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都没拍成的犯罪片，被他拍出来了

第一次看《河边的错误》，还是在戛纳。清晨的早上，淅淅沥沥下着小雨，导演魏书钧在开场前感谢大家前来看电影，他说影片第一场戏也是下着雨。

影片的开场雨戏将我们拉回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南方小镇，阴冷的天气、破败的楼栋、晦暗的光线、逼仄的巷道，影片所呈现出的空间质感遥远又熟悉，一桩桩离奇的杀人案件，将真相的追寻者，诱导至疯狂的深渊。

作为今年戛纳“一种关注”单元的入围影片，《河边的错误》在戛纳场刊中拿下3.5分的高分。在刚刚结束的平遥国际电影展，本片作为开幕片又再次获得诸多影评人的高评价。自2018年短片《延边少年》在戛纳亮相，短短5年间，魏书钧导演的每一部长片都获得了戛纳的垂青，获得如此优异的成绩，在90后这一代导演中，难出其右。

魏书钧的前两部作品《野马分鬃》与《永安镇故事集》有着非常明显的个人化色彩，不仅在剧情上是一种个人经历式的讲述，还包括对于元电影叙事的偏爱。戛纳的青睐毫无疑问是对魏书钧创作才华潜能的认可，但是这两部前作仍显青涩，难掩稚嫩。

而《河边的错误》展现了一种自成一体的气质，标志着魏书钧在创作上的成熟。当然，这一方面得益于余华所提供的更具人文价值和阐释空间的原作小说，另一方面也是创作团队在工业化与商业性的把控下，更专业娴熟的行业表现。

《河边的错误》是一篇具有先锋试验性的中篇小说，发表于1988年，是余华早期的作品。余华在采访中提到，陆小雅、张艺谋都曾想改编这部作品，但都未实现，足以证明这篇小说改编电影的难度。

王斌在记述《活着》的创作过程时，提及了自己最初向张艺谋推荐的是余华的《河边的错误》，彼时《活着》还未完全发表。张艺谋看完后顾虑《河边的错误》里人物过于符号化。在不断探讨的过程中，张艺谋还建构了一个几乎全新的故事，人物与情节都更实，而且显然更具有张艺谋的风格——这个故事以女性作为主角。只是这个创意没有了下文，张艺谋后来完全被《活着》所吸引，因此成就了中国影史的一部经典之作。

时隔三十余年，在年轻一代创作者手中，《河边的错误》焕发了新彩，魏书钧与编剧康春雷的改编没有时代的顾虑、历史的包袱，在原作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增删、拆解与重构，既把握了原作中的荒诞本色，又对其注入了一种更贴近当下精神状态的表述。

余华原作中对于真相的追寻，是创作者身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文化复兴浪潮中，对疯癫与文明的辨析，主人公马哲最终被诊断为“疯子”，是颇具讽刺意味的社会化命名。而电影版中，马哲逐渐成为疯子的过程中，遭遇的是个体被权威的碾压，记忆的不可确定性，破案过程中黑色幽默式的偶然巧合。电影临近尾声时，一个镜头内视点的变化，表明了马哲终于成为了疯子，甚至比小说中的马哲更具主动性。

我记忆里的那个年代，疯子是常有的，有的爱在深夜的院子里高歌，有的喜欢在马路上撩逗他人等等。而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在公共场合几乎再也看不见疯子了，但更多的人却以“精神病患者”自娱自乐自居。两个时代对于“疯子”病征的不同理解，或许正对应了两代创作者在小说和电影文本的处理中，表现出来的有所区别的精神内核。

余华说“只有笨蛋才忠于原著”，电影《河边的错误》是一次聪明又成功的改编。魏书钧在视觉上所创造的现实质感更加凸显了荒诞的虚妄性，以及令人细思极恐的诡异氛围。16毫米的胶片拍摄为影片赋予了一种复古式的基调，呈现出那个年代的小镇空间感，间或的镜头失焦感，甚至为不可确定性的主题提供了一种风格表述。

影片中对于那个年代单位里的人和事，以及诸如诗歌会这类场景的表现，绝非复刻般的写实。导演以一种稍显夸张的讽刺，反而更微妙地传达出令人会心一笑的时代真实。

朱一龙所饰演的马哲也为这种复古的现实质感提供了精彩的银幕形象。为更精准地诠释这个角色，朱一龙提前到取景地南丰体验生活，从余华一张旧照中找到扮相的灵感，并为这个角色先增肥后瘦身，他的体验式表演塑造了一个令人信服的马哲形象。到目前为止，这个角色是仍被标签为流量明星的朱一龙最大的银幕突破，并将奠定他作为大银幕型演员的未来。换句话说，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演技比流量更重要。

偏爱元电影的魏书钧说，《河边的错误》不再是一部元电影。但是影片中以即将被拆的电影院作为办案的工作空间，摄影机视点所营造的凝视与被凝视，以及对于梦与现实虚实混沌感的呈现，无一不彰显着导演的元电影趣味。

与原作一样，《河边的错误》有一个侦探题材的类型外壳，但情节的走向和作者风格化的处理，都打破了类型悬念的期待。而且它还舍弃了原作的先锋性，叙事上以线性的顺叙作为主线，却也绝非符合大众的想象。因此，我们需要以审慎的态度看待这部电影的市场表现。但无论票房好坏，这都是一部有着独特气质的作品。

作者 | 彭   可

编辑 | 楼   主

校对 | 胡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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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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