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一手缔造了亚洲四小龙——新加坡发展的黄金时代，使之一跃成为东南亚地区唯一的发达国家。李光耀1952年开始涉足新加坡政坛，至2013年已经浸淫新加坡政坛60年，政治经验非常丰富。新加坡地处马六甲海峡要冲，其战略地位使它备受各大国关注，沦为大国间博弈的棋子是它不得不接受的命运。而且新加坡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国内有不同的族群、宗教和语言。可以说李光耀当时拿到手的是一手烂牌，但他却能凭借独到的政治手段带领新加坡这个弹丸小国踩在鸡蛋上跳舞，在各个大国之间游刃有余、平稳发展。李光耀的一些举措也存在争议性，但即便是争议性很大，也不妨碍他超凡的执政能力。李光耀认为，对眼下的局势及其起因有正确的认识，是了解未来可能如何发展的先决条件。2013年，凝聚了李光耀毕生政治心血的《李光耀观天下》发布，书中他凭借丰富经验和深刻洞察力，对当时世界的形势和20年后世界可能展现的面貌发表了看法。他写道，美国和中国是在行动和决策上，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两个主要国家。如今十年过去了，李光耀已经离世，但他书里的预测在今天看来正在一一应验。为此，我们整理了书中李光耀对于中美两国的看法，其中的问题和建议，希望对你有所启发。作 者：李光耀 曾任新加坡总理（开国元首）、新加坡最高领导人
编 辑：米丽萍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本文摘编自李光耀所著《李光耀观天下》，正和岛经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原文略有删改。
中国在未来二十年内会发展成什么样？想要了解中国，就必须了解中国的人民和社会。
五千年来，中国人一直认为，只要中央政权是强大的，这个国家就安全。如果中央虚弱了，国家就会紊乱。一个强大的中央会带来一个和平繁荣的中国。
每个中国人都这样认为，这是他们从根深蒂固的历史教训中吸取的基本原则。在短期内，人们不可能背离这一原则。这种心态比共产主义的历史要长，已存在数个世纪，甚至数千年了。
美国人认为，如果不实现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以及每隔数年更换总统和改选议会，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国家。
这是他们对世界先入为主的看法。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拥有13亿人口（2015年左右）、由多个民族和文化构成的国家。它将会走出自己的道路。
任何国家的崛起都不可能是不容变更的。在今后几十年内，如果不发生意外，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持续。
虽然还有一些国内挑战需要去处理，但是我乐观地认为，目前中国的领导层有足够的意志和能力，能理智地应对这些国内挑战。
在过去35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已经证明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能够及时寻找解决办法，带领人民走向发展的道路。
目前，中国国内还存在以下几个挑战。
1. 沿海和内陆的发展不平衡
中国继续向前发展，在沿海与内陆省份之间，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城市与城市之间，会出现不断扩大的财富差别。沿海城市的发展速度比内陆城市至少快三分之一，而且是从高得多的基础上发展。这些城市吸引了更多的资本、创造了更好的工作机会，而且为居民提供更高的生活水平。这些差距正在扩大。当然，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一些发展上的不平衡肯定是会存在的。我认为，西部的省份永远不可能像沿海、沿江的省份那样繁荣发达。以美国为例，东岸和西岸都比内陆人口更稠密、更为繁荣，只有芝加哥例外。但是芝加哥有圣劳伦斯河和五大湖，船只可以驶入。靠海地区的地理优势不可能完全被超越。此外，在中国，一些西部省份不仅远离海洋，而且还有一些半沙漠地区，那里的气候很恶劣。那些希望能有好前途的学生都把目标放在到沿海或北京读大学，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最好的教授和老师也不愿到内陆。不过，他们正在建设基础设施，通过为商家提供特别的投资条件，使西部地区得到发展。最终，内陆省份的水平有可能提高到沿海省份的60%-70%。发展不平衡已导致其他问题，居住在较为贫困地区的人希望搬迁到较为富裕的地区。