrough教授 “更是悉心指导。”周俭民回忆道，自己每写完一篇论文，老师就当着他的面改，一边用红笔画，一边跟他讲这句话怎么改、为什么这么改……“改过一遍之后，我就明白科研文章该怎么写了。我的写作能力就是在这个时期掌握的。”

在普渡大学另一个难忘的经历是：不懂的原理或不会的技术，可以去向任何教授和实验室请教。“记得当时有个课题，需要用到酵母技术，但周围没有人做过。听说生物系的John Hammer实验室经常做，我没有预约，便莽撞闯入，拉住人就问。对方非常宽容和耐心，仔细教我。”

在科学研究方面，周俭民“基本上是从零开始”：在遗传所读研的时候连移液枪都没有见过，做的最多的是组织培养，经验多于科学。“在普渡的第一个课题是做酶的分离纯化，第一次绘制米氏曲线，让我惊奇不已——实验结果居然可以预期。”周俭民说，期间阅读的参考书，终生受益。

1994年博士毕业照。 周俭民供图

“博士训练期间，接受了大量科研方法论训练和科学问题。”周俭民说，“自己到了美国才开始知道什么是科学、怎么做科学。”

选了刚出道的年轻教授

1994年博士毕业前夕，周俭民开始联系做博后的导师，并拿到了两个实验室的Offer。其中两个实验室的主任，都是如雷贯耳的大牛：Mark Estelle在印第安纳大学研究植物生长素，Nielgel Crowford教授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做磷元素吸收。

但最后周俭民都没有去——他选了一位刚出道的年轻教授。

这位年轻教授，就是克隆第一个弗洛尔抗病基因的先驱格雷格·马丁（Greg Martin）。他在1993年克隆出第一个抗病基因Pto，后来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

普渡大学博士资格考试要求选择研究课题。周俭民念念不忘之前曾士迈先生讲的弗洛尔基因假说，就拟了一个课题：植物怎么识别病原微生物。

说来也巧，周俭民的考官之一，就是刚从康奈尔大学转到普渡大学农学系做教授的格雷格·马丁。就这样，他放弃了另外两位大牛，跟这位年轻教授做博后，由此“很幸运”进入植物抗病研究领域。

“我觉得这个选择一点儿也不难。”周俭民说，“就像当年上大学时一样，我选了自己喜欢的东西。”

在格雷格·马丁实验室，他不仅接触到前沿的科学问题，更从导师那里学到了先进的实验技术和高效的方法学，顺利完成了博士后研究。

你得自己开一片地方

三年博后结束，周俭民到堪萨斯州立大学植物病理系做“小教授”（助理教授、副教授），边教书边开展研究。

这时，他又面临新的考验——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

“你不能够把老板的东西简单带走，即使老板允许你带也不是好事情，因为别人会把你当成你导师的附庸。”在周俭民看来，大树下面长不了大树，草也长不了。“你得躲出去，自己去开一片地方。”

认真备课、教学之余，他虚心向系里的同事们学习。以研究小麦为主的堪萨斯州立大学虽然在美国大学中排名靠后，但其植物病理系非常强。“我研究生阶段学的是遗传和植物分子生物学，所以植物病理的知识比较薄弱。在堪萨斯州立大学，我跟植物病理系的老师们实打实地恶补了大量基础知识，这对我帮助非常大。”周俭民认为，很多关键科学问题的凝练，需要对整个领域有一个很好的了解，否则只能跟着别人的思路走。

他选的第一个研究方向是“非寄主抗性”。“通俗地讲，就是感染水稻的病原菌不能感染小麦，感染人的病原菌一般不能感染植物。”周俭民解释道，“它为什么能感染水稻而不能感染小麦？我们认为小麦对这种病菌有抗性，也就是非寄主抗性。无论理论上还是应用上，这个课题都有很大的价值。”

研究进展非常顺利，但之后的基金申请并不如意：申报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专家函评全优，在七八十个报告里排名前三；但在最后通过的十几个项目中落榜。理由也很“充足”：基金会要通盘考虑，包括学科平衡之类。

2003年冬，刚成立不久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到美国招人，周俭民去参加面试，并顺利拿到了Offer。

2004年，他回到阔别15年的北京，成为北生所招聘的第一批PI，并由此开始了与柴继杰的长期合作。

你们合作得比夫妻还好

2004年的北生所很像1984年的中科院遗传所，地处北五环外的昌平郊区，孤零零的红砖大楼周围种着玉米地，很是荒凉。

但周俭民并不在意。他看重的，是北生所长期稳定的经费、科研的自由、做重要科学问题的导向，和忘我工作的氛围。

他的研究，是之前课题的延伸——弗洛尔抗病基因的工作机制。尽管早在10年前科学家就克隆出第一批弗洛尔抗病基因，但一些关键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最为突出的，就是弗洛尔抗病基因所编码的蛋白的工作原理：抗病蛋白长什么样子？它怎么发出指令、调动千军万马去抵御病原微生物？为破解这个难题，遗传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穷尽了研究手段。结构生物学被寄予厚望，而当时专注于植物抗病蛋白结构的科学家少之又少。