在中国，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人很多，估计每天占中国总人口的1%。中国有“户口”家庭登记制度，这如同日本的“小关”户籍制度，未经批准，你不能从甲处搬到乙处居住。如果你坚持这样做，在新的居住地你将享受不到医疗服务、住宅供应、孩子上学等权利。但这并没有阻止人口迁移，农村劳工照样流向城市，他们在城市各处干繁重的苦活，他们和孩子都不能享受基本的社会服务。这种现象是难以持久的，但是，如果允许他们自由迁移，城市都将爆满。因此政府正在设法寻找解决方法。我还被告知，他们正在计划在中国中部建立六个城市群，每个城市群的人口可以超过4000万。他们希望将农村人口吸引到这些城市，而不是去沿海城市。但是这必须是一次可控的活动，因为这些城市无法向移民提供沿海城市所能提供的机会。中国经济上最容易实现目标的时期就快过去了，为了确保今后几十年的经济增长能够持续，整个经济战略需要调整。中国因有廉价劳动力，还可以继续享受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西部省份的人力资源储备可以让中国以7%、8%或9%的增长速度发展15-20年。随后，经济增长将取决于生产力，即他们如何教育中国人民在同样的时间内生产更多的产品。换句话说，不管是通过大学、理工学院，还是技术学院，你如何训练并让他们掌握不同的技术和劳动工具。
中国面临更为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处理那些低效的国有企业。在这方面，中国面对的是个人激励的问题。他们正试图让公务人员像私营企业家那样，但这效果微弱，因为不管企业发展好坏，你照样拿工资。但是，当涉及你自己的财富、你的全部生计、你在公司的所有股票，你就会一天24小时都在提心吊胆。中国人准备接受私有化的概念吗？他们已经具备了要求公务人员拥有商业头脑的概念，但是要用什么来激励公务人员能像一名业主那样？除非中国经济出现严重减速——这是有可能的，否则我不能确定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会采取果断的行动。
中国需要从出口导向经济，转变为如同美国那样的以国内消费为导向。为了实现这一转变，必须使中层和中下阶层在思维上产生变化。在中国，穷人即使有了钱，举止还会像穷人那样。因为穷了那么长时间了，害怕还会变穷，就只想着积累更多的财富，有更多的储蓄。只有当你变得有信心了，相信经济繁荣将继续，意识到困守原有的生活方式是愚蠢的，才会开始花钱。中国要想使经济持续增长，必须进入这个阶段，他们必须在10年至20年内完成这一转变。同时，财富必须更加合理地分配。由于目前消费动力只存在于沿海省市，而不是出现在更大量的农村人口和内陆居民中，因此收入的差距是阻碍国内消费的一个因素。
美国并没在逐渐式微。因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拖拉又凌乱的军事占领，以及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使它的声誉遭受了打击。但是，具有洞察力的历史学家会指出，目前看似变弱又疲惫的美国曾经从更为严峻的局面中回弹。在人们的记忆里，它面对过不少艰巨的考验和挑战：大萧条、越南战争、战后迅速崛起的工业强国日本和德国。每一次，它都能重拾意志和毅力去恢复其领先的地位。美国最终会克服困难，未来也将是如此。美国的成功在于它活力十足的经济，而这活力的来源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不仅能以更少资源去实现同等的产出，还能不断创新，创造出很快被世界认为有用、可取的全新商品和服务。苹果手机、苹果平板电脑、微软、互联网——这些都是在美国而非其他地方创造的，这意味着美国人能够不时想出可改变游戏规则的新发明，使这个国家又走在前沿。即使衰退论者是对的，美国确实正在走下坡路，但人们必须记住一件事，即它是一个大国，衰退将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如果新加坡是一个大国，我就不会那么担心我们是不是采取了错误的政策，因为弊端会很慢才显现出来。然而，我们只是个小国，一旦错了，就会在短时间内带来灾难性后果。反观美国就像一艘大油轮，它不会如小艇那样，说转身就转身。但我认为衰退论者是错的，美国衰退的可能性不大。相对于中国，它可能变得不那么强大，它也可能在数量和国内生产总值上不敌中国，但是美国人的关键优势，即它的活力不会消失。迄今为止，美国社会还是更富有创造力。事实上，美国人针对国家是否衰退正在进行辩论，这本身就是一个健康迹象，显示他们没骄傲自满。美国每年引进成千上万的聪明且不安于现状的移民到那里定居，并在各个领域中取得成功。这些移民通常更富创新精神，并且敢于冒险，否则他们就不会背井离乡去另一个国家。移民源源不断地带来新点子，为美国社会带来一种激情。要是少了这些移民，美国就不可能那么成功。过去几个世纪，美国吸引了来自欧洲的顶尖人才。