真应了那句话“天时地利人和”——与周俭民同期回国的柴继杰，恰好是搞结构生物学的，他当时也在考虑新的研究方向。

更巧的是，两人不仅实验室门对门，而且都喜欢抽烟。周俭民的说法是：他的抽烟是“休闲式”的，柴老师则是资深烟民——当然他后来彻底戒掉了。

于是，几次喷烟吐雾之后，两人开始了长达19年的合作。周俭民主要研究植物抗病蛋白的生化机制，柴继杰主要解析抗病蛋白的三维结构，两人优势互补、各展所长，显著推动了植物免疫研究的进展。

经过十多年的积累，两人于2019年在《科学》杂志发表了两篇背靠背的论文，在世界上首次发现抗病小体，并阐明其结构和在抗植物病虫害中的功能。

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同行中引发震动，被誉为植物抗病领域“里程碑式”的发现。外形像一朵紫荆花的抗病小体，还与一段双螺旋DNA、两片绿叶一起，成为2023国际分子植物与微生物互作学会双年会（IS-MPMI 2023）的会标。

2023国际分子植物与微生物互作学会双年会会标。周俭民供图

“这足以说明，我们的工作对整个领域的影响是深入人心的。”周俭民开心地笑了。

他与柴继杰长期、高效而愉快的合作，在国内外同行中传为美谈。一位瑞士同行甚至这样揶揄周俭民：你俩合作得比夫妻还好。

“我觉得能跟柴老师合作，非常幸运非常愉快。”周俭民把其中原因归结为：专业互补、兴趣相投、相互信任。“把科学问题回答好是最重要的，至于谁的名字放在哪里不需要计较。有这个心态才能合作，否则的话合作两天就崩掉了。”

2023年3月与柴继杰在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植物育种研究所。 曹禺供图

从周俭民的谈话中，我还体会到很重要的一点：欣赏别人。

“有些同行把结构生物学家当成工匠，这不公平，也不利于科学的合作和发展。”他说，结构生物学家可能对宏观生物学问题把握不太好，“但柴老师不是这样。十几年下来，他对这个领域的认识已经非常深刻。他的加入，至少把植物免疫研究提速了5 年。”

周俭民还说：“我觉得在整个植物界，做蛋白质结构还没有人能超过柴老师——他就是这么牛。”

真正难的并不是技术问题

从事前沿领域的研究，失败和挑战是家常便饭。遇到障碍、做不下去的时候怎么办？

“做不下去的情况非常多。”周俭民说，“我觉得真正难的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当你的工作完成之后不被国际同行认可。”

“遇到技术难题，可以通过努力学习最新的先进技术，同时跟同行合作，来逐步解决。”他认为，“最难的是你的发现与主流的权威观点有冲突，文章投出去之后不被杂志接受，或者是发表之后观点不被同行认可。这对于新成立的实验室来说，打击更大。”

他举了一个例子：2007年他与柴继杰合作提出“诱饵模型”后，由于这与当时的主流观点有冲突，文章发表后受到很多质疑。

“当时我们的挫败感是非常强烈的，对学生造成的冲击尤其大。”周俭民说，“这让我意识到，做科研不光要说服自己，还要学会说服同行，包括那些最权威的同行。要想说服大家，单靠一篇文章可能无济于事，很多时候要靠一系列的工作。”

周俭民在观察核酸样品。李涵冰摄

后来，周俭民在其它几篇论文中反复印证了“诱饵模型”，几个国外实验室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诱饵模型”才慢慢被大家认可。

类似的情形，周俭民后来还遇到过几次。

“科研并非是‘春风得意马蹄疾马，一夜看尽长安花’。没有别的捷径，只能不断证实、证伪，用事实说话。”

“学术信誉是一步一步的积累起来的。”他自己的体会是：你的好工作做多了，别人能重复，就信你了。

科学研究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职业

“我们实验室现在重点关注两个方向。”访问结束时，周俭民说，一个是继续探索抗病小体工作机制；另外一个是针对农业生产中的重大病害，开展应用基础研究。

“我们实验室投入约一半的精力，学着做偏应用的研究。我相信我们还是能够学得会的。”他说，他们现在关注几个重要的作物，比如小麦、水稻、猕猴桃、油菜。  

他强调，从前沿的理论研究到实际的生产应用，还有很大差距。“给我们几年时间，我相信我们能做出其他研究机构没能回答、而且对农业有帮助的事情。”

从1994年做博后算起，周俭民已经在植物免疫领域工作了近30年——支撑他一路走来的是什么？

 
“我觉得是兴趣。”他认为，科学研究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职业，你可以去追逐你的梦想、满足你的好奇心。“科学就像浩瀚的海洋，里面有很多激动人心的故事，等你去发现。”

  周俭民在中科院遗传所门前。 李涵冰摄

“当然，科研的道路可能很漫长，年轻学生可能遇到困难会被吓到。”他补充道，其实也不可怕——大家都是从小孩一点点长大的。“科研也是这样，通过实践，从一个个小成功中建立自信、培养兴趣，慢慢地就会陷入其中、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