今天，它吸引的是亚洲人——印度人、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甚至东南亚人。由于美国能接受这些移民，帮助他们融入，并为他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去实现美国梦，这些不断被吸引进来的人才也反过来协助这个国家去创造新技术、新产品和新的经商方法。中国和其他国家最终得按照国情去采用美国吸引人才的部分模式。它们将不得不四处寻找人才，以建立自身的企业。这是最终的较量。在这个时代，大国之间已不会再进行军事较量，因为它们知道这么做，只会摧毁彼此。不过，经济和技术上的竞争还是有的，在这些竞赛中，人才是关键。美国是一个会吸引并留住人才的社会。它已经吸收了亚洲最优秀的人才。看看美国的银行和大学里的印度人数量，例如花旗银行的前首席执行官潘伟迪（Vikram Pandit）。一些新加坡人到美国深造后也选择留在那里。在吸引人才方面，中国不那么有效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语言。比起英语，华语是一门更难掌握的语言。为了学华语，我奋斗了50年。今天我虽然能讲华语，并以汉语拼音书写，但我始终无法掌握地道的华语，而这不是愿不愿意尝试的问题。即使中国在未来成为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强国，也不会改变一个基本事实：华语是一门非常难学的语言。美国竞争力的另一来源，是有许多遍布全国各地并相互竞争的卓越中心。东岸有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西岸有伯克利、旧金山；中部有芝加哥和得克萨斯。这些中心十分多元化并会互相挑战，不会墨守成规。德州人发现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后，身为德州人的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就试图在休斯敦建立一个可挑战波士顿或纽约的中心。另一个例子是曾担任美国驻新加坡和中国的前大使洪博培，他的家族有前列腺癌病史，他在继承父亲的财富后，就把研究前列腺癌的最优秀科学家带到他的家乡犹他州，以研究这种病。每个中心都认为本身能媲美其他中心，它所需要的是资金和人才，而这些都是可以募集的。没有人会认为必须唯华盛顿或纽约马首是瞻。如果你有钱就可以建立另一个中心。正因为如此，美国社会有一定的多元性，其竞争精神可以不断产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新思路和新产品。在这方面，就连英国和法国也无法与美国相比。在法国，所有的聪明人都进了精英学府。在英国则是牛津与剑桥。这些国家相对小、密集，因此更为相同。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美国工业的领先地位被新兴经济强国日本和德国反超了，包括电子业、钢铁业、石化业和汽车业。这些都是重要的制造行业，需要雇用很多工人，包括有工会代表的蓝领工人。在一些欧洲国家，工会通过威胁将采取会造成严重短期损失的工业行动，去抵制劳动力市场改革。但是在美国，情况恰恰相反。企业可以做出艰难却有必要的改变，它们精简人手、裁退员工，并通过采用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科技去提高生产力。美国经济因此重整旗鼓了。对于能在中国、印度和东欧代工的旧型工作，它们毫不留恋。它们预见的未来，是在一个不通过生产部件或汽车，而是以脑力、想象力、艺术、知识和知识产权去创造财富的世界。美国因此后来居上，重夺世界增长最快的发达经济体的地位。到今天，你还是看得到这样的情况。美国的制度更精简，更有竞争力；美国人提交更多的专利。他们总是在努力创造新事物，或改善事情的做法。当然，这是要付出代价的。美国失业率的波动像溜溜球一样大起大落，经济不景气时，失业率达8%-10%是再寻常不过的。如此发展的后果是一个底层阶级逐渐形成。在一片奢华、狂饮喧闹之中，以及纽约市美丽商店橱窗前，人们可以随处看到躺在人行道上无家可归的美国人，除了蔽体的衣物和当睡垫的纸皮，他们一无所有。一些人——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严厉谴责美国社会贫富悬殊的鸿沟。最后，美国拥有一种颂扬勇于出去闯天下者的文化。他们如果成功了，就会被视为优秀的企业家，受人钦佩并获得应得的社会地位和认可。如果失败了，就当作很自然的中间阶段，是通往终极成功的必要过程。所以他们会振作起来，重新开始。这种文化有别于英国文化。在英国这个比较静态的社会里，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所处的身份和地位。英国人有过不少伟大发明——蒸汽机、纺织机和电动马达，他们获过许多诺贝尔奖。但是他们的发明很少成功地被开发成商业项目。为什么会这样呢？跨越两个多世纪的帝国造就了一个崇敬旧富豪和地主阶级的社会，暴发户受到鄙视。年轻聪颖的学生立志要当律师、医生和专业人员，即那种因为智力和动用脑筋而受人景仰的人，而不是那种苦干和运用双手的人。相反的，美国是一个新型社会，没有阶级障碍，每个人都颂扬起家致富，都想发财，从而形成一股强有力的冲劲去创业生财。在美国企业里，年轻人往往在会议上有更大的发言权，而他们洋溢的生气会被疏导以帮助公司变得更具创造力。
然而，美国有其他会产生长远后果的严重问题，它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教育。每年有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美国，就为了进入当地的高等学府，因为它们是最好的。入读哈佛或斯坦福或普林斯顿，已经成为世界各个角落数百万年轻学生和家长的梦想。但是，美国需要培育的不仅仅是顶尖的科学家、学者、专业人员和实业家，它还需要不断培育底层的人，因为在任何经济中，大部分工人是由中层的人才组成。有精英大学是好事，但是你不能同时在中小学产生一批批文盲或接近文盲的学生。美国教育的可能失败之处，正体现在这一群学生之中，它忽视了基础教育和技术教育。在一些公立学校，为数不多的政府拨款在金融危机期间进一步削减，至今仍未恢复。有人认为财政吃紧，意味着拨款可能永远无法完全恢复。削减拨款的影响不会在未来一两个选举周期中显现，但对美国的竞争力却有长远的影响。问题的部分原因是，教育是个别州政府而非联邦政府的责任。所以，你必须说服50个不同的州政府振作起来，你不能直接从华盛顿指示它们。我明白美国人怀疑中央控制地方事务的历史原因，但在教育方面，这已成了这个制度的一大缺陷。困扰美国的问题还包括：全国性基础设施需要提升；阶级鸿沟越来越大；种族歧视的根深蒂固；以及过分依赖金钱，而且是如此让人精疲力竭的选举过程，导致不少原本会考虑为国家服务的人才失去兴趣。中美关系将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大巨头之间的和平与合作将给亚洲带来稳定。由于两国都拥有核武器，交战的可能性非常小。因为一旦开始有了冲突，无论在哪个层面，冲突都可能升级，而处于下风的一方为了将损失降至最低，最终必将诉诸核武器，这将是末日的前兆。所以即使是很小的冲突，双方都必须竭尽所能加以避免。美国不会停止改善其军事技术，与此同时它应尽量鼓励和帮助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并在形塑国际秩序中发挥作用。这样，中国才会认为接受它作为全球公民的义务是值得的。在处于支配地位初期，美国人的行事作风倾向于不客气，甚至是傲慢。英国经营帝国两百多年，结果发展出一套老练、优雅的统治风格。一名曾为英国人办事的印度公务员对我说过，200名英国军官就能控制2亿印度人，这太不可思议了。那是帝国的巅峰状态。美国是在二战后成为超级强国的，拥有支配地位的时间并不长，所以在捍卫这个刚刚得到的地位时，仍显得自负。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自负所带来的结果，是持续渗透美国外交政策的说教精神。在“9·11”之后，美国十分不明智地进入阿富汗并试图建立一个国家，却忽略了它过去三四十年都不是一个国家的事实。自阿富汗末代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在1973年被推翻后，这个地方一直处于部落不停交战、难对付的状态，没有和平。你要怎么去把这些碎片拼凑起来？这是不可能的。日军在二战占领新加坡期间，他们俘掳士兵却让警察和管理者继续执行职务，因为他们知道需要这些人的帮助来治理这个地方。他们也没有罢免英国籍水电和煤气主管的职务。美国当时希望在伊拉克重新建立一个政府，并将这个古老的民族民主化。前者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后者是根本不可能。美国人的问题是，他们带着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制度的想法介入，结果是一次又一次证明他们错了，他们没有改变世界。他们可能可以改变斐济、瓦努阿图这些新兴且文明不深的社会，并且可以通过如基督教来征服它们。但是他们可以改变中国或印度吗？它们可是本身有古老传统的国家。总之，将来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发展以及中国增强其实力的速度加快，我认为双方的力量对比在20-30年内将持平，那时，新加坡必须自己做出调整，适应他们。（编者注：李光耀作为在世界政治舞台颇具声望的卓越领导人，对中美两国发展做出了上述三大预测。如今十年过去了，他的这些预言一一应验，不得不佩服这位政治家毒辣的战略眼光。）
排版 | 米小白编辑 | 米禾 轮值主编 | 孙玄
